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花开千树（1949—1966）（4）
第十一节 消除脊灰，又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是一个“制造”死亡、瘫痪和拐子的魔鬼。它不分贫富贵贱，“通吃”不误，连赫赫有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未放过，硬是要他坐到轮椅上去了。1955年，脊灰在我国江苏南通暴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我国消除脊灰的防疫战自此打响。一群当时还是年轻人的生物制品工作者挑起了研制脊灰疫苗的重担，他们先后研制出五代疫苗，为消除脊灰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弹药”。1994年9月以后，我国再无本土野病毒感染的脊灰病例，消除了脊灰。这是继消灭天花之后，我国防疫史上的又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世界上也许没有人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作为“二战三巨头”之一，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强人。他的敌人没能征服他，而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却让他瘫痪了，坐到轮椅上了。1921年，39岁的他在坎波贝洛愉快地休假时，仗着自己年富力强，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殊不知脊灰病毒却趁他免疫力下降之机钻进了他的肌体。脊灰病毒就是这么猖狂，不怕你强壮，沾上就让你致残，甚至带你去见阎王。
脊灰，一个制造死亡、瘫痪和拐子的魔鬼。
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脊灰在东欧发病率21.4/10万至42/10万；美国更高，为36.2/10万；日本为21.5/10万。50年代初，脊灰在我国尚无明显流行，是散发性的。1955年在江苏南通突然有1680人先后瘫痪了（最后大多成了拐子），其中死亡466人。疫情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卫生部派遣专家去调查，指导治疗和防疫，发现是脊灰作怪，曾经在国外肆行无忌的这个魔鬼袭来了！两年后的1957年，脊灰又闯到了上海、南宁等地，造成流行。此后愈演愈烈，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我国每年脊灰病例高达1—3万，患者主要是儿童，在青壮年人中也有明显增加，1964年发病率高达4.06/10万。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让你变瘫了、变拐了！
过去人们把脊灰称之为小儿麻痹症，医生也是这么诊断的，只知其症状，不知其病原。后来弄清小儿麻痹症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病名才改被称脊髓灰质炎。脊灰病毒存在于人的肠道中，病人或健康带毒者排泄的粪便未经消毒处理，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简单地说，脊灰流行就是这么来的。
对脊灰，人类开始只能听天由命。医生要有办法，罗斯福就不会坐轮椅了。后来发明用外科手术矫正小儿麻痹，为很多拐子带来了福音，但这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而且不是每个拐子都适合手术，也不能保证每一例手术都能成功。没法治，就得想办法防。1949年，美国的恩德斯（Enders）等发现脊灰病毒能在人的非神经组织中繁殖，从而为疫苗的研制打下了基础。1952年索尔克（Salk）用猴肾细胞培养制备灭活疫苗（IPV），1957年赛宾（Sabin）等研制的猴肾细胞口服减毒活疫苗（OPV）先后获得成功。
我国对脊灰疫苗的研究开始于50年代中期，1957—1958年，北京所的闻仲权分离出两株脊灰病毒，研制出了试验批减毒活疫苗，进行了猴体安全实验，组织病理切片检查等方面的研究，但在进入人体观察之前，卫生部鉴于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而一个疫苗的研制周期少则10年，等自己研制的疫苗投产，疫情将难以控制，决定“走捷径”，派人出国学习，回来仿制，以应防疫之急。当时美、苏两家在脊灰疫苗研究上走在前面，美国去不了，便派人去苏联。
去苏联学做脊灰疫苗
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所的闻仲权，成都所的蒋竞武（女）等4人受卫生部派遣，前往苏联学习脊灰疫苗制造。后来他们都是我国制造脊灰活疫苗的功臣，非常令人痛惜的是，在笔者采写本书时，4个人中，顾方舟和蒋竞武已经离开我们了。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间房原北京生研所旧址，我们两次采访了已经95岁的闻仲权。他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最大的有五分硬币那么大，已严重失聪，但头脑还清醒。据他回忆说：“派我们4个人到苏联学习。原来考虑是做死疫苗，根据咱们国家计划的用量，光靠六大所还不行，建十个、几十个厂也不一定能满足全国的供药需要。多派几个人，准备将来扩展起来，开始就有这个意识。”
1959年3月，他们去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血清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这个所是专搞脊灰灭活疫苗的。制作脊灰疫苗要用许多猴子，因为病毒要用猴肾繁殖。闻仲权说：“苏联没有猴子，都是从我国运去的。生产一次要杀几十上百只猴。”因为制作理论中国留学生都懂，所以他们主要学制作工艺。从给猴子种毒开始，然后养猴，杀猴，收割病毒，灭活，消毒，检定，一直到制成疫苗，全程跟班学习。4个人分工，各有侧重，董德祥主攻毒种，闻仲权负责组织培养，蒋竞武学检定，顾方舟管总。这里面有个故事：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痕，苏方有的人因而在技术上有所保留。在中国留学生请教的时候，有一次苏方回答说：“对不起，有些技术我们是保密的。”顾方舟此前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留学，获医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硕士），精通俄语，便反问道：“先生，您能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技术是保密的，什么技术是公开的。”