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哲学

概述 希腊化文明

我们这部哲学戏剧第三幕的历史背景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由亚历山大大帝缔造的庞大帝国在他死后不久便土崩瓦解，但是由他引入的希腊文化却仍然在中东地区持续传播着。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为三个大的国家，即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城市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希腊语仍然是宫廷和思想界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希腊文化成为一般教育的基础。一方面，希腊文化对非希腊的东方民族的生活环境和人生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本身也被东方文化因素所渗透和改变，因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其民族个性，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人类文化——这里所指的人类，当然是对应于当时条件下所能了解的世界范围而言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森称这一时期的文化为希腊化文明。

雅典的政治独立性虽然被剥夺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尤其在哲学领域。为了学习哲学，来自希腊化世界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来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讲学的圣地。除了雅典之外，新的精神生活中心，即亚历山大里亚，也开始繁荣起来。从亚历山大之死（差不多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去世的时间）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

在此期间，日益强盛的罗马经过多年的战争首先统一了整个意大利，然后它又清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于是它就开始通过征服希腊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希腊化国家而拼合起一个庞大帝国的版图，后来这个版图又从不列颠岛延伸至亚非的纵深处。在政治上，希腊被一个又一个外族入侵者所统治，先是被马其顿人统治，后又落入罗马人之手。在文化上，我们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虽然希腊在政治上被征服，但是迄今为止它在文化上却征服了东方，这时它又开始在文化上征服罗马。罗马诗人霍拉兹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个事实：“希腊虽然被战胜了，但是它又反过来征服了那些粗野的胜利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被召往罗马，他们要用希腊式的庙宇和柱廊去装饰开始富足起来的罗马城，希腊悲剧和戏剧也被翻译成了拉丁语，从而丰富了日益繁荣的伟大的罗马文学。简言之，希腊文化在罗马达到的统治地位基本上和它在希腊化的东方世界达到的水平相当，尤其在哲学领域就更是如此。

在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与古典时期相比，哲学发生巨大的变化也是合乎逻辑的。哲学已不再是纯粹希腊民族的，与希腊精神相融合的罗马精神也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首先是由希腊人创立的，但是这些思想真正广泛的传播却是发生在罗马，而且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也是在罗马人中出现的。这样，思想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如果允许我们对这样一种范围广阔、形式多样的古希腊哲学和文化做一简要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如下概念简要地表达出它的特点：宇宙，作为对有秩序的世界整体的总称；逻各斯，统辖一切的理性，世界的原始现象；厄洛斯，沉醉于与道德的善紧密相关的美的事物。

罗马人是完全讲求实际的民族。罗马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语言文学遗产，除此之外，他们还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罗马法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完善的国家体制。在这两个完全密不可分的领域内，最为重要的就是两个因素：个人应该如何合乎道德地生活，以及个人应该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

在哲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罗马哲学比中期的希腊哲学发生了更大程度的变化，其思想的重心从抽象思辨转移到自然科学再转移到伦理学。与此相适应，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也更多地承袭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而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则更多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强烈地表现出了一种“非希腊式的”特点，即对人和伦理学的关注。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晚期并没有出现那种富有真正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具有世界意义的天才，他们无法与希腊鼎盛时期的大哲学家相比肩。尽管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不过并不缺乏多样性，因为他们竞相创立的体系的数量可不少——但是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却丝毫未减。哲学的影响力超过了艺术和宗教，它成为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甚至可以说成为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1]哲学一直保持着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直到它后来终于被日益上升的基督教所取代，但是基督教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哲学的渗透和改造。

这一时期最独特且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就是斯多葛主义，我们也将用最大的篇幅来叙述它。关于其他几个学派，我们只能相对简略地涉及一下，但是哪一个我们也不想完全略过。

