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永远和平——“国际和平战士”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的中国情

1999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前夕，我受新华社委派，专程赴山东省府济南，采访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先生。

9月的济南，虽已进入秋季，但气温仍然高达29摄氏度，我在新华社驻济南军区记者张玉清、张庆红的陪同下，顺利来到位于济南市中区玉函路的温纳瑞斯的家中，见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友人温纳瑞斯老人。

初见温纳瑞斯，就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满头银丝，就连长长的眉毛也是白的。温纳瑞斯说着一口流利而地道的汉语，中间夹杂着明显的山东话音，挺拔的身板，洪亮的嗓音、幽默而风趣的谈笑，使人很难想象他如今已是78岁高龄的美国古稀老人。

温纳瑞斯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请我不要称他“温老”“温教授”，直接称他为“老温”，“这样让我感到很亲切”，他边说边亲自为我这北京来的客人沏茶。

“我非常喜欢喝中国的茉莉花茶，50年来我已经习惯了，非常好喝，每天都要喝五六壶，咖啡每天只喝一小杯。”

当我们讲明来意后，性格开朗的温纳瑞斯便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随着他的讲述，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浓浓地映衬着他那感人至深的中国情。

温纳瑞斯的全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范德格里夫特小镇的一个工人家庭，祖父早年从希腊移民到美国，父亲当过煤矿工人、炼钢工人、纺纱工和清洁工。

“我的母亲共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大，还有三个妹妹，现在都还活着，有一个妹夫今年已经82岁了，我出生后不久的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全家生活更为困难，我不得不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打工。那时，白天上完课后下午四点半要准时赶到一家电影院做杂活，一直工作到深夜，每天只能睡四五小时，一周下来只能挣到3.5美元。”温纳瑞斯边喝茶，边向我们讲述着他的身世。

“1940年6月中学毕业后，一连跑了好几个州，都没找到可做的工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报名去当兵。”

1940年8月，18岁的温纳瑞斯当了美国陆军的一名步兵。“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南太平洋上千个小岛上，面对日本飞机连续18个月的狂轰乱炸，温纳瑞斯第一次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无情考验。

在太平洋上当了5年零一天的兵后，温纳瑞斯复员回到了美国。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到处都是工人罢工。为了生活下去，温纳瑞斯又跑到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加利福尼亚州去找工作，在一家汽车制造厂里当工人。这时，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的美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温纳瑞斯只得第二次报名去当兵。当时温纳瑞斯动了脑筋，想与政府签合同在国内当兵，不去国外，但美国政府规定：当兵一定要去东方，到朝鲜去当补充兵。军人只得服从命令，两个月后去了朝鲜，温纳瑞斯时年28岁。

温纳瑞斯先从美国到了日本，然后再坐船到南朝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许诺：美国人要创造历史，“感恩节”（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前要全部占领朝鲜，打到中国东北的安东。于是，温纳瑞斯同大批的美军一起，被派到38度线以北的平壤。

温纳瑞斯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朝鲜特别冷，达到零下42摄氏度。11月27日，部队开始后撤，道路泥泞，志愿军把我们的后路给切断了。我亲眼看到联合国军中土耳其士兵被志愿军打得败下阵来，整个军队士气低落。有一名军官挥着手枪让我们去支援前线，可是不一会儿飞来了一架直升机把第八军的高级将领瓦克将军接走了。我当时心中产生了疑问。

“撤退的道路拥挤不堪，天色暗了下来。群山环抱之中，眼前漆黑漆黑的。凌晨两点多钟，我们彻底被打败了，志愿军在向我们进攻。突然，一阵志愿军冲锋号猛然响起，划破夜空，我和几名士兵躲在一辆坦克后，害怕极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和一名墨西哥籍的美国兵爬到一个深山的山洞里藏身，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山洞里的冷气几乎要把我们冻死，可我又怕如果被中国人俘虏，肯定会被枪杀。因为当官的一直告诫我们说，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等山里的大雾逐渐散去的时候，我看见大量的志愿军在一个山谷里集合，后来走了。我们躲在山洞里又冷又饿，但又不敢出来。挨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听到附近有人说话，探身一看，发现一队志愿军押着几百名联合国军战俘，在附近的一所民房周围坐了下来。这时，看到一个志愿军拿着一大捆钱送给朝鲜老百姓，买了一些白菜、大米、猪肉和辣椒等吃的东西，做给俘虏吃。