对方一下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把他所谓的保密技术教给了中国留学生。学到六七月份，他们已经掌握了生产死疫苗的全套技术。这时，他们听说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做脊灰活疫苗，在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现均已独立）试用，证明很成功。闻仲权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4个人就商量，本来是让我们来学死疫苗制作的，但是死疫苗与活疫苗相比，一个是成本高，包括用的猴子多，同样的成本，活疫苗的产量要比死疫苗高100倍，我国还很穷，不能不考虑成本。卫生部原来考虑要建几十个厂，如果改做活疫苗，一两个厂就够了。死疫苗因为成本高，所以价格就贵，打一针要几十元。对幼儿一次要连续打三针，隔一段时间以后还要加固一针，不要说个人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因此，我们想要改学活疫苗。”
据《一生一事——顾方舟的口述史》所说，顾先生当时把这件事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中国脊灰免疫的策略、路线的层次，即走死疫苗路线，还是走活疫苗路线？要下改学活疫苗的决心是不容易的，是要有胆略的。当时，莫斯科正在召开一次世界脊灰大会，包括美国的Sabin等权威也来参加了。顾方舟在病毒学研究所留学时的一个苏联同学告诉他，会上对究竟是生产死疫苗还是活疫苗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反对活疫苗的一派的认为还是死疫苗安全，而制备活疫苗的毒种有可能出现类似人类生育中的返祖现象——“衍生脊灰”，即疫苗衍生脊灰病毒，成为感染源，出现“异型脊灰”（VDPV）。赞成活疫苗的一派认为，事实已经证明活疫苗的效果要比死疫苗的效果好得多，而担心返祖现象出现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实例（到21世纪后，全球共发现5例，含中国1例）。此次会议后，苏联准备停掉死疫苗生产，改为生产活疫苗。中国如果改做活疫苗，万一毒种出现“衍生脊灰”，这个责任谁承担得了？4个留学生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提出改学做活疫苗的建议。于是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跟卫生部联系，得到卫生部批准，同意搞活疫苗。闻仲权回忆说：“苏联那时已经明确了，他要把死的改活的，用的是美国Sabin的毒株，不是苏联的。我们学习的期限是到9月底，半年时间，所以最后两周就赶到苏联医学科学院契马科夫的病毒研究所学习。契马科夫是顾方舟留苏时的导师，顾方舟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个关系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人家9月份正是休假期，没有工作，但是有人在，因为活疫苗和死疫苗的生产工序、技术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在检定上活的和死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要是了解活疫苗的检定方法。到9月中旬，我们就这么把活疫苗的检定方法学到手了。当时Sabin也在那，他送给我们3个型的脊灰毒种（脊灰病毒共3个型）10个。10个是什么概念？就是可以用几十年。一个毒种打开一两年都可以用。”回国前，契马克夫又赠送中国3000份脊灰活疫苗。1959年10月，顾方舟等满载而归。
中国脊灰疫苗，诞生在北京所
顾方舟等4人回国后，卫生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开发脊灰活疫苗的问题，部长钱信忠与会。会上决定由医科院的病毒所、北京所、成都所和中检所等组成协作组，以顾方舟为组长，北京所所长章以浩为副组长，骨干成员除从苏联学习回来的4人外，还有中检所的赵玫。协作组在北京所进行活疫苗的试制研究。
当时北京所的墙上有一条标语：“世界上没有的，我们要大胆创造，只要是人民需要，我们一定做出来。”
因北京所原来就在试验死疫苗，在毒种繁殖、生产工艺和检定方面就有基础，试制活疫苗比较顺利。闻仲权回忆说：“北京所基本的一些设备都有，但消化瓶没有，那种瓶是特制的，但照葫芦画瓢，咱们北京所的玻璃工就能烧出来，只有搅拌机专用设备没有，只能用过去我们的老一套。”大家一起经5个月的努力，在1960年3月试制成功脊灰活疫苗。
原北京所脊灰室主任、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杜桂枝清楚地记得，当时生产出500万人份，在相继发生过脊灰流行的上海、青岛、南宁、昆明等十个大、中城市的儿童中试用，进行疫苗免疫效果和安全性观察。
其实，临床试验首先是在自己和自己孩子身上做的。顾方舟带头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试服，把一小瓶疫苗溶液让他喝了下去。据顾方舟事后回忆：“当时自己心里也打鼓，这东西确实没问题，但万一有问题我就不好交代，最坏的结果可能会麻痹，腿和胳膊都不行了，但即使有风险也豁出去了，自己制造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让别人相信呢？”
在采访杜桂枝时，笔者问她：“当时顾方舟给儿子服了疫苗，你们给孩子喝了吗？”老人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不只是顾方舟，整个试制小组和北京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给自己的孩子服了。首先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做临床试验，是我们这代人的规矩。”
据她回忆，北京所试制的脊灰活疫苗在10个城市的试种结果证明，口服I、II、III型脊灰单价活疫苗（每型间隔一个月）后，一个月内抗体阳转率可达80%—100%，排毒率为56%—95%，服用儿童无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可靠。她的回忆与史料记载完全一致，可见她对脊灰疫苗的印象之深，要知道，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已经80岁了。这500万人份脊灰活疫苗，后来“文革”时被批判为“不讲政治，搞500万挂帅”，她至今说起来仍感到气愤，“这些人讲政治，讲得连对脊灰病人的同情心都没有了，不配学医。”
