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去二〇〇〇年

文｜吴琦

技术带来了真正的共时体验，人和人在聊天中完成了许多启蒙，完成了自我确认。生活到底是怎样组成的？我和他人之间有没有共同点？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看世界？这些严肃的躁动，在时代和青春的撞击中诞生，好像有大事发生，自己想要参与，却并不知道参与的是什么。

1990年代结束之前，我的青春期才刚刚开始。

一个正在中国大都市里昂扬向前的小镇青年，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写文章来纪念它。

时间的密度并不是均质的，那个隆重的20世纪的末尾，同时也悄然作为我的青少年时光，在我并不强大的记忆系统里，没有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或者说，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太过显著，又充满变数，以至于我忽略了这段已经被完成、被静止的“史前时代”。

我试图去想它，而它像南方家乡的空气一样，寡淡稀薄，是灰色的。在不断后退的景片中，这想念几乎就如同一种想象。

如果我比现在年轻，或者再老一点，怀旧可能会来得自然。年轻时很难满足，又缺乏承担，只能把目光投向就近的生活，等有了年纪，过去全部成为经验，对经验的消化成为所剩不多的欲望的替代品。只有此刻所处的人生，开在中间车道，又再次踩上了时代节奏，被“进步的幻觉”推动着，不用在过去或未来停留太久。

怀旧就是这样一个按钮，一个客观甚至辩证的制动装置，在那些举棋不定、鱼目混珠的时刻才会被按下。有时我们把它当作棒棒糖，借它来吞下生活的苦涩；有时又拿它当警报，指出眼前的正确未必那么正确，错误在从前早就发生。更多的时候，这些味道掺杂在一起。回忆和展望，甜蜜和危机，都有意无意地伪装成彼此的样子，混为一谈。

这种混乱可能是一个更加充分，也更挑战的理由来开启回忆。因为新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兑现它的承诺，今天我们仍然不断在对结束混乱的期待中迎接新的混乱，从20世纪一路开来的庞然机器，越来越没有对手。转眼间，21世纪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我在21世纪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的20世纪，客居北京的日子不出意外的话也将超越我的湖南老家。那个沉默的1990年代及其终结，好像真的具有了某种分割的意义，而且这种分割正在变得越来越快速，也越来越剧烈。流行词汇、科技产品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更迭，张牙舞爪起来，好像随时都准备将人甩到另一边。

如今我每天的生活，都可以通过手机来组织，并且由它来证明。这种巨大的便利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作用是，它降低了人类想象过去的能力，尤其是想象那些没有手机的过去。光是这句话就足够暴露年纪了，真正的数码原住民和电脑、手机一同长大，甚至比它们更崭新，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旧式的想象能力。

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诞生了，它难倒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没有手机，人们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些遍布我们周围的空虚、无聊和尴尬的？

努力想了想，我用过的办法大概有这些。在最热的夏天，循环往复地坐公交乘凉；上课无聊时把所有文具幻想成兵卒与大臣，在课桌上厮杀；坐长途汽车无法忍受，就盯着正前方，把所有显眼的建筑物作为阶段性的目的地，一个又一个地数过去，这也同时有效地缓解了晕车；在电子游戏厅看别人打游戏——我从小就对玩游戏没兴趣，但那段时间了游戏厅就没有其他专门供青少年停留的场所。更传统的办法还有和朋友爬山，轧马路，打乒乓球，传统到我有一帮朋友至今还在使用它们。

阅读似乎从来不是主要的场景，我是指在堆满教材的教室和堆满教辅的书店之外。我记得，二舅家的厕所里常会摆几本布满水渍、被翻到脱页的《故事会》，其他亲戚家里也会零星地出现《知音》《家庭》和长得像这两本杂志的盗版，政治课要求大家读的《环球时报》和英语老师推荐的英文报纸《21世纪》我都乖乖订了，而自己每期都会跑去报摊上买的是当时觉得非常先锋的《童话世界》。这些读物有着迥异的背景，但在我的年纪和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标准，我几乎是囫囵吞枣式地全盘接受，结果是它们和课堂上的许多具体知识一样，几乎被忘光了。我既不想批评它们，也没有太多想念。

