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风暴疾卷、急遽剧变的一个年头。该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于民怨沸天的狂潮中崛起的李自成农民武装，转战多年终于挺进由义军将士们以鲜血凝铸的目标，一举摧垮了朱明王朝统治二百七十六年的中央政权，占领了北京。次日，崇祯帝朱由检跣足披发自缢于煤山。据说崇祯自尽时在衣襟上写有“遗诏”，中有“皆诸臣之误朕也”，“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等语。怎样评价崇祯？是励精图治之君，还是刚愎自用、狭隘疑忌的“寡人”？可由历史学家去定评，但从其“遗诏”云云而言，他毕竟只是个盲目的不明世事真谛的封建国君。君临天下的传统观念和视民为子的虚假意识，导引着他临死仍不敢正对一个事实：即他家的这个王朝，从其祖父明万历帝朱翊钧起就已朝向倾垮的趋势急速行驰，戕害子民的统治早变本加厉了。明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这连封建阵营中的明智之士都程度不同地，当然又是忧心如焚地先后感觉到了的。问题是历史将如何发展？按封建臣民的观念言，该由谁来重建社稷，整饬纲纪？正当朱由检的所谓“升遐之变，千古异常”之时，百官或“随驾九原”，捐躯矢忠，或从顺“逆”命，“稽首贼庭”。北京城中，尚未镇静，举国缙绅，凄惶与哀悼相杂，震惊莫名而一片混乱之际，强大的满洲铁骑在吴三桂等前导下已趁大顺政权犹未稳固时于五月初三日攻进北京，李自成军队旋即撤出“行在”，从此一蹶不振。清王朝尽管打出过一面代明讨“贼”复仇的旗号，但素受“华夷大防”之教化的汉族臣民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种宣传。两三个月之间，风云诡谲，山河迭相失色，“逆贼乱国”转眼间转换成“夷狄入主”，苦难深重的士民们几乎与诰命官绅一起迅即从惊惶迷茫中悲慨愤起，被“异族”的抢夺国柄激怒了。
还在北京皇都走马换旗、政变不测的那几个月时间里，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相继于南京、绍兴、福州，或建立弘光政权，或监国于浙东，或称帝于闽赣。对大江南北、东南沿海的汉族士民来说，这多少还意味着朱明国祚未尽绝，抗清复国尚存一线命脉。谁知这些朱姓贵族建立的小朝廷，无不颟顸腐朽之至，不到一年即已纷崩瓦解，作了鸟兽散。其中弘光朝本应可以有些作为的，论兵力上游有左良玉水师可扼守长江屏障南京，江北有“四镇”军伍尚抗得一阵南下清兵。可是内有马士英、阮大铖专权跋扈，外被“四镇”统帅悍横挟持，特别是朱由崧十足的荒淫失德，于是八旗锋锐得以势如破竹般渡江南下，只用了年把时间就打垮了江浙闽赣三个小朝廷。江东南除了沿海一带尚继续坚持抗清军事活动，西南还有个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府外，清王朝实际上已大局在握，难加逆转了。应该说，作为明王朝的孤臣孑遗的遗民生涯的背景，至此始称得是真正展开，而诗歌史上的明遗民群体率先构成的则正在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中心的宁、镇、扬一带。
这里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南京城东的钟山南麓埋葬着朱明王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孝陵的存在不啻是朱姓王朝的神圣象征，最易勾起旧朝臣民对先皇的缅怀。生者固不时涕泪于后湖堤岸，哭祭在梅花山前；即使死去，如莱阳姜埰那样哀唱“若有人兮在，竦剑守重关”，矢志于“鬼亦戍其间”的更不乏其人
。何况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作为“南直隶”的政治、文化中心，此地仍按中央政府模式设置一整套官僚机构。南京六部齐全，调节安置着公卿大臣，犹如北京政权的一个虚幻的影子迤逦了二百多年。而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的托足金陵，其淫佚侈靡于危亡时势中，又太容易叫人勾起对历史的反顾，于是，南朝“玉树后庭花”式的金粉旧梦特别具有现实政治的观照意义。石头古城的几乎每块砖瓦、每一方泥土，都可成为遗民们俯仰今昔、悲慨哀伤的媒介。至于清兵南下，殆同风扫落叶般地击垮弘光政权时，宁、镇、扬一带无疑成为血与火的第一线。扬州十日，史可法殉难，留在东南人民心头的惨酷伤痛，岂是短时间内所能抚平？梅花岭史阁部祠墓正可成为宣泄故国之哀的一个窗口。
说起扬州，在清初这是个相当微妙的城市。扬州本不是个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但它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成为不仅繁华而且文化氛围十分浓重的大邑。漕运，特别是盐政，使这城市成为江东北岸的经济枢纽，而大批徽籍人士的寄寓，他们亦贾亦儒的行径和作风，在此鼓涨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此间既汇集有大江上下各类名士雅人，又有足够供他们展开沙龙式文学活动的歌楼舞榭。“扬州十日”的浩劫当然一度使这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可是对新朝来说，漕运、盐务同样是必需的经济命脉，所以恢复也快。加之，清廷在顺治、康熙之际，先后派遣任职此间的官员，大抵既稳健干练而又风雅卓绝。遗民原也是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既有忠爱的教养，又有清狂的习性，而失路彷徨时又往往纵情于声色。以诗酒浇胸中块垒固是常事，放浪形骸、在醇酒妇人之间打发时光也不算道德沦丧。于是，扬州这块既能歌哭、又能风雅的土地，在白门烟柳、秦淮灯火未见复苏的清初，群集、隐居着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遗民诗人，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扬州虽系运河南北交通的一个集散要地，但毕竟地处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围，又远离当时抗清烽火的浙闽沿海。作为政治较为宽松的地域，在扬州四周更有僻冷介乎城乡之间的县邑如兴化、宝应直至今属南通的如皋，那已是近乎江头海角了。这样的地理态势，不管是对有志于恢复行动的还是韬光晦迹者，都是绝好的遁世渊薮。进可以出行向大江南北，退完全能潜处于草堂渔舍；苦闷了不妨到扬州城里倚红偎绿，在曼歌轻舞中大醉一场，寂寥时则轻舟独放一直可以造访到冒辟疆的水绘园前，“得全堂”中既有歌班清唱，又可把杯一倾“国破山河在”的苦情。大量的遗民诗作中确是如此地构成了一幅幅特定环境中的具体景象的。
遗民诗人中是否有不少隐蔽的却又实际的抗清活动？是否存在着秘密的地下反清网络？向来是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然而这该是由清史家来研索并揭示的命题，已不是诗歌史所能承担的。但当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水师三入长江，直驻燕子矶下，包围南京城前，镇江、丹徒、金坛一带作为外沿城邑相继跃迎“王师”，一时大江南北的遗民们为之额手称庆，此中诚有无数蛛丝马迹在，尽管文字载录包括诗作已所存无几。遗民们在那个时期频繁社集，联吟往来于真州与京口之间，将大量的文字挥洒在瓜洲渡和金山、焦山的行止中，当非偶然。事实上在郑、张水师失利，清廷严加绥靖之时，镇江、丹徒等地遭害的诗人文士不在少数，遗民诗作中可以发覆的甚多。这真是一个恢诡多变的年代，而在宁、镇、扬这个空间中尤多行踪诡异的遗民诗群。现按时空先后择其要述论于下。
第一节 白门遗老
一 钱串“万历”诗情苦的林古度
清初僦居金陵的遗民诗人中，年辈最长并声名甚盛的当推林古度（1580—1666）。林氏一生历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经清顺治朝而卒于康熙五年，故王士禛称之为“文苑尊宿，此为硕果，亦岿然老灵光矣”（《致程昆仑》）。
林氏祖籍本福建福清，其父林章以名孝廉彰闻士林，曾入京伏阙上书，不报而归，遂卜居南京。古度与其兄林楙（字君迁）均好为诗，在明末实系竟陵诗派中人。陈文述《秣陵集》卷六《乳山访林古度故居》说：
古度字茂之，号那子。……与曹学佺友善。少赋《挝鼓行》，为东海屠隆所知，遂有名。诗多清绮婉缛之致，有鲍谢遗轨，与学佺相类。万历己酉、壬子间，楚人钟惺、谭元春先后游金陵，古度与溯大江、过云梦、憩竟陵者累月，其诗乃一变为楚风。
据王士禛说，林古度诗作始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一直未付枣梨。到康熙三年（1664）即林氏创作一甲子之际，王氏“为拣择，仅存其甲子以前诗百余篇”（《渔洋诗话》）。“甲子”年是指明天启四年（1624），也就是说只刻印存传了他前二十年的作品，后四十年的诗被删除了。这一斧头砍得真够狠的，王渔洋的理由是存其“刻意六朝，未染楚派者也”，似乎很堂皇也很简单。然而深层用意显然是有虑于文字贻祸，假托标格全系饰辞。可是这一来，林古度后四十年心歌遂失传，今存二卷《林茂之诗选》已难见其故国兴亡之哀，遗民风骨换成为隐逸气派。
但是，钩稽清初诗集仍不难从中得见此老真实形象。《遗民诗》卷五小传中，卓尔堪保留有林氏二句诗：“少为钟、谭好友，攻楷法，宇内名流，奔辏其门。游广陵，有‘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之句。”原来古度佩有万历钱一枚，是他儿时物，可在清初这无疑具有特殊象征意义，于是此钱成为特定的意象在扬州引起了一番悲慨系之的吟唱。“游广陵”咏万历钱，事在康熙三年，就是王士禛删刊其诗集那年。汪楫《悔斋诗》有《一钱行赠林茂之》七古，诗序说：
甲辰春，林茂之先生来广陵，余赠以诗有“沽酒都非万历钱”之句。先生瞠目大呼曰：“异哉！子知我有一万历钱在乎？”舒左臂相视，肉好温润，含光慑人。盖先生之感深矣！更为赋《一钱行》。
显然，前存林氏二句诗正是汪氏之作引出的，而此老音容在《一钱行》小序中亦跃然欲显。再看汪氏特为林氏吟写的诗：
前朝万历之八载，茂之林叟生闽海。
三十名高走京洛，六十国亡遭冻馁。
钟山踯躅几春秋？那有酒钱悬杖头。
屈指今年八十五，春风重醉扬州醑。
读我诗篇忽失声，老泪纵横不成雨。
为言昔曾买藜藿，手持一钱人错愕。
方嗟旧物不逢时，又遇孙儿索买梨。
市上孩童都不顾，老夫心苦傍人嗤。
一片青铜何地置，廿载殷勤系左臂。
陆离仿佛五铢光，笔划分明万历字。
座客传看尽黯然，还将一缕为君穿。
且共开颜倾浊酿，不须滴泪忆当年。
诗虽是汪舟次所作，其实无异乃林古度“心苦”之传述，几乎道出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读我诗篇忽失声”句勾连起伤往哀今之情，“买藜藿”、“买梨”云云不只写其奇穷，更在于表现故国遗恨及随着时光转移，“旧物”情渐见淡化于世的悲痛。值得注意的是“座客黯然”二句，“还将一缕为君穿”正展现着这满座诗客心同感受，情思相“穿”联着。至于“廿载殷勤系左臂”的着意点明二十年，准确地表明甲申、乙酉以来，清廷虽君临天下，而林古度及他的同志者心仍一系于旧朝，含蓄而毫不含糊。
考察一下“座客”尽黯然，是哪些人参与诗的集会是有意义的。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有《广陵唱和诗序》，记载了“不同产而同游，不殊调而殊土”的与会者：“甲辰之春，八闽林茂之，鄞县陆淳古、钱退山、杨瀣仙、王正之，宜兴陈其年，钱塘蒋别士，海陵吴宾贤，新安程穆倩、孙无言，上人梵伊，皆聚于江都；会海陵陆无文亦适奉两尊人至，寓于天宁兰若之旁。遂招诸君开筵春夜，联句城南。”这几乎全是遗民及他们的子弟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浙东的远客。成员的政治背景及态度，决定了这类“不殊调而殊土”的诗人一次次“同游”的特具的认识意义，是清初诗史首先必须研索的史实。可以说，明末以来政治性结社形态，在清初虽历经严禁，却仍在诗酒流连风雅外饰下继续以松散形式持久存在着。孙溉堂这篇诗序中没提到汪楫，而吴嘉纪的《一钱行》写到“酒人一见皆垂泪”时，环境又在水上舟中：“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这恰好说明林茂之的广陵之行，以八十五岁耄耋之龄作为遗民诗人之尊宿，接连“串”起了一次次的社集活动，而成员尽是遗逸之辈。
关于林古度康熙三年春扬州之旅还有两点可推敲，一是王士禛虽与林氏及前面提到的那些诗人均有交往，并还为古度删诗刻诗选，但他绝不参与纯属遗民们吊往伤今的活动，除了一般游宴即没什么政治色彩的诗人集会外，看不见他的身影。这从一个侧面可考见类似出示万历钱的诗群活动均有特定深意。二是这次林氏渡江赴扬的节令，“桃花李花三月天”，岂不正是“三月十九”这个难以从遗民心头消退的国丧忌日之时？“甲辰之春”实乃崇祯自缢二十周年祭！由此看“廿载殷勤系左臂”诗句，林古度的形象就愈见鲜明了。还有，这一年春天又是南明最后一个小王朝的君主永历帝被吴三桂杀害的二周年祭期。对原犹心存复国的遗民们说来，此时是真正陷入寒苦之境而无法出拔了，吴野人诗句“江山宛然人代改”的时世已绝无挽转的可能。
依此想去，林古度的不与王士禛删却他四十年心血凝注的诗持异议，听任“拣择”，似也无可奇怪处。现实既已如此，他何妨相伴一枚万历钱，在如梦如幻的心境中了结此生。
林古度是在甲申（1644）年后先迁居到真珠桥南，从当年华林园侧颇具亭榭池馆之美的环境一变为“蓬蒿蒙翳”的起居之所。后又在溧水的乳山预卜生圹，以为埋骨地。他晚年的生活在一首《冬夜》诗中可以窥见：
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
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注1
注1 此诗初见于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全集》之诗集卷四十七《贻林茂之纻帐并序》。其序云：“茂之穷老金陵，《冬夜》诗云（略），夏又无帷帐，或遗之，则举以易米。予谓：‘暑无
，病于寒无毡，君能守之，当为作计。’处士笑曰：‘愿守之以虎。’客皆绝倒。予在豫章，为寄纻帐，书绝句其上。”
孤寒清峭的生活情境和心境，见之以完全同步相应的诗境，人们可以于此中仍体味到“楚风”的情韵。文献记载说在他卒后，“子贫不克葬”，俟三年后始由周亮工葬之于钟山之麓。这倒符合他生前意愿的，生伴旧朝一钱，死依孝陵为卫，典型地完成了一个遗民的生命之旅。他的存世诗篇中有首《同喻宣仲鹫峰寺听秋莺》，诗当写在早期，是怀着“孤客万重心”的情绪返游闽北鹫峰山的作品，谁知这首七绝却极贴切地预写了他近九十年的最后归宿的境界，物换星移，山河易主，可他痴魂一缕，啼泣依旧：
物候推移伤客魂，啼莺何意恋山村？
不因落叶林间满，犹道啼春在寺门！
二 以“嗔”气鼓诗情的杜濬
当时类似林古度那样寄迹白门的遗民诗人为数极多，惜乎他们的诗集大多湮没，已罕为世知。如与林氏长期相濡以沫的何煜（寐明），原籍安徽青阳，飘泊湖海而老死于金陵。据史载他著有《双柑园集》、《青浦集》等，可现今只能于《名家诗永》中见存诗一首而已。又如著名遗民诗僧祖心在《次林茂之韵二首》中写到的“莫言我去知心少，但过墙东有好朋”的那位“好朋”盛斯唐（集陶），原亦皖籍桐城人，系前明进士盛士翼之孙，《金陵诗征》说其“居金陵十庙西门，毁垣败屋，蓬蒿满径，与林古度相唱和。晚以目眚，屏居不干一人”。事实上他与江东南大批志士有交往，是个屡见于各家诗集中的高士。然而后世连他的诗集名称都已难知，人们只能从其《怀林茂之》诗的“千里梦回秋雨细，一灯愁拥夜凉迟”的心音中，感知他“羽飘鳞蛰”、“病中添病”的老泪横流形态。
于明清之交流寓南京的遗民诗群中声名最著，亦为后世最熟知的当首推杜濬（1611—1687）。这是一个遨游江、淮间，以狂放孤傲著称的诗人，生前身后逸事遗闻特多。其中常为人们羡谈的掌故有二，一有关他的生活情状，一涉及其诗才问题。前者如《儒林琐记》载说：“或问贫状，濬曰：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其实这多少有些佯狂以标举清高的言过其甚。他自称“绝粮而未绝茶”，其号即为茶村，有《茶喜》诗说“寂寂忘言说，心亲一盏茶”。在诗的小引中还畅论“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遵吾杳冥”。对此，有论者以为当时茶价十倍于粮，能不绝茶绝无断粮之理。这又未免以史学家笔法论之过刻，杜氏言穷和好茶实质上是种愤世疾俗、寄隐于所好之物的畸行。过于推誉固不必，刺之以矫造亦不公。关于诗才的掌故是吴伟业《送杜二于皇从娄东往武林》诗有“解囊示我金焦诗，四壁波涛惊欲倒。一气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峰入飞鸟”等句，而杜氏在梅村亡故时作《祭少詹吴公文》中也说：“（梅村）去年游梁溪，客有称其五言近体者。先生谢曰：‘吾于此体，自得杜于皇金焦诗而一变，然犹以为未逮若人也。’”这是说吴梅村特别推重杜濬诗的才气。
以才气凌厉胜，确是杜氏诗的特点，而原是楚籍人氏却不尽宗“楚风”，在清初尤得到正统诗论家的高度评价。《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谓“启、祯之间，楚风无不效法公安、竟陵者，于皇独以杜陵为师，是亦豪杰之士”云云即是代表性的论评。可是即使如此，“或过于中庸”的批评仍不乏，朱庭珍《筱园诗话》认为杜氏《变雅堂诗》：“古体粗率颓唐，劣恶已甚，直门外汉耳。近体枯槁粗硬肤廓者，与前明闽诗人郑善夫同病，皆不善学杜者也”。这是责其“正”不足、“变”有余的极端之说。朱氏“颓唐”的批评源自于沈德潜《明诗别裁》，显然这是清中叶以来标榜“唐音”，以“宗法”为框架论诗，硬要纳“变雅堂”于师古模式中去的眼光和尺度绳量。从另一方面来的批评是袁枚《随园诗话》中多次谈道：“人多重其（茶村）五律，余以为袭杜之皮毛，甚觉无味，独爱其《咏海棠》一句云：‘全树开成一朵花。’”袁氏的评骘是嫌他过多雅正而趣味不足。至于袁随园在《与邵厚庵书》中并讥杜濬“借国家危亡，盗窃名字”，无疑尖刻太过，不尽合历史事实。在杜濬诗的评估中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的言论，集中起来看，全犯有脱离具体时代背景和不顾作家“这一个”的整体而随意判断的弊病。今人在梳理史实和前人诗论时当须有所甄别，既不必盲从，更不能各取所需。
杜濬自言其诗宗法杜甫，这是前人惯于树旗立帜的常事，但他又表明更推重陶渊明诗。他这种诗艺上的追崇，实与一生经历际遇相关。试读方苞《望溪文集》卷十三《杜茶村先生墓碣》，碣文起首说：
先生姓杜氏讳濬，字于皇，号茶村，湖广黄冈人。明季为诸生，避流寇张献忠之乱，流转至金陵，遂久客焉。
方苞说杜濬“少倜傥，常欲赫然著奇节，既不得有所试，遂一意于诗”。《黄冈县志》具体说及杜氏“崇祯己卯副榜，壬午不售，遂绝意仕进。游览名山水，才声雄概，惊艳江淮，士大夫以不识其面为耻，乃益隐避，甘心穷饿，以守道义，老于鸡鸣山右日寓斋”。绝意仕进，益隐避等等心性，必导使他推尊陶诗。可是杜濬又不是个静穆之人，方苞在给濬弟杜岕作的《杜苍略先生墓志铭》中说到茶村性格：“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贵人必以气折之于众人，未尝接语言，用此丛忌嫉。”好使气，必与境逆，加之流寓客乡不久即遭国变，这样，“少陵之幽郁”定更多于“靖节之清真”。他在南京四十年，先筑“饥凤轩”，后匾“变雅堂”，可说是心态演化的外现。晚年境遇凄凉，《墓碣》说：“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为僧远方。”一子名世济，在茶村客死扬州，“丧归寄长干僧舍”而无力下葬后不久亦卒。直到十九年后，茶村生前友好瓜洲名诗人蒋易（前民）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等通力葬之于太平门外。
离开诗人的身世、心性而论其诗风，只能是不着边际。杜濬他论诗以“嗔”为诗心，就是其以自身的感受观照诗史后判断所得。须知古人诗论主张也就是他们各自做诗的宗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嗔”，就是气，气之怒的形态。《文集》中有《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说：
夫一部《离骚》，缘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则无《离骚》。由是，武侯不嗔，则无《出师表》；张睢阳不嗔，则无《军城闻笛》之诗；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带铭》、《正气歌》；谢叠山以嗔，故有《却聘书》。
这是中国诗史上最为直率也最称锋锐的“愤怒出诗人”之说的诗论，就其内涵言则是那个时代的遗民诗人的诗之宣言。从覆盖面看，“缘嗔而作也”是吐倾了亡国之民的心意的。由此，杜濬论诗也就必然主“真”，风格可以不同，“真”则不能或缺。他在《奚苏岭诗序》里说：
