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王国维谈考据：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

王国维认为，史学所做的事就是，“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迁变之故”。对此，他是身体力行的。在考证历史问题时，他将严密实证与西方的逻辑推演相结合，从而考证出史事的是非与有无。在严密实证方面，他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当时，在中国考古界有了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史料被发掘了出来。这些史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钟鼎文）、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敦煌文书、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还有就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有上千万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单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正是在这种史料大发现的条件下，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可见，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证的方法来实现“求真”的目的的。

壹“地下之新材料”是指什么？

如上所述，王国维在考古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地下之新材料”主要包括殷商甲骨文、金文（钟鼎文）、书和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下面参考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做些简介。

（1）甲骨文。

甲骨文是现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体系较为完整的古代文字。因其大部分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殷商后期中央王朝的都城建在这里，所以称为殷墟），故被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早先又被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因其文字都刻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以牛肩胛骨为常见）上，故称它为甲骨文，现成为通称。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公元前16至前10世纪）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目前，甲骨文已能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它们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

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它们成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渊源的重要资料。

（2）金文。

商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国家的礼、乐之器基本上都是由青铜铸造而成。其中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由此，钟、鼎也就成了青铜器的代名词。铸造钟鼎时，通常会在上面铸上铭文。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把铜也称作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而金文指的就是铸刻在殷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因这种青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称为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至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至219年）。

从书法层面上来看，金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是深受人们欣赏和推崇的一种艺术表现。

（3）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指的是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3号汉墓中挖掘出土的帛书。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帛书共有28件，共计十二万余字，字体有篆、隶之分。篆书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左右，隶书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

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还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其中的一些文献，也是研究汉初思想和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

另外，帛书本身的“帛”，属汉代的缣帛，对后人研究其材质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4）简牍。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写有文字的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的合称。“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片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在纸发明以前，它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其内容可分为文书和著作两大类。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其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俄罗斯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万余枚汉代简牍，实物现藏于台湾。

建国后，在长沙、临沂、武威等多处发现并挖掘出土了一些简牍。

（5）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所出土的五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它原本藏于莫高窟内不同的藏经洞内，于1900年被发现，随后又有多次发现。所发现藏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文书中，有纪年的近千件，包含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了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还有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此外，还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和大批户籍资料。从涵盖的内容上来看，包含经、史、子、集和官私文书之类。

敦煌文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寺院经济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贰 王国维为何要提出“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可以说是既归于他博学多才、对知识活学活用的学术自觉，又可归于他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务实的学风，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通而进行的具体实践。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时代的馈赠。

史学研究最大的难处在于史料的匮乏。王国维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上古流传下来的典故，传说与史实往往混杂在一起，让人很难界定哪些属于传说，哪些属于史实。要想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就得有翔实的史实来厘定。所以，王国维就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相当幸运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于历史恰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当时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处的汉晋木简、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以及内阁大库中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发现。王国维说：“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及与焉。”

这些新发现，都可作为史学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让史学研究突破原有的樊篱，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光有发现还是不够的。对于一个专业知识匮乏之人，即使有再多的发现，这些来自地下的“新材料”都不过是一些残损的废弃物。所以，还需要慧眼识金之人，有愿意为之投入身心之人。而王国维恰是最合适的人选。机遇从来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他就好比拥有过硬技能正等米下锅的厨师，正等着时，米就来了，随即做出香喷喷的饭来也就是水到渠成了。可以想象，面对这些新材料，他一定会有如获至宝的感受，由此产生一些好的研究方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地下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纵然有再大的本事，也不一定能提出“二重证据法”来。可以说，这就是时代的馈赠。

其二，自身渊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结果。

当然，对待事业光有激情还是不够的，还得讲究方法，好的方法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单纯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会是浪费时间，做无用功。好的方法怎么来？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只能是从实践摸索中来。如何摸索？这就必须有渊博的知识相助。对王国维来说，这些知识之于自己就如同天赋的一样。还是看看后人的评价：“王国维乃‘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甲骨四堂’之一。我国现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等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现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这样的评价充分印证着王国维的大师水准。

