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国志怪小说与准志怪小说

一、“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因出自汲冢，故后人冠以“汲冢”二字，又因原书系用战国古文字书写而成，故又称《古文琐语》。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汲冢出书事，时人杜预、荀勖皆有记，其后王隐《晋书》亦载。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与《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孔颖达《正义》述王隐《晋书·束皙传》之意而曰：

王隐《晋书》……《束皙传》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能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

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记甚略，仅云：“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

诸人记汲郡魏冢出竹书事同，唯出土时间及墓主为谁不尽相吻。时间或作太康二年（281），或作太康元年（280），此外《晋书·武帝纪》又作咸宁五年（279）十月。看来不准盗墓发现竹简是在咸宁五年十月，大约第二年即太康元年下令发掘收集竹简运回京城，而秘书监荀勖等人整理缮写是太康二年的事，前后经历一两年，所以各人纪时有所不同。至于墓主，则有魏襄王、魏安釐王等说。按关于汲冢墓主，乃是依据出土的《纪年》（后称《竹书纪年》）而考定，《纪年》是魏国史官编纂的自黄帝至魏国的编年史，纪事止于今王二十年，荀勖考证今王为魏襄王，则墓主亦即魏襄王。这应当是可信的，卫恒《四体书势》及《晋书·武帝纪》都说是魏襄王冢，惟东晋王隐以为魏安釐王冢，未必正确，安釐王远在襄王之后。《晋书·束皙传》兼存二说，而又径称《纪年》“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自生淆乱，实应作魏襄王二十年。是年为公元前299年，襄王卒在前296年，则汲冢书皆作于此年以前。

汲冢书经荀勖、和峤等人整理校正并用当时文字写定后，遂行于世，但到唐时大部亡佚，仅余《纪年》、《琐语》、《师春》、《穆天子传》。今则唯《穆传》在，《纪年》、《琐语》仅存遗文，《师春》则全佚。

《琐语》出土时十一篇，写定为十一卷。流传中，或有所增，或有所亡。隋颜之推看到《琐语》时，发现有秦事羼入。《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秦望山即会稽山，秦始皇曾登此观海，勒石立碑，秦望碑即指此。至于有无佚失则未言。唐初亡佚大半，《隋志》史部杂史类仅著录四卷，两《唐志》同。南宋初罗苹注《路史》曾引《琐语》，但同时代郑樵《通志·艺文略》列《古文琐语》四卷为逸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皆无目，说明《琐语》可能佚于南宋。如果罗苹实际是转引他书，则亡佚时间更早。

《琐语》遗文散见于《水经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春秋左传注疏》、《史通》、《事类赋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路史》注诸书，以《御览》为多。清人《琐语》辑本凡四种。洪颐煊辑《汲冢琐语》，载《经典集林》卷九；严可均辑《汲冢琐语》，载《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五；马国翰辑《古文琐语》，载《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三史编杂史类；王仁俊辑《古文琐语》，载《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史编总类。其中，严本与洪本全同，最为完备。然马本“季康子诘盗”条为洪本严本所无。王本只“师旷辨鸟”一条，三本皆有此事。洪本严本凡二十五条，但有未当者。辑自《史通·申左篇》的“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实际并非佚文。辑自《初学记》卷二四的“疏圃”乃误辑，《初学记》下注“见《淮南子》”，接下“瓜圃”，注“见《琐语》”，所指乃宋景公逃入瓜圃之事，此条已辑，且已注明“案《初学记》二十四引‘瓜圃’见《琐语》”。“秦望碑”条系后人所加，不应辑入。“齐景公伐宋”二条实为一事，马本合为一条。这样实剩二十一条。另外，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一八《人伦一》引《琐语》、《史索隐》云：“豫让为知伯报仇，为襄子所得。使兵环之，让愿请其衣而击之。襄子义之，脱附身之衣以与之。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按此事又载《战国策·赵策一》及《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无衣出血事。司马贞《索隐》曰：“《战国策》曰：‘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所云《史索隐》即此。《广博物志》当转引他书，所据不详。此条诸家《琐语》辑本皆未收，宜补。再加马本一条，总共二十三条佚文，不过其中有些仅为片言只语，记事较完整者十五条。