余读苏岭之诗，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诗多志微噍杀之响，然而贵真不贵赝，同也。夫诗至于真，难矣！
尤可注意的是他将“真”打通了传统诗论的“正变”界限，说：“夫真者，必归于正，故曰正风正雅，又曰变而不失其正。”“变”何以能“不失其正”？因为有“真”。这样，还有什么以“正”为正统呢？他的结论是：“诗至今日，不能不变，道在不失其正而已。”以“变”养“正”，系命脉于“真”，这诗歌观念无疑有发展，既如此，他还会去抱残守缺，一味学古吗？杜濬所以名其集为“变雅堂”，意即在此，那末还要持“少陵”、“靖节”的尺度去衡量他的诗，岂非毫无意义？他进而以“真”为旨归，痛斥“好新好异，渔猎伪书，饾饤难字，而且凿空吊诡，诘屈其词，用以欺世而盗名”的诗风，同时也厌弃“率易鄙俚，粗恶浮诞”那种“独拾瓦砾”的肤浅之作。他的痛斥和厌弃，维护的正是沛然之气和真挚之情。在家国巨变、沧桑代换的石破天惊之时，持此观念始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与时世同步，方有时代之精神可言。
诗史与诗论史应有别，论诗人于诗史，本不需引述大量诗论，尽管古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每互为表里。此节借杜濬论诗较多展开，意在表明遗民诗人的作为群体追求的一种主要诗美倾向，同时又为印证前文谈到的清诗在初期本可渐向更清新深厚的境界演展的，遗民诗从总体上说不会导入“学人诗”。后来清诗的发展中多见“典守”之设、“饾饤”之习，正是遗民诗风中断的一种结果。
杜濬诗今见成集的有《茶村诗》三卷、《变雅堂诗钞》八卷等，文献载说其诗未刻和散佚的尚甚多。上述《变雅堂诗》八卷本系乾隆时所刻，另有《遗集》本诗十卷则晚至光绪年间始编刊，故茶村之诗全貌、真貌已不易言。卓尔堪《明遗民诗》收其诗作一百五十八首，邓之诚曾加以比勘，在《清诗纪事初编》里说“多为未刻稿”。可见后出之本虑于有忌，删削已多。
历来谈杜濬诗只着重他的五言律句，这是某种艺术偏嗜造致的成见。以情思和气韵言，他的七古长篇实多佳构，如写给其女婿的《赠别叶桐初》，又如《初闻灯船鼓吹歌》等等，后者尤具重大认识意义，缘篇长不予引述。至若《悲哉行赠余子生生》、《椰冠道人歌·为张子虞山作》等不仅抉出世态众生相，而且记录了遗民们的身心之苦，都可补史之阙者。《樵青歌·为黄仙裳作》这篇赠给泰州（古称海陵）著名诗人黄云的七古，更是反映了乙酉年扬州之屠后，海陵地区一群士子抗清的志节，犹如展开来一卷人物肖像图，元气淋漓于纸上：
当时同学十数人，两人引颈先朝露。
一人万里足重茧，一人入海随烟雾。
三人灭迹逃空门，四人墙东长闭户。
一人卖药不二价，一人佯狂以自污。
黄生计划无复之，门前便是青山路。
昆吾宝剑千金值，改铸腰镰应有数。
黄生终日无踪迹，上山清晨下山暮。
有时昏黑犹在山，痛哭身当猛虎步。
不知为樵定何意，黄生安肯言其故。
但闻有一海陵樵，时时偷访钟山树。
或杀身成仁，或南疆效命，或东海聚义，或遁迹空门，或闭门土屋，或隐于市医，或佯狂巷头，诗的前八句几乎可视为遗民整体的缩影。关于黄仙裳（1621—1702），这位和石涛相交三十年的苏北名诗人，《淮海英灵集》也只记述“人目为狂”，“屡辞聘召”，“晚年益贫苦”，未超出王晫《今世说》所言。杜濬的诗让世人知晓黄仙裳在国破之后曾隐于樵而祭扫孝陵多年，这就对他的《阳儿之江上中途遇雪》诗中“劳生须信难高卧，未敢怀安守故陵”之句，以及《青溪月夜，续灯庵即事》中“茆庵深坐话清宵”、“月色犹留旧板桥”之类诗情能有明晰的理解。不仅如此，它还丰富了清初遗民活动的具体表现，足证当时踽踽独行于春溪板桥间和钟阜孝陵路上的诗人并非只有顾炎武三二志士而已。
杜濬此类冷峻清峭的作品在七绝中同样不少见，悲慨苍凉之感皆出之以沉静口吻。如《题朱林修尘外楼图》：
芳草无边似绿江，高楼临眺客愁降。
向东一面尤奇绝，尽放钟山入小窗。
此诗写于壬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也即“博学鸿词”特科开后四年。末句“钟山入小窗”而冠以“尽放”二字，把“尘外楼”的原非置身世外而心底难忘时世与故国的遗民情怀抉发无遗，此类长篇短章焉有枯槁粗率之病可指摘？
茶村论诗贵“嗔”气，他的诗作也多以“嗔”见佳之篇。如《龚宗伯座中赠优人扮虞姬》绝句：
年少当场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
八千子弟封侯去，唯有虞兮不负心。
这是讽龚鼎孳。在杜濬这位“楚客”面前，龚氏等为新朝大僚者自应有愧色。又如《题废寺寄钱宗伯牧斋》：
大树风多叶尽飘，庄严犹是建前朝。
黑头江令残碑在，不记君王旧姓萧。
金埴《不下带编》说：“宗伯见之失色！”以嗔怒之气鼓苍凉情韵，是杜濬诗歌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初诗坛上诚不愧巨擘之称。谭献《复堂日记》中推之与顾炎武、吴嘉纪、彭孙贻、屈大均并称，说是“殆五霸不足六邪！”是灼见之评定。
事实上他的五言律亦多“嗔”气，绝非他人所易学到。以其著名的《焦山》组诗六首看，如“触处迷人代，兹山尚姓焦”；“饥鹰啼半岭，野马战斜阳”；“江分神禹迹，海见鲁连心”等句中，无不回转着“实有悲盈谷”的怒气。他的《古树》一律咏赞的倔强品格，则是直接为浙东抗清志士所谱的颂歌。诗有小序云：“为四明丘氏作。李杲堂记云，家亦有古楝树，与丘松柏相望。”杲堂是李邺嗣的号，下章将会论及。诗云：
闻道三株树，峥嵘古至今。
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
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
孤撑休抱恨，苦楝亦成阴。
遗民诗中不只以惨苦泣血为唱，杜茶村是不多的一个。《古树》诗的腹联诸句简直已是怒目而对“用尽风霜力”的新朝了。他如《楼雨》一律中“鼓鼙喧绝徼，部落拥将军”云云，纯以轻蔑态度横眉冷对“牧马群”的八旗驻兵。《晴》一首：“骑马人如戏，呼鹰俗故狂。白头苏属国，只合看牛羊。”则以苏武持节牧羊的视角写出了对满族军兵的鄙薄。
杜濬在生命最后几年里所作的诗，嗔怒气虽多内敛，但在前人所称说的雄浑气韵中仍时见疏放豪逸情致。《十月十日蔡铉升载酒饮我于病榻，练江、南枝二诗衲偕至》诗中小注有“明日立冬”语，据之可确知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作品，其时诗人已七十五岁。诗云：
拟上篮舆散百忧，素交排闼且淹留。
情亲各出三年字，身老犹怜一日秋。
客舍自晴黄叶雨，钟山不动白云游。
持螯快饮成今会，大有齐盟在后头。
这和前不久所作的《知秋》二律中“同调相期金可断？异方多难药难知”、“白发丹心千古意，黄花紫蟹一年秋”的诗情一样，仍表现出烈士暮年的悲亢情怀。由此足证，杜濬留传的种种狂狷故事无非表层情态，他紧裹的心胆则始终被一股“嗔”气所托浮。杜茶村的诗史位置亦正缘此气盛而确定。
三 假“六朝”华藻以抒哀情的余怀
被一部以哀感顽艳著称的《板桥杂记》几乎掩尽诗名的余怀，事实上是足堪与杜濬等比肩而诗史绝不该失缺的一位遗民诗人。这倒不只是因为早在明末他与杜氏以及白梦鼐即以“鱼肚白”（三姓谐音）并称，才华卓特于“南雍”；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位素以江南文酒风流领袖名世的诗人，明亡后流转江东南各地，假借六朝华藻抒述故国之哀，是遗民的某种类型的典型人物。余怀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年，著作等身，总数究有多少已难确考。今尚存传的即多达二十种（不包括分集子目）左右，文献著录所知而失传的诗文、学术、戏曲各类作品尚有十数种，未见著录者而于同时人诗文集中时有提及的还不在其数。余怀写于明亡后的凄艳哀丽的诗，当时即备受称道，阎若璩以为这位父执所作是“今人不能到”，王士禛则说他《金陵怀古》诸诗不减唐代刘禹锡。然而奇怪的是卓尔堪《遗民诗》漏收余氏诗，这或许与其诗外传不广或易惹禁忌有关。
余怀（1616—1696），字澹心，一字无怀，号广霞，晚号寒铁道人、曼翁、鬘持老人等。原籍福建莆田，自其父辈即流寓南京，所以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澹心七十七岁时为曹寅题《楝亭图》仍自署“旧京余怀”。明崇祯时为南国子监监生，与冒襄、吴应箕等操持清议。《板桥杂记·丽品》中自谓：“及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记者，乃在崇祯庚辛以后”，据此可知曾在范景文幕中，原亦有志匡世者。乙酉清兵渡江，余怀开始了飘泊生涯，其《五湖游稿·鸳湖中秋诗》小序云：“辛卯八月，寄居萧寺，木樨满院，风气高寒”，“忆己丑中秋，遁迹海陵之隅，庚寅中秋，飘泊虞山之下”，“余亦五年四处见中秋矣。”这是记述顺治六年（1649）至八年足迹或在常熟，或在泰州，或在嘉兴的片断情状。他的南京的家在甲申乙酉之际遭劫甚重，这从《江山集·七歌》可以得见，并能得其某些行迹。这组诗全题为《效杜甫七歌在长洲县作》，写于出亡苏州时。在今存遗民诗中，《七歌》属不多见之佳构，诗云：
有客有客字船子，平生赤脚踏海水。
身经战斗少睡眠，功名富贵徒为尔。
自比稷契何其愚，非薄汤武良有以。
呜呼一歌兮歌激昂，日月惨淡无晶光。
我生之初遇神祖，四海苍生守环堵。
旌旗杳杳三十年，金铜仙人泪如雨。
皇天剥蚀国运徂，况我无家更愁苦。
沟壑未填骨髓枯，河山已异安所取？
胡雁翅湿犹高飞，百尺蛟龙堕网罟。
呜呼二歌兮歌声寒，林木飒飒风漫漫。
小人有母生我晚，幼多疾病长屯蹇。
生不成名老何益，蚩尤夜扫兵满眼。
吁嗟亡国甲申年，二竖沉沉婴圣善。
呜呼三歌兮歌思绝，鹙鸧昼叫泪成血。
有妻有妻珮璚玖，十年为我闺中友。
两男一女未长成，索梨觅栗堂前走。
汝病数载事姑嫜，伶仃憔悴供箕帚。
岂知豺狼入我户，使汝惊悸遂不寿。
呜呼四歌兮歌转悲，饥乌夜夜啼孤儿。
我有敝庐东门侧，后种梧桐前挂席。
数椽风雨门长闭，四壁清静苔藓碧。
自从戎马生疆场，使我苍黄丧家室。
我行去此安所之？渔樵无地鸡犬迫。
旧雨今雨花不红，新人故人头尽白。
呜呼五歌兮声乌乌，浮云为我停斯须。
有友有友在远方，或称少年或老苍。
遭乱化作长黄虬，碧血潇洒盈八荒。
王室风尘此亦得，明明落月满屋梁。
呜呼六歌兮歌最苦，春兰秋菊长终古。
有弓救日矢救月，帝阍未开晨星没。
词客哀时双泪垂，饥寒老丑空皮骨。
何时东海翻波澜，暂向西园采薇蕨。
呜呼七歌兮声啾啾，吞声忍恨归山丘。
在遗民著作遍遭禁毁的清代，余怀的诗文居然漏网于各种“禁毁书目”，不能不说是奇迹。这除了善自匿藏、流传不广的原因外，必与他的行踪流离不定，特别是随处寄迹青楼画舫，征歌选妓，犹如林佳矶《江山集序》所说“澹心故布衣，何所艳若是”的形象有关。试想，《七歌》中“蚩尤夜扫”、“吁嗟亡国”、“鹙鸧昼叫”、“豺狼入户”、“渔樵无地”、“遭乱碧血”、“东海翻波”、“西园采薇”等等，哪一句都足够砍首戮尸的，更何况还有“有弓救日矢救月”云云直言心谋复“明”，矢志抗清的文字在。从“身经战斗少睡眠”等语看，余怀在明亡前后、南北奔走生涯中曾入过军伍，顺治年间他流亡江浙各地当绝非徒作“江南之人好事异于古”（林佳矶语）的“乐事”而已。余怀幸存诗作，于清诗研讨特多启示。如果不作广深发掘，仅以清廷严禁之余所能流传的诗文别集，陈陈相因，现成排比，是不可能探讨清诗史实真相全貌的，特别是清初近百年的诗史。所以，对钩沉稽幽、广事丛残以辑存散佚的前辈学者，理当深深鞠躬！
类似《七歌》之作还有存见于《吴越诗选》中的《醉时歌》，句如：“传来直北旌旗赤，千山万山血凝碧。野哭邻鸡有好音，起舞有谁同今夕？忆昔皇舆败绩年，吞声忍死不敢前。”“陵树苍苍云气深，侧身西望泪沾襟。流离每恨草间话，去住彼此伤人心。”如果说国变前余澹心风流秦淮，于醇酒美妇的氛围中挥洒才子名士习气，那末“亡国”后，他的形迹不管是“有时独往万峰顶，搔首扪天痛哭还”，抑是“楼头鸣筝小妇怨，香篝绣被寒无眠”，其心底强烈的故国之思则是统一的。桐乡吕望《板桥杂记序》说余怀在剩水残山间，“祖香草美人遗意，记南曲珠市诸名姬，述其盛衰，悲其聚散，一寓眷眷故国之思，至一唱三叹”，是深得这位先辈之心的。余怀自己就说“岂徒挟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意在记“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耳！他的诗与《杂记》正属同一基调。把余澹心视为沉湎酒色者当然是厚诬了他的风骨。
通常称为《金陵怀古诗》的《咏怀古迹》廿九首小诗，是余怀另一种“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的心声。这组诗不仅怀古伤今，情思悱恻而清峭，而且记录了当时的不少实况。如六朝诸王氏曾居名“马粪巷”的地方，事实早已不存，澹心借题发挥云：
簇簇人闻马粪香，江东风俗美诸王。
莫言此巷无寻处，处处皆成马粪场。
文字极“俗”，而其意极高，在冷峻得似乎已无火气的情韵间，写尽了八旗军马蹂躏金陵后的狼藉相，从“马粪”中透出了多少血腥气？又如《白鹭洲》：
洲前白鹭几时飞？芳草王孙归未归？
二水依然台下过，阿谁演念家山破。
类似这样的怨苦始终贯联着组诗，触处可感。
《味外轩集·戊申看花诗》之作在康熙七年（1668）。就心境看，已是“唤回五十三年梦”而“湖海元龙气已平”，颇现颓唐之意了，故这一百首绝句较多“倦听催花羯鼓声”，吐露“伤心无奈落花何”的心声。但余怀在自序中又说明白：“古人不得志于时，必寓意于一物。如嵇叔夜之于琴，刘伯伦、陶元亮之于酒，桓子野之于笛，米元章之于石，陆鸿渐之于茶，皆是也。予之于花，亦寓意耳。”所以，《看花诗》虽声情似甚平静萧散，然浓郁的沧桑之感仍流转笔端，如：
宝林双树影婆娑，普照花间系玉珂。
如此春光独憔悴，可怜只是恨人多。
又如：
五十年来老病愁，江山佳处几回头。
齐梁旧事风吹去，柳叶梨花恨未休。
寺对钟陵第一峰，娑罗树下午阴浓。
此身飘泊莺花海，踏遍蓬山仗短筇。
而《三月二十日朱本固园中牡丹二百余朵》三首尤有深意，所谓“紫骝嘶入碧云去，正是红香绿润时”，显然是祭奠崇祯语。须知此时正值庄氏“明史案”文字大狱后不久，遗民们笔底特须谨慎之际。其第三首写得含蓄有深意，抒述着他们胸头哀思白花的永不凋零：
沉香亭畔方移种，已见黄尘动地来。
幸有爱花朱处士，至今留得百枝开。
《看花诗》的意义还在于余怀以创作实践泯灭了诗界“唐宋”、“古今”等习惯思路和争执。《自序》说：“迩年以来，颓焉自放，深恶排比饾饤之学，而最爱白香山、苏东坡、陆放翁，出入必以自随，谓之岁寒三友。顷余写此诗一二首，杂三先生数首中，历试友人，友人或以为唐，或以为宋，竟不辨其为今人，为古人，为三先生诗，为予诗也。嗟乎，予益可以自信矣。”不唐不宋、非“古”非“今”，实即“为予诗”的最好论证。这是自然纯真、心头流出的诗学观念的具体实践，也是遗民诗以情遣诗的又一范例。
在论述余怀诗时还应提一下其长子余宾硕。据《戊申看花诗》第二十三首题云“二月十四日同杨炯伯、万餐云、长儿位”看，宾硕或是其字，名位，号鸿客，著有《金陵览古》诗四卷。作为遗民子弟，他的览古诗以“居人犹自说高皇”为主旨，为该诗群谱入了很悲壮的音节。特别是在提到云霾中得见孝陵宫寝时有“老死而不能去”之言，尤可见家国遗恨之难忘。余宾硕生平不能详见，陈维崧《迦陵俪体文集》卷五有《余鸿客金陵咏古诗序》，句云“属在乱离之后，矧当谣诼之辰”，“李广对军中之符，今何时乎？江淹上狱中之书，君其是矣”，其于兵荒马乱际曾历经磨难可以想见。其卒已在康熙末年，明末著名文学家吴应箕之孙吴铭道《复古诗集》中写于壬寅年（1722）的《金陵伤余鸿客二首》之一云：“衰迟偷息倦游身，谩骂天真孰写真？万竹有邻青未杀，盖棺仍是露棺人。”晚境及身后凄寒状，诗中已写尽，鸿客落落傲世的性格也可见。
四 奔突金陵城中的顾梦游与伏处石臼湖畔的邢昉
在白下遗民群中，以动态形象奔走呼号，极力为难友出脱罗网而著称的顾梦游（1599—1660），与大多数苦恨内潜，出以野逸寂寥形迹的孑遗之士迥异，别具一种风采。顾梦游，字与治，江宁籍，为前明副使顾英玉之曾孙。英玉与兄顾璘（华玉、东桥）与文徵明同时交好，诗书俱精，梦游得家传，书法名擅一时，与诗兼妙。顾氏在明末即以急友难、仗古义闻名。著名的竟陵派代表作品《帝京景物略》合撰者之一于奕正客死秦淮，与治为之含殓理丧并刊刻其文集；闽中名诗人宋珏（比玉）系顾氏友，宋珏死，梦游走闽恸哭并伐石表其墓，诸如此类事不胜枚举。顺治初，姜子翥被难入狱，顾氏力为营救；最关系重大的是遗民诗僧祖心（函可，剩上人）于顺治四年以“谋叛案”在南京被捕，与治周旋奔呼，并株连入狱。施闰章《学馀文集·顾与治传》说：“祸发连系，刃交于颈，梦游词色不变，卒免于难”。后来祖心圆寂辽东，他又搜其诗传存之。在遗民诗史上这是一位品格甚独特的诗人。
顾氏著有《顾与治诗》八卷，又名《绿茂轩诗集》，系他贫病老死后由方文搜集，施闰章刊刻。关于他的诗，历来以“诗格近中晚”评之，具体说则“清真绝俗，出于郊、岛”。如果熟知前人诗论用语，就能明白对明清之交诗人说是学孟郊、贾岛，实即说是宗尚竟陵，无非“为贤者讳”，不直说是“楚风”的客气话。由于有此先入之见，如杨朝际《国朝诗话》就专门标举其“空山淡无言，来者成古今”句，以为“十字足留千古”。于是，所谓“清真绝俗”诗风被强化，似乎这就是顾与治风格。这当然容易构成误解，充其量只赏鉴了他诗歌的一个方面。顾梦游自有极其沉痛之诗，深郁凝重处，真多激越之音。如《乙酉除夕》：
青萤灯火不成欢，薄醉微吟强自宽。
何意有家还卒岁？久知无地可垂竿。
壮心真共残更尽，泪眼重将旧历看。
同学少年休问讯，野人今已掷儒冠。
由于清初几朝的严酷穷治和禁毁，大批甲申、乙酉年间的诗作被芟除，诗集中已罕见这类真气四溢的悲歌，偶而传于世的也只是遗民箧底篇什不多。顾梦游是崇祯十五年的岁贡生，在科举制度已成为士人安身立命、展抱负谋前程的唯一途径的文化背景下，“掷儒冠”并非容易之举，而在清初这更需有决不与新朝合作的心志。所以，同样是这三个字，写在乙酉（1645）岁就绝非前人诗中常见套语，而顾氏的行迹也证实他不是大言自欺。至于此诗三、四句的深折、沉郁的酸楚情韵尤见揪心之痛。
《腊八日水草庵即事》当亦与上诗同时作，是写劫后难友相聚心情：
清水塘边血作磷，正阳门外马生尘。
只应水月无新恨，且喜云山来故人。
晴腊无如今日好，闲游同是再生身。
自伤白发空流浪，一瓣香消泪满巾。
只须联想到杜诗中人们熟悉的“黄昏胡骑尘满城”之句，那么诗人出明故宫所在地正阳门时的心态即可想见。解悟到“无新恨”的只是水月云山，第四句中的“喜”字当即转向负面，水草庵中的这些“再生”之人的形象已可毕见。国难当头，绝无心思讲究“字字有来历”，去卖弄学问典故，此诗的纯情口语，自然感人，很能代表遗民诗风的一个方面。
今传顾氏诗中有一首《辛卯元六日集黄眉房斋中，时风波初定，卜寓白门。坐中茂之、季公同为寓公，而余与寤明、澹心游踪未定，慨然有赋》，这一长题让后人能知晓这批“去住同为飘泊人”的遗民，在“伤心已过方思痛，壮色能留未是贫”心境支配下，依然“各醉东风何处春”，四出从事救亡图存的抗清活动。梦游诗友林古度、余怀以及何寤明等人一直予人以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关系较远的印象，这诗的“壮色能留”句揭出了真貌。事实是顾氏在顺治八年即辛卯年（1651）确曾“游踪”远出，并且到过福建沿海地区的同安一带，《同安道中见红叶，时冬深矣，有怀今度》是明证：
望望苍山登复登，梅村桕坞一层层。
如春天气忘归客，忽乱乡心到孝陵。
同安县在厦门东北向，而其时郑成功正据该地区并不时围攻漳州等府邑，顾与治此去无疑不是闲游而别有使命。今度系祖心弟子，清初天然和祖心的弟子均以“今”字排辈，而皆为遁迹空门之遗民。
顾与治与祖心有极特殊的交往。关于祖心，在遗民诗僧中将要论述。顾氏诗中为祖心送行和别后深念之篇大多写得极感人。如《送祖心还岭南》：
一春风雨愁中去，春去还添送别愁。
心事两年同下泪，莺声明日独凭楼。
舟车已断寻前路，城郭重归失旧游。
只恐经台也荒草，吾庐何不且淹留。
祖心是乙酉春从广州到南京，以“印刷藏经”为名联络南北抗清力量的。从“心事两年”句可知此诗应作在顺治三年间祖心第一次返粤时，当时粤东正是桂王朱由榔等从事军事活动的地域。到顺治四年祖心再次出南京时被捕，时在十月，经六个月，顺治五年四月由清廷刑部遣戍沈阳，自此顾与治与祖心生离成为死别。大概相隔十年左右，屈大均去辽阳途经南京，时屈氏易僧服，法名今种，又称一灵，顾氏有《送一灵师之辽阳兼柬剩公》五言律一首：
无物可为寄，持书泪满襟。
一生千古恨，万里十年心。
及见悲何语，重逢乐岂任？
别来空老去，法乳负深恩。
诗语惨凄，深以复国无望而痛哀。这应是他们最后的文字沟通，差不多诗到东北时，也就是他俩先后去世前不久了。
上述顾与治诗作虽仅略举数例，但已可勾勒出当时东南遗民的心态、行迹以至反清活动的轮廓。顾氏行止于政治漩流的一个中心城市，他的踪迹特具认识价值。当然，顾诗并非尽属上引类型，他确实还写有许多表现自己诗美情趣的作品，有一种清寒萧疏风韵。如《访邹满字溪上》：
言寻居士家，薄暮清溪道。
荒原鸟独飞，寒木云相抱。
入室闻疏钟，开门见秋潦。
落叶坐来多，清风时一扫。
又如《送邢孟贞还石臼》：
月当分手夜，分外冷高秋。
虫响坐来歇，林风相与幽。
到家收晚稻，携子上湖舟。
莫恋衡门好，迟君上酒楼。
此类作品充满着幽寂孤冷情味，有一种超越嚣嚣尘世的倾向。然而说这是“清真绝俗”并不准确，实际上此种情态乃是其特定心境的一种折射，既是谋求心态的自我平衡，也是对新朝统治下的现实的逆反，所以不能概视之为不食人间烟火般地“绝俗”。这对顾梦游诗应作如是观，对他的挚友，著名的“布衣诗人”邢昉的诗尤须如此。
兹论邢昉。
伏处于江宁府属高淳县石臼湖畔的邢昉（1590—1653）在清初有“布衣诗人第一”的高名。与顾梦游唱酬交友数十年，诗风亦多有通同处的这位遗民，身隐无用，一生过得似甚平淡，故论其诗者亦专注于其“冲淡”、“古淡”、“幽秀淡宕”，以为“清越无纤埃”。定其为“布衣第一”则也是与程嘉燧、吴兆等辈比较而得。其实邢昉诗固非仅止于冲淡，作为真正的隐逸高士更无明季以来某种好事干谒、沽名钓誉的“山人”习气。
