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一代，经济学思想界是新古典主义或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天下，代表人物例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Gary Becker）以及乔治·斯丁格（George Stigler）。对比本世纪初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兴起代表了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说对了百分之八十：它揭示了关于金钱和市场的重要真相，因为其以理性、自私的人类行为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假设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是对的。但是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

我们长期以来受到不计文化因素的当代经济争论的误导。例如，在美国，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所谓新重商主义流派在过去十年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后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卡尔·凡·沃夫仁（Karl van Wolferen），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以及劳拉·泰森（Laura Tyson）等人，都认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规则，而是颠覆了这些规则。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这些飞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并非是自由市场的功劳，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发展。虽然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亚洲的特殊性，但他们的结论却和新古典主义流派殊途同归。他们认为，亚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亚洲这些企图追赶欧美的“后发国家”选择了另外一套经济体制。这一论点忽视了创建某些体制并使之高效运转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与文化相挂钩的。

詹姆斯·法洛斯在《直视太阳》（Looking at the Sun）一书中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盎格鲁—美利坚传统过分热衷市场导向的经济，这让美国人既看不到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所遵循的经济原则与新古典主义大有区别。亚洲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例如制定高关税、限制外国投资、通过低利率或补贴来促进出口、给政府属意的公司颁发执照，组织同业联盟来降低研发费用和分配市场份额以及直接资助研发。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最早提出，引导日本战后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日本政府的通产省（MITI）。几乎所有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在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自由市场主义的倾向使得历届美国政府放任本国重要的产业屈服于外国竞争者。他们认为应该在美国政府内部组建像通产省这样的机构，来补贴、协调抑或推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且建议在贸易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以保护受到国外竞争者威胁的美国产业。

新重商主义引发的辩论一直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即产业政策是不是亚洲经济高度发展的动力，以及政府是否比市场更能主导经济发展。然而新重商主义忽略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即便我们同意技术官僚的明智引导是亚洲腾飞的原因，各国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也必然有着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些差别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受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法国和日本都有很长的国家主义传统，而美国有着同样长的反国家主义传统，进入这几个国家官僚体制的人选无论在训练还是资质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政策和管理上高低有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腐败的本质和盛行程度也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别。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政策而言，都面临着可能导致公共部门官员腐败这一重大问题，腐败则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当然，在有着诚信传统和高效公务员体制的社会，政策的执行要顺利许多。虽然日本政客的腐败已然是全国性的丑闻，但是对于通产省或大藏省的官员却少有指控。而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更不要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了。

其他文化上的考量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产业政策的成败。在亚洲，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例如国家支持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这一问题。理论上可能的情况是，非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官僚在理论上选择产业或部门的升级，但是政治因素往往会加以阻挠，使政策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朝阳企业还不存在，自然没有利益集团愿意支持。对比而言，夕阳产业通常是大雇主，有声援者和强大的政治靠山。许多亚洲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通常可以让雇员庞大的过时产业有序地解体。比如在日本，纺织业的雇员总数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2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5.5万人，而煤炭业的雇员总数从1950年40.7万人萎缩到1980年的3.1万人，航运业在20世纪70年代也遭遇了类似的大裁员。在以上每个案例中，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而是为了加速它们的消亡。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也同样对各自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过类似的大裁员。

对比而言，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府绝无可能突破政治阻力以实现夕阳产业的解体。欧洲各国政府无法加速这些产业的衰败，于是转而将例如煤炭、钢铁和汽车等下滑产业国有化，幻想国家补贴能够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欧洲政府为了将资源转向更为现代的产业费劲口舌，但其政体的民主性最终使它们向政治压力低头，转而以向老旧产业提供政府补贴，这一巨大的支出最后通常是纳税人买单。毫无疑问，如果是政府触及“竞争”补贴的发放，美国的情况也不外乎如此。国会鉴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十有八九会声明鞋业和纺织业而非航空和半导体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因而值得政府补贴。即便是在高科技行业，旧有技术也可能比新兴技术更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对于美国产业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往往不是针对经济，而是关乎美国民主体制的特点。

本书将揭示，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去甚远。在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族式社会，国家干涉或许是建设大型产业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国家干涉就尤为重要。对比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计算比较优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传统意义的资本和资源，还必须要考虑社会资本的相对储备。如果社会资本有亏空，国家可以扭亏为盈，这和国家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和大学来填补人力资源赤字是一个道理。至于是否需要国家介入往往取决于母体社会的文化和结构。

当今产业政策辩论的另外一极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着，他们今天统治着经济学这一行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远比新重商主义更为严肃和扎实的思想体系（intellectual enterprise）。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市场的确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者，而给私利松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再次重申，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百分之八十的准确性，但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已经不错了，就用作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比其他学派要强出许多。

但近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知识领域的完胜让人觉得这一流派愈发目中无人。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自己的桂冠，他们觉得自己所发现的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构建关于人类的普世性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原则到处都适用：它们在俄罗斯和在美国、日本、布隆迪抑或新几内亚群岛一样行得通，在搬用经济学原则时，他们丝毫不考虑文化差异的重要影响。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更加深层次的认识论上也是对的：通过经济学方法论，他们解开了人类本性的最终之谜，因此得以解释人类行为中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最有名望的两位，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推广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学的领域中，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今天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到处可见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追随者，这一理论企图用经济学为核心的方法论来解释政治。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认为人是被“改善生存条件”这一私欲所驱动的，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经济活动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事实上，除了《国富论》之外，他在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动因是高度复杂的，并且根植于更加广泛的社会习惯等因素中。而18世纪到19世纪间这一学科从“政治经济学”改名为“经济学”，恰好反映了其学科内核中人类行为模式的萎缩。如今的经济学话语应该回归古典主义的丰富性，以批判的视角将文化对于人类所有行为的影响纳入经济学的知识版图，这当然包括经济行为，而不应该遵循新古典主义这一套。新古典主义那套非但不足以解释政治生活以及支配它的情感模式，例如愤怒、自豪和羞耻，也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全部。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源自传统认为的经济动因。

