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蹭饭
肥耷耷、油腻腻、浮囊囊、白呼呼这一连串形容肥肉的词，那油光锃亮、肥旺流油的视觉形象对今天的许多减肥人士来说不亚于碰上恐怖分子的人肉炸弹来得恐惧。
然而对于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却是另一番心境，肥肉真可谓月月盼日日盼的“北斗星”。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造成全国大饥荒，但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还有一个月二两油和少许蛋肉配给，这要比一些灾区挖草根、树皮、咽糠菜的农民兄弟强百倍。不过少量的供给满足不了体内体外循环的需求，人们仍然缺油水。肉铺里最受欢迎的是肥肉，肉皮炸完挂在阴凉处，待春节吃；肥肉部分炸油，可留着慢慢用；油渣可即刻炒菜吃。一食三吃，一举三得，全部装进肚里，没一点浪费。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就盼着装有一听猪油的邮包，令邻里垂涎欲滴，羡慕不已。当然这等事仅限于“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的人早被红卫兵小将从政治上到肉体上将你下油锅“煎炸”了无数遍，身上这仅剩的脂肪早就烤干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毛主席发出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之前，为逃离遭遇无穷无尽批斗迫害的家庭，远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去了。
在我看来，那时的军垦农场绝非饥荒之地，经五十年代转业官兵卧薪尝胆，艰苦创业，已开垦出一片片肥沃的黑土，并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粮仓。我们有口粮，还有每月三十二元钱的工资，这比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要好得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为纲，经济作物有限制地种植，副食品供应极为不足。我们虽有馒头、窝窝头、棒子面等填饱肚子，但碗里仍缺荤腥。生产队里饲养有限的猪，要等大的节假日才开杀戒，平日里基本是土豆白菜酱油汤。当时我们那里盛行这样的顺口溜：“汤、汤、汤，革命的汤，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心房，晚上喝汤照月亮。汤，革命的汤。”所以上伙房，汤管够，却不长膘。
我因为有画画的小能耐，经常被领导叫去写条标语，画幅宣传画，布置个会场。那时学习班特多，“斗私批修学习班”“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批斗反动路线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等等，五花八门，而这些活动都要美化妆点。我从生产队混到团部，又从团部混到师部，开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开会的级别越来越高，开会时蹭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是属于借宣传布置会场之名，蹭会议饭之实（这种会议饭也称作会餐吧，也正是这类会议的真正亮点）。大食堂里放着几十张大圆桌，每桌十来个人，围成一圈，人头簇拥，沸沸扬扬，再残酷的斗争内容，再严肃的政治主题，只要从会场转入饭场，磁场阴阳全部转换，人们本能的脸相、吃相、生态相暴露无遗。
菜谈不上精致，但够分量（虽是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讲政治，保障会议伙食，后勤部门什么方法都会想出来），一大盘一大盘的猪皮冻、溜肉段、烩肥肠，一大盆一大盆的猪肉炖粉条、酸菜汆白肉。只听得耳边“飕飕”的风声，是左邻右舍的食客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动筷速度促使空气流动加快的声音。扫荡在瞬间就完成，人们满头大汗、目不转睛地等待第二轮的围剿，随之又掀起第二拨“飕飕”的筷子疾风。
餐桌上凡带点荤腥的，数分钟内点滴不剩。菜香味、杂烟味、汗臭味蒸腾着一股股史无前例的洪流。菜盘一轮轮上，桌上一次次空荡荡，但谁也没有走的意思，人们还在等待一部重头戏——“酥白肉”上场（这是由一块块纯粹的肥油肉夹着肥生猪油，裹上鸡蛋面放在油里煎炸，然后撒上白糖的菜肴）。伴随着人们发自丹田“噢——”的欢呼声，只见一大盘金山白雪般的酥白肉端了上来。风声起，那一块块硕大的肥肉塞进嘴里，轻轻一咬，一股像酒心巧克力一般的猪油顷刻溢满喉头，顾不得烫得直咧嘴，这热猪油顺着食管往下流，一路滋润了全身缺油失灵的内脏器官的所有部件，使蠕动的胃肠得以正常运转，这是一种何等的满足感。肥肉宴结束了，人们抹去油汪汪的嘴边油渣，继续去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铲除产生资本主义温床的苗。
托毛主席的福，在白菜汤整日灌肚的日日月月，让我有机会借宣传服务之名，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饭菜之实，享用那美味无比的大肥肉。
今天想想，当年这样多少带有一点苦涩和痛楚。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希望耳边那“飕飕的风”成为渐渐消失的回忆。
欲上肉铺又驻足，低头盘算手中的钱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人吃顿肉是件大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还有吃不起肉的家庭。
——薛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