邢昉，字孟贞，号石湖。明末为诸生，曾应试于有司，为文奇特遭庸官斥，即弃仕进之心。一度旅食吴门，南游瓯越，明亡遂伏处不出。卓尔堪《遗民诗》卷十说他“性孤介，不慕荣利，不问生产，不屑借交游以博名誉，落落穆穆，多否少可，一语不合，辄拂衣去，耻与尘俗俯仰。”《九朝新语》载说他贫寒至于“拾湖中菱芡菰米”为食，“取石臼（湖）水为醇酒”。这样的文字在古人传记中不少见，习以为常地可用于不同的传主名下，必须作具体分析。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观念为基核演进而成的隐逸文化在封建时代有悠长的历史传统，覆盖面既广而渗透力极强。但此中有真伪之别，这种文化心态具体体现到各个以隐逸为名的人物身上，差异甚多。例如矫情并不就是清高，退处守志绝非心忘天下忧乐，周旋于豪贵门庭谈不上寒素和孤傲，此中不但有名实可辨，而且关系到形神是否背乖。邢昉可说是隐逸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典型表现者。这主要从二个方面可以考察，一是明未亡前，他不愿在昏浊的世风中沉浮，洁身自好，而明亡后不仅节操坚持，仍至绝不与降过清廷又广事结交遗老以延誉的诗苑文坛大老应酬，生前不见任何依从形迹，此可谓真正的清高；二是野居穷处，但苦情之心一系于民生，他绝非超尘出世，置身于家国之外。唯其如此，所以他的诗风不仅仅有如论者所乐道的“时涉柴桑藩篱”，“得储（光羲）韦（应物）之自然”或“旁及郊、岛”，“兼韩（愈）孟（郊）之刻厉”（均陈田《明诗纪事》语）；同时还有“凄清悲壮，山峙云涌”的“具体少陵”之处，宋荦《西陂类稿》中谈到这后一点是对的，但又说“多温厚之遗，无怨诽之失”则纯属套话。前人论诗专喜用推源溯流法，拿汉魏以至唐宋诗的大家名家作模式来框定具体的“这一个”诗人风格。渊源当然要探溯，固定模式化则成为陋习。邢昉的诗风在论家眼中或见这一面或见那一格的评定，就是这种陋习的表现。邢氏自己论诗主张是“汉、魏不可为，唐人唯不为汉、魏，故能臻于极”，明此奥理的他，怎会从古人那里去寻觅自己的归宿？友人陈伯玑说“孟贞诗无一畅怀语”，读之“令人不欢”，这不得“畅怀”正是邢昉的精神个性，其诗乃此心魂的外化，舍此即非《石臼诗》。
说邢昉身处苏、皖交界的石臼湖，心却未曾一日忘天下，只须举二首他悼念戴重的诗就可佐证。戴重，字敬夫，安徽和州人，崇祯末授推官，未出任，明亡奔走江浙间，后在湖州组义军抗清兵，中流矢，负伤潜返家乡鹰阿山中，绝食死。二子戴本孝、戴移孝均为著名诗人、画家，乾隆四十五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罹文字狱，与其子戴昆均戮尸，移孝之孙辈或斩决，或斩监候，或发配为奴，戴重的《河村集》亦毁禁。这是一个悲壮的遗逸家族。邢氏《闻戴敬夫由越入闽》作于乙酉（1645）秋：
湖县忽离群，兵车谅未闻。
揭竿真草草，暴骨竟纷纷。
秋隔苕花岸，心悲建业云。
遥思于役意，不为武夷君。
由此诗可知戴重湖州兵败负伤后曾入闽图再振。“暴骨竟纷纷”，是邢昉心曲多在民生。再看《逢韩茂贻因赠并追伤戴敬夫》：
莫道相逢久叹嗟，尚怜流落在天涯。
故人长隔黄垆面，苕水空余白雪花。
行路更无磨镜具，扣门唯识卖浆家。
羌村暮雨归何处？青草茫茫去转赊。
僻处湖野的邢家，其时正是江浙皖三省起兵失败后，义士流亡的很隐蔽的匿身地。在兵荒战乱，形势急遽下转时候，他犹能及时得悉戴重等行踪，显见邢昉绝未身闲心逸，而韩某的重逢荒村，又足为之证。此外，如《和祖心游城南访方正学先生祠》等诗，则是他在南京参与隐秘活动的记录。最为惊心动魄的是他那《广陵行》，诗的小序说：“客从广陵来，言城中人请僧作佛事，荐去年兵死者，哭声惨不忍闻，赋此。”诗云：
客言渡江来，昨出广陵城。
广陵城西行十里，犹听城中人哭声。
去年北兵始南下，黄河以南无斗者。
泗上诸侯卷旆旌，满洲将军跨大马。
马头滚滚向扬州，史相堂堂坐敌楼。
外援四绝誓死守，十日城破非人谋。
扬州白日闻鬼啸，前年半死翻山鹞。
此番流血又成川，杀戮不分老与少。
城中流血进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
到此萧条人转稀，家家骨肉都狼狈。
乱骨纷纷弃草根，黄云白日昼俱昏。
仿佛精灵来此日，椒浆恸哭更招魂。
魂魄茫茫复何有，尚有生人来酹酒。
九州不肯罢干戈，生人生人将奈何？
“扬州白日闻鬼啸”七字和小序几乎可当一部《扬州十日》读，当年杀戮之惨如在目前。在清初这无疑是史诗杰作，沈德潜《别裁》的失载应可理解，他岂敢干犯当时的天颜！至于今人多种清诗选本不录邢昉此类诗作，可能是孤陋寡闻所致。
奠祭亡灵，有时每是痛陈生者之苦。《广陵行》结末处则更是直言死者已死，倒茫茫无所感受了，最苦的仍还是“生人”。邢昉是个古时的人道主义者，其对“生存”这一天赋人权特别在意，因而在形态上最为厌战。“揭竿真草草，暴骨竟纷纷”，他伤悼生民往往多于其他，甚而高于一切。如果说在社稷倾倒之际，尤其如明清之交这样的历史年头，哭“陵”表现一种民族大义，那末哭“民”则是“民本”思想的升华，即以儒家“仁”的学说绳量之，如邢孟贞的诗也已将“仁”发挥到最接近本来意义的境界。这是中国的“士”的心存天下的精萃所在，也是华夏诗史最宝贵的传统。《石臼后集》七卷虽已不是诗人生前手订原貌，但哀民之作仍存不少，《水次见饥人》的写“高树水侵腹，败茅波动壁”灾祸中一饥馁老人卖屋上茅草“充粒食”的悲怆；《白骨》一诗表现“草根及沙际，众骼莽颠倒”，而人们也“良以所遘多，泯然无复道”地陷于哀不胜哀，臻于问天不语心态，读来确也不能不令人荡气回肠。《捉船行》写“自从海内遍戈
”以来，船民几代人的被驱入绝境，“前年两男驾一舸，县官捉去黄河边”，去后无音讯，生死不明；现今老船工又在淮南“渡江蓦遇王船过”而被捉。诗人唱道：
一王已过二王来，捉得江头一月坐。
王船闻说到吴城，捉船尽载辽东兵。
老人知向广中没，应是无人收白骨！
农民、船民，还有如《琵琶亭下作》所吟叹的“此地连年兵革苦，前月杀人如刈楚”，因而“孤城未有三家店，旅客曾无一叶舟”的商民等等，无不在血火纷飞的战祸中苟延残喘。毫无疑问，这类伤离念乱的歌吟已不是冲淡幽秀之评所能涵盖的。
《石臼诗前集》九卷是明亡前所作。邢昉病卒在顺治十年，如果算他二十岁左右开始作诗，那末前后集的九卷和七卷之比例，实际上是三十年与十年的诗作量的比例。诗集是后人据手编之稿重加厘定，不考虑康熙末年刊刻时的种种政治因素，就按上述比例看，邢昉最后十年的创作历程应该视作其主要诗艺审美趋向，应该没有疑问。换句话说，他在诗史上的位置，他的成就他的风格的判辨，也当由此作为基本依据。当然这不是说他那些冲淡幽秀的作品没有审美价值，邢昉确实有一种淡宕清远的诗美表现力，前后期均多类此佳作，或示生活情景，或示人生感受。如《早稼》：
秋阴满一川，刈获在渔船。
及此为农日，空知惜老年。
水村连白鸟，溪屋覆青烟。
日暮闻舂急，生涯亦可怜。
早秋获稼，是乐还是哀？是伤农还是叹己？情发无端，而语势婉折，纯是感受心知的抒写。又如《送九水还庐山》：
江舟弥不易，此日见朝霜。
书寄他僧去，路因寒月长。
彭蠡一衲远，云雾六朝荒。
数雁烟边没，离心愈渺茫。
律工而不凿，意深而语淡，怅惘之情寓于清远之境，确是淡宕多味，自见功力。
五 魂系钟山的纪映钟
以“吟罢故宫诗，愿化钟山鹤”而称誉当世的“钟山遗老”纪映钟（1609—1680后），早年与顾梦游齐名，为复社在金陵的二位宗主，是大名士；明亡后，“廿年悲落魄”，或南北流亡，或栖身陵谷，和方文、林古度同称老诗人。唯身后萧索，著作大多失传，故其诗名几近湮没。
纪映钟，字伯紫，又称伯子、
子，号戆叟，世为江南上元（今南京）人，明亡时已三十六岁。从其《钟山道中感怀》的“十载流离愁过此”句，以及《兵至》诗注“闽中旧作”、《同戈驿》注“唐太宗起兵处”，可知他曾于顺治年间南去福建，北走山西，参与过复明活动。在客旅灌云县所作《次板浦》诗中有“日月此中生，金丸舒一线。兹来月十五，元阴塞四面。谁能拨层云，见此双宝钿？载拜尘土中，老目堪一眴”诸句，“双宝钿”此处指日月双环，即“明”也；“眴”是视见，显豁地表现了他恢复故国的心愿。大抵到顺治十三年左右失望归金陵，“野人近宫住”，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吟眺于明故宫与孝陵之间。康熙二年应龚鼎孳以“总角交”名义之邀，赴寓京师达十年。康熙十二年（1673）龚氏卒，次年伯紫即南还，遂徙居仪真，直至病逝。纪氏生前著有《真冷堂诗稿》、《补石仓集》、《堂诗钞》多种，均佚。今传《戆叟诗钞》四卷系乾隆五十二年（1787）仪真石椿所编。据石氏跋语“据今所见，要非全豹”，“均非定本”，“残缺漫漶重沓如此”，以及“偶为拈出一二，以为欣赏之助，非敢意存去取也。得诗如干，厘为四卷”云云，闪烁其辞，实已被删选而存今见之《诗钞》。这不奇怪，其时正值《一柱楼诗集》、《芥圃诗钞》、《碧落后人诗集》、《忆鸣诗集》等等一连串文字大狱后不几年，纪戆叟“光怪陆离”的“精神命脉”决不能尽得存传。然而，“金陵故宫”长篇竟被保存了下来，这算很庆幸的了。
《金陵故宫》全长二百零八句，是五言长古。关于此诗，称名“西陵同学弟赵明镳珍留撰”的序说：
抑余于故宫作，尤深慨思。昔商之孙子，其丽不亿，而感黍离悲麦秀者独一箕子。今天下文士骚人，不少概见，而赋故宫者独一纪子。悲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观夫大川广谷，荆棘生焉，海不可蹈，薇不可采，吹箫无市，被发无山，激楚呜咽，为变徵之声者，独一纪子哉！
这不是常见的那种捧场文字。《故宫》诗中有：“野人近宫住，廿年悲落魄。出为露肘行，入不饱藜藿。皇皇丧家狗，慄慄入市玃。掩涕急前趋，蹒跚类羁缴”云云，这“廿年”正是从乙酉算起，诗作于康熙二年他离南京北行时。那是个遗民们极端痛苦的年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意味着复明之望彻底落空，如梦前事，如尘现状，失落感是严重之极。可是在清廷愈来愈严酷整治的“海不可蹈，薇不可采”的形势面前，纪映钟竟然“情澜智狱”，悲慨激荡，写下如此抚今溯往的沉痛巨篇，不能不说是大勇之举，赵氏的赞评是准确的。
纪映钟诗以苍劲雄迈见胜。从其诗风气韵开张审辨之，早年当趋奉过“七子”诗派，这在遗民群中殆与顾炎武等略同。纪氏有《赠宋玉叔》七古一篇，在对宋琬丰神高才的赞美时即以李梦阳、李攀龙为比：“国朝二李皆外吏，济南乃是君乡人。清通简要在山水，残碑屐齿关秋春。”诗美情趣倾向当然不等于诗风的沿袭前人，“毗卢阁旧社盟弟汪沐日”即今释益然济的序说得好，对纪氏诗“或以为少陵宗工，老渐律细；或以为处士归来，不忘永嘉；或以为振羽动股，言念《豳风》；或以为杨柳雨雪，况瘁‘仆夫’”，他的认识是“似则亦似，是则未是”！“似”不等于“是”，言虽简，意极深，道出了诗艺传承因变过程的辩证发展规律。纪映钟随情赋物，乃其固有的“骚自为经，乱以见志”的情感的表现，所以，他的苍劲雄迈是“故宫梓里，鞠为茂草；并州旧游，兵燹几尽”的心境激旋所成。当他步出天津桥，满目“马溲乱芒
”的故宫遗址，能不勾起“谁问荆棘驼，空怜腐草爝”的悲凉心情？在他“举首瞻故宫，故宫成污泽”的心头能不激发“松栝尽髡”的仇恨愤火？类似苍凉而兀傲，音调凄厉中透发高亢的还有如《玄武湖》。他对先朝太祖皇帝功绩的赞颂说：“逐鹿苦战争，大地如焚枯。神龙蹶淮甸，奋烈四海苏”，这与《故宫》诗的“真人起淮泗，一剑驱沙漠。神鼎定金陵，十世过岐亳”一样，均是对“全盛时”的召唤。召唤历史，原是为鞭挞现实，哀伤时世。他在不少篇什中一再提到“真龙”，实即否定和不接受新朝的“定鼎”。但现实毕竟严酷存在，拿玄武湖来说，这原系明王朝当年庋藏黄册御档的处所，眼下“可怜今竭泽，波及湖上凫”。反差愈大，情感起落愈大，哀苦苍凉之意和悲慨激荡之气也愈浓重强烈。纪氏诗风正由此构成，当然可以同时感觉到，此中又有其性格、气质特点在。此人既有英爽气度，更具傲岸决断的个性，《国朝名家诗钞小传》曾以“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来描述他寄寓京师“未尝轻谒一人，轻投一刺”，这还只是性格心志的一个方面表现，从他的诗愤恨情浓却不陷于凄怨而至显衰颓，骨力始终甚挺拔，亦可明证的。
伯紫的律绝亦多老苍味。如著名的《兵至》：
糜烂方完额，军书趣借征。
呼啼通比屋，髡薙净丘陵。
爱养天心啬，追呼吏牍能。
深山犹伏莽，多垒不堪增。
在最谨严难工的五言律中，把清兵入闽时抓丁征粮，薙发捕杀的凶险和跑反流亡、惊恐仓惶的气氛一一传述，流转折叠而绝无生硬之弊，可谓老辣。七言律如《金陵秋感》二章、《历阳书怀》四首等亦苍健峭劲，包孕极广深。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的《地震》一律，自注“己亥八月十八日”，抒发的正是郑成功占镇江后又失利于南京城外，以致江上师败的感喟。《茅慎言暑中过访》则以真实的口吻道出特定复杂心态的多层次思绪，可说是眼前事心中情的自然流泻，驾驭的却是工整的七律。七律之作老苍而不荒率，白描又能去油滑，诚属难得。诗云：
三旬不出口如钳，君到空斋话不厌。
才及老庄忘楚越，忽闻世事奋髭髯。
欢来岂曰非朋友，贫也无须讳米盐。
赤脚层冰何处所？白云恒岳在荒檐。予斋头有石，题曰恒岳白云，慎言剧赏之。
清初八旗大兵南下时，作为胜者俘获品中有大量的妇女。关于江南女子在战火中的惨事时见于诗文，但纪映钟的《女姬姜》的具体记写买卖妇女，可说是最称辛辣的一篇，尽管诗人并不着以议论，诗只有二十六字：
女姬姜，买自漳。
去衵衣，肤凝脂。
着眼看，无疤痍。
买如一犊，卖得一斛。
类似之作还有《三妇泣》等。乐府小体至此可谓真脉未绝，诚非优游卒岁的骚客们所能企及的。
第二节 “徐州二遗民”与“望社”诗群
史称吴头楚尾的徐淮、维扬地区，在清初是个遗民密集的文化“场”。从学术史角度看，爱新觉罗王朝中叶隆盛一世的“乾嘉考据学派”，在这地域有着最称长足的发展，而以“皖派”为基核的维扬朴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导源于遗民文化的养成；就诗歌史言，这地区从来没有像清初那样荟萃如此众多秀拔诗人，其群体的密度和影响的广度在当时堪称国中罕见，远非别的地区所能比肩。此间既有本地土著诗群，更有大批流寓的名家。以古称山阳的淮安一地为例，当地的“望社”与吴中的“逃社”齐名，举家避居于此的“徐州二遗民”之一的万寿祺则被“归奇顾怪”的归庄尊为“吾徒盟主”的“不世才”；维扬地区遗逸诗人的高度集中尤见突出，这里不仅有著名的东台吴嘉纪、泰州黄云以及兴化李氏群从等等，而且侨寓着南北遗民中的名流。河北梁以樟（公狄）、江西王猷定（于一）均先后流亡到扬州和高（邮）宝（应）湖畔，他们声名卓著而又与各地抗清势力联系紧密，所以，如赣东南宁都翠微山上的“易堂九子”亦不时来访。两浙、三吴大批义士在兵败后或易僧服或乔扮商贾，纷纷潜遁来此水乡泽国，而当时隶属扬州府的如皋冒辟疆家更是长期庇护着一群群避难而来的遗老子弟，如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兄弟，戴重之子戴本孝、戴移孝等。至于白门遗老林古度、杜濬等足迹固然常在维扬，后来纪映钟则索性移居并终老于仪真，连龚贤（半千）也流徙到海安多年。
之所以构成这样的格局，能形成当时特定条件下的遗民文化圈，当然与徐淮、维扬这一地理位置、地域政治、经济的社会背景有关系。昔年庾信《哀江南赋》中所指称的“淮海维扬，三千余里”的这个空间，除了一方面有南北交通动脉运河流经于此，舟楫往来便利，另一方面又是里下河境内水网四布，位处城乡交接，远离都会，宜于隐蔽逃匿外；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一襟江临海地区，从心存恢复的遗民志士们眼中看来还是个进能联络河北、山东义民，以与秦晋关中一带秘密积聚的反清力量相沟通，退也可和东南沿海的残明军事集团为呼应的战略要地。
所以，淮海地区遗民群的集结，不全是隐而退的态势，而更多地持一种有所企待的意志，是乙酉（1645）江南各路义师抗清溃败后的谋图力量复聚。这或许不是命名的偶然：在太湖一侧的吴江，集合遗民群而建立“惊隐诗社”即“逃之盟”，意在“逃秦”，不屈从清廷统治之际，淮扬一线的遗老则是“跂予望之”，以登高远望之姿，迎望着来于海山之间的好音。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九《明礼部尚书武进吴公事状》曾引述吴钟峦的感叹之语：“当此之时，唯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唯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如果说“见危授命”系义士而终成烈士，“避世深山”乃志士持节隐忍为逸士，那末，淮海地域的遗民处似静而心望变，虽避居于僻地荒村却无时不想发愤一逞，成其“见危授命”之志。这在那个时代的遗民群中属于最艰苦危难的一类，心之哀、境之危全因有所“望”而加重，故而诗风特见激楚。“人间歌哭悲风起”，无论就行迹或就诗作言，皆足以与顾炎武等媲美，其中万寿祺即是杰出的一个。
一 蛰伏“隰西草堂”的万寿祺
万寿祺和阎尔梅均系徐州籍，然明亡前万氏即居吴门，乙酉南都沦亡，寿祺与陈子龙、吴易、钱邦芑等同时组义军抗清，兵败后被囚，得人救援脱身即流寓淮安，直至病故。阎尔梅则于明亡之初力主纠结冀鲁间黄河南北义军以图中原，在几次被捕并一再流亡之际，均时以山阳为栖息处，与万寿祺“视天画地”，长夜密图恢复事。是故，“徐州二遗民”实淮海遗民诗群之领袖人物，故与“望社”诗群共论。
在明清之际，淮安为水陆通邮的要冲。《山阳志遗》卷二《遗事》说：“其能扼河而守，不使有一人一骑渡河者。”此则又从军事上言其是屏障淮海的要塞。被引为实例的如漕运抚督路振飞就曾组织过“淮安义勇”二万余人，在甲申三月天下土崩瓦解之初一度成为劲旅。那么，出击呢？一旦天下有事，此间当能切断其运道，以护山左友军。清初遗民一直筹划有经营山东的计划，因为齐鲁绾毂南北，东达沧海，西通中原，南又沟连淮泗一线。顾炎武一再道经淮安旅访山左，阎尔梅屡次“出游”登莱之间，都是目标明确的。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病死在胶州湾大竹岛的吴祖锡，就是一个推举故明周藩宗室镇国将军朱丽中为旗帜，联络兖、豫、淮、徐、青、登诸地义士的领袖。而这位徐汧的女婿、徐枋的姐夫吴祖锡（改名吴
）就是同陈子龙一起作战在太湖东南水域的三吴志士，其与万寿祺等原称密友注2。由此足见淮安为形势必争之地，万氏等择此地流寓寄身，用意很显然。
注2 钞本《明遗民录》卷四、朝鲜阙名人著《皇明遗民传》卷三、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八，均有吴祖锡（）小传，事迹并参见《明季南略》等。
事实上，从江南溃散的遗民志士遁走于此的为数甚多，前面邢昉《逢韩茂贻因赠并追伤戴敬夫》诗题中的这个韩某也曾逃亡于此。韩茂贻名绎祖，湖州乌程人，是与总兵金有镒、推官戴重一起起兵湖州的一位秀才，亦能诗，《明诗纪事·辛签》存其诗。然而，淮安“号难治”，清廷很清楚，所以在府衙门之外又增设“漕运”大臣，侍郎衔，以强化整治。阎尔梅《白耷山人文集》卷二《杞县马进士墓志铭》载有：“彭城万年少避地淮上，幅巾衲衣，以书画自娱，市人谤为异服。”当时服饰问题严重关涉政治态度，万寿祺曾处于危境乃无疑。此文又说：“归安前太史韩求仲子，起义兵败遁淮上，为仇者所讼。”这讲的就是上述那位韩茂贻。在那个大背景下，淮安当然不是一块乐土。但是，对遗民们来讲，坚持这一南北沟通的据点，亦有不少可资庇护的力量。在官方，有阎古古墓志文所称许的淮安府推官马颀的善于周旋“保全善类”，万、韩等人的得免于狱均赖其力；在民间，则有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山阳王君墓志铭》的传主王略这样的商贾。顾炎武屡访淮安，与万寿祺等等密谈，结识了王氏。这位商人据顾氏说：“与余同年月生，而长余二十余日。其行事虽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恶无不同者，虽不学古而谙于义。”“心之所存”，“义”，在顾炎武说来，无非“恢复”之意而已，王略与之“无不同”，可见其心性之大略。后来潘耒少年孑身出行北方，经顾氏介绍特走访王略，王氏说“宁人之友之弟，则犹之吾弟也”，不仅周济之，而且将女儿嫁给了潘耒。这样的人物可说是遗民及其子弟的生死之交，足称侠贾。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和晋商遍天下，淮扬尤为集中。王略妻方氏，方为皖中巨姓，王氏当亦流寓淮安之徽商世家。至于山西籍商人，“望社”盟主之一阎修龄即由晋迁淮安的盐商后裔，与山西仍有宗支相通关系；此后修龄之子，一代朴学大师阎若璩就以侨籍改归太原。亦贾亦仕的“商籍”出身的文化集团关系遗民群体的行止甚重要。顾炎武的以山西为基地的后半生活动，无疑与北行前的“一二年或三四年”频过淮安有关；而“数世之蓄，一旦都尽”，家乡房舍皆已焚毁的万寿祺得以“暂寄淮浦，觅食故交”（《答门师》），显然也是受商界人士的援手的。这就是万寿祺等寓居的淮安地区的政治、文化背景，特别是弥漫于各个阶层的包括复合的民族自尊心态在内的文化氛围，正乃遗民诗群得能植根的一大机制。
作为遗民诗群的领袖人物之一，万寿祺具有他那个时代封建文化所陶冶、所孕育的最高素养和才能，实无愧于一代佳士之称。其始以才子名士之风流称于世，终以遗民节士矢志不衰完其节，因而他又可目之为特定历史时期华夏文化之一精英。
万寿祺（1603—1652），字年少，一字介若，又字内景，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明亡后于顺治三年（1646）易僧服，名慧寿，号明志道人。
