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监听项目：三小时起爆的引信
2013年6月6日，初夏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在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德，多米尼克·卡尔将他位于微软办公大楼5层的办公室的百叶窗拉开了一些。虽然夏天至少还要一个月才会降临这座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城市，但阳光洒进窗内，带来一丝令人期待的温暖气息，预示着夏天即将到来，繁忙的工作也将稍稍放缓节奏。
他抓起自己的手机朝电梯走去，准备去隔壁的咖啡厅买一个三明治。当他快步走在建筑物之间繁忙的小径上时，他放在衣袋里的手机突然叮了一声。多米尼克向我汇报，他领导着微软的公共事务与沟通团队，负责处理公司与媒体相关最棘手的问题。他总是随身带着手机，而且很少会离开自己的办公桌。
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显示他收到一封主题为“微软/棱镜”的新电子邮件。当时，我们用“棱镜”代指公司销售团队领导的年度会议，是微软日常业务的一种常规交流。
那封邮件并不是一封常规的业务邮件，而是一个三小时起爆的引信，即将引爆一颗震惊全球的炸弹。“我们写信通知贵司，《卫报》准备于今晚发表一篇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该计划是美国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自愿合作的一个秘密计划。”邮件开门见山地点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这封邮件的发件人也叫多米尼克，全称多米尼克·拉什，是英国著名日报《卫报》的记者。邮件最初发给了微软波士顿办公室的一位公关经理，后者立即转发，并加上了一个被我们称为“红色霹雳”，即红色感叹号的标签，意味着“你需要立即看看这个”。
邮件中有一个复杂的9点内容清单，要求我们答复，并规定了一个不可能的最后期限。拉什解释说：“作为负责任的记者，我们希望给予贵司机会指出上述内容可能包含的任何具体错误……我们已经就此事联系过白宫。鉴于该计划的敏感性，我们只能在第一时间联系贵司寻求答复。”他希望在美国东部夏令时下午6点，或西雅图时间下午3点之前得到答复。
《卫报》获得了机密情报文件，详细说明9家美国科技公司——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YouTube、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据称已自愿加入一个名为“棱镜”的计划，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直接访问其用户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照片、社交网络详细信息和其他数据。
多米尼克的午餐计划——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大部分计划——都彻底泡汤了。他立刻掉头，两步一个台阶地跑上了5楼。他怀疑这个事件与《卫报》当天早上发表的另一篇令人不安的文章有关。该报已经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据一项秘密的法庭指令，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需要“每天持续不断地”向政府提供其美国境内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通话记录
。这些记录将交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后者的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长期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信号情报和数据。根据文章，这些批量情报搜集同样针对数百万美国人，而不管他们是否有过任何不当行为。
如果说微软有谁可能知道“棱镜”计划，那一定是约翰·弗兰克，他是公司的律师，领导着公司的法律团队，负责与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多米尼克立刻来到约翰的办公室。
约翰是一个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的人，慢慢地消化了多米尼克手机上的《卫报》的信息后，摘下眼镜，从办公桌上挺起身来，凝视着阳光灿烂的窗外，看起来突然疲态尽显。“这完全没有意义，听上去根本不对。”
约翰清楚地知道公司面对执法部门提出的要求具体审查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进行审查。事实上，他参与设计了整套流程。微软只会针对有效的法律程序披露数据，并且只会针对特定的账户或个人。
当约翰和多米尼克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时，他们除了那封记者发的邮件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约翰说：“如果他们确实做了这种事，那也是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没错，我们确实有义务根据法律对用户数据请求进行审查和回应。我们拥有一个既定的程序来仔细审查和回应来自执法部门的所有数据请求。不过微软是一家大公司，这会是某个雇员的恶意行为吗？
我们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测。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工程体系以及接收、审查和回应政府要求的流程。《卫报》的文章内容与此完全不符。
微软内部没有人听说过“棱镜”计划。《卫报》也不愿意透露它的文章依据的泄密文件。我们设法联系了我们在白宫的熟人，但他们同样不愿意谈论或分享任何“保密”信息。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后，我沉思片刻对约翰和多米尼克说道：“也许我们是某个秘密俱乐部的成员，而这个俱乐部实在太隐秘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知情。”