杜桂枝的名字上不了《中国生物制品史略》，但她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所就做脊灰疫苗，后担任脊灰室主任，直到2007年退休，一直从事脊灰疫苗和风疹疫苗的研制、生产，也算是我国消除脊灰的功臣之一。她说：“脊灰协作组组长顾方舟和副组长章以浩是北大医学院的同学。章以浩这个人非常厚道，两人配合很好，在北京所一起组织研究、生产。虽然用的是美国Sabin赠送的毒株，方法是学自苏联的，但我们并非一切照搬，也有不少革新、发明。其中一个是用乙醚灌注猴肾，使细胞产量提高了10—40倍。”她简要介绍了用猴肾制作脊灰活疫苗的操作过程：先杀猴，把猴肾取出来，剪碎，用乙醚消化，搅拌均匀，再把乙醚去除，倒进培养液，种毒培养。虽然比制作死疫苗用的猴子少多了，但数量仍然相当可观。如此血淋淋的，她当时不太安心，章以浩对她说：“这件事对人民很重要，要安心干。”不久，他从荷兰带回一种材料，试验乙醚灌注猴肾。“是他指导我做的，在无菌操作台上，把乙醚从猴子的动脉打进去，从静脉流出来。这样处理后，猴肾细胞的产量提高了几十倍，能多产疫苗，而且减少了工作量。”
“糖丸爷爷”不止一个
北京所试制脊灰活疫苗成功后，卫生部决定新成立一个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把脊灰疫苗的生产基地放到那里。为什么要放到昆明？闻仲权回忆说：“生产脊灰疫苗需要许多猴子，病毒要用猴肾细胞培养传代，昆明的猴子多，北京没有猴子，要用还得从昆明运过来。”不止一个人告诉笔者：“猴子也是有灵性的，关在笼子中的猴子看到穿白大褂的人进来就吓得眼泪汪汪，大声哀号，到处乱窜。”闻仲权后来研究二倍体疫苗，把猴子解放出来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后话打住。只说1960年昆明所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土建还没有完成，卫生部决定参加北京所试生产的原班人马先去昆明，帮助设计，参加建设，其中有医科院病毒系的顾方舟、董德祥等5人，北京所闻仲权等5人，成都所蒋竞武等4人，中检所赵玫（女）等2人。刚去时他们都要参加体力劳动，比如拉石滚压地，搬运建筑材料等。闻仲权回忆说：“北京所搞脊灰的原班人马都去了昆明，生产就停了。活疫苗我在前面讲了，用不着几个所来做，一个所做可能还有富余。昆明所1960年7月份建起了房屋，但仪器设备都是空的。我们去苏联学习的4个人，加上北京所工务科的杨老师傅，一起安装设备。按照分工，我负责搞实验室的装修和设备安装，到年底才装配好，能够开始工作了，我小量实验了一下，还可以。1961年昆明所基本建成了，卫生部批准他们正式开始生产。北京所的原班人马，加上昆明所来北京所学习的有三四个人，就完全可以生产了。那时昆明分配来不少大学生和中专生，他们跟着学，由我们手把手地教。这样搞了一年，到1962年的年底协作结束，人员各回各的原单位，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他们不太好解决，把我留在那帮助一把，所以我又多待了一年。”
昆明所开始生产的活疫苗是液体的，1962年第一季度试制成糖丸。顾方舟逝世以后，媒体上称他为“糖丸爷爷”，这没有错。但笔者要说的是，其实“糖丸爷爷”不止一个人，是一个集体。和顾方舟一起搞糖丸的至少还有闻仲权、董德祥，以及负责检定的赵玫。他们都是“糖丸爷爷”“糖丸奶奶”。为什么要搞糖丸？首先是因为小孩子不愿意喝液体疫苗，那味道不怎么样，要强迫喝下去；其次是液体疫苗存储期有限，运输不方便，糖丸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年1月2日，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去上海信谊药厂研究协作生产糖丸疫苗，3个月后获得成功。闻仲权回忆说：“脊灰病毒主要在肠道繁殖，感染是通过大便传播。但对液体疫苗来说，它是要低温冷藏的，而当时生研所才有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冰箱，到各省的防疫站可能还有，再往下走就没有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冰箱了。液体疫苗保存期只有1—3天，而糖丸可以较长时间保存。生物制品要求完全无菌，糖丸没有致病性，但还不能做到完全无菌。在北京、上海、云南三地试服后，证明没有问题。咱们国家太大，当时冷藏条件又太差，做成糖丸就可以下乡了。”
糖丸脊灰疫苗是我国的发明。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1969年“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担心脊灰疫苗如果昆明独此一家生产，万一被敌人轰炸了，疫苗岂不要断供了吗？为了双保险，卫生部决定要北京所恢复生产。北京所本来是昆明所的老师，但现在已经从液体疫苗变成糖丸了，所以昔日的老师又变成学生了。北京所所长章以浩带着杜桂枝到昆明学艺。杜桂枝回忆说：“当时昆明所乱得很，所领导挨斗。党委书记嘴硬，批他什么都不承认，老挨打。所长顾方舟，你批他什么他都点头，没有挨打，但被罚挑大粪，弄得浑身都是粪。我们去时，好一点了。章以浩带着我把整个生产流程包括检定都学了一遍，一个月后回到北京，与北京糖果厂合作生产糖丸疫苗。先试制出三批样品，为了保险，我们检定后，最好要昆明所再做一次检定。糖果厂的工人提意见，说他们‘等米下锅’，所里让我坐飞机去昆明。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昆明检定，三批都完全合格，这才开始正式生产，产品主要供应三北地区。”这样，糖丸就有南糖丸和北糖丸之分了。
糖丸疫苗1963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1964年推向全国，共有6000万剂量供大中城市人口服用，以后产量逐年增加。两个所生产后，1970年达到7000多万剂量，1980年后年均1亿人份剂量，1985年以后达到1.4亿—1.6亿剂量，这些产品3/4由昆明所生产，其余1/4由北京所生产。
这似乎已经很不错了，但疫苗科学家的探索还在继续。
二倍体疫苗解放了猴子，造福了孩子
原来的脊灰疫苗，无论是液体的还是糖丸，都是用猴肾细胞生产的，虽然章以浩指导杜桂枝成功运用乙醚灌注法后，已使猴子的用量大大减少，但仍然离不开猴子，而且毒种有可能被猴病毒污染。这一直是北京所闻仲权的一块心病。在莫斯科留学时，见到一次生产要杀几十上百只猴子，就感到惨不忍睹。我们学苏联，也要杀猴子，这么杀下去，何日是个头？做疫苗，搞生物制品，谁也免不了要用动物做试验，搞生产，但动物也是生命，能少用应尽量少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搞生物制品，就是用部分动物的牺牲来换取人类的健康。所以，武汉生研所的动物楼前立了一块亡灵碑，上写：“献给为生物制品事业而牺牲的动物们”。他做梦都在想，如何用一种新的细胞来代替猴肾细胞生产疫苗呢？