《琐语》出战国魏襄王墓，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下距秦统一七十七年，可见是战国后期以前书。考《琐语》记事最晚者是赵襄子亡。据《史记》之《晋世家》及《六国年表》，襄子在位三十三年，卒于前425年。再往前是智伯败、宋景公卒、季康子诘盗诸事。智伯被杀和宋景公卒均在前453年，季康子卒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除季康子诘盗稍早，其余时值战国初叶。由此似可认为《琐语》出于战国初。又，《琐语》文字质朴，接近《左传》，内容虽多为“卜梦妖怪”，但只是卜筮占梦而已，同《左传》差不多，与战国中后期盛行的那种极端神秘夸饰的祥瑞灾异之说不大相同，更无神仙家言，而和它同时出土的、书成于魏襄王时的《纪年》就不这样，如黄帝仙去，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柏杼子得九尾狐，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狐等等，完全是战国阴阳五行家和方术之士的话头。因此，《琐语》即便不在战国初，也绝不会出于战国中期以后，乃战国初期至中期之间的作品，约当公元前四五世纪。

关于《琐语》时代，杨升庵、胡应麟都曾作过讨论。杨升庵云：“《汲冢琐语》其文极古，然多诬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妃妹喜交，其诬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战国之世。伊尹在相位时，被其黜僇者为之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杨说之谬，不辨自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己部《二酉缀遗中》嘲之以“儿童之见”，认为“《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盖春秋人作也”。以为春秋人作，时间亦早，不过他说的春秋，可能包括三家分晋之后战国初期那一段。

《琐语》作者熟悉夏殷以来历史和掌故，《史通·申左》自注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他很可能是史官，而且是三家分晋后的晋室史官或魏氏史官，这从《琐语》多记晋事及出自魏王冢看得出来。不过，再从晋平公浍上见首阳神而有喜（详下）来看，从对赵襄子和范献子的负面描写（详下）来看，作者更可能是晋室史官。

《琐语》体例颇类《国语》。《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曰：“《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惑经篇》自注亦曰：“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外篇·杂说上》曰：“《汲冢琐语》……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可知《琐语》是按国别来记事的。这一点也可由《束皙传》“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的“诸国”二字证实。除《夏殷春秋》、《晋春秋》外，遗文中尚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

《琐语》书名系原有，非整理者后加，有《晋书·束皙传》等为证。既称为“语”，这就使人很容易把它同《训语》、《国语》联系起来。《训语》、《国语》都系逸史，多含历史传说，《琐语》无疑同它们有着渊源关系。《训语》记有褒姒传说，《国语》引之，而《琐语》亦载，只是因引书摘引，未录全文，仅有“楚矢箕服，是丧王国”数语。素材的因袭，也反映出《琐语》同《训语》的这种联系。

不过《训语》、《国语》毕竟还是史书，而《琐语》的大大增强了的传说性已经使它在内容上具备了与史书完全不同的面貌，尽管在形式上还用按国别记事、以“春秋”命题的史体。前人或以史书视之，且不说《隋志》、《唐志》列之为杂史，刘知几就把它看作是晋国的乘，《史通·杂说上》云：“《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耶？”按《琐语》虽取材历史，但绝对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刘知几所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是指历史轮廓和一些基本的历史事件以及一些传说相同，并非说其书亦为《左传》一流，都是信史。

《琐语》少数是历史传说，如：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

周王欲杀王子宜咎，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姜后谏宣王事不见史传，西汉刘向采入《列女传》。周幽王废宜咎（咎又作臼）立伯服史有其事，然叱虎显系传说。如果《琐语》所记都属此类，那它仍不脱杂史臼窠，问题是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卜筮、占梦、神怪一类的迷信传说，其人虽多属实有，其事则荒唐不根，就是说以志怪故事为基本内容。这样我们就不能视其为《国语》或《左传》一流，确信它的真正性质是志怪小说。《晋书·束皙传》谓其“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妖怪即妖异之意，相书即占视吉凶之书，《周礼·地官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相，占视也。”《晋书》的意思是《琐语》是记载占视梦象、妖异以辨吉凶之书。但它不是后来的那种讲相法的相书和讲卜筮法的卜筮书，而是专记妖异故事，因此所谓“卜梦妖怪相书”，也就是记卜梦妖怪的志怪书。

《琐语》的性质，胡应麟第一个作了精确的说明。《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云：“按汲冢书目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则《琐语》之书，大抵如后世《夷坚》、《齐谐》之类，非杂记商周逸事者也。”《九流绪论下》云：“盖古今纪异之祖”。《二酉缀遗中》云：“盖古今小说之祖”。《华阳博议上》云：“《琐语》博于妖”。所论皆颇精当。

