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特惠贸易协定

我们解释的重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惠贸易协定形成。当代对特惠贸易协定的大量研究集中在这个时期，并且我们也缺乏对更早时期贸易协定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系统讨论的必要数据。不过需要认识到的是，特惠贸易协定不仅是近年来的现象。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不同时间点，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此类安排（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为了从历史视角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协定的扩散，我们现在对这些时期进行简要介绍。

19世纪下半叶为初始阶段，并且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Pollard 1974；Kindleberger 1975；Lazer 1999）。在这一时期，欧洲内部的贸易大幅上涨，并构成全球贸易的一大部分（Pollard 1974，42—52，62—66）。除了著名的德国关税同盟（Zollverein）外，奥地利联邦各州也在1850年成立了关税同盟，如1848年的瑞士、1853年的丹麦、19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所做的那样（Pahre 2008，318—319）。此外，多组民族国家间也组建了关税同盟，包括瑞典与挪威，以及摩尔达维亚（Moldavia）与瓦拉几亚（Wallachia）（Pollard 1974，118；Irwin 1993，92）。

双边商业协定网络的广泛发展也是这一时代的标志。在1860年《英法商约》（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的推动下，上述协定与无条件最惠国条款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晚期的萧条之前，它们奠定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石（Kenwood and Lougheed 1971；Pollard 1974；Irwin 1993；La-zer 1999；Pahre 2008）。此外，这一商业网络以外的国家想获得参与方市场更大准入权的愿望促使其迅速蔓延。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英国与4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德国与3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法国则与超过20个国家完成了这一合作（Irwin 1993，97）。这些安排对欧洲一体化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叶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支撑着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 1993，97）所说的“进步的双边主义”时代。

国内政治在许多特惠贸易协定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Nye 1991；Irwin 1993；Pahre 2008）。贸易政策在这个时期是十分政治性的，并经常引起激烈的国内争论。独裁领导人经常利用保护主义来确保国内联盟以巩固他们的持续统治。德国“铁与麦的联姻”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Schonhardt-Bailey 1998）。1860年的《英法商约》被许多人视为“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主要贸易条约的催化剂”，同时也是两国国内热烈争议的政治事务。特别是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与立法机关在贸易政策的路线上存在分歧（Nye 1991，474；Lampe 2009）。罗伯特·帕赫（Robert Pahre 2008）也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影响了19世纪的贸易关系。他发现欧洲更民主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贸易合作和签署贸易条约（Pahre 2008，228）。此外，他得出结论认为贸易条约的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制度与分治政府（Pahre 2008，ch.9）。总之，国内政治在19世纪的许多贸易协定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贸易协定的增长。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便签署了大量特惠贸易协定，其中绝大多数都比早先的具有更明显的歧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协定往往是高度特惠的。其中一些是为了巩固列强的帝国，包括1928年法国与其帝国成员创建的关税同盟，以及1932年英国建立的英联邦特惠制（Pollard 1974，145）。不过，大部分协定仍是在主权国家间形成的。例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分别与欧洲多国就农业贸易的关税优惠进行谈判。根据1934年的《罗马协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建立了特惠贸易协定。比利时、丹麦、芬兰、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缔结了一系列经济协定。德国在这个时期也发起了多个双边贸易集团。欧洲以外，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制造了近24个双边商业协定，其中许多涉及拉美国家。

这些特惠贸易协定是否加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以及是否激化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顶点的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争论依然长期存在且悬而未决（Condliffe 1940，esp.ch.8—9；Kindleberger 1973；Hirschman 1980[1945]；Oye 1992）。将这个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欧文（Irwin 1993，91）提出了如下的传统观点：

在19世纪，一个包含了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网络刺激了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主要关税削减，[开辟了]一个与……近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相媲美的多边自由贸易的和谐时期。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歧视性贸易集团和保护主义的双边协定则导致了世界贸易的严重收缩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大萧条。

后一时期的特惠贸易协定通常与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政策、保护主义、萧条以及政治冲突有关。克里·蔡斯（Kerry Chase 2005，ch.4）为当时主要帝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帮助建立这些排他性的贸易集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这两个历史时期也因此表明特惠贸易协定可能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它们强调了如下观点：特惠贸易协定的经济收益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不存在的，因此并非对这类安排产生需求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存在一个多边经济框架，各国仍在继续进行贸易协定的谈判。为了说明特惠贸易协定在当代的发展，图1.1展示了1950年以来各国参与这些协定的频率以及全球特惠贸易协定的总数；图1.2说明了这一时期各地区加入特惠贸易协定的国家数量。

图1.1 1951年至2004年特惠贸易协定的分布

图1.2 1951年至2004年各地理区域的特惠贸易协定总数

显然，特惠贸易协定的发生率与国家加入这类安排的频率时高时低。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建立贸易协定，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出现了激增，之后特惠贸易协定的发生率趋于平稳。但是，这些协议和加入国家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爆炸式增长；到20世纪末，全世界贸易的50%以上都在这些协议下进行（Serra et al.1997，8，figure 2；Freund and Ornelas 2010，140）。形成这类安排的高峰在21世纪的头十年仍在持续。事实上，特惠贸易协定已变得极为普遍，在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只剩蒙古国尚未参与其中，而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现已平均与超过12个国家达成了协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1，56，figure B.1b）。如图1.2所示，不同地理区域的国家在参与特惠贸易协定的程度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在西欧、非洲和拉美，各国加入特惠贸易协定已有相当的普遍性。相比之下，这些协定在东亚和中东地区并不普及，尽管在中国的引领下，东亚国家在过去10年中对加入这些制度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Pomfret 2007）。我们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特惠贸易协定的区域差异。

我们对历史的简要概述表明，特惠贸易协定一直是国家间政治经济的鲜明特色，且国内政治一直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针对特惠贸易协定的经济和政治效应已有大量研究，而相比之下鲜有文献探究这些协定的起源。此外，关于此议题的大部分文献都侧重于塑造特惠贸易协定的经济或国际因素。相比之下，本书则是最早讨论特惠贸易协定形成的国内政治决定因素的研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