“我当时很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议：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这些东西去拿去抢不就行了吗，根本用不着花钱买。眼前发生的事和美军的宣传截然不同，美军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志愿军要用共产主义征服全世界，让我们当奴隶。面对这一切，我被深深触动了，原来志愿军对朝鲜人民很尊重，对俘虏也很好，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

“看到这些，已经没了担心和害怕。我和那个墨西哥籍的士兵把枪扔掉，爬出山洞，举着手下山向志愿军投降。这时，一名高个子志愿军军官用英语向我们说：‘你们要是投降，就坐下。’然后给了我一支香烟。他告诉我：‘你们不要怕，我们会待你们很好。等停战和平以后，我们要将你们送回家。战争的责任不是你们，而是美国一小撮搞政治的人。’听了这话，我的心里就更不怕了。”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捕获了以美国为首的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大批战俘，并克服重重困难，在中朝边界的碧潼地区建立起一座前所未有的战俘营。

战俘营周围看不到铁丝网，也找不到荷枪实弹的卫兵，有的只是丰衣足食、井然有序的作息生活，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和读书阅报的求知场景。

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宽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感化了无数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

温纳瑞斯就是这些被感化了的战俘中的一员，他对自己在朝鲜战俘营的三年生活记忆犹新。

他激动地对我说：“我被俘后，同大批战俘一起随志愿军跑了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最后跑到鸭绿江畔的一个战俘营安定了下来。

“我们这些俘虏中有美国兵、英国兵、德国兵、希腊兵、比利时兵、加拿大兵和土耳其兵、印度兵等，来自十几个国家。一来到战俘营，志愿军管理人员就发给我们每人一支钢笔、一叠信纸和信封，让我们给家里写信，并保证一定帮我们把信寄到各自国家亲人手中。我当时非常喜欢那支中国造的黑色大钢笔，现在还能记起它的形状。

“说到写信，有一件事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名美国兵名叫何兰，当别人写信的时候，他坐在旁边流泪，原来他是个文盲，不会写信，看到别人写家信，他也想家，心里很痛苦。第二天，来了几名志愿军，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人也不见了。大家都感到很纳闷，以为他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去了俘虏营附近的一个志愿军的住地。过了三四个月，他回来了，他会写信了。原来，志愿军单独为他补习了几个月的文化课，教他学习文化。我在美国演讲时讲了这件事，好多美国老人都掉了泪。

“在战俘营，志愿军从不打人、不搜身，也不拿战俘的东西，直到战俘营生活结束，我的裤袋里还有一颗留下来的子弹。志愿军曾把我们的手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写上每个人的名保管起来，等到了停战和平那天再发给大家。记得发给我们表的时候，有一只手表不见了，志愿军就给了这个士兵等值的钱，这个美国兵就用这些钱全部买了食品请大家共享，欢庆朝鲜停战，迎来和平。”

温纳瑞斯有着难以想象的记忆，尤其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连日期都记得很清楚。回忆起战俘营的生活，他越讲越兴奋，几乎都没有我插话的机会。

“在战俘营的日子里，我经常能看到头顶上中美战斗机在空中进行激战，不少美军飞机被志愿军击落。美军飞行员跳伞后当了俘虏，就同我们在一个战俘营，同样受到人道主义的宽待。