虽然学术上的各个知识分门别类，各成系统，但是从自然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互为补充的。史学同样如此，它当中既反映着社会科学的知识，也体现着自然科学的知识；它的发展，同样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充实。“二重证据法”当中就体现着比较学、逻辑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夫天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在王国维看来，不从全面来考察就不能了解局部，不深入局部就不足以认识全体。这无疑是真知灼见。可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能够提出，得益于其自身掌握的渊博知识。

其三，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对自我约束的结果。

王国维的成长经历和学术历程，成就了他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小时候，他接受的是传统的启蒙教育。传统文化中，道教的老庄文化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接触新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奉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圭臬。为此，他是先接受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再去从事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研究的。这些经历，最终塑造了他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这种求真、求是精神，既是对史学考据传统的继承，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王国维看来，科学之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这种求真求是的目的是什么呢？

王国维说：“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规，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有裨益于人类之生存福祉。这其中所呈现的恰是贵为国学大师的一种深切的人文情怀。

心中有爱，人生精彩。也许正是这种情怀，让王国维有了顺乎心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配着他不滞碍于学，不拥堵于道，上下求索，开拓创新，终至开花结果。由此可见，他的“二重证据法”既是他为人类的美好苦苦思索而结出的科技之花，也是上天对他充满人性关怀情怀的慷慨回赠！

其四，疑古风气盛行催生出的结果。

清末民初，受西方进化论史学观的影响，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在一些激进学者的引领下，展开了“史学革命”。当时，包括王国维在内，都接受并具有了进化史观，都认同历史是进步的，并且历史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一般都认为历史是越古老越好。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圣贤时代，如尧舜时代，都是距今人很远的时代。西方进化史观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发芽，也就让中国的传统史学处在了尴尬的位置，随即遭到批判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这种批判并没有按科学的方式进行，也没有完全遵从学术之路，进而让疑古风气盛行，以致同那些一味信古者一样走向了极端——他们走向的是否定传统之路。

王国维对此深有体会：“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而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

王国维是笃信求真求是精神的学者。不过，虽然他没有走上激进之路，但传统史学中存在的诸如传说与史实不能厘清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要想让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出来，就不能囿于传统的史学方法。而相较传统的考据方法，西方的实证和逻辑推演方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如果将这二者结合，必定会有令人信服的发现。不管王国维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二重考证法”有着中西文化共同的影子。

综上所述可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能够诞生，既有诸多社会的背景，也有自身探索的因由，可以说是时代环境、社会变革和自身学识、个人素养共同作用的结果。

叁 怎样鉴定古代文字的？

王国维认为，古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古器物为大众通行之物，其上面的文字必然也是大众通行文字。由此，他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来研究历史的演变及历史间的各种关系。比方说，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匈奴的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他还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其研究成果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他从小学的音韵学入手，通过研究得出，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以秦为中心的籀文和东方六国的古文，即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如果要研究先秦乃至三代的文字的话，还必须从研究东土文字出发。

在甲骨文文字研究方面，王国维最大的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是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创造并完善“二重证据法”。由此，他的研究成果频出。1915年，他写出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记》和《鬼方昆夷猃狁考》；1916年他发表了《殷礼征文》；1917年他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先公先王考附注》《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和《殷周制度论》；1918年他写了《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1919年他写了《殷墟书契后编释文》；1920年他写了《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1925年他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之发现学问》和《古史新证》等。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首创性。同样，在金文研究方面，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从1914年《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写出以来，所涉及的敦、鼎、钟、符、卣、盧、尊和彝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著述颇丰。其间的文字考释以及金文与史料相结合的考证方法都是他的“二重证据法”的具体运用。

由此可以说，王国维签定包括甲骨文、古器物等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方法，是他将“二重证据法”的活用，其核心精神就是互证，以辨别字的声、形、义和真伪。

在《毛公鼎考释序》中，王国维对他的文字考证方法和观点有描述：“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