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基于一个相当简单的人性假设：人是“追求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也就是说，人类企图最大量地获取他们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先以个体的形式计算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然后才会考虑他们所在群体的利益。简而言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本质上是理性、自私、追求物质舒适最大化的个体。对比哲学家、诗人、牧师或政客，经济学家更加竭尽全力地推崇对于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要让整个社会受益，必须先通过市场手段让个体谋取利益。在一项社会实验中，大学里的一个群体收到一些券，他们可以选择将券换成自己所得的钱，或者群体所有但可以分享的钱。实验结果是，参与实验的人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选择换取能够使群体受益的钱。唯一的例外是一群即将入学的经济学研究生。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经济学的第一原则是每一个施动者都只为私利所驱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人性假设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人们确实会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而非某种公共利益。谋求私利的理性算计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每一个经济学新生都会读到这样的研究，当小麦的价格高于玉米价格时，农民就会从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小麦，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中国、法国、印度或伊朗。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它的每一个词都需要认真限定或找出例外。就拿人类追求功利这个论断为例。19世纪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给出了功利最狭隘的定义：功利是追求愉悦或避免苦痛。这一定义简单明了，并且与人们常识中对经济动机的理解相呼应：人们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享用人生中的美好事物。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目标而非功利。他们会冲进着火的房子营救他人，战死沙场，抑或放弃令人垂涎的职位到大山深处去与自然亲密交流。人们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钱袋投票：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并因此做出重要决定。倘若仅仅是经济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不幸的是，这些战争往往涉及许多与功利无关的目标，例如承认、宗教、正义、特权和荣耀。

有些经济学家想要通过拓宽功利的定义来绕开这个问题，功利可以是超越愉悦或金钱的，可以涵盖其他动因，例如“做好事”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抑或是从他人消遣中所获得的“愉悦”。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只有经过选择显示某物有用，才能确知什么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就有了“显示偏好”这一概念。废奴主义者拼死废除奴隶制度，或者投行经理估算利率，都可以算作是追求“功利”，唯一的区别是废奴主义者所追求的功利是心理层面的。在最极端的定义中，“功利”成为一种大而全的概念，指代人类所追求的所有目的和偏好。但是这类功利的定义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太过简化，认为人类不过是将他们想最大化的一切都最大化，这样的同义反复会使经济学模型变得毫无意思和说服力。相对而言，强调人对于个人物欲追求超过其他类型的利益，是关于人性更加有力的论点。

人并不总是在追求功利，这一点不言而喻，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定义，即便是指在考量众多可能性后选择长期而言功利最大化者。可以说，从这一角度看来人并不是理性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重视家庭，日本人对于领养非亲属的态度，法国人不愿意构建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德国人对于训练的重视，美国人社交生活的宗派品性：这一切都不是来源于理性计算而是继承的道德习惯。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些案例都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信息不完整所致。关于相对价格和产品质量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抑或耗时耗力才能取得。人们做出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是因为获取更好信息的代价超过了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的利益。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都做出“理性”决定，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人的一生就会消耗在决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在传统文化中的人群会遵循其传统的指示，其行事也自然与工业社会的人群大为不同，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规则对其文化本身而言是理性的。

虽然习惯可能在经济层面是理性的，或者有理性的缘起，但很多习惯并非如此，甚至在不适用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它过去可能是理性的，例如在中国传统农民社会中，人们希望多生儿子，因为儿子是老人唯一的生活依靠。但为什么当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有了国家支持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庇护，这一习惯却依旧延续着？法国对于中央官僚权威的偏好可以看做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合理反应，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央政府在刻意下放权力之后，法国人仍然在构建自我组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对于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母亲来说，考虑到社会保障体制所构建的经济动因，不和自己孩子父亲结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在保障金取消之后，即便单亲家庭的长期经济前景黯淡，而这一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无法说所有文化内在的规则都有其特定的理性。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文化各有千秋，对于相似的经济情况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反应，这足以说明并非所有文化的理性程度都是一样的。

最后，人的行事准则是否更倾向于作为功利最大化的个体，胜过作为更大的社会群体一员，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话来说，人类是捆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的——家族、邻里、社交网络、商务、教会和民族——他们必须平衡自我与群体的利益。人对于家族的责任感并不出于成本利润的算计，即便是这个家族在做生意；反倒是生意的本质往往由家族关系所决定。工人在公司的组织结构表当中不仅仅是人头数而已；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团结、忠诚和憎恶都会影响经济行为的本质。换句话说，社会行为，也就是道德行为，在多个层面上和自利、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共存。最高效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通过理性自利的个体来实现的，而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来实现的，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从而相互合作起来更有效率。

人性中有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功利主义所支配，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按照自利个体身份行事，其几率大到足以用经济学的“法则”来作为预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向马克思的经济模式靠拢，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因此必然将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折中来看，人们行事常常为了非功利的目标且以非理性的、群体主义的方式，这足以说明新古典主义模型无法为我们描画人性的全部。

自由市场派和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争论不休，辩论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干预市场，但这一争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某些正对特定问题的处方政策并不见得可以通用到他处：某个产业政策可能在拉丁美洲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在例如亚洲之类的地方可能行之有效，或者起码不会出乱子。某些社会可以保护它们的技术官僚免受日复一日的公众压力困扰，他们可以高效地工作，让某个工厂保持运转，或是给某一行业提供补贴。究其本质，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