这是一位才艺兼擅而超卓的全能文人，于书画篆刻无所不精。《今世说》更称他：“自诗文画之外，琴棋剑器，百工技艺，无不通晓。”关于书画，《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说：“书抚晋人，兼工篆刻，善白描人物。”《无声诗史》谈到他的篆刻：“得汉人章法，随事赋形，不假配搭，绝去柳叶、铁线、急就、烂铜诸习。”书画则是：“行楷遒逸，有鸾鹤停跱之概。画士女作唐装，楷模周昉，不必艳冶明媚，得静女幽闲之态。山水林石，随意点染，夐然出尘。”今存《隰西草堂文集》中尚存《古今墨论》、《印说》以及跋三种《兰亭》帖和各种金石铭文字，足见其艺事修养之一斑。而《自志》六图：《入对》、《居墓》、《受业》、《泛湖》、《负壅》、《静摄》虽已不得见，但“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山居感逝诗》自注云：“隰西尝写真六幅，其六披红僧衣，袒右，牵一小驴怒视。”图中真气灵动，笔墨间情思淋漓仍可想见。
此处详述万年少才艳而富，并非着意立传。绍介其众艺并擅，旨在佐证这本是个晚明文人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着自娱文化心态。持这种文化心态者，不汲汲于仕途功名，不以载道为诗文职志。万氏虽出身于父祖均为仕宦之家门，可是中举人时他已二十八岁，其时祖、父均亡故。《自志》说：“独母在，上公车辄罢，家居负庭训，每上食母前辄自惭。”他“惭”的是科举“学业不进”。有意思的还有少时从过七个老师，到十九岁才入庠为秀才，最后一个业师王立谷教他《大道论》、《六经指要》之类，似均无甚印象，年少有兴趣的却是从王老师那里学来“晨夕静坐内照”之功。待到中举后五年，其母去世，愈无约束，风流豪迈，好作狭斜游。因他工于画仕女，善为丽人写生，故酒旗歌扇间名妓无不“昵就之”以索画，于是在同辈中倾动一时，均“谢弗及”。
然而，甲申乙酉沧桑巨变，这位风流公子振臂而起，尽弃“所买诸歌妓”（《印人传》），亡命太湖从军抗清，民族气节完全取代了自娱心态。而昔日名噪一时之才情恰恰又转化为一种凝聚力号召力，直至潜居淮上时仍继续发挥着其能量。顾炎武在“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飘荡”而计划“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时，也认为“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赠万举人寿祺》），只有先来淮安与年少商讨。而归庄在万氏以“延教其子”名义邀去淮阴时，不仅欣然而行，深感“友道如君少”，可以“樽酒论心曲”（《与万年少偕行》），而且到淮上后由衷地兴奋：“吾徒盟主斯人在，愿属橐鞬会乘车。”（《过隰西草堂》）特别是当年少旋即病逝，归庄有《哭万年少五首》，说：“平生闻万子，当今之鸾凤；山川虽阻修，常愿执鞭从。”“人才古称难，况经丧乱后。节士不多有，豪杰尤罕觏。唯君不世才，胸臆包宇宙。视天复画地，智略洵辐辏。”并对万氏以僧服而行脚四方，虽暂作“伏枥骥”而俟时机“犹驰骤”，绝非甘老岩穴的心志极为崇拜，认为此人一死，“万事皆灰灭”，“淮流今涸绝”矣！顾、归二氏的对万寿祺的认识和评价，是具代表性的，彼俩均非轻易能赞评他人的人物。
万寿祺一生所表现的行径中，反射出值得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风流跌宕的名士，他不会信守迂腐的愚忠观念；在事已难为的时世面前，他也没恪守“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他只是一员普通举人，并非朝廷命官，然而他如同陈子龙等一样，无减其使命感；在甲申、乙酉战乱中，他家人骨肉中似也无有遭清兵杀害者，可仍不甘避地隐遁，埋身土中以求平衡。在相对平静的时世环境中不废狭斜游的大才子，当家国破亡时不自暴自弃，不沦于心丧，不颓废，此中只有一种解释：民族正义感实乃华夏文化中内潜的精华，气节问题不只属于忠于某王朝之范畴。如此认识遗民诗群中所透发的正气、元气，应该是问题本质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推而论之，如此认同正邪、善恶、真伪、美丑，当亦可渐趋摆脱封建的传统观念的框架和制约，从而能真正把握和导扬起属于全民族、全社会的是与非之标准。从诗史发展角度审视之，明清之际山崩海飞的大动荡，原亦可说是一次历史的时代的特定契机的到来，它原本可荡涤宗派门户陋习，泯灭由于艺术情趣的相异而产生的成见，诗在正气、元气的推导下充分发挥主体性抒情功能，真、善、美的境界必将获得一次升华和飞跃，然而，这终将成为一种猜想，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在对如万寿祺等诗创作进行审视时，不能由于诗的来路和前景的种种已知的成见的积淀，而放弃上述视角，无视新霞曾焕耀过的事实。否则，必无法探知他们的诗心，从而沿袭再一次的历史不公道，这就是本书前几章中何以要再三讨论一种诗史发展的可能前路和已经形成的遗憾的道理，在这种探讨中，万寿祺其人其诗显得特别具有一种感性认知条件。
是的，诗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对万氏诗的评述多有框架型的有意无意的曲解处。如《静志居诗话》云：“诗亦清逸，无努目掀髯之状。”这种品评只能带来误解，似乎万年少《隰西草堂诗集》美就美在此。诸如此类的“清丽可喜”，“隽永秀拔”，“工整密栗”等等，充其量只是得其一鳞半爪。“工整密栗”说，是表明《隰西》诗风来之于“明七子”。万氏诗诚是从“明七子”一路导出，但时代和阅历已化尽了学从何处的痕迹，这早不足以认识万年少诗风。较为准确的评价是晚近的论述，《明诗纪事》认为“壮丽，有芒砀猛士之风”，《五石脂》说“其《甲申》二律，尤悲壮多感”云云。
壮慨诗风原之于壮慨的诗心，悲愤的心境必造就悲愤的诗境，今存《隰西草堂诗》几乎全是万年少心境的再现。从诗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其所表现的喜怒哀乐已超越了一己私情，在“夕风淮市月，春雨璧湖烟”（《真意》）的晨昏朝暮的起居行止中，诗人心魂所系，尽在家国。试先看最易写得板实、窒滞的五言律在万寿祺笔下是怎样地充满真气，如《行脚》：
杖钵孤踪去，凄其驿路间。
水喧沂北道，风撼穆南关。
飞鸟移前浦，归云满故山。
五年江上客，今有几人还？
此诗是他改僧服后“锡杖访才杰”的出行记录。万年少的行踪路线是沿运河北经邳县，而后折入山东境内，行访于临朐县穆陵关南和蒙阴县沂水之北一带。诗的末联既点出心旨又倒卷全篇，他当在寻找浙东溃散下来的义士。“江上”在当时通用为翁洲（舟山本岛定海）之役的指代词，是鲁王朱以海所谓监国的最后根据地。诗中虽有“飞鸟”、“归云”等词，形似陶诗语而略无隐逸味，风格甚为悲凄。“锡杖访才杰”语见归庄后来哭万年少诗中，无疑是写实。此句之前是“禅室究天人”，而年少之“究天人”实即究天下形势，身处禅室却无丝毫禅味。《闻雁》五律表现了他长夜难宁静的心绪：
此夕初闻雁，居然知异乡。
惊心万里月，回首一年霜。
未敢同胡越，非因谋稻粱。
天涯沦落者，半夜起彷徨。
时间词在万氏诗中几乎随处可见，这是因为时光的流逝愈快愈多，恢复之事愈未见有成，正意味着痛苦与时光的成正比加多加深。前引诗中“五年”、“一年”云云，即此种心绪表现。在《忆钱大》中说：“如何问滞者，六载滞江船？”这是忆当年同在太湖起义的钱邦芑。钱为丹徒人，亦诗坛名家，后转去西南入桂王政权，终于失志而出家，为著名的大错上人。这里从“六载”的阻隔中透出了恢复的艰难。《送王于一广陵》诗又是说：“八口悬扬子，三年泣楚民”，在伤痛江西王猷定三年流亡的哀情中同样也在伤哀自己。《送严大南旋》是为枫江钓叟严熊回常熟送行，深为双方未能有所建树而怅然：
残菊淮西路，西风淹问津。
三年同梦客，千里送归人。
惭愧余知己，凄凉卜旧邻。
怜君天下士，今在五湖滨！
此类诗既是抒情主体心路历程的载录，更可视作歌哭于山阳淮上的一个飘泊南北的遗民群的写照。诗亦是史。如果我们把以下这些诗句集中起来，这群像就愈见明晰了：“几年缘大木，此日向深山。吾道独遵养，雄心暂自删”（《送躬庵还山》）；“暗斗移星鸟，晴风起蛰蛟。小儒攻异己，大道爱同袍”（《送曹淡如北还》）；“自秘天人策，谁知忠孝心？隰西湖水阔，玄度得相寻”（《送菏水杨大》）；“乡邻谁健在？家树再经营。莫滞南州路，归来听晚莺”（《送孙一还竹西》）。像万年少这样持“莫滞南州路”的坚毅韧劲，在那险恶的环境中很不多见，他一再地与朋友相约：“天涯望消息，莫草北山书”（《灯夕集方大家四首》），隐退非其心志所向。唯其如此，在万氏诗中常见的“登临”一词，就赋有别一种意象。在汉初大将韩信曾经蛰伏过的淮阴钓台下待机的诗人，他或是“吟啸悬千夕，登临销百忧”（《题刘三城西水馆》）；或是“日夕罢钓登啸台，占星望气不复验”（《鬼鸱》）。他“望”，望盼事业有转机，就算很小的征兆，他也会兴奋不已。应该说，万年少有过兴奋之时，《同阎大湖上步月》是一例。这是阎尔梅和他一起在甓社湖（今高邮湖，又名珠湖）畔共同为一个信息而快论时之作：
残霭动疏林，平畴入远浔。
月圆今夕话，风碎隔年心。
蹙蹙江湖窄，瞿瞿天地深。
偶传消息好，喜慰一登临。
今夕月圆与隔年风碎的哀乐对照是如此鲜明，喜慰之余他又想登临“望气”，以观形势了。
万寿祺生命的最后几年，见解甚高，他对残明政权几个集团中互相内耗的行径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上引诗“大道爱同袍”，应该凝聚而不该散裂。他反对“清浊空持论，贤愚争好名”（《隰西草堂诗八首》），确实很有儒将风度。一个才子名士何时陡转为“吾志在春秋”的？是甲申、乙酉之间血的洗礼，“骸骨垒垒高崔嵬”，“沉樯破橹鬼聚哭”（《鬼鸱》）。太湖之战以及后来吴江等地的屠杀，万年少无法从心头拂去沉沉阴影。所以，从《甲申》二首以后，他的诗特多肃杀悲凉之气，那种沉慨一往的愤火遍见于笔端，而于七律中尤为多。律体是万氏运用得最纯熟的形式，佳篇迭出，绝不亚于顾炎武。如果说亭林律诗用典独多，书卷气盛，不无学人诗艰涩隐曲倾向，那么，万寿祺的七言律神旺情足，声韵嘹亮，虽亦有典而不艰涩。佳者如《答王大》：
楚州风雨夜徘徊，千里双淮极望开。
回首渔矶多避世，惊心乔木一登台。
二陵残黍西风急，十郡寒笳北吹哀。
君自冥冥修雁羽，苍茫海国独归来。
又如《访韩圣秋于乌龙潭，韩时将远去》：
乌龙潭上泛菰蒲，舴艋三舟酒百壶。
一息尚存犹道路，千秋所恃在江湖。
西京冠剑曾前席，南国莺花入大都。
我始逢君君欲去，柳稊初放听啼乌。
从他的诗中不难感受有一种南国才情与北地雄气相交融的声韵流转，长夜笛清，残秋枫殷，别具扣人心弦的力度。
二 僻处山阳的“望社”诗群
由靳应升、阎修龄、张养重三人主其盟的淮上“望社”，始立于顺治四年（1647）。其时弘光、隆武等残明政权均已击垮，江南初定；然而浙闽沿海及湘粤一带仍在浴血抗御清兵的军事绥靖，大批败散的孑遗志士则正流亡四地，以逃脱新朝搜捕的罗网。早在顺治初元，清廷已颁布过凡隐匿逃犯不首告者，“邻右九家甲长总甲”俱治以罪的法令，到顺治三年十月的“圣谕”更为具体，牵涉到“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的“一概治罪”（《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其中前二项皆可说是专对东南反清人士而设，是强化惩治遗逸之民的专政。就在“望社”创立的这一年，陈子龙、杨廷枢、侯岐曾、顾咸正、夏完淳等江南最著名的一大批抗清人士被捕杀。黄毓祺兵败亡命经常熟，钱谦益不敢留之，复走泰州，终亦被捕于僧寺。但淮安的张应锡（兼庵）离福建战场北还乡里，却从此时起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仍得保全，而且正当三吴之间风声鹤唳、血雨飘萧时，山东榆园义军起事，降清巨魁孙之獬就是在此年中被义军缚获杀死。可见这是一个令遗民们既疾首痛心、黯然丧气，又于风云诡谲中希望犹存一线的年头。
关于清初社事，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曾有简要之论：“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有甬上，三吴则有松陵。”结社之风原盛自晚明，但如果说明季社事的以声气相通，不免党争为用，那末清之初时的结社诚如杨氏所论，系以诗文酬应形式掩饰着共怀君国之痛的同气相求。只是杨文所谈，仅及大江以南，事实上“望社”之建不仅早于三吴两浙的遗民社盟，而且在顺治九年（1652）严禁“立盟结社”前，其活动性质也不仅仅“抒其旧国旧君之悲”。“望社”的许多活动内容，由于其隐秘性和文献的缺失已难周详，但它绝不沿承明季余习，力持“大道爱同袍”，不为“小儒攻异己”（均万寿祺诗语）的襟度则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尽管不清楚“望社”在秘密组织抗清力量中发挥多少作用，可它所起到的掩护流亡志士的“风雨茅庐”的功能却仍有案可稽。如浙江萧山的毛奇龄在抗清义师败散后，妻儿均被拘入狱，他只身逃亡多年全赖阎修龄等庇藏，否则历史上将不存在这位高龄达九十四岁的大学者。许多迹象表明，万寿祺的流寓淮安，阎尔梅等避难山阳，均与“望社”中人掩护有关，而“望社”的组成又显然得到万寿祺等的策励，其组建之时恰是万氏定居不久后。
“望社”三盟主以合刻《秋心集》标志此生联袂相携，同袍一心。三人中，靳应升年资较高，明崇祯时已成贡生，他是大学者阎若璩的朴学启蒙师。阎修龄是“望社”实际的领袖，与阎氏青少年时即为同学的张养重外出活动最频繁，诗创作影响在三人中也最大。兹分论如下：
（一）阎修龄（1617—1687），字再彭，崇祯八年（1635）以商籍入庠为诸生。阎氏原籍山西太原，自其高祖以盐商始迁淮安，故家世素丰。修龄以豪贵公子而好读书交游，少时曾从黄道周学，早著诗文名。妻丁仙窈（字少姜），系嘉靖己未（1559）状元、礼部尚书丁士美孙女，才慧美贤，晓通琴弈，卒后阎修龄赋《兑阁遗徽词》悼亡十首，陈维崧、毛奇龄等均有和词，故名尤著于天下，子即阎若璩。修龄原自有一个宁和风雅的家庭，甲申事变，这个家族亦为之震撼。阎修龄在自画图像六帧之三《焚冠图》题记中说：“甲乙之交，学业顿废。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尧之巢父而不能，别号饮牛叟始此”，他原号容庵，乙酉后人皆以“牛叟”称之。焚冠后第一个举动是与张养重、靳应升“结世外交”，离城到四十里外白马湖边筑“一蒲庵”，开始以“朝夕行吟，介然自守”（《山阳遗志》）姿态，从事庇护流亡者的事业。《望社姓氏考》载述：“同时如李楷、杜濬、傅山、王猷定、魏禧、阎尔梅辈，过淮皆下榻焉，时人称盛。”所谓“下榻”，实即隐匿。
阎修龄充任“望社”实际主持人，有他特定的优越条件。就个人才名讲，他著有《秋舫》、《冬涉》、《影阁》等多种诗集，魏禧誉其“平生慎检，特以诗名”，王弘撰《山史》称之为“行谊甚高，又淹通坟籍，著为诗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高士形象足资号召，“慎检”文静的性格尤令友辈可信赖。这很重要，不然何以称诗文之社领袖？更重要的是家赀仍厚，有足够的物力支持，这是盐商世家形成的条件。此种条件兼具有南北音讯沟通、联络灵便的特点。还有，阎修龄本人在明末虽未及入仕，但其父阎世科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任湖州推官，福建同考官，辽东管粮，宁前参议即兵备使。座主、门生、同年、同僚遍及浙、闽、鲁及关内外，世家交好，渊源自深。而浙闽二省在清初更属敏感地域，关系遗民事业甚巨。综上所述，阎牛叟完备地具有：精诗文、谙商贾、通仕宦这样三方面条件，从“谋事在人”角度言，他实在是难得的人物。尤妙的是他这一切全能出之以“高洁无烟火气”的形象。所以，在淮安地区，如果说万寿祺成为遗民群中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阎修龄实是始终具体周旋于各方的社事祭酒，他的“有置身百尺楼上风概”的面貌既援手过无数难友，也迷惑过不少当政者。而世人又每因其工于“花间草堂”之词，他所首唱的“感青姬”的《青溪怨》又如此词语凄婉，“一时和者如云”，于是，这位淮海地域遗民诗群的重要组织者竟被视为一个风雅名士、淡泊高人，并渐已淹没于史，罕为人知。
阎修龄诗大多已失传于世。《山阳志遗》作者吴玉搢（1698—1773）是雍、乾之际著名金石家和诗人，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曾手钞所辑《山阳耆旧诗》五大册，据其在《志遗》卷三说，阎牛叟诗“即其后人亦不复藏有只字。余从旧人选本中及书画册子上录得二十余首，见一斑矣”。牛叟诗曾有“不减储、王”之评，意思是清远多田园风味，这应指鼎革前所作，甲申后其诗已不可能有此心境。如《走别张文峙、杜于皇、苍略，因登鸡鸣山》应是顺治十年前的作品，因张文峙（名可仕）在顺治十一年已卒，诗云：
雪里人归急，踟蹰别友生。
冲风寻钓港，匹马向台城。
庙阙非前代，山川叹远征。
太平堤柳在，萧飒不胜情。
登山临水已非复闲逸之举而是凭吊“前代”，何况“走别”的是同袍推爱的知友？后来郭麐《灵芬馆诗话续编》谈到此诗以及《闻一蒲庵水涨》的“草堂从此嗟摇落，兰若何堪再陆沉”句时说：“沧桑之感，溢于言表。”就认为阎氏诗很凄楚苍凉。这种心态从《寓崇福观雨夜怀茶坡》中亦能按知：
疾风三日吼，一雨逐连江。
古庙松根老，清钟夜半撞。
鼠窥寒灶瓮，虫响旅人窗。
赖有君诗好，愁心且暂降。
此诗风格幽冷寒瘦而不乏老到，孤寂情思流转于章句间，又不觉生涩。需要提到的是：阎修龄之父与雷思霈、钟惺师生均交好，与雷氏尤是“共事甚欢”，修龄又从学过黄道周，父辈的学问和诗艺在这家庭中影响承传极深。阎若璩《潜丘札记》就说到祖辈这些切磋交游，“余家世实闻之”。所以阎修龄在抒写寒寂心境时呈现有近乎竟陵“楚风”的声情，不应觉得是意外事。
（二）靳应升（1605—1663），字璧星，号茶坡，今存《渡河集》一卷。如果说阎修龄予人以逸士高洁形象，那么靳应升有着恂恂老儒的气度，邱象随序其诗时说：“先生怨尤不形于色，愁叹不见于声，与物无忤，绝口不及理乱。”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外部表露现象，其内心绝不平衡。
《望社姓氏考》综述其人谓：“又号茶坡樵子，明岁贡生。有捷才，为诗坛宿望。播迁后风雅如线，结‘望社’以励同人，淮安诗复盛，后学能诗者半出其门，继往开来，有功于诗教，不可泯也。”此乃就其作为“诗坛宿望”的建树而言，门下受业者除阎若璩外，著名的还有《茶余客话》作者阮葵生之曾祖阮晋等。“望社”之结，靳应升的麻烦较阎氏为多，先是顺治五年（1648）他所居住宅“为牛马溲渤之场”，这是指被圈入驻防清兵放牧地，他不得不迁徙城外河之北岸。他是明贡生，故顺治十三年（1656）被迫去北京就试，不然“则以违制罪之”。对这一切靳茶坡似均忍辱应之以求全，然而心境极悲慨，故所为诗诚如卓尔堪《明遗民诗》说的：“多流离隐约，声入变徵。”也正因为如此，其诗收存无多，脱手即任其弃散。靳氏诗以率情而写、触绪多怒为主，不很追求雅逸格调，今存作品犹有不少关注民生疾苦之篇，如《田无禾》、《苦雨叹》等题旨极明确。《十月水》五古描述黄河故道暴涨，浸及淮水，在“西风浪拍空，天地皆震怒”之际，淮阴告危，诗人面对“飞涛如沸釜，崩腾转盼间”的洪水，愤怒斥责：“我闻天下平，五行皆得序！水当归壑时，何以无安渚？居者忧墙屋，耕者哭禾黍。”这算什么“天下平”的世道？顺治十五年秋他作了长篇《淮无女》，揭露“风闻自京国，长门须女工”即征搜民间秀女造成的恐惧紧张的罪恶行径。在详叙闹剧式的拉郎配风潮，甚而“背负女”，父母亲自“登门送入室”这样的气氛中，痛陈造成了多少不幸：“燕婉归戚施”，美女嫁丑汉；“老鳏偶弱息”，老夫配少妻；“婚早多成疾”，超前早婚，等等。诗人在“且闻朝命来，原不强追责”的冷峻口吻中早已推出了“郡中女既空，采选事仍寂”这一现实，所以，他说“世人亦何愚”看似责备淮中子民的“愚”，实乃谴责朝廷的暴虐。作为长篇叙事诗，《淮无女》渲染氛围，描写逃征、择婿的种种情节都表现了靳应升的捷才。他在顺治十六年作的《江宁》诗中“三山道上支千幕，斗米城中值万钱”云云，也表呈了他的一贯风格。至于《广陵杨花篇》纪写“沟里沟外空杨花”的荒芜一片，“觱篥一声塌城角”的惨变，则是对“十日”之屠的追悼。
靳应升与万寿祺的交谊可从《隰西草堂》、《哭万年少》等诗中见出。《哭万年少》诗极工，工在其能得亡者之心：“北上曾三刖，南村乞一廛。喜君存此意，松菊晚能全。”密友亡逝而不多言悲，反在诗中着一“喜”字，喜得“晚全”，此属真知己的大悲恸之情。题隰西草堂一首把万氏“升沉日月此茅屋，俯仰乾坤今布衣”的自述心志再次作了准确表现：
虽少冬青树，犹余古薜萝。
闲居真处士，枯坐老头陀。
云水随缘过，江山入梦多。
问津如有客，夜半看黄河。
前半首勾勒其形，后半篇特写其心，结句的盼见黄河能清，心魂激荡殆如黄河涛飞，尤为传神，而遗民们志在河之南北，以求有所图的本意也见寓于末句五字中。“望社”中要数茶坡和年少年辈相同，他的知音之感也就尤深切。
（三）张养重（1620—1680），字斗瞻，号虞山，后又号椰冠道人。崇祯中诸生。《淮安府志》称其“不求仕进，子钦世，从子镇世，一门高隐，父子间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言》”。其实，张养重踪迹遍南北，交游最广，清初诗文集中随处可见其身影。《遗民诗》卷三小传说张氏“侠骨文心，早有令誉，晚年诗益豪，品愈洁”，关于品洁，杜濬的《椰冠道人歌》说得很形象，此歌是康熙初张养重南游琼州归来后杜氏为之专赋的。椰冠，意即南冠，古时以南冠指称“楚囚”，喻国虽亡而志不改者。淮上原属楚地，故张氏以此为号，其心迹的曲隐以见于清入主中华已二十年时，足见张养重的心性。杜氏《歌》云：