闻仲权是我国最早搞组织培养的学者。1948年美国的恩德斯发明组织培养这一方法后，立即引起我国医学科学家的重视，认为这是病毒研究方法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因为时处战争环境而未能付诸实践。1954年，朱既明在北京所主持第二研究室，闻仲权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这项工作。到19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人胚肌和人胚肾组织块培养方法，在从国外引进可以传代的Hela细胞（海拉细胞，是从一名美国妇女的子宫颈癌培养出来的细胞系）后，他又建立起猴肾单层细胞组织培养方法。1975年，他终于建立了人二倍体细胞株（2BS），用于脊灰疫苗生产，从而解放了猴子。
人二倍体细胞株的建立是细胞培养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闻仲权的2BS是一个未婚知青堕胎的胎儿细胞，父母都是知青，身体都很健康，双方家庭的疾病历史都没问题，是非常安全的。他回忆说：
我们用于疫苗制作的二倍体细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正常细胞，是人胎肺二倍体细胞。生物制品要求要做到完全无害，二倍体细胞因为是人的正常细胞，往人体上用的话就没问题，别的细胞就不成，因为种类不同，不能直接用。Hela细胞虽然是人的细胞，可以传代，但它是癌细胞，不能用于制作疫苗。这就是我们要搞二倍体细胞的原因。2BS株，BS是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2是第二号细胞。我们一开始保存了4个细胞：1BS、2BS、3BS、4BS，这4个当中挑出来一个最好的。选择的标准有很多项，其中一项是可以长期保存，在零下180摄氏度下可以说能无限期保存，保存上百年也没问题。二倍体细胞问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1961年报道出来后，很轰动的……培养这种细胞是不难的，但在检定上、培养检查上很复杂。二倍体细胞制作脊灰活疫苗，第一不用猴子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第二是它能保存；第三最关键的是它是纯的，往人身上注射没有排异反应。从生产工艺上来说，不用提纯，生产出来就可以用。而用其他细胞要经过一步一步提纯，把异质、不是人体需要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物质要全去掉，这对疫苗生产来说是一步大工程，工作量大，需要的设备也多。我和李港两个人开始搞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细胞培养得挺好的，但培养完了也就没了。当时没有液氮设备，没法保存。不能保存一切都无从谈起。问题在于液氮罐怎么解决，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进口不了，国内又没有生产，北京所不可能自己生产液氮。那怎么办呢？等进口等了一年，白等了。第二年就想土办法，发现上海玻璃厂能烧大型的30升的暖水瓶瓶胆，我们就买来瓶胆，包上泡沫塑料，上下各30厘米，周围10厘米。这样一来，这个东西可以保存3—4周。怎么用液氮呢？我们拿着保温瓶上氧气厂，氧气厂的副产品就是液氮，买液氮倒在里面，就这样用土办法临时解决了保存问题。在二倍体细胞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原始细胞最多能传到66代。与美国的WA38株的情况基本一样。生产用的细胞美国规定用到代数的2/3以前，我们2BS可以用到第40代……传代过程中检定很复杂，检查它的染色体，检查有没有外来物、有没有污染的病毒，包括做肿瘤检查、支原体检查、细菌检查、寿命检查，很大工程量……特别是染色体，每次都要查，看还是不是二倍体，看46条染色体还够不够。如出现断裂的，少了一段的亚二倍体，不够46条的，还有多了的四倍体……，就要剔除出去。每次要检查6遍，这些都合格了，符合要求了，才能传代，最后才算成功。你自己说成功了不算，还要在中检所做国家检定，要重复上述这一套，那是很麻烦的，很严格的。当时北京、上海、昆明三个所都送检，三个所要互相检查，挑毛病。最后批了2BS和KMB17（昆明所的郭仁、曹逸云等人所建）两个。这已经到了1977年。国家检定合格了，才能正式用于试生产。
杜桂枝回忆说：“我就是用2BS细胞生产脊灰活疫苗的。开始只有北京所用二倍体细胞生产，昆明所还用猴肾，后来也改用KMB17株生产。”疫苗试制出来后，北京、昆明两所进行了多年的接种后的人体观察。观察了约20万人，看有没有被疫苗感染病毒的，如脊灰、肝炎、肿瘤，等等，最终证明二倍体疫苗是有效的、安全的。1984年，国家批准正式生产。从此，完全用二倍体生产疫苗，猴肾细胞疫苗被淘汰。
1985年，涵盖脊灰3个型病毒的三价二倍体疫苗（白色糖丸）诞生，再不用分型接种3次了。最早都是单价疫苗，脊灰3个型，分3次服用，出生2个月先服I型（红色糖丸），4—6周后服III型（绿色），最后服II型（蓝色），每年服一个全程，连服三年，到7岁时再加强一次，无论对防疫站和家长来说都相当麻烦，弄不好就有遗漏。60年代改为先服I型（红色），继服II加III型（绿色），但还是麻烦。医科院的董德祥、胡希民等参考国外经验，历经5年，终于找到了3个型的病毒较小剂量的最佳配比，研究出三价混合疫苗。1984年在少数省市改用三价疫苗免疫方案，1985年全国铺开。
我国的脊灰疫苗，从死疫苗（北京所试制）到猴肾细胞活疫苗，再到二倍体细胞活疫苗；从液体疫苗到糖丸疫苗，再从单价糖丸到三价混合糖丸疫苗，每一步都凝聚着疫苗专家们的心血，他们的奉献精神非比寻常。尤其是二倍体细胞疫苗的研制成功，是疫苗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二倍体细胞不仅用于脊灰疫苗生产，而且被广泛运用于其他如脑炎、风疹、腮腺炎、水痘、疱疹等疫苗的生产。攻克二倍体的闻仲权、郭仁等人为我国的疫苗事业做出的贡献，功在史册。
1994年9月，在湖北省襄阳发生最后一例脊灰患者后，我国再无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灰病例，危害甚烈的脊灰在我国被消除了！这是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消灭天花之后，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又一个彻底胜利。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顾方舟作为证实委员会成员，代表中国在证实报告上签字。