要说有什么长期固定的阅读物，我只想到了《老年世界》。爷爷是我身边唯一会订阅报纸杂志的人，这是他订阅的唯一一本杂志。我总是在他家里一些角落找到它们，看上去已经被放在那里很久了，而我似乎是唯一会翻开它们的人，如果奶奶不把它们撕了垫饭桌的话。只要找到一本我就会读一本，那是我在无所适从的大家庭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不多的出口。

杂志的主题当然非常正面，总是关于全国各地的老人如何找到了更有意义地度过晚年的方式，或者政府在这方面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但我停留最久，也是每次最先翻开的部分，是中间的字谜或者迷宫，以及最末的副刊，里面有散文、笑话、读者的投稿文章和书画作品。没有什么惊人之作，但我的确在这种凌乱、散漫的结构里看到一个隐匿的大世界。想到我后来的杂志工作，心中猛然一惊，难道这才是最初的起源？

等到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声炮响，把《萌芽》杂志送到了全国各地潜在的文学青年面前。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我的拐点，一个不玩游戏的年轻人终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有了自己打发时间的阵地。我坐公交时也带着它，后来还试图参与，还没来得及写完寄出，高考大战就要开始了。那是另外一个拐点。这个过程中湿漉漉的部分，好像也已经被记忆沥干了，核心事实是，这两个拐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我的今天。

“新概念”彻底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它帮助我们发现的是人生的轮廓。毕竟文学的意义依然奢侈，而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青春期都必须跨越。剧本轮到我们自己来写了。

1990年代发生了许多大事。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南方谈话、国企职工下岗、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每一件事都是转折。这些大事通常都要经过漫长的反射弧才会打到我们身上，尤其是远在湘中的小地方，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戚都在下岗的大潮中，但我所见的家庭生活并没有立刻改变，也可能是我没有观察到更普遍的庆祝或抗议，所以未能在当时就理解这些变化。

在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里，作者用“界限消失”这个词来形容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突然找到完全的自我的时刻，那时我的感受完全相反，也许可以叫作“界限出现”，少不更事的懵懂、无序，经过一段时间极度自我中心的膨胀之后，突然触到了边界。原来外面还有好大一个世界啊。

1997年的夏天，香港回归。我躺在爸妈卧室地板的凉席上，提前跟几个同学信誓旦旦地打了赌，一定要亲眼见证这件大事。结果连10点都没熬到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懊悔万分，只好勉强在街边的议论和后来电视不断的重播里，第一次主动寻找一桩国家大事到底会给眼前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结果又什么都没感觉到。真正的体会要等到十几年后有机会去香港才算得到了一些。

“开放”是1990年代的标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理解这种“开放”，并且别无选择地生活其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尤其特殊，因为改革开放与青春期的重叠，使得这个集体的政治议程和我们每个人发现自我的道路几乎同步。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是在一种共同的浮现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个人的困难和喜悦，前所未有地在漂在时代的表面上，为时代的口号所鼓动，又胜于一切口号。

尤其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年，网络兴起，也包括青春文学的迅速蔓延，见证并巩固了这种共时性的体验，同时也在内在于这体验之中。

早就过了对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大呼小叫的时候了，尤其是拥有话语权的人们，已经初步适应了新的局面，并且发明了新的成功和焦虑。而我当时所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确不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过程，它在最日常、最隐秘的层面上悄然改变了我们。

我初中才开始上网，考上大学前才有自己的电脑，远远落后于我的同学和朋友，因为没有玩游戏这个最大的动机，所以没有积极去和爸妈争取。甚至内心还有点保守的抗拒，以至于学习五笔输入法竟成了最令我痛苦的课程。如果说真的沉迷过网上冲浪，可能是时常也会躲去网吧，用QQ满世界找人聊天，根本也不谈什么复杂的事，就问你在哪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感觉和七八十年代写信交笔友差不多。

技术带来了真正的共时体验，人和人在聊天中完成了许多启蒙，完成了自我确认。生活到底是怎样组成的？我和他人之间有没有共同点？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看世界？这些严肃的躁动，在时代和青春的撞击中诞生，好像有大事发生，自己想要参与，却并不知道参与的是什么。用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他的随笔集《此非日记》中的一个描述，这种心理正发生在“世界为它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而举行自鸣得意的庆祝盛典，正如高潮之际”。

在那本书的结尾，鲍曼引用了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未来互联网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书中的一段，里面写，“世界将按我们的意愿展现在我们面前，完全在我们的力量与想象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为物质存在的奋斗已经结束了。它已经获胜了。镇压和纪律已成为过去。为了真理，以及那难以描述的必需品——美——而的奋斗开始了，而它永远不会被低层次的奋斗所影响的”。

