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新经济政策看列宁实事求是的作风[1]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重大改变。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提出的。列宁审时度势，认识到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仍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个错误，了解到农民要求减轻粮食征收负担的强烈愿望，果断地作出了停止执行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的决策。尊重客观事实、依据实践的发展，从排斥商品经济转向恢复商品交换、从恢复商品经济阶段转向开放市场经济阶段、从对经济的直接行政调控转向间接宏观调控等分阶段推行新经济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新经济政策开创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以市场为核心，以退、守、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途径，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重大改变，深入研究新经济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审时度势，农民问题是关键
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提出的。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20年底战争结束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却遭到了失败。当时，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群众已无法忍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工农联盟到了破裂的边缘。列宁对严峻的国内形势极为关注，认识到在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仍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个错误，为克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必须立即实行新的经济政策。
1921年春，列宁在充分研究俄国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要恢复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大工业，当务之急是恢复农业，首要问题是理顺无产阶级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从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
因此，列宁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洞察农民的心理，把握农民的情绪变化。从俄国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中，列宁了解到农民要求减轻粮食征收负担的强烈愿望，果断地作出了停止执行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的决策。他强调指出：“我们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粮并把它改为粮食税以外，没有别的出路。”[3]1921年3月，俄共十大正式通过了实行粮食税制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由此开始实行。
实行粮食税制，苏维埃国家所征收的粮食比余粮收集制征收的几乎少一半，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农民在开春之时就能预先知道粮食税额多少，这也有利于促使农民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尽快地恢复农村经济。
二、尊重实践，分阶段推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不是一步到位的，它在苏俄的实施，经历了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由恢复商品交换扩大到商品买卖，最后实行间接宏观调控，充分体现了列宁尊重客观事实、依据实践的发展制定相应政策的作风。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是从排斥商品经济转向恢复商品交换。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国家垄断商业和行政性资源配置在战后已经行不通了，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指出：“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4]既然有错误就必须纠正，所以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制替代余粮收集制，在商品交换上向农民作了让步。不过，此时的商品交换受到很大的限制，农产品交换只能在地方流转的范围内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1921年春“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恢复商品交换实际上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5]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提出了加大步伐的要求。一方面，俄国农民不愿意被局限在地方贸易的范围内仅同国家进行非货币性商品交换；他们冲破地区和行政性限制，在市场上同私商进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另一方面，俄国的工人要求像农民一样获得从事商品交换的权利，国营企业已难以继续按行政命令方式运转。1921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原则，而国营企业改行经济核算制，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就等于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原则[6]。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那种地方性物物交换已不再适应了。
1921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党代表会上作新经济政策报告时指出，“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列宁大声疾呼：“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7]至此，新经济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即从恢复商品经济阶段转向开放市场经济阶段。列宁特别强调这一转变的意义，他指出，市场、商业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里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8]
新经济政策的第三阶段是从对经济的直接行政调控转向间接宏观调控。在新经济政策进入，“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后，建立以财政、金融、法律为主要手段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就成了重要任务。1922年，列宁指出，财政部门必须建立起对托拉斯企业经济核算状况的监督和检查。对私人交易进行登记，用上印花税或其他类似办法对其征税，使私营商业服从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监督。[9]他还要求国家银行和国家银行贸易部停止“官僚主义的转账游戏”，对那些申请贷款的托拉斯进行业务调查与研究，把国内贸易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奖励能干的商业人员，关闭那些表面上是在经商实际上却在搞官僚主义的工商企业。[10]市场经济的秩序要由法律来规范和维系。列宁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和国家计委委员，督促他们赶紧拟订明确的法律，把工农检查院的检察权和质询权扩大到各种各样的（私营的、合作社的、租让的）机构和企业[11]；他还要求司法监督部门监督租赁企业承租者是否正确履行合同，是否正确保管和合理利用国家财产而不损害国家的利益，并且建议财政部和司法部成立委员会，对违法贸易采取监督和取缔的措施。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些监督要从过去的“事前监督”改为“事后监督”，其监督“不得妨碍经济和商业工作。”[12]
考察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实现三个阶段的发展，列宁关于市场的思想之所以能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是列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结果。
三、以退为进，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新经济政策不是一般的经济政策，而是列宁大胆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成果。国内战争时期，苏俄曾试图“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在这种努力受挫后，列宁决定改用“迂回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创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以市场为核心，以退、守、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途径。
（一）新经济政策是退却的政策，这种退却是发展生产力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要求
列宁说，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不作这样的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由于这样考虑才实行的[13]。
新经济政策实行退却的目的是要使超过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退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地步。1921年春苏俄实行粮食税制的主要经济因素就是余粮收集制下的农民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缺乏生机与活力；粮食税制允许农民从事地方自由流转，正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给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14]1921年秋放开市场，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商业是俄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15]
（二）新经济政策是退与守的统一
针对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担心和疑虑，列宁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有秩序的退却，是退掉我们保持不住的阵地，更好地守住应该守住和能够守住的社会主义阵地。他说：“我们在退却，因为我们获得的战果足以守住必要的阵地。”[16]
列宁还阐明了新经济政策退与守的具体内容。1921年5月，他在俄共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粮食税报告说，我们的一个任务是尽量实现农民的流转自由和尽量发展小工业，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这对我们并不可怕，“由于目前形成的总的经济政治局面是无产阶级掌握着大工业的一切命脉，而且根本不会取消国有化”。[17]1922年11月列宁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18]
（三）新经济政策的退与守，是为了更好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列宁说：“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走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跑。”[19]
具体来说，一方面，新经济政策一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要求人们“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的命令式计划经济，转向利益推动型的市场经济，强调“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依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和经济核算，激发劳动者的经营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活跃工农业，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20]；另一方面，从新经济政策向私人买卖原则所作的让步中，列宁发现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社既能满足农民的个人利益，又能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因而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说，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解决的难题，通过这种合作社，能够在充分照顾私人买卖利益的前提下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流转，用简便易行和人们容易接受的办法把居民组织起来并引导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新制度。[21]
列宁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是基于市场实践之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逐步变化的过程。列宁过去曾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1921年先后向恢复地方流转和开放市场退却时，他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属性的看法还未改变。然而列宁没有被市场经济的属性问题所困扰，而是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强调恢复商品交换和放开市场的必要性。到了1922年11月，列宁全面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看到新经济政策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他再也没有提及市场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而是对发展市场经济的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在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中说，我们学习经商，踏上了实干的道路，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图景，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22]到了1923年1月，当列宁提出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时，实际上就已经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23]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真正途径”。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归根到底是尊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尊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今天，当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1]此文原刊于《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3]《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506页。
[6]《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8]《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9]《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79页。
[10]《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11]《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322、267页。
[12]《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322页。
[1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278页。
[1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63页。
[1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348页。
[1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1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1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2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176-177页。
[2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2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363页。
[2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