道人前年行万里，探奇去饮珠江水。
归来一物无所携，独得椰冠大如指。
椰冠华首日相亲，人见椰冠识道人。
…………
我爱道人真急友，长向龙兴寺中走。
八公山南多第宅，道人不作淮南客。
淮阴市上多少年，道人不赋绝交篇。
借问道人何砥砺？所期不负椰冠意。
“急友”，“不作淮南客”投依新贵，不绝“少年”之交是广结豪士，凡此都属“侠骨”豪气。
张养重著有《古调堂集》上下卷，其诗清雄豪迈。潘德舆说“吾乡诗人，入古人堂奥者，前推宛丘，后则虞山”，并在《养一斋诗话》中对这位乡先贤详摘佳句，以为“足使表圣失步，仲晦变色”。但潘氏所摘均为写景之句，衡量标准亦不出中唐诗法。王士禛盛赞的“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生”联句以及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选录诗亦非张氏诗之真正精粹，《别裁》次张养重于曹寅等之后，更是序列错乱，未加细考。其诗豪者如《鸡鸣行》：
天上飞星似飞箭，荒鸡喔喔鸣村店。
梦里心惊是恶声，挑灯直视床头剑。
开门星散喜重明，跃马披衣共北征。
丈夫暗昧那能处，会向青天白日行。
一种不安于蛰伏，躁动在郁闷氛围中的心境写得甚灵动。《雨中重过钓台》沉慨一往，别具深意，清壮气韵中蕴含抑郁情浓：
再访先生欲见难，空江风雨逼人寒。
白云中断千峰树，碧涨新添七里滩。
只有阴晴随箬笠，从无兴废到渔竿。
回头前日登临地，烟满双台何处看。
五六句极写隐钓世外之清福，然而现今已绝无可能，“欲见难”，“逼人寒”正道出了遗民之士到康熙初年被迫改志的压力日重一日，处世愈见艰难矣。《板子矶》通篇无议论而感慨系之：
荻港东边板子矶，秋高日见雨霏霏。
荒城草长埋金镞，废垒沙深卧铁衣。
山上群鸦迎客舞，江边孤雁背人飞。
晚来风起波涛阔，疑是将军战马归。
位于安徽繁昌、无为二县相夹对的大江深处的板子矶，何以引起诗人偌多感慨，触动起隐痛？原来此地为当年江北四镇悍将黄得功迎堵左良玉“清君侧”之师的战场，而黄、左之战正是弘光朝丑恶的内哄，导致淮扬兵削，江防敞开，清兵南渡得以趁隙。所以，这既非山水窟的探幽，更不是古战场的凭吊，而是诗人痛苦地在重拾恶梦，跑到构成民族灾难的一个历史性耻辱的发生地点来一洒伤心泪。晚来风涛起，“疑是将军”之魂归，冷峭中多有愤怼，不加谴责而谴责已见。遗民诗人对当代史事的反思，自有其特定的情味。
据《诗苑天听集》和《望社姓氏考》，该社成员有三十人。其中如卞为鲸（友龙）曾于乙酉作讨伐马士英的《诛逆贼》诗，名闻一时，卞氏作有《长啸阁诗集》十一卷；山东倪之煌流寓淮安并暴卒于此，亦入望社，诗著有《典鹔吟》、《一草堂诗存》，未见传。又如马骏，字图求，号西樵，著有《听山堂集》，并与杜濬合著过诗集，也是望社诗人中著名者。他如陈台孙、陈美典、陆求可、邱象升、邱象随兄弟皆系清初很有名望的诗人或学者，唯后来大多入仕新朝，与初衷已乖隔。
山阳遗民诗人中于“望社”成员外有一奇豪之士不应湮没，这就是咸默。默字大咸，少时补诸生，负气节，以才干被荐为左懋第参军，后随左氏于弘光袭位时北使清廷，乙酉，左懋第不屈被杀于北京，咸默负左氏尸骸葬于山东莱阳，又归葬随同就刑的陈用极于昆山。此后芒鞋流浪，托业堪舆，行迹殆同于松江的蒋大鸿。据张符骧《依归草》卷一《咸参军传》知其康熙三十年（1691）尚在世。咸默曾以《哭莱阳》诗闻名，有“皋羽之徒”之誉，张氏说“默死而东南之遗老于是乎尽矣”。生前曾以所知明季史料供给谈迁，并与归庄交游，归氏序其诗稿《舟车诗草》。今能见到的为《金陵杂感》组诗中一首，句如“芦笳昏岭月，竹笛冷塘烟”，景语即情语，寒凄入骨，非庸手所能。诗史上类似咸默而失传的诗人真不知有几多！
三 “不哭穷途哭战场”——阎尔梅论
与万寿祺齐名的阎尔梅，是诗史上不多见的奇杰之士。作为遗民，他在东南残明政权相继覆败之际，依然僧服跋涉于关河间，多次直接介入抗清义军的作战行动，义无反顾，虽九死而无悔；作为诗人，阎尔梅横放杰出，骋情而歌，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体的个性自由度，不受传习成见所羁縻。所以，如果说万寿祺多少表呈为狷士的愤郁内敛，那么，阎氏则以狂者进取形象，始终显得激越难安。因而，《隰西草堂诗》犹若夜笛横吹，凄楚清怆，《白耷山人诗》则殆如羯鼓劲擂，悲慨健举。
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徐州沛县人氏。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今存《诗集》十卷、《文集》二卷，均系其晚年删芟自定，过于违碍的文字虽已大量汰去，但仍锋锐时见。阎氏早年为复社骨干，有志于用世。当李自成、张献忠军队横扫苏、豫、皖交界地带时，他与几乎所有的封建士子一样，站在对立面，并参与过对抗农民武装的军事活动，后来携眷属避居淮安。甲申国变后，阎尔梅投依史可法军幕，策动史帅移师淮徐，以主动挺进冀、鲁间。史氏不听，他遂返回沛县，“破产养士”，在微山湖畔组织抗清武装，事败，开始流亡生涯。顺治四年（1647），山东榆园军起义，阎氏为谋士之一，旋入河南游说地方武装，以图策应山左。又兵败，逃亡入嵩山少林寺，复潜回淮安，再次北入京师，寓于真空寺，时已改僧服，称蹈东和尚。顺治九年（1652）牵涉榆园军案狱被捕，囚于济南，经斡旋释回；顺治十二年再次遭通缉，从此再度亡命南北近十年，足迹遍及十数省，直到康熙四年（1665）其狱事始缓解。此后或偶还乡里，或侨居淮安，均短期，迨七十岁时始结束飘游四方的生活。阎尔梅在散家产万金以结豪杰之初，即抱破釜沉舟决心，据载他不仅“手刃爱妾”，而且当狱事紧急时，还事先“虑发冢，预平先墓”。事实是其弟阎尔羹父子即曾同下江宁狱中，《遗民诗》小传说：“被株连者数十百家，时有不及附范孟博之叹。”时人比之以后汉的范滂，足见阎尔梅声望固高，而案情亦严重之极。是的，如果说东南沿海、西南滇黔的抗清军事集团尚可依托边陲，以作辗转余地的话，那末阎氏的意在中原突破，活动在冀鲁豫一线，其雄豪之情既高，所处艰险环境亦尤危。较之顾炎武的经营秦、晋，“易堂九子”魏禧等的串联吴、越，阎古古策谋于腹地的行为，无疑对清廷威胁更大，忌恨也愈甚。以此而言，在心寄枕戈泣血之志的遗民群中，阎尔梅风发凌厉的品格诚有不可取代的典型意义。
但是，在同为幽隐郁苦的遗民诗人中，阎尔梅似更其不幸。论国事，在清廷挥师南下时，他力说史可法移驻徐州，号召并收编黄河两岸游击之军，以攻为守，屏障江淮，结果其策未能为史氏所采用。在阎氏看来，“扬州十日”之屠，江南半壁之丧，本或可免，遗憾于史阁部的游移不决，不纳其言。今《文集》中存留着《上史阁部书》及附录史可法覆函，以存文献见证。可是，史可法殉国，留芳青史，成为一代英伟，阎尔梅的侃侃而言而且不无微辞，倒难免狂生空谈之嫌，此可谓一大不幸。以诗而论，他又遭到王士禛的屏斥。康熙九年（1670）冬，阎古古已六十八岁，又是朝廷名捕而得“恩诏”宽大的罪人，谁知他却仍“老而狂，好使酒骂座”，终于在京城引起王渔洋的厌恶。王氏不仅“殊恶阎之僭诞”，而且断言：“予观阎作，但工七言八句，然率有句无篇，又皆客气，不合古人风调。至七言古诗，并音节亦不解，直如瞽词，信口演说，世人但为其气岸所夺耳。自法眼观之，不免野狐外道。”（《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八“琐缀类”）须知王渔洋其时正渐趋高位，已成诗坛宗师之势，“瞽词”、“野狐外道”之评无异于取消了其诗界位置，这打落水狗式的一棒是很厉害的，殆同定谳。到乾隆朝，《白耷山人集》也在禁毁之列，罪名为“入国初后所作诗文，语多指斥”。于是世人但闻其诗“粗率”而更难见真相，这是诗人又一大不幸。生抱赍志之痛，死蒙粗野之诬，诚是“六十年余对一灯，诗书厄与数相承”（《春夜》），其命运也多厄如此！
阎尔梅虽然是一介封建儒士，但他绝非盲目愚忠之辈。他的胆识和主见，从《谏官》、《纳谏》、《人才》、《知人》、《用人》等一系列政论中足能见出。《上史阁部书》中“何期金陵鼎定，一意偏安”，“忠义未忘，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云云，也都表现了他的眼光和锐气。《跋黄石斋为阎磻楚墓志》短文，更可作为其不苟同、不随声附和的个性。阎磻楚即淮安阎修龄之父世科的号，为尔梅同宗长辈，黄道周系当时忠介名高的大儒。但当黄氏“惋惜”阎世科“有先见而不获竟其用”云云，也就是涉及过早“勇退”，“如报国何”这样严峻的命题时，阎尔梅对黄石斋很不以为然，并批评他是“自用而不肯服善”的刚愎，赞同阎世科的“报国不可托之空言”，以及力不足徒逞勇乃“欲报国而辱国”的观念。因为“树党坚则掣肘众”的明末，实际情况是“秦桧忌忠武者多”，国势已无法挽转，这样，匹夫之勇只能是愚，是不智。可是明亡后，阎尔梅却奋袂亡命，全不顾“羁栖逆旅，蒙犯冰霜，妻子饥寒，家人散背”（《上史阁部书》），朋友招他归隐不肯隐，亲戚劝他远避不肯避，苦心孤诣，一意抗清，绝不“勇退”，又为了什么？这是因为：一是在他看来人心仍可鼓，形势犹能逆转，时机未尽失；二是愤慨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陶羽士别传》）他要以凛然正气存一线血脉，破寡廉鲜耻之风习。总之，这是个平素喜辩难，嫉恶至严，好折人过而不怕招致非议的血性汉子，在民族危难的大节面前当然更显得性格坚毅不屈。
这样的性情及经历，决定了其诗风的凌厉飞扬，激越慷慨。特定的心志也构成了他对诗歌这一抒情载体极有个性的见解。观念支配着实践，这对无意于创派立说的诗人来说，似尤为突出，在他们身上，创作实践和创作观念的统一性最为明显。阎尔梅不是诗论家，但他的诗学观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首先他深恶宗派习气。在《跋文衡山墨迹》中，阎尔梅说：“今天下人好党同伐异，以门户争长，唯不解者庶几免！”“门户争长”又往往与摹拟风气共生，他在《跋戈靖之画册》等短文中陈述与“有意为工者”的异议，他特意拈出苏轼“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句，表明与胶柱鼓瑟者的分野。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诗“可以怒”的观念，这可说是对传统诗教的一次大胆的扬弃。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何御史诗选序》，在谈及明万历朝御史何中寰诗时，阎尔梅尖锐地发挥了诗的怨怒之说：
延陵季子观乐至《大雅》，称其曲而有直体。曲即所谓怨，直即所谓怒也。盛世之音曲多而直少，怨多而怒少，何公所处之世盛世也，是可以怒而不可以怨者也。嗟乎，世有知怒而不怨者之为诗乎？始可与言何公之诗也已矣。
初一看语似矛盾，既然“盛世”是“怨多而怒少”，为什么何氏“可以怒”呢？细一想，其意原来正在戳破“盛世”之伪饰，处于“盛世”的文人又特多伪饰之辞。阎尔梅在这段话前借题发挥，一语予以道破：
他人知而不言，何公言无不尽！
且不说顺治末年康熙之初正是进入“盛世”之时，文士们包括一部分遗老都在“怨而不怒”地鼓吹着歌吟着，阎尔梅却持反调，煞风景；单从清诗演化背景上看，这“诗可以怨”，应该“言无不尽”论，也是对诗学观念正渐向传统回归以顺应统治秩序的思潮的反拨。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诗观念具有一种逆向离心性，然而从诗的发展史程言，它却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怨而不怒”与“可以怒”实质上关系到诗的生命力是否得能充分发挥的问题。“怨而不怒”原是“忠爱”观念的特定要求，也是对诗美情趣的一项规定。当这观念浸润为传统模式，诗人的艺术个性必然被扼制并化解，风格怎样变易也难脱出此整体性定型模式的框架。所以，“不怒”的规定性，实即对诗人个性感受的制约。诗教的目的很清楚，为使情感的活动场呈现规范化、规格化：“温柔敦厚”。由此而言，“可以怒”的论辩，不只是大胆，实已属叛离；不仅想改造，而且在深层加以重铸。本来，如果诗人们都能“言无不尽”，而不是“知而不言”，那么诗的“真”的生命力也就能完满永葆，反之则必然失却其“真”。失“真”，何论“善”与“美”？“真”，乃“善”与“美”的灵魂。因而，“言无不尽”以至“可以怒”，并不是仅仅属含蓄与否的方法问题或审美习惯问题，就诗的特质而言乃关系到诗的命脉、活力依归以及发展史程的趋向的大问题。
诗的“真”这一命题，关涉着“载道”的底蕴。关于诗能否“载道”、该不该“载道”的分辨其实并无意义，关键在于载怎样的“道”，如何“载道”？同样，审视封建诗史上“载道”的功过是非，要害也应从辨认儒家诗教的功利目的性加以剖析。“怨而不怒”的制约，决定了所载之“道”必须吻合法定的是非规范。诗人一己真切感受、个性化认知倘不符合这规范，必须修正，必须削足以就履，以合乎“不怨”之训。于是，“知而不言”的讳避必然派生，分蘖出伪饰、矫情，既要迎合教规和法规，定然剥蚀真实与诚挚。由言不及义而沉潜入诗艺的咀嚼或含茹，绝不是诗的福音，因为“真”气的淡化，也就是生气活力的消解。反之，如果诗人自主其情，怨可以怨，怒可以怒，诗的命脉必将强健，言情、述志、载道也就融合一气，其所抒露的意和境必然丰富、硕厚、深沉、浓烈。诗的天地显得愈发五光十色。然而，这样的追求，几乎成为诗教的天敌现象，传统习俗力量和传统诗艺观念在这天敌面前，采取的手段是简单又致命的，贬斥之为“野狐外道”就行了。阎尔梅的言行和创作实践以及际遇，具体生动地成为一个“野狐外道”的典型形象。
但是，阎尔梅的诗“可以怒”之说不是即兴式信口而言的随意性表现，他有自己对诗的系统认识。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特别强调“人”重于“诗”，至少应“人”、“诗”并重的观点。这当然不是创造性见解，可是考察一下明末以至清初的众多诗歌理论主张，当能发现此种强调很有特殊意义。无疑地这是对伪诗、矫情之诗的有力的对抗。关于“人”与“诗”二者该首先重什么，以什么为贵，阎尔梅在《泊水斋诗序》中说：
古人有以诗传其人者，亦有以人传其诗者。以诗传其人者，诗重于人；以人传其诗者，人重于诗，二者殆不能以相兼。然诗重于人者，传其诗未必传其人，而人重于诗者，传其人即以传其诗。盖人足以重诗，诗不足以重人也。唯兼有其长，诗与人各不相附而各能独行于天地之间，使读其诗者如见其人，想其人者又如见其诗焉，则寥寥乎其难之矣。
阎尔梅的“人”、“诗”之辨有其时代特点和针对性，绝非空泛之论。他申述“君子以清修稽古之品，积而为光明俊伟之气，气充于中而采符于外，悲歌讽咏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苟非其人，必将有言与心违之病，瓦缶而貌钟吕，恐无当于伶伦之一拊也”（同上），这里“言与心违”的抨击与前面主张诗“可以怒”，贵其“言无不尽”是互为表里的一致之论。唯其如此，他在“人”、“诗”并重于诗史上“寥寥乎其难之矣”的感喟中，一再地提出屈原来，以为“千秋独绝”（《朱玄洲诗选序》），“《离骚》一卷，举天地间，自古迄今，可感，可惩，可悲，可愕，兴观群怨之情状无一不沉涵于其中焉”（《王又沂云间诗序》），就是一种时代特定的召唤。召唤古人，全为的现实，是痛感于“言与心违”的陋习的呐喊。
同时，在创作方法上阎尔梅提出了与“言无不尽”相符合的“六义融而为三”之说。所谓“六义融而为三”，要旨在反对只讲“比兴”，轻视“赋”法，即不认为“比兴”与“赋”有高下之分。所谓“赋”法，就是直陈、铺叙。阎尔梅当然不是不要“比兴”，他厌弃的是借“比兴”高名而掩饰“言与心违”，甚而闪烁其辞，空枵不真。在《示二子作诗之法》中阎氏说：
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也。风多比兴而赋少，雅颂赋多而比兴少，其间参差错落，连类生情，触兴而来，兴尽而止。是赋比兴三者，原散见于风雅颂之中，而兴尤灵通于赋比之外。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者，此也。
显然，他的阐述“六义融而为三”，强调赋比兴“参差错落”，意在指出方法只是为抒情服务，方法不是目的。“触兴而来，兴尽而止”，似是常识，然而在讲宗派讲门户的诗坛上却久被轻忽，因而，重新为“兴”正名，特有现实意义。
《示二子作诗之法》还详述及“四声”之辨，可知阎尔梅并非“并音节亦不解”。把握了他对“兴”的认知，对“人”与“诗”、“言”与“心”的见解，庶几不至于将其“到天峭壁千寻立，破浪长风万里来”（查慎行《读白耷山人诗》）的诗作视为粗鄙的“信口演说”。
阎尔梅的诗，诚如其友人许承钦所言，是“有年载辑诗中史”注3，他的诗集中大量类似山水纪游之作，也是“剩水残山蹑游”的流亡日志。所以，就总体言，《白耷山人诗》可谓是政治抒情诗的一个典型，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只是纪事，事实上，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得到了张扬，阎古古既不为文造情，更无掩饰之语。即如《惜扬州》这样的长篇，他在痛悼“鸣刀控矢铁锋残，僵尸百万街巷填”；“缯帛银钱水陆装，香奁美人膻卒配。妇男良贱苦鞭疮，疾驱枯骨投荒塞。死者未埋生者死，鸭绿江头哭不止”这场浩劫时，仍直抒己见，坦率陈述自己观点：
长江全恃两淮篱，篱破长江今已矣。
与其退守幸功难，毋宁决战沙场里。
谁实厉阶问苍天，谋之不臧祸至此。
公退扬州为公羞，公死扬州为公愁。
死与不死俱堪惜，我为作歌《惜扬州》。
注3 许氏诗见《明遗民诗》卷十一，《送古古还沛》：不为蹈海不封留，剩水残山蹑游。自此虞翻思吊客，谁从唐举问方州？有年载辑诗中史，无屋将牵岸上舟。破砚团棕生事了，萧萧春雨碧湖头。
诗人应是直臣，阎尔梅真正实践了这一点。最为世人称说的，有如《绝贼臣胡谦光》短古，拒清巡抚赵福星招的四首七律，还有被捕于山东时写答漕督沈文奎、大名总督马光辉等的五七言律。无论是“贼臣不自量，称予是故人。敢以书招予，冀予与同尘”，“生死非我虞，但虞辱此身”，还是“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装”，“丧节事人何异死？有家劳梦不如无”，全皆纯用“赋”法，直白胸臆而豪气沉雄。这种笔法和雄迈气势，在歌咏民生之苦的如《苦蝗行》、《苦旱行》、《沧州道中》等五七言古体诗中亦能概见。
阎尔梅于七言律最见精警，遣词熔典，气韵灵动，著名的如组诗《歌风台》八首，《汧罝草堂读史诗》十六首，《燕赵杂吟》五首等，悲慨遒劲，章句流转间呈现一种扛鼎之力。这类著作不以赋法，兼多比兴，但又别具赋式笔势，壮健风格有“明七子”的规模，却自有生气和峻严的神韵。阎古古咏史之作还多白描笔法，如《游高阳里》：
四野红霜牧笛愁，悲风蹈厉卷河流。
高阳里在无人醉，广武坟凋几树秋。
作客长眠芦絮榻，寻僧闲坐菊花楼。
田家不解神何氏，操一豚蹄祝满篝。
除了在“自注”中说明高阳里系“郦食其为里监门”之处以及“城西有广武君李左车墓”外，别无僻涩句子，然而流亡生涯的悲怆苍凉心绪丝毫不因句式平易而有减，读来极灵动。又如《访姚文初于绛趺堂，遂哭现闻师》，是悼其乡闱座师姚希孟的诗：
万里风闻海上兵，江南消息未分明。
行藏唯恐惭师友，离乱无因问死生。
再返皋桥迷旧庑，重逢市倅失真名。
潜踪直入趺堂拜，错愕相看忾一声。
特定背景下的潜踪重访，哀生悼死的氛围、场景、举止、形象，在五十六字中无不生动表露，阎古古的善于写逼真之情，可见一斑。
将严肃的甚至是严峻的命题出以明畅迅捷的笔致，又是阎氏七律的又一特色。试读《孟传是携其长郎北游，余于九江遇之喜赠》二首之二：
武昌城下竞舟时，恰好相逢正则祠。余在武昌寓三闾大夫庙。
阻暑聊为无赖饮，游山喜作不情诗。
甘陵自昔多君子，江夏于今诵小儿。
北去有人如问我，但云僧矣尚须眉。
时间是重五端阳，地点是三闾大夫庙，心境则是“僧矣尚须眉”，初衷不改的男子汉，所以，字面上的“无赖饮”、“不情诗”全为一股正气豪气所鼓张，独见劲节。此诗简直可视为数以百计的阎尔梅的纪游诗的纲领之篇。晚年诗作仍不减雄健清刚，当然也绝不是“有句无篇”。《戊申人日》写在康熙七年（1668），六十六岁时：
繁华速老是春天，花极浓时落更先。
遁野有情看拾翠，封侯无相写凌烟。
心悲晚景歌皆痛，士遇奇才恨亦怜。
我去君留仍暂事，成功者退记他年。
此诗与《戊申禊日》等表现“渔樵各有伤心事，天地常如中酒人”一样，依然显得老而弥坚，矢志不移。“大野苍凉朱雁度”，如此心态、如此气概、如此诗风，不为一些新贵所喜，当也不应为怪。
说阎尔梅特具政治抒情诗人典型，是指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遗民作家，并不等于说他不能作深邃或清婉之篇。且不说他的大量山水游踪的记述，奇险之景毕现笔端，即以其悼亡诸篇的凄惋百转、哀肠盘折言，阎古古也足称抒情高手。《殡室人张氏樊氏于南庄》四首的“三女哀无母，双儿失所天。仓皇棺不及，藁席瘗楼前”，写尽紧急危难境遇中的丧情；“沉埋三载半，一刻不能忘”，“日临冰骨暖，风静土花香”则别见一种凄苦之思；“唯当怀故剑，岂敢御新琴。寄语冥泉氏，双双鉴此心”，类此的忠贞语在悼亡之作中实属罕见，非常状态的辛酸情尤为感人。《再哭樊氏》的深挚之哭，更扣人心，试读第二首：
君妇持家政，于归尔在前。
蕙兰题姓氏，荆布择姻缘。
正色常忠谏，平心每善全。
嗟乎真畏友，一夕径飘然。
这是一位荆钗布裙式的闺中知己，诗人直称之为“真畏友”，可见樊氏乃非一般贤淑明慧女子能相比，然而在国破家亡之际，阎尔梅竟于一夕之间与她们断袂死别，以至“仓皇棺不及”，这是何等样的悲剧！悼亡诗代不乏佳作，但是伉俪之丧与家国之痛相合为一的，则属罕见。
