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古国的继续扩张与发展

第一节 窝阔台合罕时期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国汗位虽然根据成吉思汗遗嘱，将由第三子窝阔台继承，但按照惯例，新汗必须经过宗亲、贵戚与勋臣参加的忽里台（聚会）的推选，汗与臣属各宣誓约之后，才能算正式即位，行使汗权。在这一段汗位虚悬的时期，幼子拖雷以大斡耳朵继承人的资格，权任监国，同时负责筹备召开选举大汗的忽里台事宜。

一、窝阔台即位与汗权的发展

1229年8月，术赤诸子自钦察草原、察合台自忽牙思、窝阔台自叶密立与霍博；斡赤斤、别里古台、阿勒赤歹等来自东蒙古，齐集斡难—怯绿连的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其他贵戚、勋旧、重臣也都来会。“他们商讨朝政及成吉思汗的遗嘱，一再宣读诸子立下的奉窝阔台为汗的文书”，一致同意拥窝阔台为汗。窝阔台循旧俗再三推让，最后才表示同意。他们脱掉帽子，把皮带扔向肩后，察合台引着他的右手，斡赤斤引着左手，象征着全体宗亲，把窝阔台拥上宝座；拖雷举杯奉觞，与会者在宫廷内外行三次跪拜。按照旧习，所有王公对他宣誓表示忠忱。他们尊奉他为“合罕”（Khakhan），意为大汗。然后大开宴庆与普赉厚赏。

成吉思汗在世时，他的汗权无疑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主要是他本人的崇高权威所致，在制度上并无保证。在观念上，蒙古国是全体黄金氏族的公产。“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从大汗必需经过全体宗亲的选举始得正位的制度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旧时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遗迹，这无疑是同发展中的专制国家政权——汗权相矛盾的。

窝阔台即汗位后，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以加强大汗的权力，从而大大推动了蒙古国家政权的发展。

朝臣跪拜礼之确定——耶律楚材为窝阔台即汗位制定了跪拜仪式，并对察合台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得到察合台的同意。及即位，察合台率皇族及臣僚跪拜于帐下。“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

建都城——1235年，窝阔台择定在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剌和林（Caracarum，意为黑岩团）山附近建城，作为蒙古国的都城，定名为哈剌和林或和林。尽管在蒙古国时期，大汗始终保持四时迁徙的习惯，然和林已逐渐负担起固定的政治中心的作用。

颁札撒——窝阔台曾在先后两次忽里台上颁行大札撒。1234年的忽里台上宣布条令：

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

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

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

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

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

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

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

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补足之。

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

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意为“禁外系马所”）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

诸妇人制质孙（意为“一色”）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

可以看出：这些条令多是为应召参加忽里台的诸王、贵戚与首领们而设的仪礼和纪律，也是为维护大汗权威而制定的。

定赋税——早期的蒙古虽有忽不赤儿（贡赋）之征收，但律无明文，行无定制，取无限量。窝阔台一即位即明定税制：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对汉地与中亚的税收也作了正式的规定。

置仓廪——宫帐的需要，卫士的供给以及军需器械、燕赏贡入的物资，均不可无储藏。于是设仓库，并选派司库（balaqacin，管城者）、司粮（amucin，管米者）以任看守。

立驿传——置邮传命，本是立国的大计。在人迹稀少、居处无定的草原地区，驿传的设置更为重要，它不单是行政的神经，而且也是商运的血管。在窝阔台的提议下，“为使诸王或合罕陛下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在各地设立了驿站”。诸王都派出了各自的负责官员：窝阔台委派了必阇赤忽里带，察合台委派了泰赤兀台，拔都委派了速忽木勒赤台，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委派了亦勒带，在各兀鲁思内，根据需要开辟驿道，分拨站户，“所摆站赤（jami），命阿剌浅、脱忽察儿两个整台（治）。”每站设马夫二十人，每一百户置汉车十具。站户每年纳米一石，以供使者之膳食。使臣持圣旨、牌符乘驿往来。

设官职、改官称——在政务设施日趋繁密的情况下，官府、官称也相应地增多起来。1229年，始设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官职与中原王朝的宰相完全等同去理解。耶律楚材与镇海，原本只是窝阔台怯薛人员中分司汉文与回回文的必阇赤。由于政务的需要，窝阔台开始有必要依仿汉制把他的内廷必阇赤兼挂相衔，以处理日趋冗繁的文书事务。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已开始从内廷初步分立出来。1234年灭金之后，窝阔台又对朝廷官称作了更改与设置。

改进生产、优恤平民——窝阔台规定：百姓“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个羊，接济本部落之穷乏者。”“诸王驸马等聚会时，每每于百姓处科敛，不便当。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骒马并牧挤的人，其人马以时常川交替。”“川勒地面先因无水，止有野兽，无人住，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儿台两个去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教穿井者。”在对牧民加强统治的同时，窝阔台开始着手以政权的力量来周济贫乏，限制贵族们的过量榨取，并且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对草原的利用，改善牧地的供水条件，以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来稳固并增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在蒙古政权的发展上是它趋向完备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外，在被征服的北部中国与中亚河中等地区，窝阔台时期，也在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原则下，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政权、安定社会、恢复秩序等措施，使蒙古统治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进一步趋于稳固。

当时，在窝阔台周围，参谋设计，在蒙古国家政权机构建设上作出重要贡献，因而获得窝阔台信任的非蒙古人官员主要有契丹人耶律楚材、女真人粘合重山、汉人刘敏以及克烈部人镇海。耶律楚材在蒙古陷中都后，被成吉思汗招致，处之左右，任以文书巫卜之事。窝阔台即位后，遂见亲任。他条陈便宜十八事：“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即西夏）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这些意见，切时务之急，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蒙古国时期建制行政机构的纲领。上述窝阔台在位时期的多数政治措施，都是耶律楚材所设计的。粘合重山也是女真贵族，曾留蒙古充质子，寻委身任必阇赤，与楚材同被信用，“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刘敏是宣德人，1212年被俘，成吉思汗取充怯薛，1223年出掌燕京财务事宜。窝阔台即位后，改造行宫帷殿、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皆有劳绩。克烈部镇海，曾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窝阔台引为亲信。据当时南宋派往蒙古国的使者徐霆的记载：蒙古国文书之“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

察合台与拖雷在维护合罕权威上是自觉的，甚至率先奉行。尽管如此，这时的大汗，仍带有旧时部落联盟体共主的性质。诸王各承产业，据有自己的兀鲁思和军队，大汗除代表整个黄金氏族的共同利益，掌理汗庭朝政之外，凡属征伐，审谳皇族成员等大事，都必须由忽里台经诸王共商决议。诸王的私产，大汗无权支配。因此，窝阔台在军队上，除对他从父亲那里承继来的四个千户外（当然其他还有他在本兀鲁思内新征集组建的军队），对于其他诸王所有的蒙古军，他只是“根据已存在的习惯，按照他的命令，其他诸王的军队也都参加〔出征〕”。战事一经结束，军队就散归原属。有一次，窝阔台未经诸王、异密商量，擅自从拖雷（时已死）诸子所属的军队中将一千雪你惕人与二千速勒都思人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此事立刻在诸王、异密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一齐向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禀道：“速勒都思和雪你惕部军队是我们的，如今窝阔台合罕却将它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成吉思汗既将这部分〔军队〕分给我们的斡耳朵，我们为什么要违背他的命令将它交给〔别人〕呢？我们想对窝阔台合罕面奏此事，听他说些什么！”只是由于唆鲁禾帖尼胸存大局，谦让自持，告诫部属们说：“〔要晓得〕我们也隶属于合罕，他是一国之主，他所下的命令都没错儿。”才没有酿成激变。窝阔台与阔端对她都深表感谢。这一事件表明，此时，窝阔台对于蒙古国的军队，绝大多数只拥有征调权，而没有领属权。

二、征服与扩张的继续（上）——灭金

灭亡金朝

成吉思汗临终时，曾经提出过绕道宋境拊金的战略设想。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即位后，便决定遵行成吉思汗的遗策，大举灭金。战局的发展，完全证明成吉思汗在战略上超迈群伦的预见性。

