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派回流、词风胚变中的

南北词坛（上）清顺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辞”科诏试这之间约30年左右，是清初词风胚变，词学振兴的极其重要阶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辈出的繁荣景观而言，较之后来的经常出现定于一尊的词坛气象，无疑要更充满生气活力，更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着的勃勃之势。这是一个清词真正堪称“中兴”的历史时期。

清初这段时期里词之所以能振衰而起，在诸多的原因中有两点应该着重提出。一是时势的推举。对此，近人叶恭绰有段话概括得比较切实简要：“清初词派，承明末馀波，百家腾跃。虽其病为芜犷，为纤仄，而丧乱之馀，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复以分途奔放，各极所长。故清初诸家，实各具特色，不愧前茅，远胜乾、嘉间之肤庸浅薄，陈陈相因者。”（《广箧中词》卷一）需加补充的是，“丧乱之馀”、痛定思痛的哀感之外，新王朝在诡谲难测的风云中所凌厉施加于知识之士的威劫和对追念前朝的逆反言行的镇压，更加剧诗人骚客的深层心理的压抑和激荡。这一时期，南明反抗势力已渐成爝火馀焰，西南永历政权固是远徙蛮荒边陲，显然无能为力，即使东南沿海的张名振、郑成功、张煌言于顺治十年、十二年、十六年先后多次合师北上，入长江而甚至破瓜州、克镇江、围南京，并深驱到皖南数十府、州、县，但终因贻误战机而败退。特别是顺治十六年（1659）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失利，不仅东南士民鼓涨的热望痛苦地落空，而且遭致清廷愈益残酷的杀戮，金坛大狱等随之发动，震惊南北的“科场案”也空前严厉地出现于此间。接着顺治十八年的“奏销”一案从更宽阔的层面上打击了汉族知识分子。身同感受的痛楚和大江南北战火千里造成的灾难，无不激烈促迫着他们心绪的哀乐起伏。心态的启变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丰富地复杂地见之于章句的字里行间。“笑啼非假”，诚是如此，“分途奔放”则又是情绪的要求、遭际的异同所致。

另一点重要的原因是词得到深孚“人望”的大有力者的倡导。顾贞观《论词书》说：“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登才子，并与宴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之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引见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这是词学史上罕见的带有深刻的时代特点的现象。要而言之，即既合“吐其胸中”的强烈要求，又适足以借助长短句被视作“尊前酒边”浅斟低唱“小道”的掩护而可以躲避风险，于是，词的创作风起云涌般地争竞于南北。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生恰好是与顺治、康熙两朝相始终的顾贞观，以清初词坛极盛时期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从纷繁的头绪中为人们提挈出一个盛衰消长的脉络，界限清其演变推进的大体轮廓，为今天梳理这段史实提供了足资参证的依据。

除了关于阳羡词派这一个雄骋清初的流派的论述将另作专编外，本章拟大致按时序先后穿插地分节评述这段时期内各家各派的活动和成就。至于有些被称作“一时领袖”的著名词人如龚鼎孳（香严）、曹溶（倦圃）等，则尽可能按史实分别放到有关流派和群体活动中加以评介，以清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