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盛期

（武帝建元初至元帝初元初）

武帝初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汉代文化的新篇章。

这是一个政权稳固、军事强大的时期。在政治上，经汉初数十年夷和安定，武帝继文、景之治，施行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内政方针，并广土斥境、提封万里而完成了大一统帝国格局。在军事上，武帝时爆发了历时三十九年的反匈奴侵扰战争，铁马雄风，关山雷动，不仅募民十万徙于朔方，而且赢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尽管汉武帝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留下了无穷后患，然在当时，确实表现了一种生龙活虎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展示了一个宏伟壮丽的辉煌时代。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经汉初休生养息，农业秩序的调整与农业经济的回升，关中和北方的原野上出现了一派生机；而手工业的兴起，又给汉代商业经济增添了活力。经济充裕，文化事业也出现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的兴盛景况。在此情形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绝非狭义的儒术独尊，而是在汉初文化汇聚基础上以儒学为主兼综众家的政治一统思想，并建构起适应强大帝国行政需要的大文化图式。在历史发展意义上，这是先秦文化终结，汉文化的真正形成。

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与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其所表现的心胸、气势、情采，汇入了汉文化的汹涌巨潮。从文学思想发展趋向看，武帝时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的转化，喻示了在政治一统情势下汉文学博采地域文学色彩而自立体系的完成。从文学思想形态看，地域文化的兼综，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交流于其时掀开新页，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正此大文化态势的展露。而代表有汉一代文学的散体大赋，又以其体国经野的气势，铺张扬厉的风格，形象地表明了文学思想的雄风壮采。同时，广泛采自民间的乐府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情感特征沟通了宫廷与民间的文学交往，开拓了盛汉文学的思想视野。在此时期，司马迁《史记》创作思想之实录与爱奇的两种倾向，反映的正是汉文化兼融性审美特征，而其“发愤著书”说的形成，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强大帝国的阴影和士子的悲哀。《毛诗序》的出现虽有一传承与润色过程，但从其对诗歌内容与艺术的总结，并由此奠定了汉代诗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形态，又显然是兼综汉初诗学的鼎盛期文学思想现象。

这时的文学尽管有崇尚自然的审美，有简朴守真的风格，有楚骚的浪漫激情，有体物的征实面貌，有坦诚的致用精神，有感伤的幽怨心理，然而这一切均已非极端表现，而是汇融于以统一文化为背景、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具有广泛人文精神的文学政教意识之中。

阮元云：“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于慎行云：“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榖山笔麈》卷八《诗文》）；前说明于汉代文章之独立，后说明于汉代文章之盛况，合此二说，正是我们对汉代鼎盛期文学的理论总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