1230年秋，窝阔台以斡勒答儿豁儿赤留守大斡耳朵，亲率皇弟拖雷及其子蒙哥、诸王阿勒赤歹、口温不花（别里古台子）等，各以本部兵度漠而南，至于官山（今内蒙古集宁西北）。八月，史天泽逐走武仙，复取卫州。窝阔台由铁门关取道平阳南下，西渡黄河，陷韩城、蒲城，遂围凤翔。1231年春，速不台攻破小关，残卢氏、朱阳，京兆、同、华间亦多遭残破。金以完颜合达、移剌蒲阿行省事于閺乡，以备潼关。金廷屡促其发兵西援凤翔。他们进至华阴，与蒙古军遭遇，立即收军入关。凤翔终于不守。两行省于是决计弃守京兆，与屯守京兆的左副元帅纥石烈牙吾塔起迁居民于河南。从此，潼关以西非复金有。五月，窝阔台避暑官山，决定分三道大举伐金。窝阔台亲率中军渡河南下；斡陈那颜将左军由济南进；拖雷将右军由宝鸡渡渭水，假道南宋境，期于明年正月会师于汴京城下。

窝阔台的中路军十月进围河中府。金将两完颜讹可率军三万，拼死拒守，合达、蒲阿亦以王敢率万人来援。蒙古军筑土山穴地（挖地道），百道并进，日夜猛攻。十二月，城陷，草火讹可战死，板子讹可夺船走閺乡。

拖雷、速不台所率西路军三万突破大散关（宝鸡西南），进入南宋境，四月，攻破凤州，东趋华阳，遂屠洋州（今陕西洋县），攻破武休关，进围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于是分军两路：西军进破沔州（今陕西略阳），南取大安军路，拆屋作筏，渡过嘉陵江，沿江南下葭明，略地至西水县而还。东军则屯于兴元、洋州之间。由此而沿汉水东下，趋饶峰，宋人弃关不守，蒙古军顺利通过。进破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败金兵于武当山。十二月，进至光化军，渡过汉水，遣使与窝阔台取得联系。金廷得知蒙古军绕出侧后的消息，急召在閺乡的两行省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军扼守邓州（今河南邓县），完颜陈和尚（彝）、武仙等亦以兵来会。蒙古军乃避而东出唐州（今河南唐河），向北直扑汴京。哈达与蒲阿闻讯后仓忙率步骑十五万赴援。1232年正月，两军相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这时，窝阔台已得到拖雷北上的消息，即遣嗣国王塔思（木华黎孙、孛鲁子。孛鲁于1228年死）与诸王阿勒赤歹、口温不花先行渡过黄河，至三峰山，与拖雷合兵。窝阔台本人也率军由白坡涉渡黄河，进至新郑。天大雨，随转严寒，拖雷挥蒙古军乘机奋击，金军大败，“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合达走避钧州，蒲阿就擒。窝阔台随即进破钧州，斩合达，又攻许州，拔之。三月，窝阔台与拖雷撤兵北还，留速不台等围攻汴京，令塔思与忽都虎统兵略定河南州郡，商、虢、嵩、汝、陕、洛、郑、陈、亳、颍、寿、睢、永诸州俱破。速不台猛攻汴京，凡十六昼夜，城内外金兵死者以累万计。金军所使用的先进火器震天雷、飞火枪（世界上最早的火器），给蒙古军颇大的杀伤，蒙古军甚畏之。速不台知城暂不易取，乃许和退兵，散屯河、洛之间。七月，金军杀死入城议和的蒙古使者唐庆。八月，在三峰山之战中得脱的武仙与金参政完颜思烈、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奉诏率兵援汴，速不台败之于京水。于是蒙古军复围攻汴京。九月，拖雷在北返途中病死。

十二月，在围城中粮尽援绝的金哀宗决计弃城出走。先是计划西向汝州，与驻在那里的速不台孤注一掷。临行前，入援东来的巩昌元帅完颜仲德报告说：“京西三百里之间无井灶，不可往，不如幸秦、巩。”哀宗于是又决意东行，从黄陵岗渡黄河，图取卫州、东平。金军攻卫州不下，蒙古追兵将至，哀宗遂弃军与近侍六七人，夜登小舟潜渡黄河，南走归德。汴京守将崔立以城降蒙。三月，中京（洛阳）亦陷。六月，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将军塔察儿筑长围困之。十月，南宋与蒙联兵攻蔡，遣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孟珙帅部将江海，以襄阳兵二万，运粮三十万石来会。十二月，败武仙于息州，金人以海、沂、莱、潍等州来降。1234年正月，哀宗传位于宗室子承麟，城随破，哀宗自经死，金亡。

与南宋的和战

蒙古遣使通南宋，据记载最早是在1214年，正月九日，濠州钟离县北岸吴团铺有三骑渡淮而南，出文书一囊，绢画地图一册，“云是鞑靼王子成吉思遣来纳地请兵”。宋守臣不敢接受。1221年，南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至燕京，随即在1223年南宋朝廷正式派遣苟梦玉使蒙，在中亚河中铁门关附近的行帐，得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所遣回聘的使者在1224年或1225年也得至临安。从此，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这时的蒙古所要求于南宋的是联兵伐金。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南宋的时机，但腐败而怯懦的南宋，不仅不能利用这一机遇，反而使自己处于“和金则鞑疑，交鞑则金疑，交金、鞑则山东疑”（魏了翁语）的困难境地。这里的“山东”，即指李全等乃至于所有仇蒙叛金而归降于南宋的所谓“北人”。南宋朝野上下，沉浸于苟且因循，既不能利用金之困弱而改善自己的防御地位，又看不到方兴的蒙古威胁而图所以自存；对来附的北方人民，也不能妥善安置组织。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文恬武嬉，完全无所作为。

1227年，成吉思汗伐夏，蒙古军的一部破金临洮府，南下残南宋阶、西和、文州等地，揭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1231年正月，窝阔台遣使速不罕入蜀，请求假道伐金，并索取军粮。拖雷军随于四月攻破凤州。五月，速不罕为宋军所杀。拖雷分军大掠沔州、大安军等处，并复遣李国昌使宋索粮。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完全屈服于拖雷的勒索，并派人充向导，带领拖雷顺利通过汉中。

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京湖，议夹攻金。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以闻，朝命许令邹伸之往报，约成功之日，以河南地来归。1233年6月，金哀宗迁蔡，蒙古元帅塔察儿（倴盏）复遣王檝至襄阳，约攻蔡州。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帅师配合塔察儿合围蔡州。翌年正月，城破，金亡，孟珙与塔察儿分取金主遗骨及宝货、法物凯旋。宋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以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塔察儿则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

金朝的亡灭，一些有识之士，已能预见“金亡而中国之忧始大”（真德秀语），而在一部分宋人中却产生了侥幸的求胜心理。淮东制置使赵葵与其兄两淮制置使赵范提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丞相郑清之亦力主其说。六月，乃以赵葵开阃于光、黄之间，以张声势，知庐州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由合肥向汴梁进军。宋军经过寿州、亳州、单州，“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加上黄河寸金堤在攻金战争中为蒙古兵所决，河水泛溢，道路水深有及腰或颈处，行军十分艰难，粮运更难以通过。所幸沿途亦无蒙古驻军，因此经过二十天的跋涉，抵达东京（汴梁），守军李伯渊等杀崔立出降。赵葵寻亦以淮东之师五万，由泗、宿抵汴。在赵葵的竭力催促下，以徐敏子领军西进。塔察儿令戍洛阳的蒙古军设空城而诱使宋军轻进。宋军鼓噪入城，城中寂然无应者，居民来降者惟三百余家。军食既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这时，蒙古将军刘亨安截击宋军的后续部队杨义所部，并向洛阳逼进。徐敏子欲东退不能，只得转南由均、许走蔡、息，而返还浮光。赵葵、全子才得到洛阳败讯，也仓皇溃退。

1234年秋，窝阔台决定分遣诸子侄继续对外征服，以己子阔出、阔端分道南伐：阔出出荆襄，阔端入秦、巩。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宋蒙战争，河淮、川蜀之间，乱无宁日。

