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中国古典抒情诗体之一种的词，以其波澜涟漪而又璀璨绚丽的流变历程，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当人们目接这一丛丛霞飞彩流、动人心魂的诗国奇葩时，不能不为民族文化曾呈显过如此丰腴瑰美的景观深感骄傲自豪。

词自晚唐五代发展到两宋之际，出现过一个极为灿烂的黄金时期。接着基于时代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种种历史原因，加之视词为“小道”、为“艳科”的观念的羁缚，一度日渐趋于衰落。

继元明两代词风趋入委靡势态之后，清词复振颓起衰，艳称“中兴”。似可借取顾炎武的一句诗谓“老树春深更著花”，词在历经七八百年走成了个马鞍形的行程时，一代清词以其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的空前盛况，终于为这抒情文体的发展史谱就了辉煌丰硕的殿末之卷。

历经战乱和水火虫蠹之灾，清人词集已亡佚不少，但即使如此，今存清词数量之浩繁，仍是超越前代多多。仅就编纂《全清词》时汇辑情况而言，清初顺治、康熙之卷即得词5万馀首，词人数逾2100。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20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1万之数。如斯蔚然壮观，确是令人兴奋。诚然，数量不足以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是应该承认，数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种事物是否昌盛繁荣的一个标志。

清词的堪称辉煌丰硕，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广阔而丰富地表现了清朝260馀年间社会现实的诸种播迁，特别是它艺术地透现着这特定时代的人间百态在各个层次上的知识分子心头所激起的哀乐与悸动。这原是一个世道多变的时代。举凡明清易代之初山崩海裂般的震颤，“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等等诡谲不测的政坛风云触发起的旧巢既覆、新枝难栖的悲慨与惶惑，“三藩”乱定后号称康、乾“盛世”与“十全王朝”时期文网高张，才人志士们的抑郁寂寥、惊恐莫名，嘉、道以还外侮频仍、烽火遍地以及“宗庙”倾圮的愤怒、凄怨、彷徨、惊悚……无不在词人们笔底有着多侧面的深沉的抒述。词在清代，已用其实在的、充分发达的抒情功能表征着这一文体早就不再是“倚声”之小道，不只是浅斟低唱、雕红刻翠徒供清娱的“艳科”了。所以，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任何“诗庄词媚”一类“别体”说均被实践所辩正。词的可庄可媚、亦庄亦媚，恰好表现出了其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

这应该是清词“中兴”说的一个主要方面的认辨和论定。因而也是笔者梳理清词发展史实的主要着眼点。

词原是与音乐艺术血肉关联的歌韵文学之一种，如同它的姊妹文体“诗”和“曲”一样，其始乃是更多地诉诸听觉美感以扣人心弦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人的抒情要求愈趋丰富强烈，审美情趣也不断发生嬗变，而倚声谱曲的复杂的技术性问题更是多有因革变易，于是，词逐渐与“乐”相游离，审美感官也就由听觉为主转向为以视觉接受为主。由此，词的抒情功能愈益增强，抒情主体的特性也逐益显明，作为广义的抒情诗的一体的独立性完全确定了。

词的这一与“乐”相离合的流变过程，几乎是中国古代韵文学范畴各体裁所通同经历的。但是，词又有其独到之处。这独到处就是：当词与音乐虽已相脱离，不需也不必付之弦管丝竹时，可它从声乐音韵的附丽之壳中已植入了不可移易的众多的格律基因。具体地说，即它的长短参差的形态结构仍内涵有声韵的相当严格的规定性。所以，词必须按谱而填。词而有牌，正是这规范性的标记。从这一点看，词较之“近体诗”的音韵制约因素多得多。然而，词的与生俱来的长短句式，则又更接近“古体诗”的可以不限于五言和七言，于是，它比“近体诗”就显得更多些自由和弹性。这种自由和弹性恰恰能使抒情性得到极大的满足。词的抒情容量，也即它的情意的可容性空间被充分扩大，无疑是抒情手段的一次重大的可喜的进步。这就是词之所以能成为足可补增“诗”的抒情功能而同时并存的某种优越性。正因如此，所以，声韵的制约性在高明的作家笔下固然没有成为羁绊，反倒被恰到好处地运用并发挥着它的音韵声调之美；抒情的弹性空间则又更利便于心绪的抽发、回转、折叠。这样，词不仅获得了自《诗》、《骚》、乐府以至五七言古近体同样的抒情功能，而且还奇妙地构成了它独具的或旖旎绵密、缱绻回环，或激越飞扬、奔泻跳宕的更适宜于歌哭悲欢之情绪波段的特性。