这段话指出了文字考证中出现的一些弊端，主要是表现为穿凿附会和置之不理。由这种现象，也间接道出了文字考证之难。“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但困难并不可怕，因为古器物上的文字都是古代通行的文字，如果结合它们来考证史事和制度文物，知道所述时代情状，以此类推来考义、考音、考文字变化，必然会有所收获。这也是王国维考证文字的指导思想。

王国维说：“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孙、吴诸家之释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准之。今为此释，于前人之是者证之，未备者补之，其有所疑则姑阙焉。虽于诸家外所得无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识者与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识与不可强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云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考证的目的，既是用来揭示真相（求真），也是为后人做铺垫的。由此，也可看出王国维的一种长者风范。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考证古文字的主要著述。尽管考证鉴定的字数较少，但都是难度越来越大的字。该著述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从该著述中可归结出他所运用的一些文字鉴定方法：以史考字法、字形类比法、依句推勘法、音形义互求法、偏旁分析法、从文化史上来辅助考证法、同声通假法等。

比方说，在甲骨文的卜辞中，王国维发现，乙、丙、丁三字均于字外加框，而这三字均为当时的人名。由此他悟出于卜辞中十数处发现的“田”，即上甲。由此，他进一步得出，殷时祖父之名时于人名外加“□”或半形框的，“或即郊宗石室之制”。这些就是推勘文字规律的结果。卜辞中出现的不少文字都是纯象形文字。比方说，王国维发现，有两个字体，外形像人的头、手和脚。他通过对《说文》戈部所述该字称，“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巳止戈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中的“羞”字、克鼎“柔远能李伏”和《博古图》《薛氏款识》以及盄和钟上的“柔燮百邦”、晋姜鼎“用康柔绥怀远廷”中的“柔”字的描述中鉴别出，该象形文字为“柔”字，并进而得出，柔、夔和羞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这可以说是以史来考字法的运用。又比如，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土”字，在《铁云藏龟》中，“土”上面的一竖均作空心。而在《前编》中，“土”上面的一竖为实心。他通过研究对比得出，二者为同一“土”字，“卜辞用刀契，不能作肥笔”，所以上面一笔作空心状。由此，他结合《史记·殷本记》《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帝系》和《周礼·作人》中有关“土”的描述，得出此“土”即为相土。这是字、史互证方法的具体运用。

王国维的文字鉴定方法，充分运用到了他考证和史学研究的各方面，并且这些方法并不是单纯机械地运用，通常都是相互结合、多方比较进行。其核心还是他的“二重证据法”的灵活运用。当然，在文字鉴定方面，他并不是单纯为了鉴定而鉴定，其目的是为了考史。因而，他的文字鉴定方法，可以说是他考史的辅助手段和工具，归于考古学中的基本技能。而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方法，他才在鉴定古文字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今天的人来说，无疑具有借鉴和利用的意义。

肆 为什么要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古籍互相补正？

在学术思想上，王国维坚持：“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在谈到“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他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王国维一生为之坚持的学术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因而，任何学术，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一种独立存在，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差异对待才有了优劣好坏之分。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它们都不出科学、史学和文学的范畴，因而，西方有的，中国也有，差别不过在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上的广、狭、疏和密。二者同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在双方交流过程中，是互相推动和促进的。

王国维生活于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和思想观念大转变、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是，西方文化日益强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势微，以致出现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思潮。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谁也做不到洁身自好。王国维自不例外。为此，他还刻苦学习日、英、德三国语言。可以说，对于西方文化，他是主动接纳的。但是，从社会层面上来看，他的言行和著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还是受锢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洋为中用这个范畴的。

王国维曾说过：“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

这文字既可视为王国维的一种学术态度，又可视为他的一种爱国情怀。由此可知，他要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史籍互相补正的说法，并非要以西方的史实来取代或修改中国的史实，而是指以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作为参照，吸引他们的视点和方法来考证中国的历史，完善中国的史学。也就是说，取西方的学术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材料互相参证。