阎尔梅的一生是奇崛坚毅的一生，也是悲怆的一生。黄云师在序《白耷山人集》时引鲁仲连故事而感叹说：“卒不闻始皇以前此之故，必欲罗致就彼戎索，然则秦法犹宽也！”这是说“以东海布衣，不帝虎狼秦”的鲁仲连较之阎尔梅等遗民来，处境要宽松得多，清廷的法网酷治远为严厉，在“图必杀之”的穷搜追捕下，阎氏的遭际不幸和痛苦诚可谓史无前例。他晚年写的《杏塠庄杂咏》五首可作为其一生的总结，如其四云：
早岁狂歌晚岁僧，名山赏过几千层。
沧桑风景随时幻，兀坐荒林对一灯。
阎尔梅在清初特别是在乾隆禁书之前，深为时人所重。据说吕留良生平目空一世，然听人称道其半似阎古古竟心喜，计东则举古古与孙承泽、顾炎武并称为耆旧之首，足见声誉之高。查慎行《读白耷山人诗》三首对这位一代雄才极致敬重之意：“眼空江表衣冠族，摇笔犹堪杀腐儒。”警策地抉示了阎尔梅的奇横之气，其中第二首可当诗人的传论读之：
人谓狂生本不狂，漆身吞炭事何常？
乱余宾客搜亡命，赦后英雄耻故乡。
宝剑尘封三尺水，麻鞵寒踏九州霜。
随身一掬澜翻泪，不哭穷途哭战场。
结句七字最深刻地得阎尔梅的精神，“不哭穷途”不只将他与一般的诗人文士界分开来，进而也区别于止步歧路而哭的一些遗孑诗人。这确是一位救亡之死士，不仅敢于直面惨淡之人生，而且勇于正视淋漓之鲜血。
第三节 吴嘉纪与维扬、京口遗民诗群·兼论“布衣诗”
以吴嘉纪为代表的歌吟隐伏于扬州、泰州、镇江一线的布衣诗群，是清初遗民诗人的极其重要的一翼。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失缺了遗民诗，没有承续自遗民诗所浸润深透的家国兴亡之感，特别是那种深层潜在的掺合于故国之哀的民族忧患、民胞物与意识，一代清诗必将锐减其历史价值；同样，遗民诗史如果不是因为组合有一个个布衣群体的存在，那么遗民诗浓重而褊狭的君国观念不易淡释并化解为广义的忧患意识，从而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清代不可能再一次张扬。所以，布衣诗应该视为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清初遗民群中的布衣诗人尤值得关注。
布衣之称，当始于西汉。作为概念，原指平民，系以衣着面料的质地区别尊卑贵贱而来。《盐铁论·散不足》有“古者庶人耆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云，可得其义。《史记·李斯列传》中“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者”，是较早以布衣指称某个具体人物的例证。李斯系“上蔡布衣”指的是他原先身分，由此又可知作为对应的一面，平民布衣可以转化向另一面即士大夫或上卿的。中国诗歌史上，平民身分的诗人代不乏见，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布衣诗人”的特定指称，应是伴随科举制度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对称于科举出身有功名的诗作者。所以，布衣诗人在宋代大批成群地涌现，正是与科举制度在赵宋王朝有着新发展，即对旧家世族门荫体制进一步改革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教育大幅度更变的深层机制有关。
正因为“布衣”身分在概念延展中，由平民而兼容无科第功名的“白丁”之义，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穷通出处”观念必然渗透入“布衣”之群。于是，在形态上或行为上，布衣与隐逸之俦的“山人”之称每多复合。然而，布衣群中固多山人形象，但号为山人者并非皆是布衣，文学史上由罢官、弃官或其他各种原因出宦海而入山林的就不胜枚举。一般说来，山人社会地位、身价声望较之布衣要高，除却某些家赀雄厚者外，后者的经济状况通常较清寒。特别是到科举进身发展到可以捐纳得阶时，布衣阶层的这种生活状态愈显然，因而，志节高洁、不事钻营的品格当然也愈多有表现。同时，又由于布衣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谋生之需，因而布衣群中又常有清客形状，有的则由塾师、幕宾而演化为东家的风雅随从。但是，此中应辨析雅俗、清浊之分，清雅者不失布衣品格，俗浊之流则转化为帮闲甚而帮凶，理当另作别论。
由此而言，布衣诗人的社会特性应是：未得科第进身，生活于平民层面，志洁趣高，品格自持而不阿谀附势。
如果上述辨认大致符合史实，不属臆测的话，那么，布衣诗人的群体数量和才性质量，必然和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正好形成逆向同步，即封建社会愈趋衰朽，科举制度愈见弊败，人才则愈多压抑，于是布衣阶层愈益增大，布衣诗人也就愈多涌见。
布衣群和封建社会构成逆向同步发展趋势的判断，并非是简单化的阶级关系的推论，它恰恰是封建文化发展史程必然性的认知。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科举考试犹如指挥棒，鼓涨着社会文化教育的热情，特别是文化的前期育成风气，以及对这种育成的价值观念普遍地被各个阶层人士所接受。于是，这一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无数文化知识之士，又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教育的沃土。随着数百年的历史推进，文士的整体素养愈益提高，其中不乏学识俱佳，情志高骞者。然而，当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整个封建体制趋入腐朽时期，这个制度所孕育的一批批才士随即日益成为离心人物，因为现实和理想的冲突、才与用的冲突正愈见尖锐。一方面在已成惯性的轨道上大面积育成人才，一方面则在下坠的失控行程中严重地压抑和挫伤人才，上述逆向同步现象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一审视以及对整体性的必然趋势的辨认中，可以看出，这逆向同步，并不排斥其中可能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着的另一现象，即不可否认科举制度所推动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积累，确是培育和储存了大批才智之士，一当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或叫机缘遇合时，布衣中的某些著名或不著名的人物能够转化身分甚至飞黄腾达的。如与本书有关的“江南三大名布衣”中的朱彝尊、严绳孙等的应“博学鸿词”科之征，殿试中式入翰林院即是著名一例。所以，逆向同步的总体现象不等于板结凝固现象，具体到各个布衣人士身上时，则是多有变化，各自有别的。
诗，原是文化形态之一种，在封建社会后期，诗又与科举文化密相关联，这是从训练的角度讲，或者说从诗的特定功用的扩大角度看是如此。因此，诗的普及，布衣诗人的阵容扩大，必然也纳入前述的同步中。所以，清代布衣诗人的数量和成就远超于前代原不是偶然，更非奇怪事。历史上布衣诗人的数量渐多，始见南宋一朝，尤以晚宋时期为甚，但即使拿密集度很高的“江湖派”群体中的布衣诗人言，其总体成就也非清代布衣诗可相比。至若由于政治经济条件和背景的不同所构成的元、明二代诗史上的布衣诗现象，尤难与清代媲美，这也是肯定的。
关于清代布衣诗，清人自己已多有注视，时见论评，其中《盟鸥溆笔谈》的对中叶以前布衣诗人所作的点将录式的评骘文字就很有价值。这价值不在于具体品评，而是它标举出“布衣诗”在清代自成系列并密集存在的客观史实。《笔谈》说：
本朝布衣诗如彭爰琴之秀拔，吴野人之直朴，蒋前民之真挚，邢孟贞之淡永，潘南村之清折，冷秋江之悲壮，周青士之闲逸，徐东痴之幽奥，沈方舟之警炼，李客山之高老，盛青屿之坚栗，张永夫之澄洁，於亦川之雄骏，鲍步江之超秀，吴淡川之新隽，朱二亭之逸淡，潘兰如之清雄，石远梅之高浑，张竹轩之淳古，能各具唐人之一体，洵韦布之雄也。
文中提及的虽只十九名诗人，且是乾隆以前为限，远不能涵盖一代诗事，但成就卓著者大部分已入论，特别是清初的布衣。这十九人中，沈用济（方舟）、李果（客山）以下系康熙中后期以及经雍正入乾隆时的布衣诗人：彭桂（爰琴）、吴嘉纪（野人）、蒋易（前民）、邢昉（孟贞）、潘高（南村）、冷士嵋（秋江）、周筼（青士）、徐夜（东痴）等八人乃清初遗民。八人中徐夜为山东新城人，周筼乃浙西嘉兴人，余六名均系江苏籍，而且尽在宁、镇、扬、泰地区内。溧阳彭桂后来应赴“鸿博”之试，被称为“征士”，诗集流传甚罕，成就亦不如其所填的词；高淳邢昉已见前节。兹就吴嘉纪等四人以及团聚、交游于他们周围的布衣诗人群，分别详略予以论述。
一 吴嘉纪论
洪亮吉《论诗绝句二十首》一起手即以吴嘉纪与顾炎武并论云：
偶然落笔动天真，前有亭林后野人。
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
洪氏的《北江诗话》还有相似而更为明晰的述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这是一则很著名的品鉴语，也深切二位遗民诗巨擘的抒情主体特性。但前人设喻以“气”论诗的这种意象式批评方法，每显得很虚灵，理解时会感到抽象难把握。其实洪亮吉是从诗人的气质入眼而把握诗的气韵，金石之气是坚贞情韵，姜桂之气则是不仅愈老愈辛辣，而且兼用了中药药用效应，即其能祛御邪侵，扶本固正。由是而言，得此二“气”的诗人无疑有殊途同归之情，故予以“天壤二遗民”之赞。如果再细想，还能发现金石的坚毅，适为志士兼大学者顾炎武精神写照，而姜桂（生姜、肉桂）的清苦甘辛，岂非野人布衣的形象再现？所以，洪北江以二“气”评二“人”，绝非灵机偶动时的即兴自怡文字，他是认真的，深思熟虑而把握了评论对象的精神命脉的。
是这样，诗情寒苦、诗风真朴的吴嘉纪能于艰危清贫的生活处境中守本持正、独标洁志诚足可和顾炎武并称高名。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时钱（谦益）、吴（伟业）声名，奔走一世，片言可以为人轻重。独有不肯随之俯仰者，则（邢）昉与嘉纪二人，集中无一投赠诗可证。”这不肯随之俯仰，实即“姜桂气”的一种体现，能守大节者，何贵乎诗名的能否揄扬？
吴嘉纪（1618—1684）的一生甚为平淡，既无风花雪月的韵事，也没叱咤风云的壮举，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处于寒芦野水间，“海上吟诗到白头”的布衣寒士。嘉纪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东淘（即安丰场，今属东台县）人。家世本业儒，祖父吴凤仪系著名理学家王艮的弟子，吴凤仪的学生刘国柱则为嘉纪的业师。二十七岁时甲申明亡，弃举子业，其时他实际上未曾进学，诸生的资格也没有。安丰是当时东海最大的盐场之一，大批徽州籍人在此寓居业盐，治生致富，而吴嘉纪家则已衰落不振，故他曾躲债务至于“乡园咫尺不能返”（《后七歌》），《逋盐钱逃至六灶河作》十六首等具体记述有他“失意东南走”的种种境遇。为了生存，他也曾在当地一些相知的诗友，主要是徽籍流寓的如程岫（云家）等的支助下短暂性贩盐粮做些小买卖，但似经商乏术，终是无济于事。于是，在“一老荒凉芦荻外，半生凄楚乱离中”的心境里穷老以终，留下一部“人当在野名偏著，陋可名轩学不穷”（范崇简《题吴野人集后》）的《陋轩诗》。《陋轩诗》世存版本达六种以上，大抵皆次序凌乱，作品始自顺治十年（1653）左右，也就是说其三十六岁以前的，特别是易代之际的诗已不可见，故据诗以论吴嘉纪，任作怎样的审视评析也难以尽得全貌了。今人杨积庆合诸刻本编有《吴嘉纪诗笺校》十五卷，堪称完善，唯又删去“封建意识特别浓厚”之诗数首，是故非足本，却成了又一种版本。
“人当在野名偏著”，也即康熙朝名诗人王苹《读吴野人诗》所称誉的“一生不出东淘路，自有才名十五州”这样的史实。此乃一个有重要认识价值的诗史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说，贫贱苦吟而淹没于史者为普遍存在的事，千百年来真正富具才情的诗人不知失传了多少！吴嘉纪的“名偏著”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他的偶然性存在正具一种必然性憬悟意义。从特殊意义来认识，《陋轩诗》被周亮工竭力赞赏和表彰，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特定心态的曲隐表现，这一表现于周亮工氏身上的心态又系一个层面上某一类型的群体心态的折射。所以，毋论是赞赏还是非议，彰扬还是淡化，无不带有历史政治的风云印记，艺事的背后正隐蔽有时世人心的各种走向！
顺治十八年（1661）是吴嘉纪所以“在野名偏著”的转折之年，其时正值周亮工任左副都御史被参劾论死又遇赦释回，南来扬州之际，嘉纪诗友汪楫（舟次）将陋轩近作抄录给周氏，周一看顿生“同调之感”。听说嘉纪时正卧病，“生痛宾贤或真死，不及见”，于是赋一诗，“急令舟次寄示宾贤”，与周亮工的交谊就如此开始。周氏首寄之诗是这样的：“无意间从汪舟次，把君诗卷泪交承。同调于今宁几见？斯人当世未有称。老病行藏一径菊，乱离儿女满床冰。颇恐传闻真即死，新诗呼朋细细誊。”（《赖古堂集》卷十）须加探究的是周与吴论地位论身分，是蓬户朱门，野服轩冕，悬殊之甚，何以一读其诗一听汪楫绍述就再三呼之为“同调”？诚然清初不少大吏喜交山人逸士，鼓吹风雅，而周亮工又特以好士怜才称，本亦为常有事，但“同调”之誉岂是随意吐口的？其实此中有极微妙极深层的内涵在。周亮工是个仕途复杂而命运多舛的人物。他字元亮，号栎园，人称栎下先生，又号减斋。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在潍县任上，正遇满洲兵进犯胶东，青州各属县皆破，独潍城由周氏坚守获全。对清廷言，这是前愆甚深之事。入清后，屡踬几死，成为满汉、南北党争的活靶之一。这次他刚从狱中出释，而风波仍险，事实上，没过几年他确又再次被捕论绞，终于未死遇赦后也就很快病故。正是特定的感受，有一种难言处，因为对新朝的宦海凶险体验太深，愈发觉吴嘉纪的置身草野中，“诗到乱离真”的可贵可亲。处境虽异，感觉却通同，于是发出“同调”之叹，这叹喟中又含有钦羡的难以企及的，自身已无法解脱的微妙情思。有意思的是吴野人的回复之诗《答栎下先生》，不亢不卑的感谢之余，语多慰劝：
穷冬伏枕何人问？栎下先生寄我诗。
远问只愁身便死，怜才几见泪沾颐。
吟成《梁甫》徒增慨，老遇钟期不厌迟。
冰雪溪头扶病起，为君珍重夕阳时！
此诗实质性句子只有第六、第八两句，一句感激知音之德，语甚得体；末句含蓄，“珍重夕阳时”，是珍重晚年，这一年吴嘉纪四十四岁，周亮工则正五十，为谁珍重？谁当珍重？其意极明。珍重，即爱惜，好自为之请及早袖手而退。如果没有相互间心灵的默契，不可能有如此意蕴的表述。所以，周亮工之于吴嘉纪固是“老遇钟期”，招之游广陵，遂与四方才士应酬唱和，名声大著；而吴嘉纪之于周亮工则实是借酒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周氏乃以吴氏诗为窗口，一抒胸臆。对此，黄国琦《与周栎园书》乃是一言中的：“（野人）下笔一路萧疏，无半毫朝市烟火气，真有野才。然先生刻其诗而行之，岂胸中无野趣者所能耶。”（《藏弆集》）周亮工确是厌倦、惊悸于“朝市烟火”后倾心萧疏之野趣的。
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第一次为刻《陋轩诗》，从此吴嘉纪“自有才名十五州”，称冠于布衣诗人之首。但周亮工说，在此之前，“语广陵人，则绝不知有宾贤者”（《陋轩诗序》）是夸大语，不符事实。扬州流寓诗人中最称著名的孙枝蔚早在易代之际就已与吴嘉纪知交而齐名，《溉堂集》中如《题吴宾贤处士陋轩》三首五律即作于顺治五年（1648），诗中有“是予曾卧处”云云，可知他们相交应在此之前。孙枝蔚（豹人）交游遍南北，从他对吴嘉纪的倾心相知不可能不广为延誉，只是他并非“大有力者”而已，而诗才必得“大有力者”鼓吹揄扬始得诗坛认同乃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陋习。因此，周氏所谓“绝不知有宾贤”，指当时正任扬州通判的王士禛等的回答或是事实。可是王士禛对吴嘉纪的态度本属暧昧，先则有点矫情，后则语带嘲讽，其故值得辨析。因为王渔洋是清初诗史尤其是康、雍时期诗坛宗奉的旗帜，所以，他对吴野人的评骘正如对阎古古一样，不仅是关系到评论对象，更重要的是审视这一桩桩诗史公案，有助于后文把握和认识渔洋诗心以及理论主张的深层基因。
渔洋多次强调“居扬州三年，而后知海陵吴嘉纪”，说吴氏“不求知于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始余知嘉纪，以前户部侍郎浚仪周公（按即周亮工）”（《悔斋诗集序》），这是为时稍后的追记。在此前作于康熙二年（1663）春的《陋轩诗序》则说：“余在扬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吴君，今乃从司农得读其诗，余愧矣愧矣。”这位自称“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渔洋诗话》）者，在“愧矣”的语气间所透现的是作为扬州风雅总持人的自我揶揄，即多少有点被动而聊以解嘲。他在《序》中对吴嘉纪诗的评价是：“古淡高寒，有声出金石之乐，殆如郊、岛者流。”这评价无疑不高，与周亮工的“见野人诗，推为近代第一”（汪楫《陋轩诗序》引述）云云大相径庭。事实是“多布衣交”的王士禛不可能“在扬三年”竟“不知海陵有吴君”，除了孙枝蔚、龚贤、黄云兄弟会向他提到吴嘉纪其人其诗外，他的足迹遍扬、泰，深入探访过兴化以至如皋一带，也应从诗友间听说过野人之名。说白了乃是他内心轻慢“郊、岛者流”而故作掩饰。后来他著《分甘余话》时，这种掩饰已不需要，于是对吴野人的诗就直说了：
吴嘉纪字野人，家泰州之安丰盐场，地滨海，无交游，而独喜为诗，其诗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来海上，因见其诗，称之于周栎园先生，招之来广陵，遂与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渐失本色。余笑谓人曰：“一个冰冷的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然其诗亦渐落，不终其为魏野、杨朴，始信余前言非尽戏论也。
“孤冷”不失为雅，“火热”岂不很俗？“本色”失去，“诗亦渐落”，是很严厉的批评。魏野、杨朴是北宋的山林隐逸，一号“草堂居士”，一号“东野遗民”，与高层士大夫频多酬应，并均受过朝廷之征召和褒誉，“不终其为魏野、杨朴”一语既表明王渔洋眼中的吴野人的品位，又奚落他连清客都未做成。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曾为吴嘉纪抱不平：“人以其穷约而少之，指为山林一派，岂知诗之根本者！”事实上王渔洋是认为他连“山林一派”也没资格。难怪后来康发祥《伯山诗话后集》要发问：“不知野人何开罪于贻上，而诋
若是也！”
作为批评家按自己的审美倾向以作褒贬，甚而从偏嗜出发是甲非乙，乃习见事。但不合事实地“兼为谰语，颇伤忠厚”（夏荃《退庵笔记》），而且近乎人身攻击，又出之大诗人、诗界权威之口，则很为反常。只须检核一下吴嘉纪的交游，除了周亮工外，政界要员、文坛大老几乎别无来往。即使在周、王约请邀见时，汪懋麟《吴处士墓志》说：“两公官省郡，强致之，力疾一出，布衣草履，低头座上，终日不出一语。两公善谈论，每说诗树义钩致，处士数语微中而已。”完全是种“生平不妄与人交”的个性。至于经济生活，虽不时得到友人资助，但始终未见好转优裕，为躲债逃避到六灶河就是康熙十九年（1680）前后的事。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三的《雪中忆吴宾贤》具体写到吴氏嗜茶而买不起的情状：“故人有茶癖，不合生长海之涯。积雪寒如此，妻儿乞米向谁家？高贤受饿亦寻常，且复烹雪赏梅花。平生不识孟谏议，何人为寄月团茶？”吴嘉纪年年靠安徽友人送茶过瘾，有些年友人亡故就断供应，显得很狼狈，这从他的诗集中可以随手检读到。生活情事的一个细节，足能见其大概，他并未“火热”过。
说他“名偏著”后诗“渐落”，失“本色”，更不是事实。著名的《一钱行》就写在康熙三年（1664）广事交游之时，《李家娘》、《挽饶母》、《打鲥鱼》、《王解子夫妇》等佳制亦均作于此后。最简单地说明问题的可以《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组诗为例证。王渔洋康熙三年清明修禊，在扬州红桥主持了一次著名的吟唱活动，其所以著名是由于声望甚著的遗民诗人应邀参与并酬和了王氏的《冶春》首唱，如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孙枝蔚等。不必轻率断论王氏的文化活动有何政治意图，但毋论如何在上距甲申整二十年的春三月，在扬州这个曾遭大屠杀的城市，“红桥修禊”即使不是粉饰祥和，至少起着淡化家国之感作用，他的《冶春绝句》俱在，可作辨认。吴嘉纪的和作今剩十一首，当已经删选过。从总体上说，虽也写春光，但调子低冷，无多欢愉情，大抵都是实写耳目见闻的小镜头。最堪玩味的是末三首，轻灵的笔触下渗透着悲慨甚至凄怆、愤怒的情思。如第九首含蓄地表现了八旗军营的严控城池：
杂管繁弦奏野航，听来声调是《伊》《凉》；
边关子弟江南老，今日曲中逢故乡。
“老”于南者北人也，北兵在当时也即旗兵的指称，《伊》《凉》曲其实就是“胡音”，说得隐蔽而已。诗人在巧妙地改造边塞诗式的句意中流露的情绪是不难把握的。第十一首以冷峻口吻抒述的是凄凉的景观：