一、斯多葛派

1.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当我们今天称赞某个政治家或运动员具有“斯多葛式”的沉着冷静和泰然自若的品质时，我们几乎并不知道，斯多葛这个词最早来源于雅典的一座公众建筑Stoa Poikile（彩色柱廊）。就在这种“彩色柱廊”下，来自塞浦路斯的基底恩的芝诺在经过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学派，为了把他与思想敏锐的同名人埃利亚的芝诺区分开来，人们称他为斯多葛派的芝诺。芝诺生活于公元前340至前260年之间，他可能是希腊人与东方人的混血儿。早期斯多葛主义的另外两位著名代表人物是克雷安德和克吕西普，我们很难确定，斯多葛派的哪些思想应该分别归属于他们三人中的哪一个，因为最早的斯多葛派文献只有一些断简残篇被保存了下来。[2]

除了所谓的早期斯多葛派之外，还有中期斯多葛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波希多尼以及晚期斯多葛派。中晚期的斯多葛派代表人物要比早期的有名得多。特别是罗马人卢西乌斯·安纽斯·塞涅卡，他是罗马最多产且思想最丰富的作家之一，公元65年，他遵照皇帝的命令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外还有皇帝马可·奥勒留（生活于公元121—180年），以及出身奴隶的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0—130）。奥勒留皇帝在战场上漫长的不眠之夜中用希腊语写成的《沉思录》以及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都朗朗上口和通俗易懂。这两本书成为理解斯多葛主义的绝佳入门书。

马可·奥勒留皇帝十二岁时就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并且终生矢志不渝地坚持了这种哲学思想，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他都亲自去实践这种哲学。在他身上融合了斯多葛派的那种勇敢、坚定不移和忠于职守的品格，这使他成为真正的伟大统治者。像他这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又同时具有如此高度自制力的人，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亚洲和欧洲只不过是世界的一角；整个海洋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水滴！阿托斯山也不过是整个宇宙中的一坯泥土；而我们整个的现在只不过是永恒的时间长河中的短暂一刻！”一个能够发出如此感慨的统治者，必然会有开阔的视野和宽阔的胸襟，从而使他避免了任何形式的心胸狭隘和片面性，使他有能力抵御权力欲、自大狂、独裁、娇溺和挥霍无度的诱惑，并且能够使他富有高度的责任感，不管是他的前辈还是后继者，在这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与他比肩。他鄙视奢华和舒适的生活，身着简朴的士兵服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为了帝国的江山社稷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2.斯多葛派思想体系的特征和划分

斯多葛派哲学——至少它的最重要的部分，伦理学——是直接承袭了苏格拉底学派犬儒主义者的哲学的，不过在斯多葛主义那里，犬儒主义的那种过分偏激的思想就缓和多了，而这也是这种学说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前提，此外这也为知识本身腾出了更为重要的空间。

不管是承袭还是超越犬儒主义，这两方面在芝诺本人的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雅典，芝诺起初与犬儒主义者克拉特过从甚密（关于他也流传着许多类似狄奥根尼的奇闻轶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芝诺就认识到，这种学说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来说并不适用，于是他就开始研究其他哲学家，他将犬儒主义与其他哲学家比如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并最终创建了自己的学派。此外，据斯多葛派的弟子说，芝诺是自愿放弃生命的。

斯多葛派将他们的思想体系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这种划分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伦理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逻辑学和物理学构成了它的基础。

斯多葛派在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基础上对逻辑学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将逻辑学又划分为修辞学和辩证法，修辞学是独白的艺术，辩证法是与人交谈即对话的艺术。在个体或全体能否认识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站在亚里士多德一边的。因为只有个体对象才能真实存在，于是他们就从中得出结论，一切认识必须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出发，因而可以说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人的心灵在出生时就像是一块尚未被写上字的白板（tabula rasa），只有与外物接触并获得经验后才能在上面留下印痕。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缩减成了四个。

斯多葛派的物理学同样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首先，它是唯物主义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形体的，有些形体较为粗糙，有些形体较为精细。其次，它是一元论的，宇宙原则只有一种，并不存在两种或更多种。第三，斯多葛派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即认为火是宇宙的原始基质，并对其加以发挥，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严格的内在规律性。他们将这种内在的决定性力量称为逻各斯、心灵、灵魂、必然性、天命或上帝（宙斯）。第四，对他们来说，神与生生不息的宇宙是合二为一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可被称为是泛神论。