在西方的学术界，对王国维思想影响最深的人物分别是康德和叔本华。他们的思想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源头。另一方面，英国如洛克、休谟等所提出的实证论思想也让他深受熏陶。为此，他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这些学问无疑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他史学方面“二重证据法”的思想之源。

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对史料的考证属“求事物变迁之迹”的范畴，属史学的基础部分。要做好这一部分，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国维极重视研究方法，对西学的领悟让他具有了世界学术的眼光。因而，他说：“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何为“最进步之学问”？在史学研究方面无疑就是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为此，他学以致用，建立了自己的考证方法——“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学方法引入到了史学研究领域。考古出土的古器物、历史遗存物具有可靠性、可信性。通过对历史实物的研究，也使研究方向跳出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在研究本身来说，历史遗留物具有原始性、无修饰性，考古的成果也就能成为检验前人和今人历史认知的判定依据，从而纠错更新，甄别事实，澄清真相。同时，二重证据法是一种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考古得来的地下材料与已知的材料彼此比较分析，就能发现异同之处，并得出具体的、可信的结论来。王国维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充分证明了“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王国维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他先后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甲骨文同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书本记载的错误，从而得出崭新的结论。

王国维既不疑古又不信古，在史学考证方面，他将西方实证精神与具体实情相结合，从而得出为后人所信服的结论，开一代学术之先。

在研究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方面，王国维利用简牍、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流沙坠简序》《鬼方、昆夷、狁考》都是通过对地上和地下材料的比较、分析，而得出的见解和论断。他考证出的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就是结合碑文、墓志铭而得出的。同时，在熟悉汉文书籍的基础上，参考相关学者的专著，引用相关的外部资料而对比、甄别和糅合，进而得出翔实的结论的。

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王国维更是摒弃或无视陋见，用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从而创作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等专著。在考证中，他不但将西方实证思想融入其中，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还将西方美学思想融入其中。

他说：“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比如说，他对元曲非常推崇，常用美学和史学的眼光来评判它：“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深，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元剧自文章上言，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

此外，王国维还运用实证和逻辑推演的方法，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通过《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校勘，还能举一反三，将研究所得知识和体会运用到古器物、古地理的考释上，也为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包括西北史地和蒙古、元史方面减少了阻力。

王国维是位知行合一之人，他的“学无中西”的观点被运用到了他所涉猎的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求真”“求是”。他所要倡导的其实是一种人格平等的观念，其意恐怕就是为了拆除中西学术之间的藩篱，消除时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那种极端认识——要么隔膜和敌视，要么膜拜和媚外，从而让中西方学术之间能平等交流，进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也就是他所阐述的“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的观点。

需要提出的是，王国维倡导“学无中西”并不表明他无视中西学术间存在的差异。相反，他认为学术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学术体系会产生差异。只是这种差异，属“广狭疏密”上的，而不是高下优劣上的。因而他指出，中西国民素质“各有所特长”，其学术思想自然有所不同。他的学术价值多元观，是他世界学术眼光的反映。

由此可以说，王国维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古籍互相补正的史学研究方法，既是他将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具体运用，也是他融通中西方文化后，以世界学术的眼光对历史研究所持的一种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的具体体现，更是他学术精神的具体体现。

伍 王国维对古器物和古地名的考证

王国维的大贵人，上虞人罗振玉将古器物学分为类别和流传两大项。类别一项包括礼器、乐器、车器、古兵、度量衡、泉币、符契弥印、服御、明器、古玉、古陶、瓦当专甓、古器樵范、图画刻石和梵像十五目；流传项包括鉴定、传拓、模造和撰述四目。若经此分类，则清末民初发现的甲骨列于图画刻石一目就显得十分勉强，只能自成一目；简牍亦不流传，也只能自成一目；照此，六朝文书也可自成一目，至于内阁大库文书，倒可归于撰述一目。此处，不做古器物分类上的探讨，而是着意于王国维的研究，罗列一些他在古器物考证以及他利用卜辞于考证地名方面取得的成果。