顾方舟当年去莫斯科学习脊灰疫苗制作时，是32岁，在消除脊灰证实报告上签字时，他74岁了。与他并肩战斗的专家章以浩、闻仲权等年龄与他相仿，他们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我国消除脊灰的光辉事业，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研制最后消灭脊灰的王牌——sIPV
我国消除脊灰，至今20多年了，但是只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脊灰病毒一天不灭亡，脊灰疫苗就得接种，才能维持无脊灰状态。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国1961年消灭了天花，1994年9月以后消除了脊灰，前者用“消灭”，后者用“消除”，区别在哪里呢？因为天花病毒已经被消灭了，不种痘也不会有人感染天花了；而脊灰病毒还没有被消灭，只是通过接种疫苗，不再有脊灰病例，还只能说消除。从消除到消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有一个较长的维持无脊灰状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脊灰疫苗还必须坚持接种。
为此，我国的疫苗专家一直没有停止脊灰疫苗新产品的开发。目前，曾经为消除脊灰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糖丸疫苗已成为历史，为北京生研所王红燕、张静团队研发生产的二价口服脊灰疫苗（bOPV）所代替。这种疫苗的全称为“Sabin株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1毫升的红色液体装在两个指节高的小瓶里，可供10个婴儿接种，只需在嘴里滴两滴就可以了，更适宜2个月到6个月龄婴儿，比吃糖丸更方便，更安全有效。
bOPV的研发受到各界关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经过对全球疫苗供应企业的考察评估，决定和中国生物合作推动二价减毒脊髓灰质炎疫苗（bOPV）的扩产。2017年，bOPV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这是我国唯一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的脊灰疫苗，已外销世界各地。杨晓明在回顾和盖茨基金会的这段合作时说，盖茨基金会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它也重视投入产出，不过它的产出不是效益而是效果。基金会之所以与我们合作bOPV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三大优势，一是产品质量可靠，二是产能优势明显，三是相对成本较低廉。这符合双方把更多健康产品带给全球有需求的人群这一初衷。由于合作顺利，2018年11月，中国生物与盖茨基金会再度牵手，在北京签署了《全球健康合作谅解备忘录》，对今后五年的合作又进行了新的规划。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脊灰活疫苗虽然免疫性能良好，却存在产生衍生脊灰的隐患，尽管衍生脊灰的发生率不足1/100万，但哪怕只有1例，脊灰病毒就可能死灰复燃。另外，服用活疫苗后的排泄物中残存着减毒后的脊灰病毒，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隐患。因此，WHO全球脊髓灰质炎根除行动（GPEI）小组制定了《2013—2018年脊灰根除及尾声计划》，提出了在2018年实现全球无脊灰状态的目标。2016年，在全球实施脊灰灭活疫苗（IPV）和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bOPV）的序贯免疫程序，即IPV—IPV—bOPV，并最终过渡至全剂次IPV免疫程序，最终实现全球消除脊灰病毒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后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使用IPV。
然而，我国虽然在世界上领先消除了脊灰，但主要用的是活疫苗；尽管中国医科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昆明所）2015年研发的脊灰灭活疫苗也被引入世界根除脊灰计划中，但国内IPV供货量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为此，WHO原总干事陈冯富珍专程拜访了李克强总理，希望中国政府加快IPV研发进度，以保证市场供应。
于是，中国生物北京所全力以赴，加快sIPV（赛宾株脊灰灭活疫苗）的研发进度。早在2005年，北京所的王辉团队就承担起这副重担。王辉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世界上只有法国巴斯德公司生产脊灰灭活疫苗，但用的是野毒株，进口到中国后价格昂贵。荷兰正在用Sabin减毒株研发灭活疫苗，已上I期临床。世卫组织找了中国生物，希望我们与之合作研发。但经过调研，发现荷兰采用的工艺是微载体反应器，与我国昆明所基本一样，产能受限，而中国人口众多，疫苗需求量大，不突破产能这个瓶颈，就无法满足接种的需要。所以我们决心自己研发。”经过艰苦探索，王辉团队在世界上首创用篮式反应器以自己创新的菱形片段载体（内部为蜂窝状，外交联呈书页状）进行大罐培养的新工艺，同时与苏州天信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306050M199培养基，一举突破了产能这个瓶颈，攻克了sIPV生产工艺扩大和产能提升的业内难题，取得4项创新成果，获得3个国家专利，从而建立起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工艺过程及参数控制系统。临床试验表明，北京所研发的sIPV脊灰灭活各方面指标高于WHO标准。按GMP标准，北京所建起了两个总建筑面积达11495平方米的生产车间，生产出优质的sIPV疫苗，产能达3000万—4000万剂/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启动特别审批程序，仅用35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审评。2017年9月，北京所获得了生产文号和GMP证书。评审结论认为，北京所采用Sabin株生产的sIPV疫苗，是目前世界上安全性最好的脊灰疫苗之一。而且，国产sIPV疫苗售价仅为35元/剂，远低于进口疫苗150—200元/剂的价格，使大规模接种成为可能。