阔出、胡土虎、诸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以及史天泽、张柔大军在1235年六月间与原屯在黄河沿线的塔察儿部会合，渡河而南。六月，唐州统制军马郭胜叛，全子才弃军宵遁。七月，蒙古军遂据唐州，十月陷枣阳，同时驻德安的“北军”常进、尚全，邓州赵祥以及京西诸郡俱叛。这些人都是在金灭亡前后被迫投南宋的。由于南宋政府安置无方，且多存歧视，引起不满，故乘机纷纷起来投降蒙古。蒙古军攻克枣阳后，阔出别徇襄、邓，塔思引兵攻郢。宋廷急任曾从龙为枢密院使，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曾寻卒，遂命魏兼督师江淮。1236年二月，襄阳南北军将交争、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范抚御无方，于是北军王旻内叛，李伯渊继之，焚城北去。南军李虎乘机劫掠。襄阳是南宋屏蔽中流的重镇，自岳飞收复百三十年来，生聚繁庶，城高池深，钱粮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弓矢器械二十四库。所有这些一旦尽为敌有，南宋遭到极惨重的损失。他如峡、房、均、随、光化、江陵、郢、信阳、光、黄、舒、蕲诸州都遭到蒙古军的残破。襄阳虽一度为土豪收复，但很快又落入蒙古军之手。尔后的三数年中，蒙古军频岁南侵。1236年冬，塔思复出邓州，至蕲、黄；口温不花入淮西蕲、舒、光州，游骑迫合肥。忒木䚟攻江陵，为孟珙所败，退还。察罕攻真州，亦为知州邱岳所挠。1237年冬，塔思与口温不花攻光州。口温不花别掠黄州，为孟珙击退，遂攻安丰。知州杜杲凭城坚守，池州都统吕文德突围入城，合力捍御。蒙古兵退去，淮右以安。1238年9月，察罕帅兵号八十万围庐州，又为杜杲所败。杜杲练舟师以扼淮河，并使子庶伏精锐于要害，蒙古兵不得进，遂引兵北归。1239年三月，孟珙收复信阳、光化军、樊城及襄阳。于是以息、蔡降人置忠卫军，襄、郢人置先锋军，从而改善了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

阔端侵蜀之师在1235年十月次巩昌，金总帅汪古部人汪世显降，即用其从征，断嘉陵而大安军。十二月，陷沔州，进围制置使赵彦呐于青野原。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驰援，围解，蒙古军亦退，曹友闻屯仙人关以扼之。1236年九月，阔端出大散关，破武休关，入兴元，欲犯大安。赵彦呐急调曹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曹友闻认为，自己驻兵沔阳，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如果离开沔阳而进援大安，则是弃天险而就平圹，正是就敌骑兵之长而陷己步兵之所短，况众寡悬殊，必致失败。彦呐力促其行，果至全军覆败，友闻力战而死。从此，蜀门既开，蒙古兵得以长驱直入。另一部由宗王穆直、按竺迩所率之蒙古军则出阴平郡，破宕昌，残阶、文，招徕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克龙州，进而与阔端军合。十月，陷成都，同时分军对蜀中纵掠。一月之间，包括成都、利州、潼州在内的五十四州都被攻占，所存仅夔州一路及潼川、顺庆府而已。不久，蒙古军北还，而以夹谷龙古带戍兵兴元；复从按竺迩议，南戍沔州之石门，西戍阶州之两水。南宋既失秦岭天险，两川便暴露在蒙古军的铁骑之前，从此频年被掠。1238年，塔海绀卜陷隆庆（今四川剑阁）。明年，攻重庆，东及万州、夔州。

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尽得金地，但来不及巩固。他们把南宋视为炎燠南徼，并没有据土之意，因此，只是春去秋来，劫掠人口财货。他们也在1238年与1240年一再派遣王檝使宋，索岁币议和。南宋亦屡遣使报聘求和。1241年蒙古又遣月理麻思前来，被宋将扣留。和与战同时在进行。1239年孟珙收复襄阳，南宋在中游的防御渐趋稳定。翌年，宋廷复任孟珙为四川安抚使，珙厘正了一些川中的积弊，大兴屯田，东川的局势也有所改善。1242年宋廷又任曾在两淮卓立战功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负责川中防务。余玠在四川改更积弊，招揽人才，“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蜀中的形势也得到改善。在蒙古方面，大规模的南侵也暂告停止，蒙古统治者亦分蒙古汉军戍守河南。王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候，宋兵不敢犯。张柔屯杞。“初，河决于汴，西南入陈留，分而为三，杞居其中潬。宋兵恃舟楫之利，驻亳、泗，犯汴、洛，以扰河南。柔乃即故杞之东西中三山夹河，顺杀水势，筑连城，结浮梁，为进战退耕之计，敌不敢至。”蒙古又使汪德臣城沔州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战，蜀土遂不可复”。宋、蒙双方暂时形成胶着对峙态势。

征高丽

1216年，成吉思汗伐金战争中，辽东的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等领其众九万余叛金，亡入高丽，翌年九月，攻下江东城据之。1218年，成吉思汗遣哈只吉、剳剌征之，高丽国王王㬚遣军共同讨灭六哥，并表示愿岁输贡赋。其后，蒙古频年遣使于高丽，察其纳款之实，取其贡献。1224年，蒙古使者着古欤中途为盗所杀，以后连续七年信使不通。1231年八月，窝阔台命撒礼塔征讨，取其四十余城，王㬚遣其弟怀安王侹请和。撒礼塔许之，承制设王京及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为监而还。翌年六月，王㬚尽杀蒙古所设达鲁花赤七十二人而叛，迁避江华岛。窝阔台复遣撒礼塔讨之。撒礼塔在王京南处仁城中流矢死。蒙古军被迫折还，留降臣洪福源据守。1233年，高丽悉众来攻西京，洪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投蒙古，蒙古处之于辽阳、沈阳之间，任福源为管领高丽归附军民长官，招讨本国未附人民。仍遣使于王㬚，数其五罪：“自平契丹贼、杀札剌之后，未尝遣一介赴阙，罪一也。命使赍训言省谕，辄敢射回，罪二也。尔等谋害着古欤，乃称万奴民户杀之，罪三也。命汝进军，仍令汝弼入朝，尔敢抗拒，窜诸海岛，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抅集见数，辄敢妄奏，罪五也。”其年，窝阔台命己子贵由，诸王阿勒赤歹剿灭了盘据辽东的蒲鲜万奴。1235年，窝阔台复遣唐古拔都儿与洪福源率兵进讨，陆续攻陷龙岗、咸从、慈州、金山、归、信、昌、朔州诸地。1238年十二月，王㬚被迫请和，以后虽连岁遣使入贡，然托辞拒不亲身入朝。1241年，始以族子为己子入质于蒙古汗庭。

三、征服与扩张的继续（下）——拔都西征

成吉思汗分封其四子，把离蒙古本土极西之地授予长子术赤，这片土地中最主要的中心地区是钦察草原。但术赤生前，它仍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于他，事实上，它的大部分尚未被蒙古征服。窝阔台即位后，立即派出了阔阔台与速不台带领三万骑兵前往钦察、撒哈辛及不里阿耳方面。“撒哈辛人与波罗维赤人（Polovtsy）在鞑靼到来前从下游逃到了不里阿耳人处。不里阿耳边防军赶来后，在押赤河（即乌拉尔河）畔被鞑靼击溃。”但这支军队可能不久便无功而还。

1235年春，在遣阔出南征的同时，又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不里西征。这支军队是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与拖雷四系的长子组成。“其诸王内教巴秃（拔都）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贵由）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这支军队总数估计在十二万人以上，拔都是名义上的总帅，辅以在1222—1223年间曾像旋风一样，入掠南俄的著名将军速不台。

不里阿耳（Bulghar）的残灭

1236年春，贵由、蒙哥等率军西向，历夏迄秋，进抵不里阿耳之域，与前来的术赤家族拔都、斡鲁朵、昔班、唐古等会合。据早期的拜占庭作家记载，不里阿耳人居住于黑海以北及高加索一带，似为芬种、斯拉夫种与突厥种的混合部族。七世纪，在可萨突厥的打击下，分两支逃亡。一支留居在亦的勒河（又作也的里，Itil即今伏尔加河）上游卡马（Kama）河汇流处；一支西走多脑河上。蒙古军猛攻袭取了“以阵地坚固和资源丰富而闻名全世的不里阿耳城”，大加屠戮，然后焚毁了这一城市。其冬，蒙古军循河而下。居住在押赤河（又作扎牙黑河Zayaq，即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玉里伯里山（Ilberi）的钦察部主忽鲁速蛮先已遣使归款于蒙古，至是，其子班都察举族迎降。另一部首领八赤蛮（Batchman）坚持抵抗，他们隐伏在伏尔加左岸的丛林中，不时对蒙古军袭击。1237年初春，蒙古军以猎圈形进行搜索，八赤蛮被迫逃至宽田吉思海（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蒙哥率军乘大风水浅涉渡，生擒八赤蛮。附近的阿速部（Asut）哈赤儿·兀库剌（Qachir Ukula）亦被征服。