我们甚至不得不先等到报道发表，然后才能够开始做出回应。
太平洋夏令时下午3点，《卫报》引爆了它的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利用了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的用户数据。”我们终于知道，所谓“棱镜”，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安全电子监听计划，其实是资源整合、同步和管理计划工具的缩写。真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这听上去像是科技行业的一个糟糕产品的名称。据新闻媒体报道，这是一个电子监听计划，可以追踪移动设备、电话、电子邮件、在线对话、照片和视频。
几小时之内，《卫报》的文章和《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类似报道传遍全球。我们的销售团队和律师被客户的电话淹没了。
他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爆料者：爱德华·斯诺登
起初，人们并不清楚媒体是从哪里获取这些信息的，并激烈争论这些信息是否合法。三天后，《卫报》再次释放了一枚重磅炸弹，其冲击力不亚于最初的报道，媒体根据爆料人自己的要求披露了消息来源。
爆料者是美国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一位29岁的雇员，名叫爱德华·斯诺登。他在夏威夷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威胁行动中心工作，担任合同制计算机系统管理员。他秘密下载了超过100万份高度机密的文件，于2013年5月20日登上飞往香港的航班，在那里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取得联系，并开始与全世界分享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
斯诺登的文件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变成一系列新闻报道。他泄露的首份文件是一份41页的机密幻灯片演示文稿，用于培训情报人员。这只是一个引子。随后，记者们持续炒作斯诺登藏匿的秘密文件，定期制造头条新闻并持续引发公众焦虑，这个浪潮一直持续到来年。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搜集电话记录和用户数据（包括外国领导人和数百万无辜美国人的信息）的指责甚嚣尘上，并引发公众对政府一场不信任的海啸。
不出所料，这些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因为它们与隐私保护的原则彻底背离，而200多年来，民主社会一直将后者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这些权利正是我们今天在昆西数据中心保护你的信息时所依赖的，它诞生于18世纪伦敦街头的一场激烈争论。点燃这场政治风暴的人是一位国会议员，名叫约翰·威尔克斯。
约翰·威尔克斯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戏剧性和最激进的政治家。18世纪60年代，他挑战的对象不仅仅是首相，还包括国王，其语言如此犀利大胆，甚至足以令当今一些政客（几乎会）脸红。1763年4月，威尔克斯在一本反政府期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评论。这篇文章激怒了当时的英国总检察长查尔斯·约克，他怀疑文章的作者是威尔克斯，于是英国政府迅速发布了一份搜查令，搜查范围极其广泛，令治安官有权随时搜查几乎任何地方。
他们根据捕风捉影的消息，在半夜闯进一个受到怀疑的印刷商的家中，“把他从妻子身边拖下床，没收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逮捕了14名工人和仆人”。英国当局随后又迅速搜查了另外4所房屋，共逮捕了49人——几乎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公民。他们破门而入，洗劫箱子，并暴力打开了数百把锁。最终，他们根据可靠情报抓住了他们想抓的人——约翰·威尔克斯。
威尔克斯可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不到一个月，他就提起了十几起诉讼，并走上法庭，向英国最有权势的官员提出了挑战。虽然这种行为并不出人意料，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英国的当权者，尤其是政府本身：法院做出了支持威尔克斯的裁决。法庭的裁决事实上推翻了国王及其手下几个世纪以来行使的权力，要求当局在进行搜查时需要依据更充分的理由，并且即使在拥有充分理由时，也要对其所作所为加以更多限制。英国媒体对这一裁决表示欢迎，并引用了一句著名的话——每个英国人的“家都是他的城堡，不容随意搜查，而他的文书也不容国王的信使在恶毒好奇心的驱使下随意偷窥”。
就重要性而言，约翰·威尔克斯的诉讼标志着现代隐私权的诞生。这些权利受到所有自由人民的羡慕，包括生活在北美大陆的英国殖民者。就在1761年，他们曾在新英格兰为同样的争议而努力过，但最终输掉了官司。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约翰·亚当斯还未成为一名律师，他坐在波士顿法庭的后排，见证了美洲大陆18世纪60年代初最伟大的一场法庭对决。小詹姆斯·奥蒂斯是马萨诸塞州最富战斗力的律师之一，他用和威尔克斯类似的理由抗议英国军队滥用权力。由于当地商人认为赋税不合法，他们选择走私进口货物以逃税，而英国人则回应以所谓通用搜查令，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挨家挨户搜查，以寻找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
奥蒂斯辩称，这是对公民自由的根本性侵犯，他称之为“滥用专断权力的至暗时刻”。尽管奥蒂斯最终败诉，但他的话标志着北美殖民地人民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亚当斯仍然记得奥蒂斯的论点，并写道，“他为这个国家注入了生命的气息”。亚当斯表示，他至死都认为就是在那一天，那件案子，那个法庭，以及那个事件，标志着美国开始走向独立。