粗略概述一下词体流变及其抒情性能的兴替问题，意在更切近实际地辨认词的本体特点，从而确认它的抒情性。笔者以为，倘若离开了这个基点，一部词的发展史的总体框架和演化进程无法清晰辨认，至于历来争执辩难不休的诸如“诗馀”、“倚声乃小道”之类论题也是不可能给予正本清源的辨析的。

是的，只有毫不游移地确认词之为体的抒情特性，方能游刃以解词的历经唐宋元明以至于有清一代这千馀年间兴盛消竭、起衰振颓的种种肯綮症结。事实是，词的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而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词的抒情功能起落消长的同步历程。至于清词之“中兴”而复趋衰势，同样是抒情性能的是否被充分发展与否的问题。到晚近则又关涉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审美习惯的变迁，特别还有语言运用方面的巨大变化等原因，辨认问题的参照系就更多了，这将是讨论封建时代的文学怎样蜕变革新为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命题范畴，已不是本书所承担的任务。

如上所述，当我们确认了词是抒情诗之一种时，就不难理解何以这样一种格律声韵以至章句格式等方面都已严格定型的文体，竟能重又衰而复盛于清代，并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蔚为大观的局面这个历史现象。同时也才可能不囿于旧时陈说，而较准确地体认清词固有的面貌，即既有继承发扬唐宋词的珍贵传统一面，又有其新的发展和扬弃的一面。

本来，流变是一切事物得以发展的活力所在，反之，一味因循沿袭只能导致衰竭凝滞，进而必也失去其保持传统、继承前贤的积极意义。

所以，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式的恢复，不是沿原有轨迹或渠道的回归。因而，简单化地以宋词作为绳衡标尺来论评清词，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科学的态度。“清词”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它是那个特定时空中运动着的一种抒情文体。这也就是本书力图始终贯彻的一个观念，并努力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清代词史的演变过程以及论定流派和作家的成就得失。

文学流派的繁荣纷争，每每是一代文学或某一文体兴隆旺盛的鲜明标志。因为，只有当某一文体自身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有着足资借鉴的艺术积累可供作家们据以各自主客观条件而加以选择、汲取、承继、创变、更新的前提下，方始可能涌现实体性的流派。而一个流派的形成，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在词的发展史上还不曾有过如清代词所表现出来的如此鲜明、如此成熟以及有着很强自觉意识的众多流派和群体。众多的各自坚持着艺术审美追求的流派和群体的存在，其本身就表明这是个词的风格繁富的振兴时代。值得提起注意的是，清代词派和群体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这种带有强烈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文化色彩的特性，愈益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造成的大文化背景与文学事业的密切契合的内在联系。

因为清词流派变迁的走向是与一代清词盛衰起伏的演化历程适相同步，所以本书的总体框架是：以词风流变为主脉，以词派消长和各时期重大词创作活动及群体实践为骨干，从而经纬以大家、名家创作成就的论评。评估则以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探觅其“因”和“变”的沿革流向为重点。凡“史”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跳脱历史时代的顺序，时势人心则总是直接间接地影响或支配着文学风气的演变，清词风气与时势人心这二者之间的感应同样契合如符。但词的历史毕竟不是社会政治史，所以词史不可能全同于历史书的分期。特别是如嘉庆、道光时期的词风的流变，套用“近代史”的习惯分期法会显得不切实际。故本书在某些章节中将以流派和群体的活动来分章布节，个别作家的编列位置与时序略有交错。

考虑到文学史或文体史不宜于考证辨析，所以本书中有相当一批词人的生卒行年，虽系笔者爬梳史料所得，然一般不作考辨性展开，拟另著专稿辑述。

词史又应区别于词学史和词论史，故凡与词人创作实践无涉，与流派演化没直接关联的词论词话著作，不予专章专节论列。至于密切有关于词风流派的变迁的理论文字，则择其珍贵而足以说明问题的述评之。重要词人的词学主张当然不该剪略的。

“名家”之认定，从来多有出于偏嗜者。本书在论评时不尽从同前人之说。而往昔多被轻忽的位卑名微而词艺卓有可取的词人，理当公允地承认其应有的位置。25年前有老辈学者专撰《表微》一文，“史”的承担表微义务似是责无旁贷事，此或能得到专家和读者明鉴的。

“史”的覆盖面应力求宽广，明珠淹没则是著史人尤不得推辞其咎的失职。然而清词研究尚处于筚路蓝缕之际，一部总集亦尚未编就，故笔者心常有馀而力实不足，粗疏脱漏以至谬误不经处定多不免，敬祈各方赐教厘正，以期他日得以渐臻完善，则深有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