寒烟生处有归鸦，短棹残阳各去家。
依旧笙歌满城郭，黄昏留与玉勾斜。
这哪里是春景？氛围和色调一如肃杀的秋日，在“笙歌”的粉饰之下乃是昏黄死寂的物象。玉勾斜，原指葬宫人的坟丛，此系泛言乱坟葬地。最震撼人心的是第十首：
冈北冈南上朝日，落花游骑乱纷纷。
如何松下几抔土，不见儿孙来上坟？
结句的答案很清楚，后嗣已绝！这岂不让人回想到乙酉年的十天灭绝性的屠戮？毫无疑问，这样的诗篇在其时司李扬州，职责以刑法为主的王士禛看来，是不识时务者杀风景之作，惹出事故来他能无干系么？这样的诗人，在他心目中，当然“不终其为魏野、杨朴”的；至于陋轩诗的风格不合神韵之说，更是显然的，所以他不可能真正赞称吴嘉纪。
由此而言，王士禛的评价吴野人之所以给人不符事实之感，究其实是何谓“冷”？何谓“热”？渔洋有偏见，或者说是先入为主。他以诗史上常见的山林之士的诗作品位来绳衡野人，即其《序》中所说的“古淡高寒”，“托寄萧远，若不知有门以外事者，非夫乐天知命，乌能至此”！这就是“孤冷”的“本色”。然而吴嘉纪其实并非“若不知有门以外事者”，在王渔洋见到的周刻本即一卷本《陋轩诗》时的感觉与后来陆续刊印的多卷本以及有所交接时的感受发生变易后，他自然不需要再虚与周旋，来赞称充其量“殆郊、岛者流”的诗。这里可以分辨出，周亮工的读陋轩诗竟至“心怦怦动”，是一个失意者“凄心欲绝”的别有意会的沟通，而王士禛的赞赏“古淡高寒”则是得意人居高临下的品鉴。因而，周氏只意会到“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的野人诗情可疗热衷，让人清醒，而王氏却以规范化的“孤冷”作为本色，当诗延伸及“门以外事”就成了厌烦的“火热”。诗论史或诗话史上种种评述，如不加以辨析，每易沿前人陈说而相因袭，于是难辨认史实、理清楚诗史的某些特定轨迹。在吴嘉纪诗的褒贬差异中又一次证实着这种辨析的必要。所以，《退庵笔记》为吴氏辩解说：“若夫交游唱和，诗人所有事，孤冷如野人，讵能废此？渔洋乃欲并绝其交游唱和，是何说乎”云云，仍只披及表层现象。王士禛何尝只是不满于吴氏的与四方之士交游唱和？他本人不是声称“多布衣交”吗？他的著作中不是记载有大量的与布衣们交游唱和之作吗？交游唱和原是一种社会活动，都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任何一个参与的人更不是游离于背景和种种社会关系而孤立的。王士禛的“多布衣交”而又以交游为托辞来批评吴嘉纪失去“本色”的这一矛盾现象，只有从王的政治背景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行为标准、诗艺追求、审美理想上去审视始能辨知。
是的，任何历史时代的诗史的梳理，不能以离开群体性社会活动的静止孤立的诗人观照作为依据。无视特定背景，舍弃群体活动，游离交游关系，必不能详得史实；史实无据或史实未详，评判和论断无疑没有了立足的基石。“禾黍悲歌千古泪，乾坤俯仰一吟身”的吴嘉纪其人的确切面貌，也只有在各种心态支配下的群体交游的考察中方能把握到。
吴嘉纪的诗当然不能凭过誉之辞“近代第一”以作定论，他的诗集中泛泛酬应于村野社交的作品不少，也难免酸腐之气，诗人自己原也无意鸣争诗坛高位。但是，“郊、岛者流”的评价吴嘉纪不可能接受，绝非如王士禛在《居易录》所说：“为其诗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大喜过望，买舟至广陵谒谢，遂定交。”吴氏有《王阮亭先生远寄陋轩诗序及纪年诗集，赋谢》为证：
阮亭先生，莅治扬州。东海野人，与糜鹿游。玉石同坚，贵贱则别。光气在望，不敢私谒。先生鸣琴，野人放歌。春晖浩荡，忽及渔蓑。六一荒台，东山别墅。阮亭新编，颉颃今古。花树盈堤，风轻鸟啼。愧非郊岛，陪从昌黎。
“贵贱则别”，“不敢私谒”句是不失身分的自谦语，春晖“忽及”算是感谢意，“风轻鸟啼”则又很得体地道出了渔洋诗的风神，这和“鸣琴”句一样属回敬。“愧非郊岛”句则显然是并非什么“大喜过望”表示。只要翻检一下前人浩如烟海的诗序就会发现，序言大多免不了溢美之辞，只提“殆郊、岛者流”乃少有的简慢，吴嘉纪在这问题上表现出他固有的风骨。
吴野人诗真朴深挚，擅苦寒之韵却并非苦吟风调；《陋轩诗》中淡朴篇什虽多，但激荡悲慨之唱不绝，即若孤寒清冷情韵中仍盘旋着忧患热肠。所以，这既是一个“不傲公卿不苟同”的清操独特的真正布衣，更是一位“半生凄楚乱离中”高志自守的遗民畸士，他的诗，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援钟嵘《诗品》论诗语“以骨气奇高为诗品第一”许之，是确当的。
因为吴野人生活层面最切近赤贫者，故而他笔下的民生疾苦特见真实具体，大多是身同感受的哀唱，与旁观者人道怜恤之作迥异。如《凄风行，伤饥灶也》写饥荒：
凄风细雨何连绵？昼暗如夜飞湿烟。
几千万家东海边，六七十日无青天。
生计断绝，老人幸先就下泉。
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醒，腹馁不得眠。
壮者起望西邻，乞食尘市，不复来还。
回望东邻，八口闭柴扉，扉外青草春芊芊。
水响溅溅，鬼泣涟涟。
官长惄然，分俸籴谷，更日夕劳苦，劝富户各出籴谷金钱。
富户踟蹰聚议，此户彼户，一斛两斛商量捐。
此为覆盖面极广的一条饥饿线，灶无炊烟，或为饿殍，或成流民，而官吏则发灾荒财，借口捐赈大肆中饱，富民的应付态度于末句亦复毕现。天灾人祸，有时更以人祸为可怕，《临场歌》写苛捐杂税、敲骨吸髓真是入骨三分。序曰：“虽曰穷灶户，往岁折价，何曾少逋？胥役谓其逋也，趣官长沿场征比，春秋两巡，迩来竟成额例。兵荒之余，呜呼！谁怜此穷灶户？”诗云：
掾豺隶狼，新例临场；十日东淘，五日南梁。
趋役少迟，场吏大怒；骑马入草，鞭出灶户。
东家贳醪，西家割彘；殚力供给，负却公税。
后乐前钲，鬼咤人惊；少年大贾，币帛将迎。
帛高者止，与笑月下；来日相过，归比折价。
笞挞未歇，优人喧阗；危笠次第，宾客登筵。
堂上高会，门前卖子；盐丁多言，
折牙齿。
盐民之苦，在陋轩诗中占有独多篇什，吴野人的表现盐场灶户生活的诗，是诗史上特殊的专题之章。《海潮叹》、《秋霖》、《堤决诗十首》等等数十篇写水患的灾难之作与上引诸诗一起组合了罕见的苦难图长卷。著名的《绝句》更以冷峭而貌似轻快的手笔，加一倍法揭示了盐民灶户非人的苦力生涯：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诗句真朴之至，纯系白描口语；诗情沉郁之至，一片怨怒声闻。逆笔拗折，愈拗愈显，愈折叠愈真实。野人诗艺由此可见真谛，其风格亦据此足可感知。
吴嘉纪在前明略无任何功名，但作为儒士，强烈的民族正义和家国兴亡感难以去怀。举目四顾，他时时觉得天地逼仄，人境凄寒，《次韵答黄鸣六见怀》三首可作为他“万寻愁”挥不去的一个例证，其三云：
乾坤何处可题诗？画里江山雨洗时。
水起峰低人不见，云生树冷鹤先知。
江山只存见于纸上画里，人间已无处可题诗，是大悲恸语，大感慨语。这悲恸与感慨是起之于严峻的现实，而扬州之屠简直更如恶梦般的缠绕心头。见到或谈起这话题有关的人事，甚至是关涉及劫里逃生者也似乎又重现着当年情景。《挽饶母》中一节写“祸害百万家”，情景仍令人心悸：
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
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
伊谁蒙不戮？鬼妻与鬼女。
红颜半偷生，含羞对新主。
城中人血流，营中日歌舞。
谁知洁身者，闭门索死所。
《一钱行·赠林茂之》在当时咏万历钱而伤“江山宛然人代改”的诸多酬和之作中，最具声誉，是篇睹物兴叹的佳制。《泊船观音门十首》则是故都重游即景伤怀，一吐“亡国恨无尽”的组诗。吴嘉纪足迹极少出扬、泰地区，南京似是他所到的最远的地方了，这次他当是应诗人吴晋（介兹）之邀再吊钟阜建业，并拜访了著名遗老张怡（瑶星）。这十首诗语皆朴灵，写触目所感，情真意切，绝无涂饰文字。如第四首：
即以山为郭，坚完世所稀。
云鸿应得度，塞马竟如归！
陇雨耕时大，人烟战后微。
年年禾与黍，养得骆驼肥！
以塞马归、骆驼肥之意象抒述山河易主，“坚完”的旧都成了放牧地，别具一种手眼。第七首：
鼓鼙声飒飒，道路色凄凄。
盘髻妇驰马，横刀兵捉鸡。
山城常罢市，帝里已成畦。
黄屋光辉瓦，纷纷碎入泥。
顺治初期江南城市的破坏萧条情状由此诗与下一首的“饥民春满路，米店昼关门”等句可以想见。
《陋轩诗》的价值还应数它大量的哀生悼死的交游友情诗。这数十百首涉及一大批遗民寒士的长篇短章，无论其认识意义、诗史价值或审美品鉴，均不亚于著名的《王解子夫妇》等歌行。其中除了《赠别李艾山五首》、《赠陆悬圃二首》、《寄李小有》等有关兴化遗民群以及另一些较著名的隐逸诗人的作品外，特别应提到一批淹没已久，少有人知的苦心畸人的行迹被吴野人保留在诗作里，得以传流于世。如果说诗乃抒情物，那么，这类心灵相通、甘苦与共的充满人情味的作品绝不可轻视。兹举《挽王秀才斌》二首，权作尝鼎一脔：
怀抱人难测，衣冠自不迂。
传经多弟子，结友半屠沽。
死去文章在，年凶产业芜。
故林沧海畔，鸣噪尽饥乌。
赋诗悲乱世，易箦及芳春。
夙昔宁知佛？精魂实避秦。
老妻单冷墅，残帙委流尘。
杖履难重遇，桃花处处津。
王斌字为宪，系野人安丰场同乡，“淘上诗社”成员。据《中十场志》等载述，斌弟王莱衣尤工书法，乙酉扬州乱时遇害，王斌终身不复出，诗中“精魂实避秦”即写此情事。据说王斌临终有诗云“沉沦苦海几多春”，诚是“怀抱人难测”的苦节之士。当时类似这样的文人真不知有几万千，时代惨酷，“残帙委流尘”，他们与著作一起沉沦到了苦海之底。由此而言，吴嘉纪的得遇周亮工以及那些同道好友汪楫、程岫、孙枝蔚等实是大幸事。
在结束吴嘉纪的论述时，对他的《内人生日》一诗不能略去不谈，这是伉俪情深的上乘之作，堪为古代爱情诗史增添一缕灿烂色彩。吴野人夫人王睿，字智长，能诗词，据传有《陋轩词》之著，今仅《众香词》中存传单篇零章。吴氏赠内诗云：
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
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
海气荒凉门有燕，溪光摇荡屋如舟。
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
糟糠夫妻的哀乐悲欢溢于笔端，清苦中一片温馨，正衬现出王氏夫人的贤而慧，形象如在眼前。
吴嘉纪的诗“纯是天籁，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海天琴思录》论诗以为“乐有天籁、地籁、人籁，诗亦有天籁、地籁、人籁。近代国初诸老诗，吴野人，天籁也；屈翁山、顾亭林，地籁也；吴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籁也。此中精微之境，难为不知者言也”。这个论断从自然纯真、清朴深挚审美角度言，是不错的。也正是由此而论，张符骧《依归草二刻》卷下《闵宾连墓表》一文说：“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自吴野人死，而扬州无诗”云云，不能说是乡曲之好的断语。
二 东淘诗群
东淘诗群，文献罕见载录。史籍失载当然并非等于这一史实的不曾存在。东淘诗群的应该予以表征，是因为它特具以下三点诗史观照意义：一，它作为明清之际徽州文化的一个典型的集焦点，提供着徽商对东南文化所起的推促力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二，东淘诗群所表现的浓重的苦郁心态，不啻是“胜国”遗民具体而微的缩影，布衣阶层中如此广泛和强烈的民族情绪，足见遗民层面的宽广度，说明故国之思并不只属于缙绅之士专有；三，东淘诗群的客观存在，表明诗史上出现吴嘉纪这样的大诗人不是偶然的事。它再次证实了任何杰出的人物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育化而出，是历史文化的一种具体现象。
今属江苏东台县的安丰场即东淘，僻处东海之滨，除非研讨中国盐务史，这块荒寒土壤已不大引起世人注目。然而，作为明清时期沿海大型盐场之一，曾设置盐课大使的安丰以及富安、梁垛一路，乃历史上盐贾密集之地，而徽州籍人氏尤多流寓或侨居此间。徽商早在明代中叶就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俗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关于徽商的行迹，《康熙徽州府志·风俗》载述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万历时修的《歙志·货殖》也早有记载：“岂唯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更有总结性的概述：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盐业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所以滨海盐场之一的东淘成为他们主要的寄迹处。
以徽商为主导体的后期徽州文化不仅仅是经济与文化之间一般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也超越了徽州地域的所在空间。这是文化史上由贾而仕或亦贾亦仕的重要演化时期，其对华夏文化特别是东南文化的推进发展的意义，需要著一部专史来阐释。只须指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足迹几半禹内”的徽籍人氏文化投入的巨大：汪、程、江、洪、潘、郑、方、吴、马、许等徽州大姓自明清之际以来在东南地域的文学、艺术、学术、出版、收藏等类文化事业上的建树和贡献是如此面广量大，他们足迹所到，一种富具后期封建文化特点的氛围就随之遍地蘖生。东淘在明代原已涌现过王阳明“心学”左派的大师王艮（心斋），王艮父祖辈系明初迁自吴门，遣戍为盐丁。当心斋崛起东海后，其学被誉为能“使顽廉懦立”，尽管他也“力倡圣学”，但“切近明白，虽日用平常而至道显著，不似训诂家迂阔繁杂，徒启天下以辩论之端”（孔尚任《告王心斋先生文》）。切实日用的学风和论旨，显得平民化世俗化，而实用则不仅为平民知识者易接受，也切合商仕阶层的心性。所以，本土文化的传习与徽州文化特质的渗合，东淘一地经传之学和辞章歌赋之风早已炽盛。
但明清之交东淘遗孑之士群集特多还有其时代特定原因。徽商足迹半天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已深相契入，颇有祸福衰荣与共之势。对此，著名的抗清殉难名人金声的《建阳令黄侯生祠碑记》说得很清楚：“天下有不幸遭受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金太史集》卷八）新安就是徽州。明末的农民起义烽火，对徽商的打击固不小，而清兵南下，徽州以及各地的“新安人”蒙受的灾难尤大。在这场尖锐的民族矛盾冲突中，徽籍人氏后先有三种表现，一是义无反顾地誓死抗击，于其乡邑和客居所在均大批地浴血饮刃，扬州、江阴、嘉定等城徽籍商民破家者特多，如程壁在乙酉（1645）年清兵围江阴时，即“散家资充饷，而身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徽志补遗》）。商贾的流动性行业特性此时正有助于四出联络的掩护。二是“不愿立他人地上，饱食令终”而自尽，如吴嘉纪“相慰相寻已十年”的“贱贫交态比金坚”（《赠程云家，时四十初度》）的密友程岫之父程懋衡一类；三是逃隐，与清廷坚决不合作。“新安人”的避世隐逸，在乡邑则深居黄山、白岳（齐云山）等当时人迹罕至的岭壑间，在外则穷乡僻壤四处皆有。东淘既是徽人熟悉的有根基的处所，又远离都邑，诚如侨寓于此的诗人戴胜徵（岳子）认为的“乐其地辟而钓游可适”（《石桴诗钞序》），于是一大批原已流寓数世的与当时陆续移居而来的徽籍人氏，和该地世代相居的乡里名士构成了甚为庞大的遗民群。
与吴嘉纪相纽结的东淘诗群按年序大抵可分为前后二个部分。前一部分本籍人氏占多，著作大多在动荡时期未刊刻而散佚，后一部分则徽州籍流寓者为多。
世称“东淘诗社”的成员是吴嘉纪前期诗友，袁承业《拟刻东淘十一子姓氏》说他们“萃生于万历年间，同处东淘左右。国变后，隐居不仕，沉冥孤高，与沙鸥海鸟相出入”。除去吴氏外，其余十人是：季来之（1594—1667），字大来，号绮里；沈聃开（1615—1673后），字亦季，著有《汲古堂诗存》、《尔尔词》；王大经（1621—1692），号石袍，著有《独善堂文集》等；周庄，字元度，号蝶园，著有《桴窝草》、《蝶园诗草》；王言纶，字鸿宝，号钝夫，著有《棘人草》等；王衷丹，字太丹，著有《朝寻集》；王剑，字水心，后为僧，改名残客，著有《逃禅集》；傅瑜，字琢山，著有《雨轩集》；徐发荚，字蓂阶，著有《岭云集》、《默庵诗稿》等；周京，字洊吉，号柳隐。此外，杨集之原名王大成者亦应是重要成员，系与吴嘉纪、王大经、沈聃开合称“东淘四逸”的诗人，明亡后托迹于医以隐，野人悼诗有“看山垂泪眼，蹈海独醒人”句，可知其为人。
上述群体中，王剑与王衷丹最堪注意。陋轩诗有《哭王水心》一首说：“同里有四人，异姓称兄弟。郑侨急友难，七尺早徇义。道人王衷丹，肃默古松类。学佛忽有得，中岁谢尘世。论齿君最长，羸躯寒惴惴。”又说他们结盟的背景：“吾辈为樵渔，始自乙酉岁。”后来的刻本将“始自”句改为“相订终年岁”，以掩去“乙酉”这敏感字眼，正好说明清兵渡江之初，他们有着反抗的实践行为。王衷丹是王艮的五世裔孙，崇祯年间为诸生，乙酉福王立都南京，他献策过，力图中兴。后来显然是见事已难为，隐去，擅书法，靠卖字糊口。他卒于顺治末年，仅四十七岁。据传，其《朝寻集》系毁于禁书。王剑，为抗争清廷，薙发为僧，“八载走山川，缁衣备劳瘁”，回东淘后，“亲朋还隔绝，故妻终摈弃”，寄迹在荒寺里。吴野人和王大经曾驾扁舟“沿村呼姓字”找他回来。《明遗民王水心先生小传》说他“耽吟嗜饮，国变，痛哭，大饮”。吴野人说其作诗“一字不孤冷，终夕弗肯置”。“孤冷”，是东淘诗群的群体风格趋向，足见并非野人诗所独具。王水心卒在顺治末康熙初，略后于王衷丹，他的《逃禅集》未曾刻。
东淘村镇虽小，但上述群体中却是遗民形象各色齐全，岂非具体而微？何况在此之外，还有如：曹应鹇，字僧白，号白羽，原籍歙县，侨居东台李家堡，世称“任侠好施有隽才”，诗法中晚唐，以及“乡路虽咫尺，生死总不归”而“混入屠沽号酒民”的徽州休宁籍的戴酒民等年辈较长的遗老。戴氏系汪楫的岳父，吴野人《伤戴酒民》悼诗云：“独惜兰蕙质，委化荆棘间。酒伴不相顾，风雨鸣杜鹃。”当年东海之滨，草野潜处的情景据此能窥见一斑，而这就是吴嘉纪置身于中的环境氛围。
东淘诗群后期的主要成员是郝仪、程岫以及后来出仕清廷的汪楫。兴化陆廷抡《江村诗序》说：
予自客广陵，见汪子闲先，吴子后庄、郝子羽吉、乾行诸诗，皆简洁得野人度矩，最后读云家诗，尤心折。昔昌黎以古文辞鸣于唐，其后李翱、皇甫湜、张籍、郑樵之属，踵接而起，而翱名尤盛，故当时有韩、李之目。然则《江村》一帙，当与《陋轩》并传千古无疑也。野人之后复有野人，盛矣！虽然云家之与野人，可并传于世者，独诗也乎哉？
陆氏之评述，当然有过誉，上述诸人诗或佚失或难见全貌，已很难确论。然而郝、程、汪三氏为吴嘉纪生死道义交，则应肯定。诚然，周亮工的大力揄扬，是陋轩诗名“在野名偏著”的契机，但确如吴野人《咏古诗十二首赠郝羽吉》中所说：“吴楚几原泉，气味本孤清。汩没山谷里，几与众水并。”如果没有郝仪等的常相资助，没有汪楫的中介推誉于周亮工前，没有程岫在野人病故后悉心捃拾遗稿并予编辑，那末也必将“汩没山谷里”，失传于世的。
郝羽吉（1632—1680），名仪，号山渔，歙人。孙枝蔚《郝羽吉诗序》称其为“不独诗人，固今世隐逸之士也”。当时他以鱼盐之业客居扬州与东淘之间，所作诗“至性缠绵”。他是吴野人的主要救济者，“时出粟与布周之”。可惜已难觅见他的作品。吴周（1627—1669），号后庄，亦歙人，诗极得王又旦等称道，早卒，诗亦未传。汪次闲系汪楫之弟，郝乾行乃郝仪之子。应该介绍一下的是程岫。
程岫，字云家，歙人，流寓东淘梁垛。甲申国变其父自尽，时程岫尚在襁褓，他大约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后，与吴野人为忘年交。野人死无以殓，赖他左右料理，并葬吴氏家属中未葬之棺三，同归坟穴。他的《江村诗》，曾与《陋轩诗》合纂，未见传本。今传《江村诗》及《明遗民诗》所选大抵已去锋芒而仅存简淡清逸情韵，但这位家遭变故，年资较晚的诗人的抑郁之思仍可把握一二，其人情志是很具布衣高士品格的。《赠徐凤麓》透露有故土非我有的流徙之哀，诗甚深沉：
积雨消春日，羁人叹暮年。
淮流寒照树，乡梦夜闻鹃。
旧业浮云外，游装短棹前。
亲知零落尽，去住总凄然。
《杂诗》一首写出了很不平凡的人生态度：
木棉初种时，其子皆露天。
意在衣被人，不肯为人怜。
我行忽见之，三叹心惕然。
感此复再拜，草中有大贤。
丈夫生宇内，岂止图自全！
鹑衣瓮牖下，措意在八埏。
杯水虽至微，味亦同深渊。
泰山非不高，远视等一卷。
但使志念存，何必快目前。
惜哉彼下士，白发守遗编。
如此地表述“匹夫有责”，微民亦可尽此“有责”之志，显得平易而深切，胜过高谈阔论多矣。他的乐于助人，特别是义交吴野人，从这诗中可以探得一种必然性。
吴嘉纪诗弟子中，兼工篆刻的吴麐成就和名声最高。吴麐字仁趾，歙县人，侨寓扬州一带。著有《樵贵谷诗稿》，姜宸英序称“以为今诗人自南海屈大均殁后，少有类此者”，这似是有些夸大，后来《清诗别裁》编者沈德潜认为：“仁趾与宾贤有二吴之目，而宾贤以性灵见，此以情韵见，几于莫能相尚。”时代的变迁，吴仁趾已不可能具有野人的特定感受。吴姓为新安望族，江都一线的吴姓大多迁自徽州，故吴仁趾与著名诗人吴绮为本家兄弟，他的《展园次兄遗札》既可见其诗“情韵”，又可感知东淘诗群的“孤冷”之风已消散了：