这种主宰一切的神圣理性的观念在斯多葛派那里究竟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斯多葛主义者克雷安德的《宙斯颂》中看得出，选录如下：[3]

你这永恒的至高无上者，你这不可名状者，

你依照永恒的宇宙法则统治着世界，

你是威力无边的宇宙主宰。

宙斯啊，请接受我的问候：因为所有尘世的人

都可以这样跟你说话，天父啊，我们都是你的子民，

大地上的所有生灵都是你的声音的余响。

我要赞美你并永远颂扬你那无边的威力，

你的力量环绕着大地，世界顺从地追随着你，

你引向哪里，世界就恭顺地去向哪里。

你法力无边，你能使天空中响彻电闪雷鸣，

你能使世界山摇地动。

你操纵自然之魂，你让它培育世界万物。

你是宇宙之王，没有你

大地和海洋将毫无生气，没有你

太空与苍穹将一片死寂；

虽然因沉溺于感官享乐而产生亵渎神明之人，

但是你知道该如何驯服他们的野性，

你能矫正畸形，能使丑变美，

你能使万物归依，能使恶向善。

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有一种永恒的主宰万物的法则，

在尘世的人之中，只有亵渎神明之人意欲悖逆它。

3.斯多葛派的伦理学

对于人这种理性动物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圣的规律性并自觉地合乎规律地生活。因此，斯多葛派的关键词就是顺应自然的生活。由于人的本性是理性动物，所以顺应自然的生活也就是顺应理性的生活。人唯一的德性就在于此，人唯一的幸福也在于此。这是同等重要的。

这样的德性也是唯一的善。与此相对的唯一的恶就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非道德的生活。至于其他被人们高度重视的诸如生命、健康、财富、荣誉，以及被人们厌恶的诸如衰老、疾病、死亡、贫穷、奴役和耻辱等，这些对斯多葛派来说既非善也非恶，而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何谓善，何谓恶，何谓无关紧要的。不管是在认识正确的价值方面，还是在努力按照所认识到的价值而行动方面，我们都会受到激情（或欲望）的阻碍。激情会迷惑理性，会令我们将无关紧要的或恶的东西误以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会驱迫我们去追逐那些东西。所以，人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与这种激情做斗争。只有当激情被克服，只有当灵魂摆脱了激情的束缚，德性的目的才能达到。斯多葛派将这种状态称为恬淡寡欲（希腊语apatheia，德语中的Apathie、apathisch即“漠不关心”就是由此而来的）。

谁要是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会成为智者。他是自由的，因为他认识到了事物的必然规律并遵从它而行事，所以他也是富足的、符合规则的、合乎道德的和幸福的，他摆脱了一切外在事物的羁绊，独立自主如同君王。其他所有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是愚人。

就此而言，斯多葛派伦理学与犬儒主义伦理学还有一些相近之处。但是，斯多葛派——受罗马的影响——觉得有义务并且也努力使他们的智者的理想与普通大众的理想协调一致起来。

这种愿望主要在两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在原始的理论方面，即对一切外在之物都持一种无动于衷（Adiaphora）的态度；其次是对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认为某些事物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另一些事物则是无价值的或完全无足轻重的。

第二个方面则是更为重要的：犬儒主义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者只注重个人的独立和内心自由，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与他们不同的是，斯多葛派不仅承认和赞扬智者之间的友谊，而且还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社会要求：公正与仁爱——并且他们对两者的认识程度在当时来说可谓前无古人。他们的这种要求是针对所有人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奴隶和野蛮人都包括在内。这确实是一种革命性的要求，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所理解的人毫无疑问从来都只是希腊和罗马的自由公民。这种要求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重组的结果，因为罗马帝国将那时被看作野蛮人的许多民族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些人也试图要求他们的公民权。而他们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发展，比如罗马法就受其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派首次代表了一种广泛的博爱思想和同样广泛的世界主义。