直至13年后《独立宣言》发表，奥蒂斯热情倡导的原则才得以实现。那时，这个议题已经移师纽约，在那里，第一届美国国会于1789年在华尔街集会，詹姆斯·麦迪逊站在众议院面前，介绍了他提出的《权利法案》。该法案包括成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内容，保障了美国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政府“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包括使用“通用搜查令”采取上述行为。自此之后，当局如果希望搜查任何住宅或办公室，则必须首先向一位独立法官提出申请，并提交“合理的理由”以获得搜查令。实际上，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向法官证明，确实存在会导致拥有合理“理性的人”认为犯罪行为正在发生的事实。
不过，这种保护是否应扩展到已经离开你家的信息？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邮局之后，第四修正案经受了考验。设想你仔细封好一个信封，并将其交由一个政府运营的机构邮寄，而19世纪的最高法院毫无争议地认定，人们针对其密封的信件仍然享有隐私权。因此，第四修正案适用，政府不能在没有基于“合理理由”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拆开信封检查信件内容，即使那封信是由政府邮局所保管的。
几个世纪以来，法院一直在审视人们是否有“合理的隐私期望”，并考虑将自己的信息存储于他人之处到底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如果这些东西放在一个上锁的储物箱中，而其他人无法拿到钥匙，那么法官将得出人们拥有类似期望的结论，因而第四修正案将适用。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文件放在一个文件盒中，并将其堆放在别人的文件盒旁边，而人们在那里自由来往，那么警察将不需要搜查令，因为法院认为，根据第四修正案，你已经放弃了对隐私的合理期望。
由此看来，今天受到多重物理和数字安全措施严密保护的数据中心，显然完全符合上锁的储物箱的定义。
2013年夏，我们因斯诺登的事不断被一个又一个记者追逐，他们寻求着我们对某份最新泄露的机密文件的回应。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经常出现，只要看到多米尼克又挤在约翰的办公室里密谈，我就知道又会有一篇报道即将发表。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应什么。多米尼克回忆说：“在最初的几周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和不同的记者进行同样的谈话。他们会说，‘好吧，多米尼克，有人在撒谎，要么是微软，要么是爱德华·斯诺登’。”
《卫报》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只涉及更大事件的一部分，即美国国家安全局试图从私营企业获取数据的行为。正如现在已被泄密的文件详尽阐明的那样，2001年“9·11”悲剧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寻求与私营部门建立自愿合作关系，超出合法许可和授权范围搜集数据。
数据之惑
与其他领先的科技公司一样，微软也在纠结是否自愿向政府提供这些数据。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并且清楚地意识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气候。“9·11”恐怖袭击的巨大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联军在阿富汗发动了“持久自由行动”，国会对入侵伊拉克表示了支持，心存恐惧的美国公众呼吁加强反恐努力。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正如许多人所说，它要求我们做出前所未有的非常反应。
但是，要求公司自愿提供泄密报告中所描述的那一类信息存在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局寻求的数据并不属于科技公司，而是属于客户，并且它们包含客户一些最私密的信息。
与“棱镜”计划一样，美国国家安全局在“9·11”事件后依照自愿原则从私营部门获取客户信息的努力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如何在履行保护国家义务的同时，履行我们对客户的责任？”
对我来说，答案很清楚。这个问题应该由法律解决。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获得我们客户的记录，它需要遵守属地法律，得到法庭的批准。如果行政部门的官员们认为法律不够完备，他们可以通过国会寻求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它应有的运行方式。
尽管在2002年，我们无法预测到爱德华·斯诺登和他的著名逃亡，但我们可以通过回望历史更精准地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牺牲个人自由以换取国家安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国宪法签署十多年后，国家就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危机。1798年，美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爆发了一场“准战争”。法国希望迫使美国偿还由当时已被推翻的法国国王提供的贷款，于是扣押了300多艘美国商船，并要求美国支付赎金。部分愤怒的美国公众呼吁发动彻底的战争，但其他一些人，比如约翰·亚当斯总统，认为新生国家尚无力与法国抗衡。亚当斯担心公开辩论会对政府造成致命的伤害，于是他试图通过签署相关的4项法律来平息这种不和谐，这4项法律被称为《外侨和煽动叛乱法》。这些法律允许政府监禁和驱逐“危险”的外国人，并使批评政府成为一种犯罪行为。
大约60年后，在内战期间，美国再次暂时搁置了我们民主的一个关键原则：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曾多次中止人身保护令，以镇压南方叛乱。为了加强征兵，林肯扩大了中止范围，并在全国范围内否决了审判权。在战争期间，有15000多名美国人未经法庭审判就被关进了监狱。