sIPV脊灰灭活疫苗从2005年立题到2017年上市，历时12年。谈起这12年的奋斗经历，课题负责人王辉止不住泪流满面。在这期间，她曾经做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做完，她第二天就进了实验室，因未遵医嘱休息，病情加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是大手术，医生要求休息3个月，可她只休息了10天就上班了，结果因伤口崩开又做了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因为实验必须连续做下去，中间产品不能放冰箱保存，一旦停下就报废了。”她流泪不止是因为自己，更因为团队的成员。副研究员赵玉秀因为这个项目常年早出晚归，与孩子不照面，最后疫苗做成功了，孩子却不认妈妈了，说“你不是我妈妈，我不认识你。”李爱玲离家远，上下班要花3个多小时，忙起来更没个点，干脆住到了实验室，弄得婆婆、丈夫一肚子怨气。王辉教了她一个消除怨气的方法，把奖金用信封分装，先给婆婆一份，再给丈夫一份，自己只留一小份，如此来争取他们理解。罗书荣是课题组的老大姐，负责的一项工艺最耗时间，因常年熬夜加班，最后得了免疫系统疾病。医生说这种病的存活率只有10%，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病床上，她对来看望她的同事说：“我不后悔。我特别怀念我们一起攻关的日子。想到能为最后消灭脊灰做一点贡献，我知足了。”王辉一边擦眼泪一边对笔者说：“对不起！我失态了。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流泪。为这个疫苗，大家没日没夜，个个都得了胃病，梁洪阳、张静等人，一个个都熬得非常憔悴……”
sIPV疫苗自2017年上市以来，已供应全国3000余万剂，满足了我国新生儿的接种需求，确保了我国免疫规划策略的调整及实施，彻底扭转了国内供货紧张的局面，为我国继续维持无脊灰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对全球消除脊灰的贡献，受到了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的高度赞扬。sIPV疫苗正申请WHO预认证，即将走向国际市场。
2019年，在“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4月25日）到来之际，国务院领导同志莅临国药中国生物北京所视察，鼓励中国生物作为生物制品的国家队，要再接再厉，为我国消灭传染病提供更多更好的疫苗产品。
第十二节 既可恨又可爱的肉毒素
1958年，一种病因不明的“察布查尔病”在新疆暴发，事后查明是肉毒素中毒事件。“中国还有肉毒素吗？”此前连医学院的老教授也认为肉毒素中毒是外国才有的事，在中国是没有的。就在这次中毒事件后，我国兰州生研所王成怀开始领衔肉毒素研究，研制出肉毒素类毒素、抗毒素，使这种无药可治的病有了预防和治疗的妙药。接替王成怀当肉毒素室主任的王荫椿研究员又将肉毒素变毒为宝，变丑为妍，将之用于治疗神经麻痹性疾病和医疗美容，造福人民，大受欢迎，成为畅销产品。
微生物是目前所知的最小生物，已经被发现的有20多万种，但估计还不到总数的1/10。对人类来说，它们中间有敌有友，也有的是亦敌亦友。医学家和疫苗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致病微生物，千奇百怪的致病微生物引起千奇百怪的疾病。人们常说的“怪病”，就是因为没有弄清其病原微生物。本章所讲的是一个先降服微生物敌手进而化敌为友的故事。
1958年以前，医学家曾经普遍认为中国没有肉毒素中毒的病例。但这年的春天，在新疆的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居民中出了一种奇怪的病，突然死了不少人。卫生部派北京医学院吴朝仁教授去调查。吴朝仁在新疆调查之后，回京途中特地在兰州停留，去了兰州生研所。兰州所所长齐长庆和毒素研究室主任王成怀热情接待了他。谈起他此行的目的，吴教授说：“这种病死亡率很高。因为病因不明，所以暂时按地名叫作‘察布查尔病’。但从流行病角度考虑，我高度怀疑是肉毒素中毒，却没法肯定，主要是因为没有诊断血清，你们是不是要生产这个？”当时，兰州生研所在肉毒素研究上正准备起步，齐长庆与王成怀前不久刚研究了一个成立毒素室的计划，王成怀已经着手准备开干了，但先干什么还没有定。吴教授这一来，齐长庆所长马上拍板，就先干肉毒素。
那时中国只有少数医学教授在书上看到有肉毒素，对中国有没有肉毒素还不清楚，更没有实验室证明和诊断病例。王成怀回忆说：“有一次在北京开生物制品会，遇到一个医学院的老教授，是教微生物学的。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主要是忙肉毒素中毒。他比较惊讶地说：‘什么？肉毒中毒？你忙那个干什么，咱们中国有这个病吗？’我告诉他咱们新疆有这个病。他说：‘咱们中国还有这个病啊！我上课教学都是用的外国例子。’”
连医学院的老教授对中国有肉毒素中毒也如夏虫疑冰，其他人就更是闻所未闻了。在新疆察布查尔县生活的锡伯族是从东北迁来的，这个地方靠苏联（俄国）很近，实际上早就有肉毒中毒这种病了。但当地老百姓把这种病叫作“邪病”。每年都死人，死的人多了，当地锡伯族同胞便认为这个地方有魔鬼，不吉利，要求外迁。后来调查才发现，他们爱吃一种叫“面浆”的东西，就是先蒸出馒头，然后把馒头放在密闭的地方发酵，第二年春天拿出来，主妇先尝一尝，很甜。小孩子特别爱吃这个，小学生上学拿一块在路上吃，还分给别的同学吃，却不知道这里面有肉毒素。当然这是吴朝仁教授去了以后，兰州所后来调查研究才知道的。所以，王成怀认为肉毒这个名词翻译得不好，肉毒英文叫“botulinum”，咱们把它翻译成肉毒，容易引起误解。其实这种毒素不只是在肉中存在，在其他食物中也可能存在。
肉毒的毒性太大了，据推算，只要一亿分之七克，就足以夺人性命。
肉毒素中毒事件
王成怀的血清毒素研究室设在一个小院里，是一个废弃的洗衣房。因为他们搞的细菌包括肉毒都是带芽孢的，不能与其他生物制品来回串，必须找一个单独隔离的地方。这个小院很偏僻，洗衣房关闭以后很少有人去。晚上这个地方安静的叫人害怕。王成怀特意养了一只小狗，如有外人来，小狗就会叫起来，提醒自己提高警觉。因为研究工作要保持连续性，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遨游在肉毒素的世界里。他研究所用的肉毒菌株和标准品是中检所提供的。
王成怀原来搞过破伤风和气性坏疽抗毒素。早在1947年，他在原大连所研制生产出气性坏疽抗毒素，被送到解放战争前线给部队使用。因此，大连铁路总工会在1950年1月给他记大功一次。由于破伤风、气性坏疽和肉毒都属于芽孢菌，王成怀前面又有做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的经验，所以在肉毒研究上上手比较顺利。对细菌的培养、产毒、脱毒、免疫、做检定，等等这些，对他来说可谓轻车熟路。经查阅文献和实验室研究，他发现肉毒虽然是一个菌，却有7个型，分别为A、B、C、D、E、F、G。要研发用于预防的类毒素（相当于疫苗）和用于治疗的抗毒素并不十分困难，最困难的是研发诊断血清。