在前面引述的克雷安德的颂歌中，我们仍然能听得出斯多葛派所达到的道德高度，继续引述如下：

哎，那个傻瓜！他总是那么贪婪地占有财富，

却对万能的造物主的准则一无所知，

即使有人告诉他什么会给他带来幸福的生活和理性，

他也都把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

于是他就像无头的苍蝇围着财富团团转，

为了荣誉而明争暗斗，对利润贪得无厌。

有人企图得到安宁，有人企图得到快乐，

大家都对那毫无价值的欲望热情似火。

可是宙斯啊，你这万物的主宰，

请你把人们从那无意义的追逐中解救出来，

请你驱散他们内心中的阴霾，天父啊，

让他们幡然醒悟吧，

让他们知道你是这世界的公正主宰；

我们将以你为荣并赞美你的丰功伟绩，

这对我们这些尘世之人总还相宜：

因为人和众神都没有资格获得那样高贵的赞美，

只有你这永恒宇宙的主宰才当之无愧。

4.斯多葛派哲学的历史意义

斯多葛派关于高傲和坚不可摧的人格尊严，以及无条件地履行道德义务的思想，与罗马上层阶级的思想观点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斯多葛派思想通过罗马文化而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斯多葛派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或许这比它的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斯多葛派与基督教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斯多葛派倡导一种严格的和禁欲主义的道德，并且鄙视一切身外之物。他们认为世界整体是体现在一个至高无上者之中的——可以称之为“天父”！他们提倡一种跨越种族和社会阶层的普遍的人间之爱。这一切都为基督教的诞生准备了土壤。尚在中世纪时，这种思想就已经广为传布，可以说塞涅卡就属于最早的基督徒。但是，当基督教开始征服罗马统治的世界时，斯多葛派并没有立即站在它的一边。恰恰相反，比如斯多葛派的马可·奥勒留就坚决地抵制基督教。在这场斗争中，斯多葛派站在了传统的民间宗教一边，他们不想看到传统的民间宗教受到破坏，对某些批评意见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有些教父对塞涅卡的著作也大为赞赏，从四世纪至中世纪，人们曾把一些虚构的塞涅卡与使徒保罗之间的往来书信信以为真。

随着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斯多葛派思想也得到了复兴。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编纂了塞涅卡著作的经典版本，路德和兹文格利对塞涅卡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蒙田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说，他的思想是建立在普鲁塔克和塞涅卡的思想之上的。一场真正的“新斯多葛主义”思想运动是由弗兰德人耶斯特·利普斯（1547—1606）发起的。他试图证明，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是完全一致的。在十七世纪，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也显露出了斯多葛派思想的痕迹。康德、席勒、歌德以及海因利希·克莱斯特也都接受了斯多葛派的思想。[4]

斯多葛主义所产生的最为令人惊异的影响则表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国家观念中，这在今天已鲜为人知。当时普鲁士人们称之为“尼德兰运动”，这个运动溯源于利普斯和持自然法权思想的尼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被翻译成法语的）塞涅卡、爱比克泰德以及西塞罗的著作——因为它们接近斯多葛派思想——都成为当时的普鲁士军官必须事先阅读的经典。此外，腓特烈大帝也在一首诗中称自己是“斯多葛派哲学家”。[5]

二、伊壁鸠鲁派

在古代和在今日一样，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伊壁鸠鲁派信徒”就是一个追求安逸享乐生活的人。事实上，伊壁鸠鲁哲学——即为一种完全无忧无虑的感官享乐生活作辩解——也容易让人做出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像隐士那样生活吧！”，这说得很清楚，他鄙视国家和政治而更喜欢过私人小圈子里的生活。他在雅典的“伊壁鸠鲁花园”里生活和教学，这种轻松愉快的集体生活也令当时（他生活于公元前341至前270年间，是萨摩斯人）那些猜忌心很强的市民更加确信，伊壁鸠鲁倡导人们追逐一种无节制的感官享乐的生活。

我们将会看到，对伊壁鸠鲁伦理学作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完全恰当的。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先考察一下他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因为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一样也认为，逻辑学和物理学是伦理学的前提。逻辑学能够让人避免错误，物理学也是能够使我们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物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告诉人们，世界万物是完全可以用一种自然关系加以解释的，上帝既不会创造世界也不会干预世界的运行，因此人们就可以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伊壁鸠鲁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上帝的存在，在他看来，上帝是“生活于宇宙之间的”，上帝并不关心人类是如何生活的。因此，我们人类也没有必要关心上帝和魔鬼的事情。物理学对宇宙的认识——伊壁鸠鲁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其任务就在于，驱除人们心中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否则人的心灵会永远受压抑——并借此使人变得完全自由，从而使他能够真正享受尘世的生活，这是伊壁鸠鲁真正提倡的生活。