1942年，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迫于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强迫12万日裔美国人进入地处偏远的集中营，营地被铁丝网包围，并由武装警卫看管。遭受监禁的人中有2/3出生在美国。该命令三年后才被撤销，当时遭到关押的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他们的家园、企业和社区。
尽管美国人民在国家危急时刻接受了这些不公正，但他们在后来开始质疑他们为公共安全付出的代价。我认为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从现在起再过10年，当危机过去后，我们将如何被评判。我们是否能说我们履行了对客户的承诺。”
如果问题很清楚，那么答案也显而易见。不经合法有效的法律程序，我们不能够自愿移交客户的数据。作为公司职位最高的律师，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并承担因此而出现的任何批评。毕竟，有谁能比律师更好地捍卫我们所服务的客户的权利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夏，几乎所有领先的科技公司都发现自己处于防御状态，我们向政府官员表达了我们的挫败感。这成为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政府和企业的不同立场开始公开化，而这导致了两者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的巨大分歧。政府的职责是为居住在特定地区（如州或国家）的选民提供服务，但科技已经走向全球，我们的客户几乎遍布全世界。
云不仅改变了我们提供服务的地点和对象，还重新定义了我们与客户的关系。因为云的出现，科技公司在某些方面已经转变为类似银行的机构。人们把钱存进银行，而将他们最私人的信息——电子邮件、照片、文件和短信——存储在科技公司。
这种新型关系的影响已超出科技行业本身。正如20世纪30年代政府官员们认为，银行对经济实在过于重要，因此必须受到监管一样，今天的科技公司已变得太过重要，因而不能再延续当前的放任政策。科技公司需要受到更积极的法律法规监管。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不同，如今的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运营，这使得整个监管问题更加复杂。
2013年，随着全球客户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我们意识到，要想缓解他们的担心，我们必须更加公开。我们对自己遵循的准则十分清楚，无论是针对我们自身提供服务的清晰限制，还是针对后来收购公司的某些既有做法所实施的复杂处理。我们希望向客户解释，我们只有在收到搜查令、法院传票和国家安全命令时才会向相关部门移交客户信息。但当我们提议面向大众公开沟通这一信息时，美国司法部告诉我们，上述内容属于保密信息，我们不能公开。我们对此深感沮丧。
我们决定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起诉美国政府。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曾经和政府打了10年反垄断官司，然后又花了10年的时间努力达成和解，现在这么做无异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们最初向外国情报监控法庭（FISC）提出了一项保密动议。
FISC是一个特别法庭，专门审查政府的监控命令。它创建于冷战期间，目的是批准窃听、电子数据收集以及监视可疑的恐怖分子和间谍。它非常神秘，以保护情报部门监控和挫败安全威胁的努力。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签发的每一份搜查令都附有一份封口令，禁止我们告知客户我们已经收到了针对他们数据的搜查令。虽然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我们的法律诉求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对言论自由的承诺，我们有权与公众分享更多的信息。我们辩称，我们至少应有权笼统地公开我们所收到命令的数量和类型。
很快，我们了解到谷歌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成为另一个转折点。5年来，我们两家公司一直在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面前激烈斗争，提出不同的主张。谷歌主张对Windows操作系统进行限制，而微软主张限制谷歌搜索。我们对彼此了然于胸。我非常尊敬谷歌的总法律顾问肯特·沃克，虽然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好朋友。
突然，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壕，共同与我们自己的政府展开了一场全新的战斗。我决定主动和肯特取得联系，但在开始时并没有什么进展，只是交换了几条信息。7月的一个早晨，结束了在Xbox团队所在的大楼内举行的一次员工大会后，我掏出手机准备再试一次。我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真人大小的士官长纸板剪影前——他是我们制作的游戏《光环》中的人物，带领军队对抗外星敌人的士兵。我很高兴能够背靠这位士官长打这通电话。
肯特接了电话。我们以前曾交谈过很多次，但几乎总是在讨论双方公司之间的相互投诉。现在我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建议：“让我们携起手来，看看是否能共同与司法部进行谈判。”
就算肯特怀疑我的提议是特洛伊木马，我也不会责怪他。但他认真听取了我的提议，并且在第二天联系我，同意进行合作。
我们与政府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试图达成共同的条款。就在8月底，眼看就达成协议时，谈判突然以失败告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似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立场并不相同。随着2013年的夏去秋来，斯诺登持续披露的内容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政府和科技行业之间的隔阂，形势也变得越来越糟。