《琐语》之“卜梦妖怪”，内容可细分为四类。一是记卜筮之灵验。如：

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鼋，小人遗冠。’”范献子猎而无所得，而遗其豹冠。

这是个典型的卜筮故事，故事文本由占卜缘由、繇辞（为四言韵语）、应验结果三部分构成，形成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这类故事常常不提卜筮者的姓名，因为其意不在卜筮者而在卜筮本身，即在繇辞和结果的对应中显示卜筮的准确性。而卜筮行为实际是主人公的行为，因此其终极意义乃又在于显示对人物的评价。范献子即士鞅，范宣子士匄子。晋顷公十二年（前514）为晋卿。当时晋国由知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卿执政，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氏等四卿灭范氏、中行氏，共分其地。这个故事颇具幽默感，实际是对范献子的揶揄，不啻嘲讽他是“小人”。史载，晋顷公九年（前517），鲁国大夫季氏逐昭公，十一年卫、宋两国请求晋国收留鲁君避难，季平子贿赂范献子，结果晋君在范献子说服下没有接纳鲁昭公。可见范献子确实是个“小人”，难怪作者要拿他开心。

二是记梦验，凡四事，多数涉及鬼神。如：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余，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

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对曰：“窥屏墙必是兽也。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于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正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见之门，则近臣忧；见之庭，则无伤。今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

晋治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嚚，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嚚曰：“未。”遂买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

以上三个故事都流传较广。齐景公梦伊尹盘庚，《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载，又载《论衡·死伪篇》和《博物志》卷七《异闻》，曲陵作泰山，盘庚作汤，情事有所不同。宋为商后，故伊尹、盘庚之神于梦中出现警告齐景公，故事含有祖先崇拜的意味。晋平公梦赤熊事，又见《左传》昭公七年和《国语·晋语八》，不同之处是所梦者是鲧。这条涉及到古神话共工、颛顼争帝。共工之卿浮游不见他书，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卷二四曾引其事。第三事涉及荀林父的出生。荀林父字伯，晋国正卿，文公时任中行之将，曾大败楚军于城濮，景公时为中军之帅。卒谥桓子，故称中行桓子。这个故事记述其生母在怀孕而遭治氏遗弃后的异梦及梦验过程，后被西晋王浮《神异记》采入。

占梦小说的结构，通常由梦象、占梦、结果（梦验或主体行为）三个环节构成，突出梦的暗示作用以及占梦的应验性。前两个故事都是如此。而治氏女徒，从梦结构上看它没有占梦环节，并将梦象和梦验交错起来记述，这就突破了一般的结构模式。女徒的梦——“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和遇舞嚚之马僮自然构成应验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治氏女徒的故事最有特色。

三是记妖祥，亦间涉神鬼。如：

陨石于铸（按：古国名）三。宋景公问于刑史子臣曰：“陨石于铸三，何也？”刑史子臣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将崩。”

这是所谓“灾妖”，下面是记吉兆即所谓“祥”的：

晋平公时，有鸟从西方来，白质，五色皆备。有鸟从南方来，赤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向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大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曰：“有大狸身而狐尾者乎？”师旷有顷而答曰：“有之。首阳之神有大狸身而狐尾，其名曰者来。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居于浍乎？见之甚善，君其有喜焉。”

二事都是博物传说和辨吉凶的结合，可见博物学已经开始阴阳五行化了。二事也都和师旷有关，师旷是晋国的一位博物家和预言大师。翚、摇又见《尔雅·释鸟》：“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翚；江淮而南青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鹞。”与此稍异，盖传闻异辞。摇同鹞，《说文》四上佳部“雉”字释亦作摇。后事首阳神，乃巫觋之伪神话。《山海经·中山经》有首山，首山即首阳山，，郭璞注即神字。《说文》九上鬼部亦释为神，段玉裁注：“当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玉篇》则称“，山神也”。

四是记其他预言吉凶的故事，如：

师旷昼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齐侯笑曰：“然，有之。”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已往五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虫矣。

在先秦传说中，师旷是个神奇化了的真实人物，善辨音而预言吉凶，从上事可见一斑。刑史子臣又作形史子臣，不见《左传》、《国语》、《史记》，《搜神记》及《宋书·符瑞志上》亦记此事，《搜神记》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刑”作“邢”。关于他的传说，《琐语》共记两则，估计当时此人传说不会少。故事对宋景公知己之将死的行为的描写非常精彩，活画出一副惊恐、狼狈之状，而瓜圃化虫的描写更富于嘲讽意味，见出景公的委琐可笑。