肉毒素的诊断血清是干什么的呢？第一，要分清他究竟是不是肉毒中毒；第二，确定是肉毒中毒后，还要要弄清他中的是哪个型的毒。弄不清型号就不知道用哪种抗毒素，没办法对症治疗。一般来说，让人中毒的肉毒素常见的是A、B、E三个型，C、D两型主要是让动物中毒，F、G两型不常见。
如前所说，1958年以前我国还不认识肉毒，所以经常发生误诊。青海玉树防疫站的人对王成怀说：“我们过去都把这类病人看成是鼠疫，用治鼠疫的方法来进行抢救，结果大多数人都死了，最后就按鼠疫散发病例往上报了，还连累周围的人多打一针鼠疫疫苗。”而要确诊是否肉毒中毒，实验室的方法比较烦琐、耗时。先要从病人身上采集标本在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再注射到小白鼠身上，至于分型那就更复杂了，需要的时间更长，最少也要3—4天，所以如果不解决快速诊断的问题，即使有肉毒抗毒素也难以救人一命。一个人肉毒中毒了，如果你能及时作出判断，给他打抗毒素，这个人可能就救活了；一个人已经把毒吃进去了，但还没有发病，给他打类毒素他就不会发病了。王成怀说：“当时制造不是太难，难在怎样尽快用到病人身上，或者还没发病制止他发病。这就要看他吃的可疑食品含毒量多少，是什么型。有的时候，他吃的这个东西本身毒很厉害。比方说青藏高原上牧民有个习惯，到秋天把膘肥体壮的牛羊宰了，一部分拿在外面挂在帐篷上就吃，另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装在密闭的容器里放在篷里贮藏。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外面挂的那些吃完了，就把贮藏的拿出来吃。藏民在西藏、青海，高原上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的，今天你到我的帐篷里做客，我怎么招待你？就拿出贮藏的肉，拿藏刀拉一块给你，一边谈话一边嚼生肉，就这么中毒挺多的。最近（2015年）我听说还发生。因为这种地方他们居住不在一块，是分散的，消息闭塞，卫生教育很不容易普及。”
经过常年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努力，到1959年，王成怀搞出了A、B两型的诊断血清和治疗血清以供急需。继王成怀之后，1960年北京生研所也研制出A型、B型二联肉毒类毒素，并于1961年与中检所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协作制造出精致的A型、B型二联肉毒类毒素。1963年，北京所又对肉毒C、D、E三型菌种开展培养研究，找到了培养方法和产毒高峰期。因为肉毒中毒发病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北京所停止研究，兰州所王成怀的实验室成为全国独此一家的肉毒研究单位。
1964年，兰州所研制成功A型、B型、E型、F型四联肉毒类毒素，经人体接种观察，证明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都很好，紧接着又分别研制出A—E型肉毒诊断血清和治疗血清。到1976年，兰州所已经能制造出肉毒中毒诊断、预防治疗的配套产品，至此，可以说我国已具备对付肉毒中毒的全套办法。
抢救肉毒中毒病人，除了要用药品，而且还需要经验。王成怀回忆说：“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人们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很有意思。肉毒中毒这个病，在咱们国家来说，主要在偏僻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医疗、防疫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一旦发病，你到那儿无法辨别，干着急。抢救固然要有抗毒素，但抗毒素怎么个用法？什么时候用？用多少？这都是要有些经验的，临时到书本上去找也找不到。让我高兴的事情是，去了能帮助做实验，是不是肉毒中毒？可疑食品里头是不是有肉毒毒素？要做检定，一般他们都不会，所以我要带他们防疫部门的人做检定，教操作方法。诊断是很重要的一步，要判断病人是不是肉毒中毒，是肉毒中毒又是哪个型的。定型工作要赶紧，一般我到一个地方第一步先干这个。一般来说，从临床上来看，就大体可以看出来是不是肉毒中毒。但是什么型这个就要做实验，用诊断血清做小白鼠试验，但观察一般要4天，等你搞清是某某型，病人可能早死了。他可能一天、一个钟头就死了。人都死了，你做出来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一定要缩短时间，赶紧诊断，一分钟也不要等，往往我到了以后就连夜干，到12点、1点，结果就看出来了，是哪个型，我有这个经验了。大部分人不是A型就是B型，或是E型，也有可能是2个型，3个型（少见）。给小白鼠注射后，我就盯着，不看死不死，就看发病不发病，很快就能判断出来。这是书上没有的，但很准确，这个事我很高兴。”
对肉毒中毒的病人，能否及时抢救决定生死。王成怀讲了一个故事：“越近的地方越好弄。兰州有一个工厂的仓库管理员，做了东西自己吃，还给邻居吃，9个人中毒。主人吃得最多，病得最重，但是他不治疗。我说你为什么不治疗？他去操心其他人了，他是家主嘛；另外他说药太贵，用不起。我说你不能这样，药再怎么贵，你拿不起钱没关系，我可以从我工资里拿钱，你一定要赶紧救命。只要有呼吸你就要抢救。这个人一下跪在地上，起不来了。他害怕了，说你赶紧给我打针吧，最后这9个人全部抢救过来了。后来好几年了，我还去回访，他们都活得好好的。这让我心里感到很愉快。”
享受“专机”待遇的专家
王成怀一生做了4种抗毒素产品：白喉、破伤风，气性坏疽和肉毒素。他感到最骄傲的是做成了肉毒的系列产品。他因此声名鹊起，成了肉毒中毒的“救命神”。全国的防疫系统和很多医院都知道兰州所有个王成怀，碰到肉毒中毒就找他，这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也乐在其中。他研究了上述4种病的药物，只有这一种是研究者直接和病人接触，并参加抢救病人的行动。有一次，驻武威的一家部队医院找他说，他们部队一个营的营长和教导员都到延安施工去了，他们两家住在一起，教导员的妻子做了臭豆腐，送给营长的孩子吃，两家有2个女孩1个男孩，吃了以后都发了病，他们怀疑是肉毒中毒，请他赶紧去一趟。王成怀二话没说带着药品和做实验的小白鼠出发了。坐火车时，他把老鼠笼子挂在卧铺车厢的门上。晚上小白鼠“吱吱”地叫，旁边的人就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在叫。王成怀怕惹麻烦，就“骗”他说是火车轮子摩擦的声音。等他赶到部队时，3个孩子已经死了一个女孩。病情紧急，再用小白鼠做试验已经来不及了，有什么办法能立即判明是不是肉毒中毒呢？肉毒中毒的一个典型症状是眼睑下垂。他急中国生物智，看见部队养的有鸡，突然灵机一动，让赶快抓一只鸡来。怎么回事呢？鸡和人的眼睑正好相反，人是上眼皮动，鸡是下眼皮动，往鸡的下眼皮上注射一点毒素，鸡就把眼合上不动了，这就证明孩子是肉毒中毒。王成怀说：“我就试验，代替小鼠。它的好处，一个是鸡在农村都有嘛，谁家的鸡都可以用一用，用了它也不死，过两天好了，你照样养去，照样下蛋，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很快。用鸡眼睑反应来代替小鼠死亡的反应，立竿见影……因抢救得快，另外两个孩子都救活了。我想这好，这推广出去，可以代替小鼠做实验。后来我想不用鸡，用麻雀行不行？失败了，它不好养，它生气，扑腾扑腾死掉了。各种鸡，大鸡、小鸡、来克亨鸡、草鸡我都试了，都行。这工作小事情，上不了台面，但我觉得很高兴，它解决问题。”