先谈古器物考证。

在《说斝》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误认“斝”为“散”字。他对此做了纠正，指出：“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

在《说觥》中，王国维谈了古礼器命名：“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也就是说，宋人对古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器物大小而定的，所以会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他考证出，阮文达所藏子燮兕觥，并不是真正的“觥”，而是“角”器。进而他考证出，自宋以来，被称为“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巨，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小而浅，或有足……或无足而皆有盖，其无盖者，皆出土时流失。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这后一种样式的“匜”实际上就是兕觥。

在《说盉》中，王国维考证出，盉，系古时将酒注入水中时，用它来搅动调和酒水的器具。“盉者，盖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而言，其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

在《说彝》中，王国维考证出，彝为礼器中的共名，而非专名。“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谓彝，以商器为多，而敦则大半周器。盖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异名耳。”

在《说俎上》中，王国维考证出：“俎之为物，下有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距，所谓横也；横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足当横以下谓之距，亦谓之房。”在《说俎下》中，王国维考证出，俎和几二物同形：“但俎或加阑而界为二，几乃无之，余则无不同也。”

在《说环玦》中，王国维考证出：“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谓之缺，环缺其一故谓之玦也。”

在《说珏朋》中，王国维考证出：“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

在《释觯觛卮卮尃 卮耑》中，王国维考证出：“觯、觛、卮、卮尃、卮耑五字实一字也。”

接着说古地名考证。

在《说商》中，王国维的考证结果在以下几方面。一、“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宋、商、商邱三个名称均在同一地。商开始以地名为国号，其后继续以它作为一统天下的国号。二、“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三、“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邱，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四、“子贡之时，有齐人，无商人。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有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盖与宋地终始矣。”

在《说亳》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代以亳为地名的很多，但汤的都城亳的所在地在山阳郡的薄县，后汉时属梁国，到魏晋时属梁国的蒙县，即“今山东曹州府曹县南二十余里”。

在《说耿》中，王国维考证出，《尚书序》云，“祖乙迁于耿”之“耿”，即邢邱，“在河内平皋县”，“祖乙所迁，当即此地。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祀于此也”。

在《说殷》中，王国维明确，“殷之为洹水南之殷墟”，但自《史记》问世以来，人们都是把殷误为亳，而殷和亳实为两个地名。

在《秦都邑考》中，王国维明确了秦代的各个都邑：“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之殷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

王国维考证出，西垂，本义是西界，泛指西土，非一地名。至于犬邱，王国维不认同徐广“今槐里也”的说法，而认同“犬邱于汉陇西郡西县地”的说法。泾阳：“当在泾水之委，今之泾阳县地。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也。”“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垅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歧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

在《秦郡考》中，王国维考证出：“秦郡当得四十有八。秦以水得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王国维考证出的秦二十六年所置的三十六郡分别为：上郡、蜀郡、汉中郡、南郡、黔中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巴郡、南阳郡、三川郡、东郡、颍川郡、会稽郡、陇西郡、北地郡、定陶郡、河间郡、闽中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邯郸郡、巨鹿郡、砀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长沙郡、九江郡、泗水郡、薛郡、齐郡和琅邪郡。

在《汉郡考上》中，王国维考证出，《汉志》上“所举二十六郡国，其真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然世人莫之察焉，是可异已。”那些郡中，可确证为高帝建置的，仅河内郡、清河郡、常山郡和豫章郡。他考证出，江夏、涿郡、渤海、平原、千乘、泰山、东莱、桂阳、武陵和定襄十郡，非高帝所置。在《汉郡考下》中，王国维首先分析了汉初的一些施政措施，包括分封异姓王、以同姓抑制异姓和以亲制疏的举措。到异姓渐尽时，又存在分封大小不均问题。在此篇中，王国维着意阐述了汉的郡制变迁的历史原因以及不同时期各郡的归属变化。

王国维于古器物和地名考证方面的成果，得益于其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古文功底以及深厚的历史知识。从他的著述中，颇能见他“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感受。

