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蒙古族的起源

第一节 历史上的东胡诸部族

在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北与南西伯利亚相接，地理学上称作蒙古高原的地区（今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很古以来便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这些强悍的草原民族，一个接一个勃然兴起，像劲健的雄鹰一样，飞掠过草原，然后大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逝。这些民族既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历史，又与当时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中生动多彩且不可分割的篇章。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和北方地区的开发，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历史上活跃在蒙古草原上的诸民族，就主要而言，包括东胡与突厥两大文化系统。这两种人在文化上各有其明显的特质，而又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突厥种类“千种万类”，他们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畜产多马、牛、羊，操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大多以蒙古高原中部山地为中心，向东、西和南方向发展，长时期是蒙古草原上的强大统治民族。东胡也是种类繁多。他们原始的居地大概在大兴安岭。由于所居的地理条件不同，同属于东胡的诸部，在生活模式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东胡诸部，东与通古斯人为邻。他们过着半定居的狩猎兼畜牧生活，牲畜有牛、马，兼畜豕，但无羊。大兴安岭西侧的东胡诸部最早大概都是森林狩猎民，其中一部分进入蒙古东部平原的开始转营游牧生活，养羊的习惯则是从它的西邻突厥人那里学来的。至于散处在大兴安岭南段，并由此而弥漫于辽东、西，乃至阴山东段的东胡诸部，虽以游牧为主，亦兼有粗放的农业。他们因伴汉塞而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水平则较其他同族为高。东胡语当是属阿尔泰或土兰语系的蒙古语支，在发音上多带很重的颚音。东胡诸部在历史上虽曾屡次役属于它的西邻突厥族，但也多次征服过突厥而成为高原的强大统治者。在长时期的相互角逐中，彼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婚姻媾通、兼并融合，在这些合力的推动下，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族日益趋于接近，终于导致13世纪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不过，从族源的角度看，早期的原蒙古人是出自东胡种。这种看法，近半个多世纪来，在蒙古史学界已大体上趋于一致。早在20世纪20年代，《蒙兀儿史记》一书的作者屠寄就提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1949年以来，中国的蒙古史学界大多数人都持东胡说，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一文，与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一书，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其中不少的环节仍然是若暗若明，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为了深入一步来探讨蒙古族的起源，让我们也追寻历史的足迹，对东胡诸部的演进作某些必要的追索。

东胡

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晚出的《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书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也说：“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类似的说法，都是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编造出来的故事，用意可能是在张扬族胄，自然是可疑的。据《史记·匈奴传》：远在战国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国语·齐语》韦昭注：“山戎，今之鲜卑。”当时人把匈奴称之曰“胡”，另部在匈奴之东，故即以“东胡”称之，显然这并不是它的自称。《管子·小匡》说：管仲佐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唐初国子博士尹知章注《管子》，谓“屠何，东胡之先也”。不过，这一说法出现较晚，其根据云何？难于肯定。而且在《逸周书·王会解》里，是把“不屠何”与东胡、山戎并列的。因此，也很难相信古之东胡便是屠何。《史记·赵世家》里，又有“三胡”之说。《索隐》云：“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在当时众多的北狄部落中，把这三部统而称之，有可能它们都是同一族类的部落。《正义》指明：林胡、楼烦接岚、胜之北，其居地在今晋西北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之地；东胡在赵国之东，燕国之北，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之地。赵武灵王变俗，服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东自代郡，沿阴山，西至高阙，既北拒匈奴，也东御东胡。其后有燕将秦开，曾充质于东胡，熟悉东胡的内部情况，且骗得了东胡的信任，故得乘间袭破东胡。东胡却走千余里。燕也筑长城，自造阳东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以拒守北边。秦并六国，以蒙恬伐匈奴，尽收河南之地。匈奴势蹙，北方因而一度形成“东胡强而月氏盛”的局面。东胡王恃势无厌地向匈奴冒顿单于索取名马、爱姬，冒顿隐忍求全，悉数奉予。东胡王愈益骄纵，引兵西侵，要求割予边地瓯脱之外的大片弃地。冒顿已忍无可忍，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奋然而起，乘东胡不备而袭之。骄傲的东胡王大败，人民畜产悉为匈奴所掳。从此，东胡灭亡，北方开始出现强大的匈奴政权与中原汉王朝相对峙的局面。