但是，伊壁鸠鲁并不是教导人们去毫无节制地追逐感官享乐。固然他认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内心感到幸福，并且把这种幸福简单地定义为获得快乐并避免痛苦，但是，他知道，每一种类型的过分纵欲其结果往往都会适得其反，伴随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因此，追求幸福必须通过理性的引导并有所节制。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一种轻松愉快、安逸宁静的生活中，在精神的祥和平静（Ataraxie）中，我们才更加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这一点来说，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人生观并无二致，尽管他们常常意见相左。事实上，伊壁鸠鲁自己就过着一种模范性的节制生活。在人生的晚年，他用一种真正“斯多葛派式的”恬淡寡欲和自我克制的态度，长时间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伊壁鸠鲁认为，实际的人生智慧要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他将肉体的快乐——痛苦亦然——与灵魂的快乐区别开来，肉体的快乐是短暂的，而灵魂的快乐既可以在回首往事中也可以在展望未来中获得；所以，为了消除当前的痛苦，人可以回忆过去的快乐也可以期望未来的快乐。谁若是摆脱了对上帝和死亡的恐惧，那么他就会获得内心的平静。因为死亡是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所以死亡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伊壁鸠鲁的大量著作几乎都已经遗失了。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之后，他关于自然的伟大作品的几个片断在海格立斯神殿的废墟中得以幸存。我们关于伊壁鸠鲁主义的知识主要是来自罗马诗人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公元前98—前55）的教育诗。卢克莱修著作里所描绘的宇宙整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画卷，完全是依照伊壁鸠鲁的哲学精神。

在罗马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前8）的诗歌中，也倾向于伊壁鸠鲁式的人生观，他歌颂爱情、美酒、友谊和愉快的生活，以及一种澄明的人生智慧。

三、怀疑派

所谓怀疑派，即认为人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认识，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智者派到蒙田和大卫·休谟，再到本世纪的阿尔贝·加缪和结构主义者——并且以后也永远会有。怀疑主义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得到了特别广泛的传播，甚至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这与那时的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后期产生的那种仅凭直觉去评价事物的普遍的“文化厌倦”情绪，另外在哲学内部也形成了与早先智者派形成时非常类似的境况。当时产生了众多的形形色色和观点各异的哲学派别，而且它们往往是以不加批判的方式创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怀疑一切的精神也是必然的。

人们将怀疑派哲学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怀疑派的创始人是埃利斯的皮浪（约公元前360—前270）；中期怀疑派也被称为学园怀疑派，因为柏拉图学园是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凯西劳（前315—前241）和卡尔尼阿德（前213—前129）。后期怀疑派的创始人是爱那西德谟，他大约生活于基督诞生时期。另一位代表人物塞克斯图·恩皮里克的著作被最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生活的时期要远远晚于前者，约在公元200年左右。

那些利用转义（Tropen）来论述的理论具有古典时期怀疑主义的特征。人们往往用“转义”来描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真理是不可认识的。爱那西德谟斯就此列举出了十个论据[6]：

1.动物的一般差异（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不同的感觉）；

2.人的差异（人的感觉因人而异）；

3.感官构造的差异（同一个人的不同感官有不同的感觉）；

4.主观状态的差异（同一个人和同一个感官在不同的心境和情绪下会产生不同的感觉）；

5.事物由于位置、距离和环境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形状；

6.与其他事物的混合（一个事物在和不同事物的结合中具有不同的性质）；

7.同样数量和结构的事物（在不同的媒介里）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8.一切现象和感觉的相对性；

9.事物因显现次数的多少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10.教育、习惯、风俗、宗教和哲学观的差异。

此外，怀疑派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部分怀疑主义者并不把逻辑和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是把他们关于一切事物的不可知性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放弃判断”的态度作为一种前提，目的是达到一种更为实用的理想，即达到一种愉快的和坚不可摧的心灵安宁，因此可以说，他们在伦理学方面与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如出一辙。

