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惠贸易协定的政治与安全效应

除经济影响之外，特惠贸易协定还可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例如，一个多世纪以前，威尔弗雷德·帕累托（Wilfred Pareto）认为，“关税同盟以及其他使得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的制度（可以充当）作为改善政治关系和维护和平的手段”（引自Machlup 1977，14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19，249）呼应了此观点，他推测“（一个）由整个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西伯利亚、土耳其，以及（我谨希望）英国、埃及和印度组成的自由贸易同盟（Free Trade Union），可能会像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样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同样多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者们继续发展了特惠贸易协定抑制参与方之间敌对行为的观点，而决策者们则建立起各种特惠分组以促进和平与繁荣（Nye 1971；Fern-ndez and Portes 1998；Schiff and Winters 1998）。

根据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特惠贸易协定确实约束了政治军事上的敌对行为（Nye 1971；Mansfield et al.1999；Mansfield and Pevehouse 2000；Bearce 2003）。尽管特惠贸易协定的福利影响是模棱两可的，但大多数国家加入其中都希望能够至少获得一些经济利益。有时候这些期待的好处实现了，有时候却落空了。无论如何，成员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损害参与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协定本身来破坏这些预期利益。如果国家担心自己凭借更大开放程度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受到损失，那么它们就可能会避免冲突。特惠贸易协定还可通过在成员之间建立交涉与谈判的论坛来遏止对抗，从而有助于在公开敌对行动爆发之前解决国家间的紧张局势（Nye 1971，109）。此外，贸易协定促进了“聚点”（focal points）的建立，通过塑造各国识别和辨认可接受行为与已偏航行为的期望值来预防冲突（Gar-rett and Weingast 1993）。

最后，近期的研究还表明，特惠贸易协定有助于培育在其他议题领域的合作。例如，努诺·利芒（Nuno Lim-o 2005）论证了贸易协定可用于提升环境政策协调。埃米莉·哈夫纳伯顿（Emilie Hafner-Burton 2009）认为特惠贸易协定通常促进了人权实施。蒂姆·比特和海伦·米尔纳（Tim Büthe and Helen Milner 2008）以及巴蒂·巴尔塔基等人（Badi Baltagi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特惠贸易协定可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也许会加快其经济发展。由此，这类协定会对世界政治中的种种结果产生影响。

若这类协定不存在，国际关系将会改变。在没有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投资可能受挫并朝不同的方向流动；冲突模式可能改变；人权、知识产权和环境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可能看起来非常不同。在一段时间内，贸易协定已经并且仍会是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