乌桓、鲜卑

乌桓属东胡的一支。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汉初，匈奴冒顿攻灭东胡，其一部分余众走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乌桓山在哪里？说法纷纭。考《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属有“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属内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乌丸即乌桓之异书，古代桓丸同音。这是关于乌桓山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此乌州之位置，虽《辽史》所记不详，然同时期乌桓遗种之居地，《旧唐书·室韦传》犹斑斑可考。其中记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又：“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又同书《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那河即嫩江。乌罗护之西邻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居啜河之南，啜河即今绰尔河。前引之峱越河，约可以雅鲁河当之。然则此乌丸人之居地，当在今内蒙古布哈特境内。前人所考，恐皆失之于偏南。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乌桓是匈奴的属部，每年向匈奴统治者输纳牛、马、羊皮充岁贡，过期不纳，辄没其妻子充奴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将大军伐匈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亦即古东胡之旧地，为汉侦伺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以领之。乌桓恒依违于西汉与匈奴统治者之间，叛服不常。东汉光武帝时，乌桓转盛，西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乌桓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附汉，汉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迁居塞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为汉侦备，以防匈奴、鲜卑。但它亦常与匈奴、鲜卑勾结，钞掠边地。东汉末，乌桓势力复兴，辽西、辽东属国及右北平诸乌桓大人率各自称王，而以蹋顿为总摄，始置千夫长、百夫长部伍其众。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蹋顿于柳城，大破其众，并将其余部及幽州、并州所统之乌桓万余落，尽徙居内地。这些人此后与汉人融合。

据记载：乌桓善骑射，随水草游牧，迁徙无常。庐帐门朝东。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伴塞而居的乌桓人，已有粗放的农业。其地宜青穄、东墙。东墙是一种形如蓬草，实如穄子的植物，十月间成熟。乌桓人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糵。其所食之米皆仰给汉地。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缕。居常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如汉人之箇步摇。其俗“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足见其母权制残余仍十分严重。他们推举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并不世袭。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婚姻先将女子掠归，待半岁或百日后，再遣人致送牛、马、羊畜，以为聘礼。婿随妻归，妻方居一二年，充其仆役，于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然后妻家为置居处财物以为嫁妆遣还。父兄死，子弟可收其后母或寡嫂为妻。人死殓以棺，葬则歌舞相送，并以彩绳系肥犬，连同死者所乘之马匹、衣物、服饰，皆烧以送之。其意“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引《魏书》对这种仪式作了详细的描叙：“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马长寿注意到这种风俗是“乌桓人怕死者灵魂回不到原始家乡，所以延请萨满诵指路经，使死魂经历险阻，归至赤山，中间勿被横鬼遮断道路。并以一犬牵之，说明他们的祖先原初就是坐着犬拉的雪橇到草原的东南部的。”这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推测。可以补充的是，在殉葬物中突出犬、马，说明他们原是一种狩猎民，而且似乎是不养羊的。

鲜卑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把鲜卑托源于黄帝，当然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对史学家来说，历来感兴趣的是大鲜卑山的位置问题。同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1981年，米文平经过实地勘察，发表了《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终于揭开了这个长期来引人瞩目的历史之谜，确证了《魏书》所记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之嘎仙洞（北纬50°38′，东经123°36′）。这就为我们证明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便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广漠林海雪原。这里的鲜卑人，是一种森林狩猎民，当时仍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先民。

拓跋鲜卑之外，在大兴安岭的南段，与乌桓同时活动在代北以至辽东边外的，还有一种鲜卑人。他们早从东汉或更古的时候起便已见诸汉籍。《晋书·慕容廆传》：“慕容廆，字弈洛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山据诸书所载，一在柳城东南，一在棘城之东。它们都有一定的根据。但究竟是那里的山以族得名，还是族以山得名，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大兴安岭北段就还有一座大鲜卑山。而且，王忱《魏书》是把其人“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记载，放在“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一段之前分别叙述的。这就说明，鲜卑之名，早在被冒顿所破之前就有了。分散在辽东、代北边外的东部鲜卑，很可能同是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分衍南迁的。