草绿池塘梦已残，西堂无复共盘桓。
空余怀袖三年字，零落银钩忍眼看。
三 兴化李氏群从及其他
古称昭阳的兴化，位处淮、扬道间，明清之际堪称人文渊薮。兴化为水乡泽国，其地文化蔚兴与科举仕进密切相关，孔尚任《清晖亭诗序》云：“昭阳旧为文人之薮，宋元以上者无论矣。前代如高文义公穀、李文定公春芳、宗子相臣数先生，皆能致大位，成大名。”高穀（1391—1460）位至大学士，李春芳（1513—1585）曾为首辅，宗臣（1525—1560）以福建参政、提学副使衔卒。三人皆以直声称，而李春芳尤以一代名臣闻于世，宗臣文学成就最高，为“后七子”中重要成员。近二百年间的人文薰陶，兴化不仅才士辈出，而且志洁品高，耿介之风甚盛，至于与故明政体的渊源特深自不待言，所以，甲申、乙酉之际，李、宗后裔中守节不移者至多。在兴化遗民群中，既有以《三垣笔记》等著称于世的大史学家李清（1602—1683），更有以坚拒王士禛相访的李沂等不趋时势的布衣诗群，而与魏禧、冷士嵋等结为性命之交的宗元豫则为宗氏群从中突出的遗逸之士。
兴化诗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任职淮扬，随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黄河海口时，犹得及见“昭阳诗群”诸名家，他在前引《序》中说道：
今之作者，如李小有（长科）、艾山（沂）、若金（淦）、汤孙（国宋），陆悬圃（廷抡），王景州（仲儒）、歙州（熹儒）诸子，余皆得交其人，读其书，其可传如前代高、李诸先生必矣。
然而“昭阳诗群”的著作大多罕传于世，这和乾隆四十四年（1779）李沂从子李
的《虬峰文集》、四十五年王仲儒《西斋诗集》先后罹禁书专案并遭戮尸枭示，无疑有着深切关系。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约九十年之间，是兴化以及扬州地区乃至整个华夏文化发生又一次胚变时期，这期间兴化出现过号称“三绝”的巨擘，即“扬州八怪”中的李
（1686—1762）、郑燮（1693—1765），李系李春芳的六世孙，亦即李沂等从孙，而郑燮则早年正师事陆廷抡之子陆震，由此可溯及“八怪”诗书画中狂怪之气的文化渊源。此后，昭阳人文则大抵转而沿任大椿（1738—1789）的《小学钩沉》、《弁服释例》等一路朴学考据而演化了。
兴化诸李以李盘年资最尊。李盘，原名长科，字根大，号小有。生年不详，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据《重修兴化县志》谓其“博综古今，务为经济之学，尤精韬略。弟嗣京及乔从受业，皆成进士，长科数奇，两中副榜。崇祯十三年始以贤良方正辟授广西怀集令”。李乔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李嗣京为崇祯元年（1628）进士，据之可推知李盘大致行年。明亡，以隐逸终，然《县志》载述：“晚年侨居丹徒，造渡生船，建避风馆于江口，拯活甚众。”此极值得注意。其“晚年”正值郑、张水师三入长江，丹徒为江上口岸，著有《金汤十二筹》等书的韬略家能不有所图？他又著有《遗民广录》，诗集为《李小有诗纪》二十五卷。兴化诗群承“七子”余响，但大多不介入派别之争，他和钟惺、陈子龙同时为诗友。其诗抒述家国沦亡以及痛悼忠烈的山阳暮笛之情，沉痛而壮慨，未失“七子”一派气势却又能实之以真挚哀思，如《挽先兄维曼大司农》悼南明隆武朝的李长倩，其二云：
不向青山正首丘，愿倾热血溅刀头。
出师表上风雷动，转饷筹空日月愁。
蝴蝶三更思汉鼎，子规万里怨吴钩。
英魂到海流无尽，张陆应同把臂游。
李氏群从以诗名者有李清之兄李潜（启美）、弟李瀚（士翔）、从兄弟李沂（子化）、李沛（平子）以及瀚之子国宋（汤孙）、沂从子辚（西骏）等。其中李沂与、国宋人称“三李”，名最著。
李沂，字子化，号艾山，又号壸庵。陈瑚《离忧集》说：“沂少于沛二十余岁，恂恂谨饬，闭户株守，两人者，一狂一狷焉，顾又深相知也。”《江苏诗征》引《遗佚录》谓：“沂与沛订诗社，王文简司理扬州，闻其名，致欲见之意，不可。会行县，访于门，固辞不见。”由此可见，《明诗综》偏重绍述其“与物无忤，酒酣益觉温克”以及“往往逃于神仙家言，冲雅淡远”云云，不足以尽其人之情志。李沂得高龄，康熙三十六年（1697）仍在世。《扬州府志》说他“以诗歌自娱，深入盛唐大家之室，江淮南北言诗派者以为依归”，又说“性和平坦易，于物无所碍滞，独于名义不少假”。不多交友，唯与同里陆廷抡、宝应王岩、泰州吴嘉纪为莫逆，有《赠吴野人》诗云“把君诗句忽惊呼，便欲追随卖酒炉”。著有《鸾啸堂集》九卷，曾选编《唐诗援》，传世的有《秋星阁诗话》等。
李沂《听杨怀玉弹琴歌》的“弦鸣指咽绝复生，黍离麦秀伤人情。感时述事语不明，四座慷慨谁能平”以及为王弘撰奠祭崇祯墓葬而作的《鹿马山人歌》等均系写亡国痛的名篇。赠新乐小侯刘文炤（雪舫）诗，哀其劫后余生，躬耕高邮，有“万死惊身剩，全家与国亡”句尤著名。《重过金陵》写得凄清而绵邈，情思弥浓：
秋风又到秣陵关，独客穷途尚未还。
武定桥头新月上，朦胧遥望紫金山。
李沂写有不少民生疾苦之作，如《筑堤谣》的“持畚来，筑河堤。饥死老父冻死妻，谁者堤，我筑之”；《插秧歌》的“谁者造屋？吾为尔操版筑。谁者有牛羊？吾愿为尔牧”！《野望》一绝苦情特浓，以氛围衬祸害，笔致简洁：
风卷蓬根野日昏，含凄倚杖望孤村。
村中昨夜逃亡尽，还有催租吏打门。
《丙寅元日》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作品，狷介强项的个性形象依然无改，情韵苍凉而别见峭拔：
老屋河干渐不支，年来河伯故相欺。
颓檐缺壁还风雪，浊酒辛盘自岁时。
浪把一生供敝帚，独留双眼看残棋。
阳回少慰幽人意，检点梅花放几枝。
李沂从兄李沛（1598—1655）字平子，著有《平庵诗集》和《江淮稿》。关于李沛的生平，清初时人大多讳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失载。《遗民诗》小传仅言及“善诗，工书法，好负气，人不如意，辄叱之”。康熙后期张符骧《沧浪水樵传》在为李季子传述的结篇处谈及“窃闻南京之不守也，李氏平庵、籀史、艾山三人及顾叔尚、何元长过雷伯
，约同死。伯曰：死不易言也，吾辈皆有亲在，唯矢不仕而已。后诸君子果不食其言”。
平庵诗郁勃之情每寓之于“年年孤立大江心”似的寒苦形貌中。其《看云》曰：“芒砀占龙气，苍梧望帝乡。何年凌倒景，天汉共回翔。”《甲午立春》又有句云：“十载疑天道，荒城又立春。雪深埋白骨，风急乱青磷。”甲午是顺治十一年（1654），可见“十载疑天道”等句的份量，此类诗仍得以流传，实属幸事。《人日雾过樊汊》更是意在言外，心境含蓄：
野水孤村合，荒林晓雾霁。
断桥寻宿舸，前路听鸣鸡。
江汉何时净，乾坤此日迷。
白头飘短发，俯仰望朝曦。
此诗托“雾”而斥不“清”，企盼“朝曦”以去“迷”，以求“时净”，毫无疑问他借题发挥在抒述复“明”之意。其《闻雁》诗则愤慨于“海滨矰缴满，声断有余哀”的险恶迫害；《九日晚生孙》直言“相韩五世后，恩养亦艰辛”，内心所期待的是子孙们永不帝“秦”。然而，这也确是不易，在时势和科举制的习惯力量促迫下，李沛弟侄辈中如李滢（1618—1682）、李柟（1647—1704）就先后应试出仕，很难坚持到孙辈的。
李瀚，李清从弟，字士翔，号籀史，又号严庵，著有《严庵稿》。年长于李沂，甲申后逃于禅，然不剃发。其诗以血泪心伤为多，唯韵味深浓，且特多“月明”意象。如“夜静月明天一色，不知何处下鱼钩”；“元夜扬州月正明，琵琶弦索尽边声”；“回看四十年前事，明月春风总是愁”等等。《伤春曲》二绝最耐咀嚼：
池塘春草绿依依，万古愁魂唤不归。
羡杀南来鸿雁影，月明天外一行飞。
隔城三里水之涯，中有秦人几百家。
未许外来窥渡处，至今不肯种桃花。
羡鸿雁是因为它们虽从北飞来，却是自由飞翔在“月明”中，意即能不受清廷统制；“秦人几百家”是不知有汉，焉论魏晋的世外乐土人，“不肯种桃花”则坚拒来访者，意志决绝之义。二诗集中表现了李瀚不与新朝妥协的心志，魂寄“月明天一色”中。但是现实是酷烈的，能逃世到何处？“明月”毕竟虚幻得很呵！《春夜书怀》正是这类遗民怅苦心境的写照，颔联堪称名句：
村舍独愁人，寒窗坐一灯。
馀生同短烛，世态更春冰。
避地思何往？低头愧未能。
长怀无限恨，不觉泪沾巾。
李（1634—1710），字西骏，号虬峰。著有《虬峰集》、《楚吟集》等。《虬峰集》罹文字狱，其深为清廷痛恨切齿可从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折中见之：“查李生于明末崇祯甲戌，当胜朝鼎革之时，年仅十一岁。其在本朝食毛践土已六十余年，且身为岁贡生，乃于集内肆其狂悖，甚有系怀胜国，待‘明’重兴之意；且布袍幅巾，不遵本朝制度，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应将李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枭首示众，以彰国法。”“食毛践土”多年而仍未忘前朝，是清廷最以为犯忌之事，文字狱的兴起，其意正在警惩生者。对兴化李氏，即奏折中着重点明的“明季宰相李春芳之后”则是一次严厉的清算，以斩断异心。李被斥为大逆不道的文字主要是《壬申元日》中的“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以及“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之类诗句。“待重明”云云实乃他父辈诗作中常见之词，由此可知，《虬峰文集》的禁毁，也就意味着李沛、李沂、李瀚一辈著作不允存于世，兴化李氏诗群无异于被“钦定”为不法之辈。
在兴化诗群中，陆廷抡（1627—1684后）是很突出的一位。廷抡字悬圃，别号海樵子。据《离忧集》说：“成童时，才锋横出，吾师汤司理以国士目之。经国变，坐卧一室，授徒养母，唯与同邑李平子讲《易》，李艾山谈诗，宗子发论史，三人外，跫然足音也。”甲申后，他居城郭外，三十年不入兴化县城，吟啸狂歌于一小楼，著有《酩酊堂集》。陆廷抡这种心性，后直接影响了其子陆震（仲子），前已提到，陆震乃郑燮终身不忘的启蒙师。
关于《酩酊堂诗》，可引其《过史相国坟》为例，以见借“酩酊”浇胸中遗恨：
广陵城北一孤坟，云是先朝旧督臣。
冢上断碑题汉字，路旁荒草拜行人。
沧波呜咽三江戍，碧血凄凉万古春。
一自前军星坠后，至今无复见纶巾。
四 秋江散人冷士嵋、黄云、宗元鼎兄弟
清初广陵（扬州）、海陵（泰州）、昭阳（兴化）、京口（镇江）之间布衣诗群中，黄云与冷士嵋是两个品节、名望和成就都很卓著的高士。泰州黄云作为维扬地区的诗老，联结着各个层面的文人，而其兄弟子侄亦无不能诗，“广陵五宗”中的宗元鼎又是他的儿女亲家，所以黄氏家族群体具有当时苏北一带特有的亲族相随、清逸高蹈的遗隐风范。至于蛰居丹徒山壑间的“秋江散人”冷士嵋则不仅和对江的布衣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还与吴中遗民如文点以及“易堂九子”中的魏禧等密相往还，称性命之交，这是一位沟通着大江南北的重要的隐逸诗人。
黄云（1621—1702），字仙裳，号旧樵。关于黄云在甲申、乙酉之际的行踪出处，前引杜濬《樵青歌》已见大概。他还有一事史多称述，即其于崇祯末赴童子试时受知于泰州知州陈素（淡仙），后陈氏在南京遭马士英、阮大铖迫害入狱，黄云卖去田产以营救，并与陈素“同卧起于囹圄中”。陈得释，两人同离白门。陈氏旋卒，黄仙裳赶赴浙江桐乡陈家吊哀，并哭之以诗云：“白门多难后，生死亦相依。阅历一心在，苍茫万事非。”王晫《今世说》对此载述甚详，谓当时黄“举声哀号，感动行路”。王晫介绍黄云说其：“负气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辄谩骂之，人多目以为狂，不敢近。”然与同里著名诗人邓汉仪、宫伟镠却称莫逆，和冒襄、邢昉、顾梦游、纪映钟皆为诗友。邓汉仪《诗观初集》说：“当代作者如林，求如仙裳之风神秀上、格法婉惬者，目中实罕其俦。”一生著作甚富，诗集先后刻成《樵青》、《康山》、《悠然堂》、《桐引楼》等多种，然存世仅末一种之七言律部分以及诸家选本所选若干首。黄云与著名大画家石涛交好近三十年，晚年又导引孔尚任交游江东遗逸之士之尚存世者，故而黄氏又系书画戏曲史上关系很深的人物。邓汉仪认为黄仙裳诗“风神秀上”，是指其诗风格以韵胜，情思摇曳，不事雕绘。他的作品即若写哀情亦较清婉，如《青溪月夜，续灯庵即事》：
莫信繁华擅六朝，茅庵深坐话清宵。
金陵万事都如梦，月色犹留旧板桥。
但是婉委之笔并不是空枵其内而徒求格法，黄云的诗中均有“事”，像《送何龙若归京口》：
米家画里放船回，一路看山倦眼开。
只恐还乡无旧业，桃花空傍战场栽。
何铁（字龙若）是原籍丹徒而逃亡流寓于泰州的遗民子弟，书画兼擅，尤精篆刻，并能词曲，曾从陈维崧学。这位小字阿黑的艺术家是清初的一位怪才，与黄云族侄以围棋称国手的黄龙士（月天）都是海陵享誉全国的奇才，足与也是泰州人的大评话家柳敬亭先后媲美。但何龙若身世极惨，怀抱深沉的家国之恨，黄云的这首七绝相当洗炼地勾勒了这后辈的心境，尽管字字简易，毫不着力。
黄云的儿子黄阳生（上木）、黄泰来（交三）均擅诗，泰来又系宗元鼎之婿。此外，他的女婿戴舆（宁斋）以及泰来之子黄鸾祥（瀛客）也都有诗作传世，一门唱和，盛称当地。黄云兄弟群从中以诗人称者众多，其中从弟黄九河尤著名。九河字天涛，号浮螺，著有《玉照堂稿》，构秋嘉馆、杜来阁于姜埝江边，杜濬等均曾避居其家。
黄云的亲家宗元鼎（1620—1698）与宗元豫（半石）、宗观（观问）、宗子瑾（完爱）、宗子瑜（不掩）世称“广陵五宗”。宗元鼎字定九，号梅岑，又号小香居士等，为清初扬州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著有《芙蓉集》、《新柳堂集》，早年诗风近晚唐的温、李。据《扬州足征录》辑存的孔尚任所著《诗人宗梅岑小传》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玄烨“圣驾南巡”时召见他，他“因垂竿江上，未获进见”，但在这之前他已贡太学，考授州同之职，只是没有受职。令人奇怪的是“憔悴江滨，拄户高吟”（邹祗谟《芙蓉集序》）的宗元鼎年长王士禛十四岁，却“从王士禛学诗”（《四库全书总目》），《渔洋诗话》也称“门人宗元鼎梅岑诗，以风调为主，酷学《才调集》”。王士禛司李扬州时，宗氏已年四十岁，何以出此举？从文学史角度看，此类事与王氏等“多布衣交”均说明清初诗坛上存有种种复杂现象，政治权力的因素正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多渠道地发挥影响和制约。
宗观诗名在当时也高，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应试中副榜，官安徽贵池教谕，后迁居常熟，为宗氏别一支。在宗氏群从中始终矢志无改，隐居兴化土室以卒而足称逸民高士的是宗元豫。
宗元豫（1624—1696），字子发，号半石。元豫与元鼎、观为从兄弟，均系宗名世之孙。兴化宗氏系由京口迁入，又曾著籍上元（今南京）。宗元豫年十五岁补诸生，后其父宗万化殁于潮州州判任上，接着甲申国变，他就弃诸生服。冷士嵋《宗子发墓志铭》说其“避地高邮湖西，再徙昭阳土室中，谢去一切，唯日穷订经史；即羹藜饭藿，时有不继，如是者垂二十年”。著有《两汉文删》、《古诗赋删》、《唐二十家明二十家诗删》等，自作诗为三卷。于文尤“思而振之”，力挽颓风。平生与冷士嵋交最契，《墓志铭》云：“余与君缔交久，意相得甚。聚合时，非登高凭远即商榷诗文，正订经史。间烧灯夜坐，烛跋漏沉，至述往事，话衷曲，感遭逢，则辄共低垂哽塞无一语。”康熙二十七年（1688）孔尚任与他俩相晤时有一诗《宗子发同冷又湄过访》：“冷君交最冷，宗叟独与亲。诗卷江间气，颠毛乱后身。买舟芳菊候，访我病僧邻。茶熟无多语，萧然见古人。”此为宗元豫六十五岁时形象，冷士嵋则六十一岁。
宗元豫《半石诗钞》风格苍劲严冷，结
抑郁。诚如《忆昔行寄陈确庵》诗中所述：“风光仍似旧，人物已疑非。到处登临肠欲断，每逢戎马泪沾衣。”他只是在“河山俯仰伤今昔”的怀抱中“日暮荒郊采蕨薇”，行吟草莱间。《七夕集晓榭》吐露了只求拙不求“巧”的心声，以坚贞心作“七夕”诗，在千百年同题诗中别开生面：
逃暑偏宜竹，观云更有台。
双星天上会，二妙日南来。闽中二客适至。
露逼枫林老，凉催菊蕊开。
白头甘抱拙，那望鹊桥回。
在京江遗民诗人中，冷士嵋是成就最高的一个。
冷士嵋（1628—1710），字又湄，号秋江，丹徒人。甲申岁明亡，士嵋年十七，已补诸生。其兄冷之曦，字子晋，原系史可法牙将，乙酉南都破，之曦在丹阳组织起义，兵败被执不屈死。据黄中坚《蓄斋集·秋江散人小传》等，知冷士嵋亦曾往依义军，故杨宾《晞发堂诗集·亡友》诗有“冷士举义旗，全家著忠烈。秋江百死余，毵毵满头雪”，“终身白衣冠，表此一生节”，“赠言井中诗，看君语悲咽”云云。家破后，他服古衣冠而隐，终身不入城市。《丹徒县志》说大学士张玉书“归里省亲，尝访之，及还朝，招之，不往”。又说人们对他“蓑衣箬笠、竹杖芒鞋，晦明寒暑不易”。很奇怪，他回答说：“吾戴箬笠，痛胜国之天不复见，着芒鞋，痛胜国之地不复履。”著有《江泠阁诗集》正续共二十四卷。
冷氏诗感慨深沉，清折激壮之音特多。如《哭子晋兄》：
吾兄虽弱冠，忠义古人难。
愤血千秋碧，操心一寸丹。
旌旗落泗水，魂梦绕金坛。
痛作包胥泪，霜飞六月寒。
今存诗集中尚多见这样的诗题诗句：《壬辰春孝陵山下作》“一盂麦饭谁陈荐，空对空山哭杜鹃”；《和南云先生三月十九日云岩送春作》“此日断肠谁识得，伤心那独为春归”；《三月十九日岁再逢甲申，感而有作》“海棠花落东风里，此事伤心六十年”。他在《三月十九日圣忌日偶成》诗中更直说：
一年一度逢花发，每见花开辄黯然。
往事有谁来记忆？春风空老白头年。
“三月十九日”作为一个符号，已成为民族情绪的标志。冷士嵋径称这一日为“圣忌日”，极罕见，他要人们始终记忆“往事”，简直有点明目张胆了。
顺治十六年是镇江遭大劫的年头。郑成功水师占领镇江一线而又撤退后，清廷大肆镇压迎奉郑氏、支持郑氏的各界人士，此即“己亥通海大案”。冷士嵋在《诔张烈妇夏氏》中写道：“己亥值大乱，杀人如草薪。蹈刀赴汤火，视之同衽茵。见危即授命，不复顾逡巡。”“巾帼乃能尔，愧彼轩组伦！”《海天别》记述己亥之役，既写了郑成功舰队“乘波直指京江来”，清军“骁骑三千一时没”的威势，又写了郑氏师败而退时，“两岸人家百余万，尽被戈兵拥都市”的遭殃。一边是郑成功军队带走了大量壮丁，一边是清军的威逼，只见“父兮叫号母兮啼”而又“不敢相亲只相视”。战争给京口万姓黎民带来的是“城里纷纷出城死”，“奔号投窜城东西”的灾难。
长古《文太史椅歌为姜仲子赋》是一篇有关文化史的佳作。诗以文徵明的座椅起兴，借物抒情，抒述了二百年间“异代兴亡”，“兵火身经几更改”的历史。此椅在文徵明卒后归文氏弟子彭年，彭年亡故又转回到文徵明曾孙文震孟处，震孟身后不久“国难崩奔乱似麻，门阀一时漂没尽”，吴门文氏在清初遭到重大打击。于是，椅子到汪琬家中，汪琬之子又将之赠姜埰之子姜实节（仲子）。此椅辗转过程，除了令人感喟“世间无事不沧桑”外，还让目睹此物者不能“不怀旧”。文、彭、汪、姜四家是吴中文化之族，四姓的不断兴替变迁，正划出了一条三吴文化世族的演进史程，而其中文、姜二家与前朝关系又最深切，所以，冷士嵋对此“前朝物”百感交集。
吴门文家在明亡时遭际极惨，文震亨顺治二年病死于阳澄湖上，第二年文震孟的次子文乘因抗清于太湖被捕遭害，震亨之子文果出家为僧，名超揆（轮庵），确实是“门阀漂没尽”。冷士嵋与文震孟之孙即文秉（大若山人）之子文点友谊深厚，他在文点死后为作《南云文先生墓表》，并一再哭之以诗。文点（1633—1704），字与也，号南云，著有《南云山樵诗集》十卷。文点与江浙遗老有深远的联系，他的死使冷氏伤心之至，其时冷士嵋也已是七七老翁了。试读《哭文与也》：
人没琴亡竹坞东，到来不与旧时同。
白云秋石荒凉尽，空对寒山落木中。
又《过文与也墓下》：
不道寻君薤露边，一抔宫陇卧荒烟。
山深路僻人来少，野草茫茫没墓田。
这已是康熙四十三年的事，正好也是甲申年，上距明亡整一甲子，文点卒在农历四月初十日，又是三月十九后二十天。所以，上引诗的境界的凄寒萧瑟恰好意味着遗民心事已将衰竭，康熙“盛世”的现实已严重地击破了一切幻梦。于是，冷士嵋《梦里青山图为桐上人题》二首似可作为遗民诗的结穴，其诗境实在就是遗老们心态的写照：
竹屋蒲团万壑东，萧然一幻坐来空。
十年尘虑都亡尽，留得青山入梦中。
片云孤鹤寄人间，心自禅空梦自闲。
莫把画图看作画，画中山是梦中山。
扬州、镇江一带遗民诗人中尚有潘高、蒋易等为当时著名者。潘高（1624—1678），字孟升，金坛县人，有《南村诗稿》二十四卷，《句溪诗稿》三卷。清初人曾以潘高与邢昉等齐称，以为系布衣诗人之杰出作手，一般称赏他的诗古淡而味腴。沈德潜又认为其五古“清真”之格，可与李邺嗣的“刻峭”并雄，“求参立者或难其人”（《清诗别裁》）。潘高行迹与邢昉、吴嘉纪等略异，早年受知于钱谦益，后曾与龚鼎孳、徐乾学兄弟交游，并不伏处草野，但又不愿入仕。诗也不是一味幽深古逸，《缫丝行》、《当窗织》、《贩茶行》等诗表现织女、丝工以及茶商生涯，都较切近现实。《杂感》组诗以及《咏怀》一卷，也见苦心。
与杜濬、王于一、石涛、龚贤等交往甚密的蒋易，是广陵布衣中很活跃的一位。蒋易（1620—1689后），字子久，一字前民，号蒋山，江都人，善诗工画，兼擅戏曲，故晚年与孔尚任甚友善。著有《石闾集》以及传奇《遗扇记》等。蒋易在布衣诗人间较多山人色彩，诗以五言律最工。如《十五夜默庵招饮》：
应为冰蟾好，羁凄共野亭。
醉开双泪眼，寒动一天星。
战鼓春风寂，渔灯夜气腥。
炉存先世物，香爇蔗浆青。
工于对句而又情韵不匮。又如《乱后过瓜洲旧居》：
鸟散瓜洲渡，书归杨仆船。
荒城无马迹，广厦几人烟？
晴日江光凛，秋星杀气缠。
蓬蒿原自满，此别更萧然。
这些均系较早作品，能写出时代氛围，后期则酬应诗多，意转轻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