不里阿耳与钦察部的征服，使西进斡罗思的门户大开。蒙古军队从此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起强大的远征，而不必担心后方有被截断，与朝廷无法联系的危险。

斡罗思（Orus）的征服

1237年秋，拔都、斡鲁朵、别儿哥、合丹、贵由、蒙哥、不里、阔列坚诸王集会，决定从东北斡罗思乘冬直入，穿过莫尔多瓦人（Morduinian）地区，首先进抵奥卡（Oka）河中流的也烈赞（Riazan）侯国，遣使谕其出降纳贡：无论是贵族或百姓，缴纳其所有财富之十分之一，被也烈赞人所拒绝。蒙古军围城猛攻，经过五天的激战，1237年12月21日城陷，这一地区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剩下来的“只有烟雾和灰烬”。1238年，蒙古军逼近莫斯科（Moscow），焚毁了这一城市。莫斯科的占领使蒙古军不仅完成了对弗拉基米尔公国（Vladimir）的侧翼包围，同时也直接威胁包括诺伏哥罗德公国（Novogerod）的北部斡罗思全境。2月，蒙古军进围弗拉基米尔城。大公尤里二世（Iuri　Ⅱ）委其妻与二子留守，自己则先期已撤至伏尔加河上游，组织抵抗。根据这一情势，蒙古将军速不台遣其前锋北向，以监视那里的斡罗思军队的动向，而由蒙哥亲率主力大军猛攻弗拉基米尔城。六天以后，1238年2月8日，城陷。全境的其他城市如罗思托夫（Rostov）、苏兹达勒（Susdal）等十余城均被攻下。接着，由孛栾台率领的蒙古大军立即向北推进。3月4日，尤里大公在昔迪（Sit’）河地区受到强大蒙古军的包围，全部被歼。通往诺伏哥罗德的大门已经洞开，但蒙古军很可能是由于担心春天将至，冰雪融解，道路泥泞难行而突然撤军径直向南。只是在途经卡鲁格省（Kaluga）的小城科泽尔斯克（Kozelsk）时，蒙古军以为它城小而可以轻取，发起攻城，但却遭到了预料所不及的顽强抵抗。城中军民拼死拒守，直至最后一批抵抗者都英勇牺牲。蒙古军被阻滞在城下达七个星期，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蒙古军撤至董河（顿河）下游盆地，进行休整。

1239年间，蒙古军向南用兵，蒙哥进攻阿速，围其都城蔑怯思（Meges），历三月而下之（1240年1月）。其主杭忽思率众来降，奉旨选阿速军千人从征。复攻薛儿克思（Serkes），杀其国主秃哈儿（Tuqar）。昔班、不里等进掠克里米亚半岛，别儿哥则大掠钦察部，四万名库蛮人（Cuman）在其主忽滩汗（Khan Kotain）率领下，逃到马扎儿（Majar，即匈牙利Hungary）。其年秋，贵由与蒙哥奉诏东还。

1240年，蒙古军经过休整后重事西进。秋，进毁别列阿思拉洼（Pereiaslav）与契尔尼果洼（Chernigov）二城，直趋乞瓦（Kiev，今基辅），先遣使谕降。由加利西亚（Galicia）大公丹尼尔（Daniel）所任命的守城长官拒绝，杀蒙古使者。蒙古军攻城，数日后（12月6日）城破，居民尽遭屠杀，城市被摧毁。蒙古军继续向西推进，至加里西亚，攻陷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ladimir Uolynsky）城。丹尼尔亡走匈牙利。乌克兰右岸（即第聂伯河西岸之乌克兰地）的一些农村公社的低级公爵被迫臣服于蒙古，同意“为蒙古耕作”，即为蒙古供应食物等农产品。

进掠波兰与匈牙利

1241年春，蒙古军分为两路，主力由拔都及其诸兄弟、骁将速不台率领入侵匈牙利，另一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速不台子）率领入侵孛烈儿（Bular，即波兰Poland），借以消除主力军在匈牙利地区行动时可能来自右翼的威胁。先是1139年波兰王博列思拉夫三世死，四子分嗣，内争不止。蒙古来侵时，年幼的博列思拉夫四世（博列思拉夫三世之曾孙）虚拥主君名号，仅保有其都城克剌可洼（Cracow）等两地，其他诸王，皆各自为政。2月，蒙古军渡维思秃剌河（Vistula），进至克剌可洼附近，大掠而退。3月，蒙古军再次来攻，大败波兰军。博列思拉夫闻讯，仓皇走避至莫剌维亚（Moravia）的修道院中。蒙古军纵火焚烧克剌可洼空城，进入西里西亚（Silesia），乘筏渡过奥得河（Odra），攻其都城不勒思老（Breslav）。西里西亚大公亨利（Henry）先已走据列格尼资（Liegnitz）城，集结了西里西亚以及波兰的军队，还有日尔曼（German）与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共三万人，分做五路。蒙古军舍不勒思老，进迫列格尼资，亦分五路迎击。4月9日，两军大战，波兰军战败，亨利被杀。胜利者从每一具敌尸上割下一只耳朵，据载共计有九大包。由此折而向南，蒙古军侵入莫剌维亚，一路焚烧杀掠，直达波希米亚（Bohemia）与奥地利边境。波希米亚王瓦思老（Vaclav）任骁将雅罗思老（Yaroslav）镇守斡勒木资（Ol-mutz）。蒙古军久攻不下，乃分遣数军残其附近。雅罗思老见围城的蒙古军稍有懈意，6月24日乘夜出袭。蒙古军伤亡惨重。三日后，这支军队解围退往匈牙利，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所率主力分三路入侵匈牙利。昔班自北取波兰与莫剌维亚之间，合丹由东面摩勒达维亚（Moldavia），拔都则由加里西亚分道突进。时，别剌四世（Bele　Ⅳ）在位，为国中贵族所不满。1239年忽滩汗率四万库蛮人避兵西来，别剌曾厚礼收容，使改奉基督教。然这些库蛮人所过之处，恣为不法，居民被扰，怨声不绝。蒙古军来攻，匈牙利人乃拘捕此等库蛮人而囚禁之，已而疑忽滩乃蒙古之同谋，群起杀库蛮人几尽。蒙古军进迫不答帛思城（Pest）。4月，别剌征集马扎儿援军六万人出战，蒙古军不战而退。别剌进至撒岳河（Sajo），结营于西岸，以千人扼桥而守。其夜，蒙古军以拔都猛攻夺桥，速不台涉水而渡，包围匈牙利军营。别剌全军被歼，他单身脱走。蒙古军进陷帛斯城，纵火焚烧，尽屠居民。其年夏秋，蒙古军驻营多脑河以东，分兵四掠。冬，天大寒，多脑河冰合，蒙古军乘机猛攻此河畔之格兰（Gran，一名斯特里哥尼亚）大城，陷之。然后分遣合丹率军穷追别剌。别剌先走奥地利，复逃至克罗阿惕（Croatia）之扎格列卜（Zagreb）。从这里，他致书于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九世（GregoryⅨ）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等，请求援助。但是这时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对立与战争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为二。腓特烈二世正用兵于意大利，他接到来信后，表示只有在平复意大利后才有可能东捍鞑靼。教皇亦虚示悲悯，且以此归之于上帝之天谴。1241年12月，合丹军侵入克罗阿惕，占领扎格列卜，别剌逃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蒙古骑军大掠斯帕剌托（Spalato或split）、迦塔罗（Cattaro）。别剌走避于亚德里亚海中之一小岛。这时，窝阔台在1241年12月去世的消息已经传来，拔都由于内部汗位继承问题而急于撤军东还。合丹军也取道塞儿维亚（Serbia）与拔都军会合，徐徐东返，1243年初，抵达伏尔加河下游拔都的住营地。