也许这正是1990年代传递给我们的？

我总是错误地使用阿甘本说的“同代人”这个概念。他指的是，不同的时空中那些相近的灵魂，可以历经相当长的跨越分享某种共性。而我总是对同等的时空条件下不同人的感受更为在意。这可能是问题的不同层次，他指向的是更为真理性的发现，而我想要发现的是“发现”的普遍性。这真是1990年代所塑造的情感结构，至少在我的个案中是如此，强调自我的感受（这个“自我”将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不论在肉体还是灵魂的意义上，前所未有地不再需要他人的证明，自我就等于自我的体验。

尴尬的是，我的尝试常常失败。人与人的意志没有那么容易沟通，而且就算在个体的生命里，感知到的时代情绪也始终存在时差。

比如谈论1990年代就必须提到的流行音乐。即便我的抽屉里也满满地堆着磁带，至今保留着那时每晚伴我入睡的CD机，但我有点怀疑那些流行的港台歌手，并没有真正唱到我的心里，而仅仅作为整个社会的背景音乐。要等到21世纪，更年轻的一代港台歌手才让我有切身的共鸣。毕竟刘德华只俘获了我妈作为粉丝，而当我听说内地也选出了自己的“四大天王”，反而更加震惊。

再比如从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动画片，对渐渐走出童年的我来说，也仅仅是一种出于惯性的陪伴。有真人出现的剧集更能触动我，比如《小龙人》《女生贾梅》《男生贾里》这些，他们能唤起我更直接的参与和共情。和游戏一样，我可能真的无法在虚拟的形象中获得有效的投射，因此才呈现出这种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怪癖。

同样在1990年代出现、并很快在中国地下和国际电影界获得认可的贾樟柯，我那时显然还不知道他。2000年之后我才会看到他的电影，并深深认同于导演对那段历史中这些灰暗青春的发现。苏芮的《是否》，也是从他的电影中进入我的生活，在她走红很久以后。

重新去辨认1990年代对我的影响，如同一次考古，在时间的地表上摸索，一层又一层地清理那些覆盖在上面的尘埃、石子和泥土，分别来自哪里。一张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似乎在当时就想完成一次总结。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那就是朴树的《我去2000年》。最红的当然是那首《那些花儿》，但除了这种清新的忧伤以外，里面还有改编自苏联民歌的《白桦林》，重新作词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以及为Windows98创作的广告歌《New Boy》。每一首都可以作为时代隐喻。

这个似乎距离俗世很远的民谣歌手，在1990年代尚未结束之前就把住了它的脉搏，慵懒而准确地唱着：“荒唐是吧，悲伤是吗，没有办法，就祝咱们都小康吧。”

对1980年代的怀念，已经成为精英话语中一个顽固而显性的部分，而1990年代重回讨论，主要就是在大众文化的意义上被提出的。直到今天，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持续下沉，一些人崛起，一些人俯冲，我们才开始走进一个真正的大众文化的混战时代。1990年代是这一切的先声。而“自由”，终于从少数人的自由，过渡到了共同自由的话语之中。

想来也是1990年代，十几岁时，我读到了《基督山伯爵》，迄今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个故事我竟老生常谈讲过多次了。那个惊世骇俗的复仇故事里，可能也蕴含着世纪交替时的秘密，正是这个秘密，决定了1990年代并不是一个朦胧不清的过渡，它真正定下了新世纪的主题，那就是，“希望”与“等待”。在1980年代和21世纪正在掀起的巨浪之间，很多喜剧和悲剧早已化作暗流蕴含其中。

于是我暂时找回了这个年代。作为无数次斗争的结果，作为无数次新的斗争的准备，它的形象清晰了起来。我好像也同时找回了即将在1990年代之后结束的青春期，原本以为那会是一番莽撞、叛逆和精彩的景象，但这匆匆的回头一瞥，却远比我的想象要沉重得多。21世纪已然势不可当，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接受它的考验。还是朴树老师唱得比我说的好听，音乐、美酒和对未来的许诺，没有一样是那么容易兑现的——

当我准备去告别

我心中荒草家园

真理出没的夜

新的人间化装舞会

早已经开演

好了再见

我要走了

我去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