“朝鲜的冬天特别冷，志愿军为我们配发了棉衣棉被、棉毯棉帽、毛毯和棉手套，住的炕也烧得暖暖的。

“我们的伙食比志愿军的还好，每天都能吃上鲜面包、鸡蛋和肉。在战俘营，吃饭讲究民主，志愿军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炊事员来做西餐。后来美国炊事兵学会了做中国饭，又丰富了美国的西餐，志愿军还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与不同的宗教习惯，提供了充足的牛羊肉给他们吃。

“我们在战俘营能过好几种节，如美国的圣诞节、感恩节，英国的加冕节，土耳其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过圣诞节和春节的时候，一连几天战俘营都处在节日气氛之中。

“一次过圣诞节，我扮成圣诞老人，脸上粘上了白胡子，穿上了红色的衣帽，用麻袋装满礼品，到另一个战俘营去送圣诞礼物。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赶到那里时正好是圣诞前夜的12点，那里的战俘非常吃惊和激动，全部站起来热烈鼓掌，我回来时已经凌晨两点了，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着。”

温纳瑞斯动情地说：在战俘营，志愿军从来不管我们叫战俘，而称“同学”“学员”“朋友”，非常尊重我们的人格。除了平日学习生活外，还每天组织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增强我们的体质。夏天我们可以在鸭绿江中游泳，冬天又在鸭绿江上滑冰。战俘营里各种球类都有，图书阅览室的书刊也多。

谈起战俘营的生活，温纳瑞斯几次提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最难忘的是1952年秋季战俘奥林匹克运动会，有2000多名战俘参加，规模特别大，内容也丰富多样，有田径、篮球、足球、棒球、橄榄球、拳击、摔跤等好多项目，开幕式和发奖仪式尤为隆重。

“记得摔跤比赛是土耳其兵成绩最好，篮球和拳击项目被美国人拿了冠军，田径选手克雷福德被俘前曾在美国陆军运动会上得过金牌，在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这位黑人运动健将也出尽了风头。”

1953年7月24日，朝鲜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双方就应遣返所有战俘，而美国当局百般阻挠，带头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执行所谓“自愿遣返”的方针。

三年的战俘营生活，志愿军言行一致地执行宽待政策，使战俘们由敌人变成了志愿军的朋友。由于怕回到美国后遭受政治迫害，为探求真理和维护世界和平，21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拒绝回国，而是选择了中国，其中就有温纳瑞斯。

温纳瑞斯激动地对我说：“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后，在战俘遣返时，我断然决定拒绝遣返，在板门店，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就以各种优惠条件来拉拢我：一个美国军官给了我好多报纸、书籍和大量的礼物，说回到美国后年薪可以给到70万美元，并帮我找一个金发姑娘做妻子。后来又说我父亲得了癌症，可以用飞机直接送我回美国，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改初衷，终于顶住了‘糖衣炮弹’，下决心到中国去，同中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献身。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我当时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1954年2月，温纳瑞斯和20名美国战俘、1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

在经过短期组织他们到中国各地参观旅游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的4项选择。“我过去曾是工人，习惯在工厂工作，便选择了工厂，来到了山东济南造纸西厂。”

谈到40多年前的事，温纳瑞斯仿佛又回到当年，年轻了许多，眼睛也放着光。“这是个非常好的工厂，厂里大部分都是老工人。工人们把我当兄弟对待，都喜欢接近我，尤其是我的师傅陈维华，他是个‘老八路’，共产党员，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开始的时候情况不熟，生活有些困难，工人兄弟热情地帮助我克服困难，生活得非常愉快。我特别怀念当时的生活：工作之余，我常和工人兄弟们在一起，或串门聊天，或学习娱乐，逢年过节，大家在一起喝两杯‘白干’，真是美极了！”

温纳瑞斯在工厂的生活紧张而又愉快，从1954年到1963年，不知不觉中很快度过近10个年头。1963年，经过工厂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保送他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理论等课程。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温纳瑞斯虚心好学，肯下功夫，汉语水平明显提高，毕业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老温笑着说：“我的毕业论文是在‘文革’中完成的，最终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结业证书。”