四、蒙古在北部中国和中、西亚地区的统治

马克思曾经指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关于第三种情况，一般必须以被征服民族社会内生产力已具备性质变化的条件为前提，这在13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不存在的。蒙古统治者在扩张的最初期确实本能地企图把他们习惯的游牧生产方式加诸华北或中亚的城市及农耕地区。他们肆行破坏性的掠夺，毫无顾惜地使之变为荒无人居的牧场。迟至窝阔台即位初，仍有“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但是，这样做，首先就会碰到被征服人民绝望的仇恨与拼死的反抗，使蒙古人必须付出重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取得稳定的统治。其次，城市农耕地区确实能够为蒙古统治者提供比牧地更多而且是牧地所不能生产的财货物品。这就迫使蒙古统治者逐渐放弃或改变他们原来的打算，改而采用让被征服民族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赋的办法，逐渐发展和形成一套以蒙古官员监临、以蒙古与探马赤军分屯镇胁，利用该被征服地区旧有的统治方式与人才，因俗而治的新统治方式。下面，我们分别就北部中国与中亚进行叙述。

对北部中国的统治

成吉思汗时期，兀鲁思的分封，主要限于游牧民族活动的突厥——蒙古大草原，而对于华北、中原以及中亚河中撒麻耳干、不花剌等农耕地区，则仍视为黄金氏族的公产，由大汗所任命的长官管领。在不断的征服扩张中，蒙古统治者“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多数的那些在金蒙战争中据地自保的地主武装，都是“随所自欲而盗其名”，等到降蒙以后，蒙古统治者就以原来名号任命他们，“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成吉思汗下中都，“留扎八儿与诸将守中都，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其后，木华黎受任专征，《元史》本传说他受封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他们都带有总控华北政务的性质，但却未曾形成制度。

在地方上，这些拥有各色名号的地方官吏控制州县，为蒙古统治者提供兵员、赋税，使自己变成为蒙古的政治代理人；有的人同时也便是蒙古贵族所委托对其在华北地区所获得的私属的管理人。他们大多是父死子继，专制一方，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他们又利用权力，“取财货，兼田土”，“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他们中势力最大的，如真定的史天泽、满城的张柔、威宁的刘黑马（伯林子）、东平的严实、益都的李壇、济南的张荣等等，都是蒙古国时期在华北横据州县，影响甚巨的所谓“世侯”。

窝阔台即位，耶律楚材受到亲用。当有人向窝阔台提议尽去汉人，使华北空为牧地的主张时，楚材便乘机进言曰：“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名。”窝阔台大为所动，命令他试行，耶律楚材因而得到在华北地区推行政治改革的权力，并获得初步成功。在耶律楚材等人的辅助、策划下，窝阔台在对华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建设。特别是在1234年灭亡金朝以后，华北地区的统治机构与制度都初步建立了起来，在恢复与重建从金蒙战争以来已被破坏的统治秩序方面，迈开了新的一步。

【政权组织的重建】1234年灭金之后，窝阔台即任命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扎鲁忽赤），综领华北汉地的刑狱、财赋与军事。由于它的衙门设在燕京金海陵王所建之琼林园，所以又叫“司琼林园之台人，人则曰行台”。稍后，一般人即以燕京行尚书省称之，它成为蒙古统治华北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与在和林汗庭的中书省相表里。针对华北地区“先是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的情况，耶律楚材提出，请以“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地方政权三权分立的建政原则，得到窝阔台的同意，“遂为定制”。1236年，所有华北“州县守令，上皆置监”。在征服地区，根据必要设置达鲁花赤的做法，从成吉思汗时已经有过，至是而遍置于州县，主要以蒙古、色目人充任。上述两大措施均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耶律楚材还力图说服窝阔台改行文治路线。他进言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在他的主持下，1230年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选通古今、练钱谷、明儒术、娴吏治”的文人儒士担任。1235年又奏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王万庆、赵著副之。1237年，窝阔台又命术虎乃、刘中分试诸路儒士，中选者得著儒籍，并选充本贯议事官。为了表示崇儒，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尊礼孔子、任用汉人儒士，显示了蒙古统治政策上开始的一个重大变化。尽管当时耶律楚材所提出的这些主张“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但它指明了一个进步的方向，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军事制度的建设】成吉思汗任木华黎专征，所率部队中有由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兀、忙兀、札剌亦儿以及汪古部等诸部中抽调兵员混合组成的火失勒千骑，充当精锐的前锋，分任阔阔不花、按察儿、孛罗、肖乃台与怯烈台任统领。蒙古人中把这种执行危险艰苦任务的军队称为探马赤（tamai）。《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则诸部族也。”这正说明探马赤军从兵员的来源上是由蒙古部（狭义的）以外的“诸部族”抽调混合组成的。绰儿马罕受命西征及也速迭儿征高丽的军队也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探马赤。随着蒙古对外战争由单纯的掠夺进而转化为占领，使充当先锋军的探马赤又开始具有镇戍的任务。1236年，窝阔台始以五部探马赤军分镇中原：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察儿镇平阳、太原，孛罗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构成为维持蒙古对华北地区稳定统治的主要军事支柱。由于疆域扩大，战线漫长，蒙古统治者早已感到军力不足，不能不从被征服民族中纠集兵力。成吉思汗时代，特别是在木华黎受任专征中，一批投附蒙古的汉人军队已经形成，有力地弥补了蒙古军力不足的需要。窝阔台即位，正式建成了由刘黑马、肖扎剌及史天泽为长的三个汉军万户。稍后，又增置了张柔、严实、张荣及李璮（？）四个，合为七汉军万户。任用儒士和组成汉军，都包含有增强蒙汉统治者的勾结，扩大并稳定其统治基础的深刻政治企图，对尔后的政治局势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户籍赋税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借以编户口，计租赋，是统治者牢固控制人民以进行剥削的重要手段。成吉思汗以千、百、十制度编制牧民，设“青册”以记录分家财纠纷的判决，都可以看成是这一制度的滥觞。

窝阔台即位后，在规定草地牧民牛马每百抽一的税率的同时，又“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在耶律楚材的主持下，河北地区的赋税与税收机构陆续建立起来。最初，华北民以户为单位，统科粟两石，寻复增为四石。1230年，定诸路课税，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儒士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以征赋税。1231年，窝阔台始行盐法，立河间、山东、平阳、四川课税所四处，每盐一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又立酒醋务坊场官，榷沽办课，以州县长官充提点而隶属于征收课税所。1232年，又设漕司于燕京，以东通潞州漕运，“旧条新制，兼举而行，居无几何，民力大纾而廪储崇积。”据耶律楚材的估计，当时华北赋税，“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这对蒙古统治者是一个很诱人的数字。当1231年秋耶律楚材如数将所征集的诸路米谷财货簿籍陈于窝阔台之前时，窝阔台大为奖赏，“即日授中书省印，俾领其事，事无钜细，一以委之”。

为了保证赋税征收，1233年，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首次对华北户口进行检括，得户七十三万余。灭金之后，1235年，复有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计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翌年，胡土虎、铁木哥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在户口调查的基础上，耶律楚材重新规定了税制，以诏令颁行。诏令中申明：“依仿唐租庸调之法，其地税量土地之宜。大朝开创之始，务从宽大”云云。丁税规定：“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奴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这是一种按土地之肥瘠等级而征收的办法，然而当时几乎不可能有地亩册可循，因此，另一种办法则仿金的猛安、谋克人户，验牛具而征。又定：“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一般民户的户调无明文可考。耶律楚材曾建议分封人户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然则分封人户每户丝的负担是十一两二钱。一般民户的户丝负担应该也就是这一数目。唐初的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以授田为基础。蒙古国时期无所谓田制，所谓仿唐制租庸调，原只是附会其名称，而分别按丁、地与人户征收课税。实则当时的税收制度，就实行而论，多半是具文而已。诸王投下与世侯所属都往往各行其是，混乱不堪。南宋访蒙使者彭大雅评蒙古国的赋敛“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徐霆谓：“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见差胡丞相（胡土虎）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金马玉堂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李舍才容讲德子，张斋恰受舞雩人。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当时取民无艺的情状，于此可窥一斑。耶律楚材还规定商税三十分取一，并改征收课税所为专掌商税的机关。“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有贸易借贷者，并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扰民取财者，其罪亦如之。”这些规定大抵也是徒具虚文。