《琐语》内容大抵如此。可以看出，作为志怪源头的神话传说，宗教迷信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都为它所承继。当然主要是宗教迷信传说，它当是此类传说的集大成者，只是由于原书散失，我们只能看到极小的部分。二十余条遗文有很浓的“卜梦妖怪”色彩，但许多故事也曲折反映出作者的政治倾向和憎爱情感。他反对齐景公侵略他国的不义行径，讥讽齐侯的淫逸，对晋国智伯、范献子这些爱搞乱子的野心家表示反感。“治氏女徒”一条还反映了女奴被蹂躏后因病遭弃的悲惨命运。而且，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艺术意识和表现手段，善于在“卜梦妖怪”中，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耐人寻味的深长意蕴。

《琐语》上承《训语》摭取历史遗闻、神话传说之统，下又接受《左传》、《国语》杂异闻于历史以及《国语》分国记事的体例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搜奇摭异、丛语琐谈的独特面貌，奠定了志怪小说的基础。《琐语》是一种杂史体志怪。在内容上，它作为早期志怪，刚从史书脱胎，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特征，就是取材于历史，历史成分和虚幻成分杂糅，故事是虚幻化了的历史故事或历史化了的虚幻故事。因此，它还带有较浓的历史味道。随着志怪小说的发展，志怪的历史胎记渐渐变淡，就是说虚幻成分越来越大，历史成分相对减少，但却从来也未消失，相反，从历史人物事件中汲取志怪素材，成为志怪小说的一个传统。后世杂史杂传体小说如《汉武故事》、《蜀王本纪》、《拾遗记》等都直接继承了《琐语》开创的这一传统，把历史幻想化，或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即便其他志怪小说，亦往往含有历史因素。

在形式上，《琐语》的名称最恰当不过地反映出它的特征。“琐”之为义，小也。《说文》一上玉部：“琐，玉声也。”段注：“谓玉之小声也。《周易》：‘旅琐琐’，郑君、陆绩皆曰：琐琐，小也。”《文选·东京赋》：“既琐琐焉”。薛综注：“琐琐，小也。”据此，“琐语”则为细言碎语、短书杂记之意，也就是桓谭说的“丛残小语”。《国语》中已有许多独立的小故事，《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及《礼记》部分章节也常采取小语短记的形式，《琐语》作者有意识地把这种形式用于志怪，并以“琐语”名之，这就为志怪小说奠定了“短书”格局。这种形式今天看来未免谫陋窘促，但优点是灵活方便，适合小说家们抉异述怪。一事一记，旋起旋落，内容不断变换，对读者来说，读来轻松有味。毛晋跋《西京杂记》云：“余喜其记书真杂，一则一事，错出别见，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叠云。”《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很欣赏这种短小文体，《诸子篇》云：“谰言兼存，琐语必录。”《杂文篇》亦云：“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琐语》继承史传的记叙手段，记事首尾完整而精炼简洁，着重写人物言行，颇能表达人物特定情绪和形象特征。如范献子、宋景公这些具有幽默感、滑稽感的形象，语含讥讽，简约有味。豫让拔剑呼天击赵襄子衣的刺客形象，悲壮激烈，豪气四射。尤其是“晋治氏女徒”描写女奴美丽的梦幻，甚有抒情意味。梦的神秘感被女奴的遐想和憧憬转化为一种感人的抒情意象，女徒的形象在对话中显得真切感人。这些都是提供给后世志怪的成功艺术表现经验。

《琐语》是志怪小说的开端，对此胡应麟已作过很好的说明。此前元末杨维桢亦曰：“孔子述土羵、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叟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明白地把《琐语》置于小说之起点。近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陈梦家更谓“《琐语》实为小说之滥觞也”。

《琐语》记载的某些故事，后世曾长期流传，前边已经指出。《琐语》出土后，仿作随之而来。先是西晋人托名东方朔作《琐语》，书早佚，嵇含《南方草木状》存其“抱香履”一条，乃介之推传说。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琐语》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惜乎只字无存。刘知几《史通·申左篇》云汲冢获书后，“干宝藉为师范”。自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我们相信，干宝在撰集《搜神记》时，也肯定要藉《琐语》为“师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