四、折中主义

1.罗马的折中主义

在那个时代，由于罗马、希腊和东方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又由于罗马帝国将大量的异族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就导致哲学领域内也发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接近和融合。除了这一般的情况之外，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促进了以综合各种思想体系为要旨的折中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思想体系——不管是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还是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以及与上述各派做斗争的怀疑派——都不是由罗马人自己创立的，而是由希腊人创立的，亦即都是外来的。因此，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一开始就喜欢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所有这些思想派别，并从中选取那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德语Eklektiker即折中主义者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挑选者”）。第二个事实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罗马人讲求实际的愿望，他们从来都不把哲学思想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现实生活的工具和正确行为的指南，依循这样一条道路，他们就选择那些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并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7]

罗马折中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马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他在希腊接受教育，是一位重要的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他的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有《学院派考察》、《论至善与恶》、《论责任》、《论神性》。西塞罗在其中把拉丁语的文体风格发展到极致，他以一种绚丽的语言对较广泛的、受过教育的公众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他从一种老于世故的怀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将各种学派——特别是斯多葛派——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

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独创某种思想体系，而且也在于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普通大众，并且他还应该致力于把他们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因此，我们不应该轻视像西塞罗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功绩。他的著作在以上诸方面都有非凡的体现，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罗马文化的精神代表。此外，西塞罗的功绩还在于，他将希腊语的哲学术语翻译成了拉丁语，后来这些拉丁语哲学术语又融入了西方的所有语言中。

2.亚历山大里亚的折中主义

在亚历山大里亚，也具有让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相互接近和融合的类似条件，那里是当时东地中海区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拥有古罗马时期最好的图书馆，是自然科学（如医学）书籍的保管所。在罗马，希腊和罗马思想相互融合到了一起，而在亚历山大里亚，与希腊思想相互融合的则是东方的思想，尤其是犹太的宗教传统。《旧约》被译成了希腊语（即所谓的Septuaginta）。亚历山大里亚的受过教育的犹太教徒，一方面对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保持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对希腊文化也持一种开明的态度。

东方折中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约生活于公元前25年至公元50年）。在语言表达的优美方面，斐洛以及其他希腊化犹太哲学代表的著作无法与罗马哲学家们的著作相提并论，但是在内容上，前者由于吸收了一些宗教观念，从而比后者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对于斐洛和其他希腊化犹太思想家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困难不容易克服，一方面他们坚信，真理唯有在他们的圣经里才得到了表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派也发现了哲学真理。为此，他们为自己找出了这样一个论据，认为摩西的经书在古代已经为希腊人所了解，而希腊思想家们就是从其中获取智慧的。至于他们自己的神圣经典，为了使其内容与希腊哲学协调一致，他们越来越多地从逐字逐句的注释过渡到象征的和转义的（或比喻的）注释。除了希腊哲学和用比喻的方式作解释的经典字句之外，斐洛还发现了人类认识的第三个源泉，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源泉，它就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内心彻悟。

斐洛的上帝观念与圣经旧约里的上帝观念相去甚远。在斐洛那里，上帝摆脱了一切人的规定性，上帝干脆就是不确定的和无法认识的，他在遥不可及的远处主宰着一切。[8]如果上帝在创造万物时直接接触了物质，那么这与上帝的尊严是相矛盾的。上帝为了实现其意志会利用与物质相对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的真正名字就叫做理念”[9]。我们会发现，斐洛在这里承袭了柏拉图的思想。但是，理念的整体就是逻各斯，是主宰世界的理性——他在这里或许是承袭了斯多葛派的思想，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逻各斯并不等同于上帝，它是位于上帝之下的，斐洛称之为“上帝之子”。[10]逻各斯是介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是人在上帝面前的代言人。显而易见，基督教的思想在这里已经预先形成了。