在人户调查的基础上，蒙古统治者开始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户籍制度。1237年，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生，以论、经义、词赋为三科，中选者得占儒籍，“若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其余差发并行蠲免”。同时并可选充本贯议事官，故后人多以戊戌（1238年，窝阔台十年）选试为元朝科举制度的滥觞。这次考试共取四千三十人，儒户另籍从此始。同年又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取一千人。僧道的考试，主要是因避役其中者多，故行刷汰。试经通者，始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和尚与先生（道士）也得另著户籍。

【分封民户】1236年完成了中州的户口检括后，窝阔台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将中州人户分赐给诸王、贵戚与斡耳朵，作为汤沐邑或采地。习惯上，当时人通称之为“投下”或“头下”，它源出于《辽史》，意即“头项之下”。

按照成吉思汗时期的定制，所有被征服的农耕城市地区系黄金氏族的公产，由大汗委任官员管领。华北地区即属大汗派驻的燕京行台或行尚书省。然而，在州县地方，情况却又很复杂。“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汉人军将中，也普遍私占民户。以东平为例，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奴，也往往寄留诸郡，各置首领管理，不属州县。据说此类驱口，其数“几居天下之半”④。由诸王贵臣所擅自派遣来华北征括匠户、征收财货的使者更是旁午于道。针对这种情况，窝阔台在全面检括华北户口之后，正式进行分封。它既是对诸王大臣将校在华北地区占有人户这一既得利益的承认，同时也含有限制贵族权豪私占人户，以保证国家课税的性质。诏令明确规定：“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直、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躯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答奚罪戾。”“民户内续数出来底漏籍民户有呵，只教都属那见住州城田地里有者。其元招收来底人不须管领。”根据这些规定：凡是寄居在他郡的驱口、部曲，以及清理出来的漏籍人口，都应列为政府的编民，以限制诸王贵族滥肆侵夺和隐占民户。

1236年秋，胡土虎以所检户口上报，窝阔台原决定循草地分封的旧制，并参照其等次，对华北地区进行分封。耶律楚材进谏说：这样做，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窝阔台以业已许之，难于中止为词，拒不接受。耶律楚材复设计说：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只有这样，才可维持长久。窝阔台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次分封的不同点在于：（1）投下州县各位下只设达鲁花赤，而由朝廷任命官吏，征收租税；（2）投下民户，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3）封户之外，诸王贵戚不得擅招民户，五户丝之外，封主在原则上亦不得擅征兵赋于封户。窝阔台明令：“据各投下分拨到民户，除五户丝外，不拣什么不交（教）科要。”这同草原的封地，在管理上已有本质的不同。郝经曾经指出：本朝“既分本国（指蒙古草地），使诸王世享，如殷周诸侯；汉地诸道，各使侯伯专制本道（指汉人世侯），如唐藩镇；又使诸侯分食汉地，诸道侯伯各有所属，则又如汉之郡国焉。”蒙古草原的封地相当于裂土世守的诸侯，汉地的封邑则近乎食实封的采邑。郝经的论述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列：这次分封（丙申分封）的民户有数可考者共达七十六万余户。其中拖雷位下八万户（真定路），窝阔台长子贵由位下六万八千余户（大名），术赤位下四万一千余户（平阳），察合台位下四万七千余户（太原）。少的如孛罗、肖乃台等军将则仅一百户。应该指出的是《元史·食货志·岁赐》所列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时的数字，去丙申（1236年）分封已九十余年，其间屡经变化，一些受封者或漏或废，亦事之必然。因此，当时分封的民户数肯定高出七十六万，占总人户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直属于大汗的不足百分之三十。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黄金氏族及统治集团内部权益的分配状况。

为了实现共管与保证诸王投下的权益，诸侯王都可以派遣一名官员，共同参与管理设在燕京的行尚书省事务。李恒隶属于合撒儿位下，“在先朝故事，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尚书事，公代其兄为之”。昔里钤部隶贵由，当贵由即位后，命之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为监。至燕，则同断事官哈达署行台。”忙兀部以忽亦勒答儿力拒王罕有功，窝阔台增其封户为二万，与十功臣等。“后诸侯王与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断事官，自司听直于朝。”这种制度在中亚也同样实行，它对后来元朝中央政权的组织带来了特殊的影响。封地的长官例由封主派任。“凡守亲王分地者，一子当备宿卫。”投下人户对于封主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凡民一入投下户籍，便永为其民，不能任意改易。从当时的法律观念上看，华北的封户与草地诸爱马（aimaq，意为部，元人把它视为“投下”的同义词）的属民同是封主的私属。但从“五户丝制度”的立法看，华北的封户在身份上既属封主的属民，但首先还应该是政府的编民。这里反映了汗权与贵族私利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了蒙古统治者为适应华北经济基础而改更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条件下，五户丝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贯彻和实行。诸王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肆行苛敛，甚至派遣使者任意拘收人户的现象仍然是习以为常的事。拔都的封地在平阳，“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家族远驻在南俄罗斯草原，为了便利财赋的转输，故不收受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属民只得几经转折，十倍其费，倾家荡产，以求完纳。否则，便遭榜掠械系，不胜苦楚。

【斡脱（ortaq）与扑买的盛行】突厥语斡脱意为“同伴”。西域的回回商人，组成帮伙，远途贩运，或自称为“斡脱”。在蒙古国兴起之前，这些斡脱商人深入蒙古草原，进行交换，以牟取厚利。在成吉思汗周围，就罗致了一批西域人，他们大多原便是商贾。蒙古西征以后，中亚与蒙古草原以及北部中国间的商路大开，西域商贾蜂拥而至。蒙古大汗和贵族们十分重视商贩，愿意利用他们营运贩卖，赢取厚利，且求得珍奇物货；西域商人也要求依靠蒙古统治者，取得资金和政治上的保护。于是双方勾结起来，组成斡脱。斡脱便开始成为“转运官钱，散本求利”者的名称。据彭大雅报道：“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愆其息，一锭之本，辗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或市百货而懋迁，或托夜偷而责偿于民。”徐霆也说：“霆见鞑人只是撒花（波斯文sauqat，意为礼物），无一人理会得贾贩，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回回或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贾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大率鞑人止欲紵丝、铁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高博易之。鞑俗真是道不拾遗，然不免有盗，只诸亡国之人为之。回回又以物置无人之地，却远远卓望，才有人触着，急来昏赖。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直是了得。”金亡以后，大批中亚人涌入华北，其中不少人即是持有玺书、令旨的斡脱。他们特别以经营高利贷，即所谓“羊羔儿利”而肆虐于民。“贾人出子钱，致求赢余，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则累而千。调度之来，急于星火，必假贷以输之。债家执券，日夕取偿，至于卖田业、鬻妻子，有不能给者。”当时社会秩序甚乱，盗贼充斥，商贾难通。蒙古统治者规定：斡脱商货“凡有失盗去处，周岁不获正贼，令本路民户代偿其物。前后积累，动以万计。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耶律楚材曾请于窝阔台，在1240年以官银代偿官民所借债银凡七万六千锭，并奏准“今后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为定制”。但这实际上也只是具文。

扑买制度，在我国，据明人丘濬的意见，始行于北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其法“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通作“买扑”。《吏学指南》谓“即包认办纳”。宋、金时期，在坊场、矿冶、河泺等小范围内，颇多采行。蒙古国时期，伴随着斡脱豪商的活跃，扑买制度也大为盛行。燕京刘忽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一回鹘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还有人要求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包税私征的办法几扩及全部国家税收。耶律楚材原定课税所收入每岁银一万锭（每锭重五十两），河南既下之后，增额为二万二千锭。而回鹘译史安天合依附于丞相镇海，引用回回人奥都剌合蛮（‘Abdal-Rahmān）扑买课税，增至四万四千锭。耶律楚材极力反对，但窝阔台惑于重利，仍令他试行。耶律楚材叹息说：“扑买之利既兴，必有蹑迹而篡其后者，民之穷困，将自此始。”从这以后，奥都剌合蛮日见信用，朝政益趋贪酷。

