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藩国地域文学

汉初分封诸侯，藩国并起。《汉书·诸侯王表》载：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穀、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而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

这种分封之势，潜伏了侯国横逆自主危机，尽管文帝时灭异姓王，武帝时又用主父偃之计，下推恩之令，使藩国自析，然在文、武之间，刘姓诸侯王国却有一段政治势力强大，文化思想独立，文学艺术灿烂的时期。这也就是汉初以地域文学为特征的诸多区域性的藩国文化圈。

在诸多藩国文化圈中，楚、吴、梁、淮南文术尤盛。《汉书·楚元王传》载：元王刘交“多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他自作诗传，号《元王诗》，使其藩国成为汉初《诗》学研究中心之一。吴王刘濞，亦通文术，聚集大批纵横游说之士，其中有邹阳、严忌、枚乘等兼擅文词，使吴地文学兴盛一时。后因吴王挫败，文士游附梁王，藩国文风终致转兴于梁。《汉书·文三王传》载：七国叛后，梁拒吴、楚有功，遂为大国，招延四方豪杰，有丁宽传《易》，成施、孟、梁丘三家之学；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以辩智著称；有吴客归梁文士，骋才竞技，掩压众国。与梁媲美的有淮南王国。其时，河间献王刘德也好书博学，求寻先秦典籍，立《毛诗》、《左传》，山东诸儒，多从附游，甚邀时誉。合观诸藩文学，可以说武帝朝统一文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汇合众藩之结果，而其中淮南、梁国文学思潮盛势，尤具过渡性质。

汉初形成之藩国文学有三个特征：其一，划地封疆决定了藩国文学因承先秦文化的地域特点；其二，战国养士之风的复起，出现了以藩国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作家队伍；其三，由于汉初诸侯国设置不尽按先秦古国旧址，其文士多具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故其作家与文学又表现出流动性。由此藩国文学形成之三大特征，又可窥探其向统一文学思想转化的三层次过渡性意义。

第一层次是藩国文学既远绍先秦地域文化特征，又具有时代的新祈向，以构成先秦文学向汉文学过渡的渐变阶段。如淮南封国古属楚地，故其文学思想以楚文化为主，崇尚“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淮南子·本经训》）的自然审美；但是，从地理方位与文学来看，淮南国又不限于荆楚文化范围，而是以“疆土千里”之势向东北延伸，兼取燕齐方士文化特色，因而其文学思想又出现了兼综而又独立的艺术情态。

第二层次是作家队伍的相对集中，决定了藩国文学兴盛，而其流动，又决定了藩国文学的更替、衍变。吴、梁文学之关系即为一例。《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由此可见当时藩国文学由吴向梁转移，实为文士流动之力，而文士流动本身，既渊承战国时期世卿制度衰落、客卿制度流行的风气，又说明了文士自我意识的增长在不断冲击着藩国文学的地域限囿。

第三层次是藩国间的交互和藩国与宫廷间的交互，加速了藩国文学的解体。《汉书·地理志》载：“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这里通过对汉初《楚辞》学的考定，在客观上揭示了藩国与藩国，藩国与宫廷的文学交互。就《楚辞》在汉初文学中的地位而言，它既属藩国文学，又属宫廷文学，而二者间的相异在于对《楚辞》艺术的接受方式之不同：藩国地域文化圈偏重于继承，宫廷统一文化圈则偏重于包容；前者摆脱不了旧文体，后者于融会中产生新文体。

汉初藩国文学的盛衰虽已暗含过渡性的转化倾向，但在时代进程中却留下了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是为藩国的侯王政治服务。汉初朝廷与藩国间的政治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制约、抗衡的微妙状态，藩国政权也在依附于朝廷而又相对独立的情况下生存；因此，侯王招客养士既有巩固藩国地位（甚至有取代朝廷的野心）的目的，又有粉饰清平、消遣娱乐的作用。《汉书·文三王传》载：梁孝王刘武趁七国叛乱之机，赢取朝廷信任，得以“居天下膏腴地”，受“赏赐不可胜道”；以至“筑东苑，广三百余里，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拟于天子”。而孝王“招延四方豪杰”与文士邹阳、严忌、枚乘和司马相如附梁、游梁，正与此政治情势有关。枚乘之《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而讽谏当权，恐其侈游纵欲，荒政致败，是以文学干预政治和为藩国政治服务的典型。

二是文学的地域观念。在统一的汉王朝走上巩固，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情形下，宫廷与藩国对待地域文化见解迥异。立足宫廷的人多主张以大文化包容地域文化，而立足于藩国的人则主张珍重地域文化，不可以气势冒然干犯，如淮南文士集团的主张便属后者。《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鬋，其于服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这种以不齐为齐的文化意识，正是地域文学以各自特色见长的理论依据。

三是有较强的个性情感。这种主要来源于藩国的政治忧患意识的情感，又突出表出于三个方面：其一，在宫廷势力日益强大的现实面前，藩国侯王在感受到强大政治压力时文士也受到巨大的文化压力，产生了“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淮南子·俶真训》）的难以自守的苦痛和因文见情的人生烦忧之悲哀。其二，在侯王昏昏然醉心于藩国势力膨胀的现实中，文士清醒地认识到盛极必衰的危机，这是邹阳上书吴王，又上书梁王的痛陈肺腑之言的深心所在，也是藩国文人因侯王“欲乘累卵之危”（邹阳《上书谏吴王》）激起的具有普遍性的藩国盛衰的悲剧情感。其三，通过文学作品发抒志士屈承藩国荫庇下的不遇之悲，严忌《哀时命》之“夫何予生之不遘时”的疑问和退隐求仙的托词，实缘于此。

四是注重渊承，而缺乏开创。这一点不仅在汉初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有清晰展示，而且可在藩国文学之解体、宫廷文学之兴起的大文化氛围中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