陆 王国维在考据方面的贡献

从1912年以后，王国维开始将他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史地学，并于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成果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概括起来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古器物由古玩变成古史。

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国考古界来说，无疑是个大发现的时代。其集中表现在，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相继挖掘出土；长沙马王堆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相继出土以及外文材料、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这些发现，其最初均带有商业的影子，成为了一些人用来生财的物品。如甲骨文，当初就是被当作一味叫龙骨的中药而被卖到了药店里，其最初被识别也不是史学专家，而是古董商。也就是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样的学者手里，它们才由古董玩物变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对甲骨文的研究也就衍变为甲骨学，进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推翻了以往“东周以上无史”的观点，并有力地反驳了一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的错误看法。

正因如此，那些出土的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还有青铜器以及字画、碑帖、古籍等，到了王国维手里都成了还原史实的“史实”。汉晋和简牍也成为了研究秦汉和魏晋的重要资料，敦煌文书也成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的珍贵资料。由此，他的《简牍检署考》，完整地说明了在纸张发明前的文字书写方式；他的《流沙坠简》成为了中国第一部以地下出土文物为实证的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地理的专著；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就是利用彝器和拓本与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最突出成果的。

这其中，王国维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使甲骨文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标志着科学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开始建立。

其二，用卜辞补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

通过考证，王国维发现，卜辞上所记载的文字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且通过与史籍互证，表明其记述的内容都是贴近史实的。由此，他就拿卜辞的记述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并取得显著成果。比方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就是通过卜辞文字的记载，对殷王朝系做了全面地考订，并探讨了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从而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其三，用实证改变史学研究中的疑古风气和盲目信古思想。

随着西方进化论史观被普遍接受，加上受当时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疑古和信古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走向。也让坚守传统和否定传统成为了一种学术姿态。于是，就出现了“史界革命”的主张。

王国维一生所信奉的学术精神是求真和求是，虽然他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史观，但是，在具体方法运用上，他还是坚持“学无中西”的观点，并将中西方考史方法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在西方实证基础上的“二重证据法”。

1926年，王国维发表了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史的系统性著作《古史新证》。在总论中，他阐述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即“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并指出治史的根本方法不在于“疑古”，而要“证古”，强调以地下发掘的新史料来证史。难怪胡适对此评价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由于运用了科学的考史方法，也就让王国维取得的学术成果格外丰硕，在有些方面更是首创，从而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让他融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青铜器鉴定家之列。也正得益于他的实证，让疑古和信古者做到了让理性回归。

其四，在中西文化互通中担起桥梁作用。

在当时的史学界，随着疑古风气的盛行和“史学革命”口号的提出，否定传统文化演变成一场运动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政治的面孔出现，以反传统的行为为手段，以过激的言论为导向，其实质仍然是对传统的反思。对此，王国维可说是一位旁观者。这其实也好理解。

在学术上，王国维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影响，同时又具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通晓几门外语，学习过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美学知识，并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因而，他在学术上主张消化吸收西学，力求中西学术融通，从而为自己所用。为此，他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主张。他不以圣贤、权威之言为准则，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一切唯“真”“是”是从。因而，在他看来，学术争论的实质在于分清学术本身的是非真伪，而不在于新旧或中西，有用无用，它应是独立于物欲之外，非功利的。这无疑是一种兼收并蓄的世界性眼光。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这些认知具有历史的前瞻性，对促进世界多元、增进不同文化合作交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的这些认知被广为践行，而他就是这条通道上忍辱负重的桥梁。

其五，引领一代风气之先。

不同于一般的学者，王国维所从事的研究，很多都具有开创性，从而让他具有奠基人的身份。在考古方面，他是第一个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他是第一个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之人；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的人；他于考据上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另外，在教育方面，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的人，在其他诸如美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他也都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王国维是位特立独行、知行合一的学者。放在今天，他身上那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远离物欲、无功利的为学态度，讷言敏行的行事风格，信奉真知的执着以及躬行为人之道的教养，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既是一种风范，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