“毕业后，我认为理论应该联系实践，于是我还要求回济南造纸西厂工作。回到工厂后，我受到厂里干部和工人们的欢迎，不少工人老朋友说：‘老温真和咱们心连心！’从1966年到1976年，我在造纸西厂一干又是十年。”

工厂里的工人师傅热心地帮老温介绍了一位山东姑娘，名叫白锡荣，1966年他们相识后谈了一年恋爱，1967年结婚建立了家庭。结婚时，造纸西厂的工人兄弟们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1970年6月，大女儿温绍霞出生；1972年，又喜得一子，取名温绍磊。温纳瑞斯亲切地称老伴为“老白”，纯朴和蔼的白大妈告诉我：“老温性格开朗，从不计较小事。他还特别喜欢孩子，每当下班回家，两个孩子就吊在父亲的脖子和胳膊上。那时候一家人虽然不太富裕，生活还算美满，我们感觉挺好的。”

1977年，温纳瑞斯应聘担任山东大学教授，讲授英语课程。后来，他又被齐美学校聘请进行英语口语教学。他注意教学方法、讲求教学质量，对学生认真负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些年，他交上了许多年轻朋友，至今还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有一位年迈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翘首企盼着分别多年的儿子，这位老人家就是温纳瑞斯的母亲，一位秉性刚烈的伟大女性。当1953年朝鲜停战后，温纳瑞斯选择到中国定居的消息传到美国后，这位坚强的母亲顶住来自多方的讥讽和压力，坚信着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出于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温纳瑞斯于1976年回到了阔别26年的美国家中。那时，他的母亲已经89岁高龄了。7年之后，当温纳瑞斯再次飞越太平洋返回洛杉矶探视母亲时，母亲已将成为百岁老人了，但老人家神志依然清醒。听了温纳瑞斯在中国得到的各种关爱后，母亲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中国人对你这样好，你可千万要对得住中国人民啊！”现在，母亲虽然已辞世多年，但老人家的话温纳瑞斯一直没有忘记。

温纳瑞斯兴奋地告诉我，第一次回美国时，原计划不多待，只请了半年的假期。由于美国人民的盛情欢迎，我只好延长了假期，待了将近一年。在那难忘的一年中，温纳瑞斯应许多组织团体的邀请，跑遍了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行程上万里，始终不渝地传播着中美友谊，被美国人民誉为“民间大使”“和平使者”。美国200多家新闻媒体追踪报道形成了一股风靡全美的“温纳瑞斯热”。

温纳瑞斯所到之处，除有美中友好协会、全国协会和各地分支机构的热情接待外，还受到各地华人团体的盛情邀请，同时也到一些大学里进行演讲，还应邀到100多家大小电台、电视台去演讲或接受现场采访。邀请一个接着一个，他忙得不可开交，也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有时候一天要连续讲好几场，场场都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着，温纳瑞斯向我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一次演讲时，一名30多岁的美国男子送给我一个玻璃瓶子，说这瓶子里装的土是他亲手采自美国的50个州，希望我把这个瓶子带回中国去，将中国的土和瓶里的土混合在一起，表示美中人民心是连在一起的。回到中国后，我将这瓶土撒在了一棵松树下，希望中美友谊、世界和平像这棵松树一样永远常青。”

讲到这里，温纳瑞斯眼睛有些湿润了。“美国人民那样热情，并不是对我个人感兴趣，而是美国人民热爱和平，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人民感兴趣，他们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多的华侨，则是心系祖国，想多了解一些来自中国的真情实况。”

当时，虽然尼克松总统已经来过中国，但中美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情况还很陌生。出现在美国大陆的“中国热”方兴未艾，这也是我当时深受美国人民热情欢迎的重要原因。温纳瑞斯自豪地说：“我比尼克松总统早20多年到中国，我比尼克松更荣耀！现在中美建交了，我和所有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都很高兴，伟大的中美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携起手来走向美好的未来。”