10月30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令整个行业抓狂的报道：“斯诺登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入侵了雅虎和谷歌全球数据中心的链接。”这篇报道的作者之一是巴特·盖尔曼，他是我十分尊重的一位记者，我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我在他还在为《普林斯顿人日报》撰稿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他在文章中说，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秘密利用海底光缆从雅虎和谷歌的网络中复制数据。虽然我们无法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也已经盯上我们的光缆，但斯诺登的一些文件确实提到了我们用户的电子邮件和信息服务。这让我们怀疑，我们也受到了监听。直至今日，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还没有公开否认过非法入侵数据光缆的指控。
面对这个消息，科技行业既惊又怒。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报道填补了缺失的一环，从而解开了我们对斯诺登文件的一些困惑。它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的数据要比我们按照国家安全命令和搜查令合法提供的数据多得多。如果这是真的，政府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地搜查和扣押公民的私人信息。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的有关部门合作，从美国科技公司使用的光缆中截获数据，并且可能没有经过司法审查或监督。我们担心这种行为发生在英国光缆交叉的地方。在行业内的律师们交换了各自的信息后，我们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说服自己，通过与英国政府合作或依赖英国政府，并且在美国境外采取行动，它就可以不受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约束，因而国家安全局搜查和扣押信息的行为不再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和法庭命令。
微软和整个行业迅速做出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和其他公司宣布，将对通过光缆在数据中心之间传输的所有数据以及存储在数据中心服务器上的数据实施严格的加密。这是保护客户隐私的一个根本性步骤。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政府通过监听光缆获取了客户数据，也几乎肯定无法解锁和读取。
此类加密技术提升看似容易，但实际实现起来很困难。它涉及我们的数据中心要进行大量计算工作，并需要做大量的工程工作。我们工程团队的一些负责人对此并不积极，并且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在可行的时间线内，能够应用的工程资源有限，软件开发从本质上说总是需要在不同特性上做出取舍。因此，新增的加密工作需求会导致他们推迟开发其他产品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客户要求我们添加的。经过激烈的讨论，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和我们的高管团队做出决定，必须快速推进加密领域的工作。其他科技公司也都采取了相同行动。
未来，枪口将会调转
当年11月，在这些事件不断发酵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来西雅图出席一个政治筹款活动。在正式活动后，白宫邀请了一小群地区领袖和支持者，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我应邀代表微软参加了活动。
我希望在这次活动中能有几分钟时间和总统谈谈我们在诉讼中提出的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的问题，但是司法部的律师事先要求我们不要和总统提起与诉讼相关的事宜。“他们的客户”由律师代表，因而所有谈话都必须经过律师进行。不过，就在奥巴马总统抵达会议室之前，我询问他的助手瓦莱丽·贾勒特，向总统提出一个与我们的诉讼无关的问题是否合适，即他是否认为第四修正案对美国人免受政府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护同样适用于美国境外。
鉴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内容，即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外运营的光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瓦莱丽认为总统会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
她猜得没错。我和总统一谈起这个话题，他立刻变回了以前宪法学教授的模样。奥巴马总统对宪法的掌握显然远超于我，不过，我也勉力回忆起足够多的内容，撑起了一次还算专业的谈话。
然后，总统改变了话题。
“我听说你们都不想与我们和解，因为你们觉得让大家看到你们正在起诉政府会更好。是这样的吗？”这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迅速在心里权衡利弊做出快速反应。司法部的律师显然从未指示我们不能直接回答美国总统的问题，于是我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解释说我们想解决诉讼，但政府似乎并不愿意。我阐述了我们的担忧并坦陈，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恰当的人聚在同一间屋里，我们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几周后，奥巴马邀请一些科技行业的领袖到白宫做客。当时距离圣诞节只有8天，白宫西翼已经为节日装扮一新，一派忙碌的景象。在总统去夏威夷度假前，员工们全力以赴地结束手头的工作。白宫已经公开宣布，此次会议将讨论“健康、IT（信息技术）采购和监听问题”。这有点像告诉棒球迷们，他们将参加一个活动，议程包括唱国歌、吃热狗比赛和观看世界大赛的开场比赛。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把我们带到华盛顿来的是什么。