五、新柏拉图主义

在古典时期将近结束的时候——与此同时基督教哲学开始繁荣起来，在与基督教展开斗争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又一次发展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在其中，过去的哲学思想不仅以折中主义的方式或多或少被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按照统一的基本原则被系统地结合到了一起。这个思想体系即新柏拉图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从公元二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它的创立者被认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安谟纽·萨卡斯（生活于公元175—242年），关于其学说我们所知甚少。他的最伟大的学生普罗提诺是这个学派的思想体系的真正创立者。

1.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于公元205年出生于埃及，经过丰富多样的学习和漫游之后，他来到罗马，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学校，直到他于公元270年去世为止，他一直领导着这所学校。罗马皇帝加里努斯以及皇后都非常宠爱他，民众对他的崇敬也近乎迷信的程度。所有关于他性格的记载也是相互吻合的，都认为他是一个谦恭、温和、纯朴和极为虔诚地追寻上帝的人。普罗提诺曾经计划在意大利建立一座哲学家之城，被称为柏拉图之都，他想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变为现实，但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得以实施。[11]

普罗提诺共写有五十四篇文章，后来由他的最重要的学生波菲利编辑成书，共分六集，每集都有九篇，故名《九章集》。第一集收入了他论述伦理学的文章，第二集和第三集涉及他的宇宙论，第四集是论灵魂的，第五集是论精神和理念的，第六集则论述最高原则和至善，这也只是一种大概的划分。普罗提诺以及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他们并非一种新体系的创立者，他们只是柏拉图的忠实的学生和注释者，他们只想把被歪曲了的柏拉图著作还以本来面目，实际上这个体系的名称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他们却创立了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这个体系紧密地承袭了柏拉图的思想，但是它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逐级地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并且也将复归于“太一”。

虽然有历史学家将普罗提诺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不过关于他的学说的核心内容我们可做如下描述：

如果现在有一个次于它的实体，而它本身是不动的，那么，这个次于它的实体的产生，一定不需要‘太一’方面的任何倾向、意志或运动。这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应当怎样来想这些围绕着‘太一’的常驻不变的本质的次等实体呢？我们应当把它想成一种从‘太一’发出来的辐射，从常住不变的‘太一’里发出来，正如围绕太阳的太阳光永远不断地从太阳里产生出来，太阳的实体却毫无改变和运动一样。万物当继续存在的时候，也都必然凭他们自身的力量，从他们自身的本质中产生出一个实体在他们自身之外，并且围绕着它们，附着在他们身上，产生出一个形相，就是那产生它的原形的形相。火由自身发出热来，雪也并不把寒冷总是保留在自身之内。这种事实的最好的证据是发出香气的东西。因为只要这些香的东西存在，便在周围发散出一种东西来，被站在附近的人闻到。一切事物在达到完备程度时都产生出别的东西，永远完满的东西则永远产生永恒的东西；不过被产生出来的东西要次于产生者。我们现在对那最完满的东西说些什么呢？从它而来的东西只是在它以后最伟大的东西。在它以后最伟大的、次一等的东西就是心智。[12]

这段话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前述普罗提诺的基本思想，此外，他的基本思想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学说是相近的，并且受其影响很深。太一、元一、永恒者、至高无上者、善、超善或普罗提诺所称的上帝，都超然于一切对立面和一切可理解性之上，这在普罗提诺那里比在斐洛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上帝与物质直接接触，这不仅与上帝的尊严不相符，而且如果它渴望与物质接触或者果然那么做了，那这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上帝是自我完成和独立自足的。这就是说，世界不可能是通过上帝的意志力量被创造的，那么它又是如何被创造的呢？“太一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13]太阳辐射出热量，其实质并不会因此而受损，世界万物也是这样从“太一”中流射出来的，就仿佛是“太一”的光芒和阴影。

这种流射是分阶段发生的。根据与上帝之间的距离，有一种不同存在范围的次序。流射的第一个阶段是精神，这个过程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而只是按照其级别进行的，整个过程是无时间性的。这个神圣精神——如在斐洛那里——不是上帝本身，它超然于上帝之上。这个精神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极为相近。流射的第二阶段是世界灵魂，即灵魂的世界。在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作为中间环节的个别灵魂。个别灵魂是最不完善的，是最远离上帝的表现形式，因而也被认为是阴暗的和丑恶的。

