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顺着这个逻辑稍微多想一点，你会意识到这项技术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那就是：从治疗到预防。

既然HIV病毒的入侵需要CCR5基因，既然天生存在CCR5基因缺陷的人天生对艾滋病免疫，总体而言也还活得挺健康，那如果在没出生的孩子身上提前把CCR5基因破坏掉，不就能让自己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不需要担心艾滋病这种疾病了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思路和打疫苗差不多，都是通过某些技术手段，让人在没有接触某些细菌病毒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对它的抵抗力，做到了提前预防。

这当然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贺建奎的工作思路。但是请注意，看起来都是操纵基因对抗疾病，但是迈出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科学层面上的。

我们刚才说过，之前那些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CCR5基因缺陷来治疗艾滋病的办法，收益大于风险，最坏风险可控，所以我们支持对他们进行研究。但是这两条，都不适用于贺建奎的研究。

先说收益大于风险。贺建奎修改了人类受精卵当中的CCR5基因，试图让出生后的孩子天生对艾滋病免疫。但是请注意，根据贺建奎所说，这几枚受精卵的母亲根本就不是艾滋病患者。他们的父亲虽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在长期抗病毒治疗后，艾滋病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把父亲的精子经过严格的抗病毒处理然后人工授精，同时母亲在孕期注意防护，生出来的孩子100%不会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其实，就算母亲是艾滋病患者，用已经很成熟的阻断疗法，孩子也有99%的可能性不会被感染。而退一万步说，即便这些孩子真的不幸患上了艾滋病，层出不穷的治疗方法已经把艾滋病变成了慢性病，并不影响患者的生存寿命。

也就是说，这个基因编辑的操作，收益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反过来，这个操作的风险就太大了！基因编辑技术至今仍然是在蓬勃发展和快速推进的前沿生物学技术，就算是目前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也仍然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风险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这项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难以避免所谓的“脱靶”效应，很容易破坏人体当中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导致可能非常严重的且从原理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疾病。实际上针对贺建奎公布的数据，我们已经能够很有把握地说，他进行的基因操作，确实破坏了这两位婴儿体内的其他重要基因！

总而言之，这项基因操作给这两位刚出生的孩子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但付出的代价是各种根本无法预测和治疗的遗传疾病风险。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人类世界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我们再来说说最坏风险可控。请注意，由于贺建奎是在受精卵当中进行修改基因的操作的，伴随着受精卵一次次分裂最终形成人体，这些修改将可能进入婴儿的所有细胞——包括生殖细胞。也就是说，这一次基因编辑的结果不光会影响这几个孩子，还会传递给他们的儿子女儿，他们的孙子孙女，他们的所有子孙后代！

这和之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患者有本质的不同。在之前“柏林病人”的案例和圣加蒙公司的治疗尝试里，只有患者的免疫细胞被替换或者修改了。就算没有取得成效，也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殖细胞，因此也就不会影响患者的子孙后代。这可以看成基因编辑技术最后的防火墙——即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只有患者本人需要承担。

而现在，这最后一层防火墙被突破了。这些接受了基因编辑的孩子们，他们身体内携带的被修改过的基因，将会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编辑操作脱靶误伤的那些基因！从这个角度说，这项基因编辑操作的最坏风险是不可控的。人类可能需要很多年、很多代才会发现其后果。

除了这两层科学上的考虑之外，我们也确实要面对很多更现实的技术性考量。在这次实验的审批过程中，是否暴露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或者灰色地带？现在的流程是不是能尽到监管责任和确保监管质量？受试者有没有被明确告知自己接受的是一项什么研究，有什么风险？这项研究在正式接受学术界评审之前就急急忙忙地诉诸媒体，出于什么动机，是合适的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