温纳瑞斯在中国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先后在工厂当工人达27年，在北京上过人民大学，后来又在山东大学任教，几十年来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和帮助。无论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丝毫都没有动摇过他扎根中国的信念和信心。他说：“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完全没有动乱？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健康力量的强大，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更看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更加信赖共产党，更加热爱中国人民。”

我在温纳瑞斯的书房里发现，排列整齐的书架上有许多中国书籍。书桌上、床头边摆放着被翻旧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周恩来选集》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籍，这些书的四周全部贴满了牛皮纸，不用问这是多年翻阅后形成的。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书中写有不少的文字和注释，条条杠杠填满了每一页的空白处，有一本读书笔记的封面写着一行醒目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笔记本里用英文和中文写满了自己的读书心得。

温纳瑞斯坐在书桌前，翻开自己几十年来写下的读书笔记，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大声朗读着，就像一个认真的学生，在朗读自己的作文，边读边打着手势。通过交谈，我发现温纳瑞斯有着很深的马列主义理论根底，是一位博学的哲学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整个谈话中所遇到的问题，他都能从历史的角度用辩证法来解释清楚，他说：“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一天三餐是必要的，但人还是需要有精神食粮，要学习理论。在中国，我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了反对唯心主义，这是最宝贵的东西。做事情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不办坏事。这个思想是从实践来的。”

面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和丑陋的东西，他说：“最可恶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追求当官不好，剥削阶级就是利用权势把自己和人民分开，成为人民的敌人。看到很多好干部走下坡路，我很心痛。本来工作了几十年，为了几万块钱，犯了错，很可惜。当年志愿军就教育我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追求名利，现在看来这是个无价之宝。”他还风趣地说：“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要一分为二。我每天要斗的东西就是脑子里的‘私’字，但是很不容易，因为我活着，它也活着。”

看着满头白发、年逾古稀的温纳瑞斯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在他面前似乎一下渺小了许多，同时也隐约感到自己理论知识的贫乏，一个美国人，为了追求世界和平与真理，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扎根近50年，远离家乡亲人，甘心与中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凭的是什么？此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凭的就是他那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和他那颗热爱中国、热爱和平的赤诚之心！

温纳瑞斯深情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了50年，获得了新生。我还要为中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再过第二个50年。我的一生中走了许多弯路，但我在中国50年永不后悔，唯一后悔的是这50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

临别时，温纳瑞斯在书桌上铺上信纸，用钢笔在纸上用中英文写下了一段肺腑之言：“你们都是好同志，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一辈子都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每天要吃三餐，但是还必须充实精神食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为了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让世界永远和平！”并郑重地用中英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真诚地将它收藏好，带回了北京。

采访完温纳瑞斯之后，我随即去河南郑州拜访了郭维敬老前辈。郭老向我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前不久温纳瑞斯正式委托他向中国红十字会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位78岁的美国老人向中国共产党坦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声。此举真令人肃然起敬。我敬佩他的坦荡胸怀，敬佩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品格，更敬佩他的常人难以达到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我在心中默默地为温纳瑞斯祝福，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地在中国过好第二个50年，愿他那颗赤诚的中国心永远年轻！

温纳瑞斯 时间线

1922年3月

温纳瑞斯出生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8月

第一次当兵

朝鲜战争

1950年9月6日

第二次当兵，去往朝鲜

1950年11月28日

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开始三年的战俘营生活。

1954年2月

温纳瑞斯和20名美国战俘、1名英国战俘选择留在中国，并被授予“国际和平战士”称号。

1963年

温纳瑞斯被保送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66年

毕业后，温纳瑞斯选择回济南造纸西厂工作。

1967年

温纳瑞斯与一位名叫白锡荣的山东姑娘结婚。

1970年6月

大女儿温绍霞出生

1972年

二儿子温绍磊出生

1976年

回到了阔别26年的美国探望母亲，并进行为期一年的中美友谊传播。

1977年至今

温纳瑞斯应聘担任山东大学教授，讲授英语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