普罗提诺所描述的个别灵魂与世界灵魂的关系，与印度哲学中的梵我思想极为相似。他说，全部世界灵魂显现于每个个别灵魂之中，仿佛每个个别灵魂都包含着整个的宇宙。“因此，灵魂首先会思考，然后它创造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并给它们注入了生命的气息，它创造了大地、海洋、空气和苍穹里的神圣天体，它创造了太阳和这辽阔的天空，它使天空充满秩序，它引领繁星周而复始地运动，它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然力量，它高于万物，高于它所赋予秩序和赋予生命并使其运动的任何事物。”[14]

普罗提诺关于人的学说以及他的伦理学思想合乎逻辑地产生自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世界万物是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人的灵魂来自神圣的起源。在他看来，人的最终目的以及他的幸福就在于，使他的灵魂重新与“太一”融为一体，因为他的灵魂就起源于其中。普罗提诺认可柏拉图所提出的四种德性，只不过他把这四种德性看作是通往最终目的和幸福的最初阶段。通向那里的真正道路是一条精神之路，这条路不是伸向外界，而是伸向人的内心世界。哲学思想或思辨是一种较高的境界，但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完全沉浸于自我之中，亦即沉浸于寓于我们内心的神之中。这种最高境界超然于一切思想和意识，从而达到一种忘形出神和心醉神迷的并且能够与上帝合二为一的状态。

在普罗提诺那里，我们看到了那种直接与神融为一体的忘我的神秘主义思想，对于所有过去的希腊哲学来说，这种神秘主义是陌生的。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印度哲学的基本观点非常接近。但是普罗提诺对印度哲学不可能有详尽的了解，据他的学生记载，他曾经参加过远征波斯的战役，其明显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认识波斯和印度哲学。但是这次远征却失败了，普罗提诺只好无功而返。但是他的意图已经表明，不管怎么说他对那个精神世界曾有过耳闻，而且他对那个世界也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以至于他为了认识波斯和印度哲学而甘愿去冒极大的风险。

我们到处都会遇见这种神秘主义，它非常认真地对待人的灵魂本质与神的思想，在普罗提诺之前有印度人，在他之后有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2.新柏拉图主义的结束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终结

除了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罗马学派之外，新柏拉图主义还有一个叙利亚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扬布利可（死于公元330年），他是普罗提诺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个以普洛克鲁斯（生活于公元410—485年）为代表的雅典学派。

新柏拉图主义的雅典学派同时也标志着古代非基督教哲学时代在开始独立的东罗马帝国内的结束。尽管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在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他们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适应那个时代强烈的宗教需求，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使得新柏拉图主义遭到了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强烈抵制。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封闭了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存在的雅典学园，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继续讲授希腊哲学。学园的最后七名教师被迫流亡。

在西罗马帝国，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传布者就是波依修斯（生于公元480年，由于政治原因，525年被基督教教父国王提奥德里希处死了），表面上他是个基督徒，内心里却热衷于古代非基督教哲学——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他在地牢里写的《哲学的慰藉》是古代非基督教哲学的最后闪光，人们称他是“最后一个罗马人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注释

[1] Erdmann, Grundriß, S. 85.

[2] Zeller, Grundriß, S. 250 bis 251.

[3] Nach Durant, Griechenland, S. 754u. 755.

[4] Erdmann, Grundriß, S. 89.

[5] Eine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 gibt Ute Schmidt-Berger: Naturgemäß leben philosophisch sterben. Materialien des Landesinstituts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Stuttgart 1990, bes. S. 45 ff.

[6] Deussen, Geschichte Bd. II, i. Abteilung (1911), S. 453 f.

[7] Erdmann, Grundriß, S. 98/99.

[8] Deussen, Gesch. II, S. 471.

[9] Ebda., S. 475.

[10] Ebda., S. 476.

[11] Ebda., S. 485.

[12] Enneaden V, 1.i. Nach Deussen, Geschichte, S. 490.

[13] Enneaden V, 2, i. Nach Deussen, Geschichte, S. 493.

[14] Enneaden V, i, 2. Nach Deussen, Geschichte, S. 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