当天来到白宫西翼的可谓科技界的全明星阵容，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网飞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以及其他十多位业界领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相互认识，其中8家公司——几乎是行业内所有竞争对手——刚刚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叫作“改革政府监听”，其目的正是合作解决我们当天要讨论的问题。经过一轮热情的寒暄，我们将自己的智能手机放进走廊的一排小柜子内，然后鱼贯进入罗斯福厅。
罗斯福厅并不是因为一位总统而得名，而是因为两位总统而得名，即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前者建造了白宫西翼，后者对其进行了扩建。我在长长的抛光会议桌旁坐下，一抬头便看到一幅挂在壁炉顶上的画，并不禁笑了一声。那幅画中的人物是“泰迪”身为“莽骑兵”骑在马上的硬汉形象。我希望接下来的90分钟不会那么硬碰硬。
白宫方面同样派出最强阵容迎接我们。奥巴马总统和副总统乔·拜登照例坐在了中间，他们两侧分坐着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在记者团拍照时，总统和里德聊了聊下一季的《纸牌屋》，并问了几个无伤大雅的安全问题。
媒体离开房间后，谈话开始进入正题。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此类会面的惯例是首先让每位客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考虑到当天参加会面的人数，这颇花费了一些时间。总统祭出他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技巧，把对谈话要点的复述逐步变成一场深入的对话。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每位科技行业的领袖都强烈主张限制大规模数据搜集，提高透明度，并对国家安全局的行为进行更多监察和平衡。我们在会面的大部分时间内避免直接谈论爱德华·斯诺登这个话题。但是，随着谈话的进行，坐在奥巴马身边的社交游戏公司Zynga的创始人马克·平卡斯辩称，斯诺登是一位英雄。“您应该赦免他，”平卡斯表示，“并为他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拜登明显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而奥巴马总统则回答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他解释说，斯诺登偷偷携带众多文件逃离美国，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接下来轮到坐在平卡斯旁边的雅虎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发言。她打开一个厚厚的纸质文件夹，取出精心准备的谈话要点，并说道：“我同意大家所说的一切。”随后，她停下来抬头看了看，指着平卡斯说：“除了他之外，我不同意他的话。”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上面的对话反映出我们都想勉力达成一种平衡。几乎所有人来白宫都是为了敦促总统改变政府的做法，但科技行业与奥巴马一直维持着友好，甚至是热诚的关系，就像在去一个人家里做客时，你总是不好挑战主人，尤其他还是白宫的主人。
尽管我们都极其礼貌，但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政府必须改革监听机制。很明显，奥巴马认真地思考了整个议题，阐明了他认为政府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他有时会以退为进地表示，虽然公众对国家安全局掌握的那些数据感到担心，但如果把在座公司手中掌握的数据加起来，则比政府所掌握的多得多。他说：“我怀疑，未来枪口将会调转。”
当会面结束时，总统明确表示，他有意对美国政策进行一些重要（尽管有限）的改变。他滔滔不绝地谈到一些问题，并要求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帮助谈话“进入后续的落实层面”。
一个月后，2014年1月17日，总统就政府监听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在他公布计划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司法部律师的电话。他们希望就微软和谷歌提起的诉讼达成和解，开出的条款比我们在8月谈判中所要求的更加优惠。和解达成之后，科技公司立即推出了新的透明度报告，公布了更多关于国家安全搜查令和命令的数据。这要归功于谷歌，它行动最快，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样，其他公司决定效仿。
对于许多客户和隐私权的倡导者来说，奥巴马的讲话仅仅是一个开始，政府仍有许多需要改革之处。在整个科技行业，我们都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要解决它仍存在重重困难。我们如何才能让外国政府和客户放心，美国政府不会不适当地进入由美国公司运营的数据中心？我们怎样才能同时采取必要的合法步骤来保障公众的安全？这些问题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
从斯诺登7个月前将偷来的文件交给《卫报》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开始关注政府监听的范围，更强大的加密措施也已成为新的标准，科技公司起诉了它们自己的政府，而竞争对手以新的方式展开了合作。
几年后，人们仍在争论爱德华·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国者。在一些人眼中，他两者兼具。但是到2014年初，有两点毋庸置疑——他已经改变了世界，也已经改变了整个科技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