至于构成拓跋鲜卑的一支，其南迁的时代则要比东部鲜卑晚得多。《魏书·序纪》记其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马长寿推定：此推寅活动的年代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公元25—55年）年间；所谓大泽，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种低湿的草原地对一个原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又八传而至诘汾，亦号为“推寅”（鲜卑语钻研之意），在神人之指示下，又开始率部南迁，“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诘汾统治时期，正是匈奴亡败，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檀石槐建汗廷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南掠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他分其境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其所置大帅中有日律推演（或作曰律推演）者，即上述之第二代推寅诘汾无疑。可见诘汾的南迁，正是和檀石槐的扩张这一形势相联系的。所谓“匈奴故地”，马长寿认为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五原郡内（《乌桓与鲜卑》第243页注（一））。然《晋书·秃发乌孤传》：“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秃发乌孤》所记亦同。可证拓跋氏在诘汾、力微统治时期，据地是在漠北。所谓匈奴故地，乃指单于龙庭而言。力微灭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神元三十九年（258年），力微始迁于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八传而至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移都云中之盛乐宫，筑盛乐城。其孙拓跋珪重建代国，改称魏王，创建了北魏王朝，统一了北半个中国。

鲜卑的风俗语言同于乌桓。在辽东、西的鲜卑人，常以春秋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拓跋鲜卑披发左衽，故被称为“索头”。鲜卑语厨名阿真，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台中乘驿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沈曾植早就指出：鲜卑语与蒙古语相去无几。法国卓越的汉学家伯希和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上录诸鲜卑语词都有一个后缀“真”，正相当于蒙古语词的后缀-in，在元人的汉语音译中通作“臣”或“赤”（蒙古语中字尾-n往往脱落，故读作i），其意即执其事之人，相当于汉语的“者”。蒙古语中司文书者作必阇赤（bitiki），站驿人员作站赤（jami），这同鲜卑语的“比德真”、“咸真”读音几乎完全相同。鲜卑语“处可寒”，犹汉语言“尔官家”，蒙古语中第二人称“你”亦读作i。鲜卑语称兄为阿干，蒙古语亦作aqa。这都说明，鲜卑语同蒙古语确有共同的祖源。拓跋珪营平城，在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又于宫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说明拓跋鲜卑尚白色，与蒙古相同。辽东鲜卑大人投鹿侯外出从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檀石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其妻告曰：“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这与蒙古传说中的阿兰豁阿感神光而生孛端察儿，其后裔繁衍为蒙古尼伦部的神话，不无类似。当然，南迁后的鲜卑诸部，由于大批匈奴人被吸收进来，因之在文化上必然受匈奴的影响。随着与汉人交往密切，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愈来愈高。迁入中原的鲜卑人，最后都融合在汉人之中。从辽地鲜卑人中则分衍出来库莫奚与契丹两种。

室韦

《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史·室韦传》也说：“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契丹是鲜卑的一个分支。《辽史·世表》记辽东鲜卑为慕容燕所破，“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可知室韦与鲜卑实同一源流。伯希和认为，无论鲜卑或室韦，似均为Serbi, Sirbi或Sirvi的汉译。

《魏书·失韦传》第一次对室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㮈水。国土下湿。”啜水即今之绰尔河，盖水（《北史》作善水）、屈利水、刃水皆嫩江之某一支流。㮈水即嫩江。以此推之，此部室韦之居地，殆即今内蒙古呼盟莫力达瓦旗一带。他们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与豆莫娄同。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他们是一种渔猎民，多产貂皮，亦有简单的农业，种植粟、麦和穄。同他们的东邻通古斯人一样，多畜豕，惟食猪、鱼；饲养牛、马，俗无羊。丈夫索发，妇女束发，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使用角弓，箭尤长。有麹酿酒。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举行天葬。此部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始遣使入贡。到隋代，关于室韦的了解有了增加。他们分为五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旦室韦以及大室韦，各不相一，皆役属于突厥。突厥置三吐屯领之。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冬夏迁徙，夏天则移住西北之贷勃、欠对二山。其地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故人皆巢居以避其害。此部稍后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意即酋长。死则以子弟世袭为之。男子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遽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筏，亦有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为屋，以遽篨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皆抱膝而坐。畜产无羊，少马，多猪、牛；田收甚薄。“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方便将新妇盗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以为死者之妻不可共居，故寡妇不再嫁。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物产多貂。这里的南室韦，显然是就《魏书》所记之室韦部而加详，他们的居住地即嫩江河谷。由此北行十一日为北室韦，分为九个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地气候寒冷，雪深没马，故居民冬则居土穴中。骑木（乘雪橇）而行，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亦凿冰捕鱼，衣以鱼皮。其部落酋长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副之。上引余莫弗瞒咄之“弗瞒咄”、乞引莫贺咄之“莫贺咄”和“莫何弗”，皆突厥语baatur（＞蒙古语拔都儿、把阿秃儿，意为勇士）。北室韦北千余里为钵室韦，依胡布山而居，以桦皮为屋。钵室韦西南四日为深末旦室韦，因水为号。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言语不通，多产貂鼠、青鼠。