对中、西亚地区的统治与经略

【绰儿马罕的西征】成吉思汗班师东归后，逃亡在印度的扎阑丁返还波斯，图谋恢复。1223年，他抵达起儿漫（Kerman），新据其地的哈剌契丹人博剌克（Baraq）表示归顺。随后，扎阑丁因听说博剌克有异志，乃迅速离此他走。从此，博剌克遂据有起儿漫之境，建立了长达六十八年的中亚第二个契丹王朝。扎阑丁抵达法而思（Fars），其主撒的（Sa’d）亦表示臣服。时，扎阑丁之弟加太丁（Ghiyāthal-Din）已据有伊剌克、呼罗珊、祃桚答而诸地。其为人闇弱淫佚；所部多为突厥人，皆横暴自恣。扎阑丁以手段离间其部众，迫使其弟投顺。花剌子模旧将及波斯各地乘乱自据之诸侯皆相率来朝。1225年，扎阑丁进占阿塞拜疆，入侵谷儿只，逐渐稳定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1228年，蒙古军来攻，扎阑丁御之于亦思法杭（Isfahān）。临阵时，加太丁以不堪其兄之辱，率部退走忽即斯坦（Quhistan），扎阑丁因此由胜转败，寻收集部众，还据帖必力思。加太丁走投无路，乃逃到起儿漫，被博剌克处死。太和岭诸部族谷儿只、阿美尼亚（Armenia）、阿兰（Alan）、钦察等部忌扎阑丁势力之重张，联军来攻，为扎阑丁所败。从此，扎阑丁威势大振。但是，他虽然作战勇猛，却缺乏政治头脑。在大敌将临的情况下，他不是和辑并联合西亚的诸伊斯兰国势力，反而一再入侵起剌特（Khilāt）与鲁木（Rūm）。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肆行暴戾，从而招致普遍的愤慨。1230年，起剌特与鲁木联合败扎阑丁于额儿赞章（Arzinzān）。这时，蒙古军已渡过阿母河来攻的消息传来。这支部队是在窝阔台即位以后，立即派绰儿马罕抽取三万骑兵所组成。蒙古军的到来使扎阑丁张皇失措。他不顾自己同鲁木、叙利亚的哈里发、诸算端及诸蔑力（malik）之间发生的纠纷，向每个人都派出了急使，呼吁联军抵御，毫无结果。他从帖必力思（Tabriz）出走，在蒙古军的穷追下，无处躲藏，最后只得只身逃窜，不知所终。或传在哈合儿（Hakhār）山中为曲儿忒人（kurds）所杀死。

这以后，绰儿马罕驻营在木干草原与阿兰之地，继续对高加索以及西亚诸地进行经略。1233年，他进围帖必力思，迫使城民纳款。1236年他又兵伐谷儿只，女主鲁速丹（Rusudani）出逃，梯弗利思的统治者降附。1239年他率军进攻大阿美尼亚，陷其都城阿尼（Ani）而屠之。其王旋亦归服，觐窝阔台于和林。1241年，绰儿马罕病死。由拜住代领其军，继续对小亚细亚用兵，迫使鲁木、小阿美尼亚（西里西亚Cilicia）以及马剌提亚（Malatiyah）、阿勒波（Aleppo）等城市相继款附。

【统治概况】当1220年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城时，他“指定蒙古人、突厥人各一个担任八思哈（basqāqī，镇守官），让他们两人保护居民不受士兵侵害”。受命监守撒麻耳干的有契丹人耶律阿海。据李志常所记：“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阿海寻死，其子绵思哥袭太师，继续充监。在窝阔台时期，原来担任哥疾宁城八思哈的祃祃·牙老瓦赤（Mahmudyalavach）改任不花剌长官。河中地区，在成吉思汗西征中，“灾难浪潮，因鞑靼军队而汹涌，但他还没有尽情报复以消心头之恨，更没有使血流成河，如司命之笔在冥簿上之所为。因此，他攻下不花剌与撒麻耳干后，仅屠杀一次和抢劫一次便作罢，并没有走总屠杀的极端。至于隶属这两城，或与之接壤的地区，因它们都纳款投诚，对它们也就手下留情。尔后，蒙古人安抚残存者，进行恢复工作，故此，到这时，即1259—1260年，这些州县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原来繁荣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来的水平。”牙老瓦赤在任时，“废除了扯里克（cherig）和签军（hashar）的强制兵役（mu’an），及种种临时赋税（‘avārizāt）的负担、摊派”。社会经济恢复工作更取得迅速发展。“那些流散到穷乡僻壤的人，为他的公正、仁慈所吸引，返回故里，人们从世上各地到那里去；因他的诚挚，该城日趋繁荣，甚至达到它的顶峰，其领域成为名门望族的家园，贵人黎庶的聚集地。”

1238—1239年，离不花剌城不远的塔剌必村（Tarabi）的制筛匠马合木（Mahmud）以神道惑众。另一个以博学、德行与门第而闻名的苫思丁·马合孛必（Shams-ad-Din Mahbubi）因不满于不花剌的伊祃木们，与马哈木相结合，在不花剌城领导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抗起义。他们驱逐了蒙古统治者以及贵人、名绅，进入豪富家，抢劫财物，大批的黎庶与贱民都成为他们的追随者。蒙古统治者调集军队前来镇压，射死了马哈木与马合孛必。正好这时狂风骤起，敌军以为这是马哈木的亡灵大显神通所致，撒手逃跑。起义军猛追。“农村的百姓涌出村子，拿锄头、斧子攻击那些溃卒。每当他们追上其中一个，特别追上税吏和地主时，他们就抓住他，用斧头砸烂他的头颅。”蒙古军被杀将近一万。一周以后，一支蒙古大军赶来进行围剿，起义被镇压，两万人被杀死。蒙古军为了报复，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与掠夺。赖牙老瓦赤的力争和坚请，在得到窝阔台的允许下，不花剌城才免遭浩劫。1241年，牙老瓦赤被调东来，成为“主管汉民公事”的长官，而以他的儿子麻速忽·别（Mas‘ud Beg）继续担任突厥斯坦和河中地区的长官。

在呼罗珊，当成吉思汗东返时，术赤留下哈剌契丹人真帖木儿镇守花剌子模。绰儿马罕西征时，真帖木儿受命领花剌子模军从征，留镇呼罗珊。呼罗珊在成吉思汗西征中受到了远较河中地区严重的破坏。“呼罗珊和伊剌克却不相同，此两州为一种消耗热症和慢性寒疾所苦，每城每村都屡次遭到洗劫和屠杀，受扰达数年之久，从此，哪怕生殖繁息至复活日，其人口仍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这一地区当时被视为成吉思汗诸子所共有，故四系各遣官员一人以襄助共理。代表窝阔台者为怯勒·孛剌（Kül Bolat），代表拔都者为诺撒耳（Nosal），代表察合台者为吉思勒·不花（Qizil Buqa），代表唆鲁禾帖尼者为也可（Yeke）。当时呼罗珊地区又重新出现骚乱，扎阑丁的两异密经常袭击你沙不儿及其属邑。真帖木儿击败了这些叛乱，顶住了另一部蒙古军以镇压叛乱为借口，将进行屠杀破坏的企图。他通过怯勒孛剌，护送呼罗珊与祃桚答而两地归附的数小王入觐窝阔台于和林。以此大得窝阔台之称许，即任真帖木儿为此两州之长官，而不受绰儿马罕节制。真帖木儿于是任命舍里甫丁（Sharaf-ad-Din）为代表拔都的臣僚，别的异密各派一名必阇赤入政府以代表诸王，任巴哈丁·马哈木·术外尼（Bahāal-Din Muhammad Juavini）为计相（sāhib-dīvān），管理财赋。从此这里的政务始稍上正轨。1235年，真帖木儿死，老迈的诺撒耳代之。接着，机警干练的畏吾儿人阔里吉思依靠在汗庭中得势的镇海的支持，获得了统治这一地区的权力。阔里吉思“使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事务恢复秩序，并且保护财产。他从四方征集值得进献皇上的贡礼。他实施新的户口调查，重定赋税。他建立工场，对百姓普施仁政。……奸商的贪婪受到限制。才智之士和愚昧之徒泾渭分明。由此，这个地区〔再度〕产生繁荣之望。”真帖木儿的儿子图谋继承父位，曾控阔里吉思于朝，然而没有得逞。阔里吉思获得了所有阿母河外、绰儿马罕所征服地区的统治权。他以徒思为驻地，并重建该城。“他在各地遍设驿站，齐备马匹及其他需用之物，使百姓不受使臣的骚扰；他的法令如此严格，以致一个异密，从前砍人脑袋而谁也不敢反抗，现在不能杀一只鸡；同时，农夫变得放心，如蒙古大军驻扎在田地里，他们甚至不叫一个农夫去捧马首，更不用说征索粮秣（‘ulūfa）和食物（nuzl）了，同样的办法适用于来往的使臣。”窝阔台死后，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称制，镇海失势外逃。阔里吉思因曾与一出自察合台后裔的贵族口角，出言不逊，察合台王妃乃命阿儿浑捕阔里吉思杀之。脱列哥那即委阿儿浑代为波斯长官。