据上可知，当时的室韦部落是散布在大兴安岭北端，以渔猎为主的森林民。唐初李延寿修《北史》，其中之《室韦传》，前半部分照抄《魏书》，后半部分则照抄《隋书》，但令人不解的是，把《隋书》“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一句脱去“造酒、食啖”四字，这样就成了室韦“与靺鞨同俗”，与《隋书》原意相去千里。杜佑《通典》记室韦大唐所闻有九部，其名为岭西室韦、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纳婆莴室韦、达木室韦、骆驼室韦，实为十一部，漏讷北室韦一部（据《唐会要》补）。其文字则全袭《隋书》。不过，在“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句中，又增入“言语”二字。《唐会要·室韦传》复删“造酒食啖”四字，而径作“语言与靺鞨相通”。这些记载，很难认为是无根据的率尔增删，可能正反映了其近邻靺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唐代，室韦部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唐人对室韦的了解也有所增多。《新唐书·地理志》说，呼伦贝尔池四面皆室韦。湖区的西南，与回纥接境有乌素固部落，以东为移塞没部落、塞曷支部落，后者居啜河（今绰尔河）之南。其次为和解部落，即所谓黑车子室韦。其东为乌罗护部落、那礼部落。乌罗护之东为靺鞨，西接突厥，南邻契丹，北即乌丸。乌罗护与那礼部落之东北为山北室韦部落，又北为小如者室韦部落，又北为婆莴室韦部落，东为岭西室韦部落，东南为黄头室韦部落。黄头室韦人户甚多，兵强势盛，其东北与居混同江北之达垢族为邻。岭西室韦北为讷北支室韦，部落甚小。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之嫩江北岸有乌丸人，其北大山之北为大室韦部落，傍额尔古纳河而居。乌丸东南三百余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此河东南流，汇入于嫩江。此外，在从呼伦池屈曲东流的额尔古纳河畔，从西而东，依次有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俎室韦。所有这些室韦部落都处于分散状态，彼此在经济生活、社会发展水平上，都有颇大的差距。

从这些室韦诸部的发展中，明显地表明一种南向迁移的趋势。乌罗护在《魏书》里作乌洛侯，它的居地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完水即额尔古纳河，难水即嫩江（或作㮈水、那江）。它的西北即拓跋氏先祖石庙所在的大鲜卑山。而唐代的乌罗护，大体上已南移到了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另一部和解室韦（黑车子室韦），到唐的后期，已出没在幽州界外。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在辽河上的契丹衙帐更北百余里，就进入了室韦人的居地。这都是有力的佐证。

840年，蒙古草原上的回纥汗国为黠戛斯所攻破，余众溃散，特勤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可汗乌介率余众亡至振武、大同塞外，据室韦黑沙榆林。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唐河东节度使刘沔突袭乌介营，乌介惊走，至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乌介旋被害，其名王贵臣遏捻等留室韦者尚五百余人。唐政府逼使室韦引渡，遏捻不自安，乘夜西走。余众则分属为七姓室韦所有。几天之后，黠戛斯相阿播领军七万自西南天德界追蹑而至，大破室韦，将回纥之留室韦余众尽掳北还。

辽兴，分散的室韦部落先后为阿保机所征服招徕。辽为置官府统治。《辽史·百官志》载：北面部族官中有大黄室韦部、小黄室韦部，各置闼林统领，后又改闼林为仆射或司空。辽的属国名单中有黑车子室韦国王府、室韦国王府。辽的诸属部有七火室韦、黄皮室韦等。北宋沈括使辽，记室韦“今谓之皮室，其俗类契丹。”辽亡，耶律大石在漠北称王，其所会部众中犹有大黄室韦部。入金以后，室韦之名就开始在文献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