五、贵由汗的短暂统治

贵由即位与黄金氏族内部矛盾的加剧

1241年十一月初八日（12月11日），窝阔台病死，在位十三年，终年五十六岁（庙号太宗）。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按照成吉思汗的定制，窝阔台亦有四斡耳朵，分处其数十名妻妾。长妻孛刺合真，无出，早逝。六皇后乃马真氏，生子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窝阔台逝世以后，她便以长子之母而权掌监国。她亲信女巫法迪玛，法迪玛因此得干朝政。脱列哥那与此仆共商解除合罕在位时任以要职之诸异密。她们合谋拘捕合罕之首要维昔儿（vizier）镇海。镇海悉其谋，乃亡走于阔端处，受其庇护。法迪玛对合罕任为计相之马哈木牙老瓦赤怀有宿怨，于是乘机以奥都剌合蛮代之，并派人前往拘捕。牙老瓦赤亦逃到阔端处求庇。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别当时管领突厥斯坦与河中之地，见此情景，亦走避于拔都之廷。呼罗珊的长官阔里吉思也被捕处死，而以阿儿浑代替。奥都剌合蛮恃宠乱政，脱列哥那竟以加盖御宝的空纸付之，令任意书填。耶律楚材提出谏止，并表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诏”。脱列哥那不但不接纳，“寻复有旨：奥都剌合蛮奏准事理，令史若不书填，则断其手。”耶律楚材虽极力反对而无效，终至于抑郁而死。在这种情势下，政治益趋于混乱。“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驲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1243年五月，正在汗位虚悬，随拔都参与“长子西征”的诸王仍远道归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斡赤斤觊觎汗位，拥军东向，直逼大斡耳朵。举国骚动。“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脱列哥那）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正在这时，贵由已返抵其在也密立之斡耳朵的消息传来，斡赤斤始悻悻撤兵。

窝阔台生前，钟爱三子阔出，欲立以为嗣，然此子在1236年伐南宋时死去。他于是移爱于阔出长子失烈门，养之宫中，尝有旨以皇孙失烈门为嗣。但是，脱列哥那此时却运用权势，积极活动立长子贵由为大汗。这个意见却遭到拔都的坚决反对。当西征东欧时，在一次诸王举行的筵会上，由拔都主持。不里、贵由不满，拂袖而去。贵由讥辱拔都“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拔都控之于窝阔台，窝阔台怒责贵由：“这下等的，听谁的言语，敢将哥哥毁詈？舍了你，如弃一鸟卵。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命令将他交拔都治罪，接着就调他离军东还。二人间结怨甚深。拔都远征在外，脱列哥那得监国之便，居中运动，贵由之立，已成定局；但拔都仍坚决抵制。

1245年九月，左右手诸王，异密各率其从属齐集阔阔脑兀儿，举行忽里台。惟拔都因与彼等有隙，以体弱风疾为辞，不赴。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汉地的诸首领以及中亚、西亚之蒙古长官、地方贵族、属国的使者。罗马教廷所派遣的著名教士加宾尼等也参加了这次蒙古选汗的大盛会。仅是为宗王、大官与使者们准备的毡帐就达二千座，此外还有许多“带着产于东西方的奇珍异宝的商人”。“广阔的原野变得狭窄，斡耳朵内无容身之地，更没有地方可以下马。”与会者一致选举贵由继位为大汗。贵由则一如旧习，表示拒绝。“经异密们恳请之后，他说道：‘我同意〔即位〕，但有一个条件：在我之后，〔合罕之位〕要归于我的家族’，全体一致立下了如下誓书：‘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于是在按旧俗举行了萨满仪式之后，贵由正式即大汗位。

贵由即位后，首先审理了斡赤斤称兵向阙的事件。他任命蒙哥与斡鲁朵负责审判，斡赤斤被依札撒处死。病势沉重的阔端控法迪玛对他施行了巫术，法迪玛于是也被处死。贵由拘收了在脱列哥那称制时滥发与诸王贵族的玺书、牌符，制止了诸王贵族非法征敛逐利的行动，恢复了镇海、牙老瓦赤的职务。察合台在1242年病死，根据察合台的安排，其继承者是其孙哈剌旭烈兀（木秃干子）。然贵由与察合台子也速蒙哥交厚，为了增加自己的势力，他便说：“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于是〔他〕把察合台的〔汗〕位授予了也速蒙哥，并加强了他的权力。”接着，他派遣军队往征四方。速不台与察罕往征南宋，额勒只带取代拜住往征西亚诸国，“并且下令从驻在伊朗地区的军队中，从每十个大食人中间抽出两个人参加远征，把敌对地区征服，首先要征服的是邪教徒们。他自己也决定随后也去〔出征那里〕。”贵由对于拔都的抵制行动，耿耿于怀。1247年九月，他命令取窝阔台宿卫之半，组成自己的怯薛力量，以也曲门答儿领之；并以也密立地区气候凉爽，于他的病体有利为藉口，决定亲自率师西巡。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了解贵由的“仓促〔出行〕，并非别无用意。她便暗中派遣一个急使去对拔都〔说〕：请作好准备，贵由汗已率领大军向〔你们〕那边推进。拔都守着边境，武装起来，准备与他作战。”1248年三月，当贵由行抵横相乙儿（今新疆青河县南）之地时突然害病死去（庙号定宗）。

招徕吐蕃

吐蕃在842年赞普郎达磨被刺后，王朝瓦解，分裂成为许多割据一方的地方贵族，互相攻伐。同一时期，佛教也开始在西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现实社会里地方割据的事实，反映在迅速传播的佛教发展中，必然表现为许多教团的形成。它们中主要的有噶丹派、萨斯迦派、噶举派、伯木古鲁派、搽里巴派、葛里麻派以及宁玛派等。教派之间的斗争本质上便是地方贵族的斗争。由于佛教支配地位的确立，这些地方贵族们都不得不披上僧侣的外衣来增加自己的威势，于是寺院逐渐掌握了神权与政权双重的权力；地方的分裂又以教派的对立为特征而更加加深起来。12世纪初的吐蕃，便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小僧俗领主在政治上、宗教上争斗不休的极端混乱时期。

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蒙古对西藏的经略是从1235年阔端征蜀战争中开始的。阔端首先招降了原任金熙河节度使的土波思乌思臧掇族人赵阿哥潘，承制授为叠州安抚使。1236年复由按竺迩招致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1239年，阔端遣将军多达那（或作r Do-rta、Dor-tog）带领人马深入西藏，一直推进到热振寺与杰拉康寺，对这里造成很大的破坏。多达那旋即撤军还，并向阔端报告了乌思藏各教派的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来管理其地。1244年，阔端再次遣多达那入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班（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二侄八思巴、恰那朵儿只启行前往，1246年抵达阔端的据地凉州。其时阔端正出席选举贵由即位的忽里台，次年返回凉州，接受了萨班的输款。在萨班致乌思、藏、纳里的僧、俗首领的信中，他报告说：阔端热心于宣弘佛法，霍尔（Hor，指蒙古）人势力强大。在归附之后，所有吐蕃的世俗官长，各依原职，而委萨斯迦派以达鲁花赤的职位，赐以金银字牌符。各地均需备置户口青册，记录俗人数目与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由萨斯迦，另一份由各地官员保存，其余一份则交萨班收执。萨班甚至俨然以蒙古的一属民、全西藏统一的领导者的口吻，教训每个地方官员，如果没有同持有金银牌符的萨斯迦派使者商量或请示而自由行事，他便是目无法纪。只有称臣纳贡者才能得到优待。萨班还表示：他之所以率先臣服于蒙古完全是为了吐蕃人的共同利益。对于全体前后藏的人民，加入蒙古联盟才是最有前途。关于贡品的种类，萨班列举了金、银、象牙、珠、蕃红、代赭石、木香、牛黄、虎豹皮、野猫皮、猞猁皮、羊毛等土产。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的诸教派与地方贵族领主都相继归附于蒙古。至于萨班叔侄则继续留在凉州。1251年，萨班客死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