武威离兰州比较近，所以他坐的是火车，远的地方他就享受“专机”待遇了，他坐“专机”去过青海草原，东北吉林的偏远小县，河南的开封，新疆的乌鲁木齐。王成怀说：“我一个人坐一架飞机去，有时还是没赶上，还是有人死了；有时赶到了，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抢救不回来了。这种飞机一共只有8个座位，坐它是很辛苦的，遇到气流，颠得很厉害，特别是经过大山区的时候，颠得受不了。”
去新疆乌鲁木齐的那一次，是新疆生产兵团的一个单位集体中毒。春节，内地的慰问团去慰问演出，炊事员用豆瓣酱做成小菜，大家都感到很好吃，一下近40人都中毒了。兵团把人送到乌鲁木齐的医院。王成怀坐飞机赶过去，发现病人分散住在三个医院里，但病情还不是十分严重，判明是肉毒中毒后，就把抗毒素分给三家医院，教医生怎么打，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晚上就睡觉了。谁知睡到半夜，“咚咚咚”有人急促地敲门，喊：“一个小孩快死了，你快起来。”他跑去病床前一问，原因是医生按以往注射其他药物的经验，给他注射抗毒素的量只有大人的一半。王成怀一听急了，怎么能减量呢？不但不能减量，还要比大人多打，按体重的比例他身上的毒素比大人要多得多。于是赶紧再给他注射，第二天早晨小孩就下床玩了，王成怀看了心里乐呀！这一次所有的病人都抢救过来了。
但如果不能及时抢救，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王成怀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坐飞机去青海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藏民一家九口全都中毒了，等他赶到时已经死了8个，就剩下一个9岁的小孩被抢救过来，他心里非常难受。
令他难忘的另一次抢救是在河南开封，也是一家九口全部中毒，王成怀赶到时已经死了一个女孩。其余八口，经王成怀抢救，有7个第二天就开始好转，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因本身就有严重的哮喘病，没能抢救过来。他临别时说：“你们都没有问题了，我要走了。”未料到被救活的7个人一下都跪在地上磕头，正好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他们磕头说：“感谢毛主席救了我们，感谢你救了我们。”王成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应该感谢共产党。”
他说这话绝不是为了做政治姿态，而是一种切身体会。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为了抢救几个老百姓又是专机，又是专车，一路绿灯，只为救人。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肉毒研究立项。察布查尔那么偏僻地方，少数民族死了一些人，要在旧社会，就不了了之，无声无息了。新中国却派北京的教授不远万里去调查，又赶紧立项，拨款研究。
回想自己的科研之路，王成怀也处处感到了党的温暖。让他终生不能忘怀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时，为对付细菌战，前线急需霍乱、伤寒、副伤寒甲、副伤寒乙、破伤风五联疫苗，任务交给了大连所。王成怀搞的是破伤风，但因为他当时是血清科的科长，要他负责合成。五联疫苗每项单独都没有问题，合成起来变成五联以后怎么样呢？王成怀先在自己身上注射，前后注射了五六次，没问题。全所共百十来人，人人都打，只有5个人有副反应，注射部位发生脓肿和发烧，没有一人出现全身症状，化脓的也没有发现细菌感染。因为前线急需，所里通过检定也就放行了。过了不久，上级通知王成怀去沈阳参加志愿军的卫生工作会议。他一到沈阳开会的地方，只见有人捂着胳膊来问他：“你是大连所的吧？五联苗是你们生产的吧？”他回答说“是”，那人把胳膊撸起来让他看，肿得厉害，气冲冲地说：“你们干的好事。”参加会议的都是志愿军兵团、野战军一级的卫生部（处）长，都反映说疫苗的副反应严重。有人对他说：“你先睡觉，明天再说。”他睡着睡着，听到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在一个小会上对大家说：“明天会上在疫苗问题上，我们要多检讨自己的问题，不要一味指责生产单位。”王成怀听了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感到还是部长水平高。第二天开会，果然各部队都只检讨自己而没有指责大连所。各部队接种疫苗后的副反应都比较多，还死了一个人，汇报者说死因不是疫苗的问题，而是偶合症。下午大会总结，王成怀想，虽然大家都没有提意见，但还是要准备受处分吧，说不定就可能让你告别生物制品工作了。结果贺诚部长在总结时却一句没提大连所的问题。会后，贺诚部长给他个别交代，要提高疫苗质量，把副反应降下来。王成怀心里特别内疚，又特别温暖，党和军队对疫苗研制者如此宽容，我们更应该奋发努力，做出最好的疫苗来。后来查清了接种后化脓是由明矾引起的，因为疫苗用了明矾做佐剂，尽管剂量很小，但还是会引起化脓。大连所的人注射后副反应小，是因为他们天天和疫苗打交道，反应已经不敏感了。五联疫苗这件事，王成怀一直铭刻在心，一有机会就主动做自我批评，作为失败案例教育年轻人，同时也是他精益求精地做好研究工作的一个鞭策。在肉毒研究中，他之所以能够严格要求，周密思维，处处为抢救患者考虑，都与上述教训有关。
王成怀80多岁的时候还亲自去抢救病人，但他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要把肉毒中毒的知识和抢救病人的办法普及开来。他到处讲课，有请必到，还准备写一本书来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可惜，书刚开头，他却走了。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还能侃侃而谈；2018年笔者去补充采访时，他已经走了两个月，只能见到他的遗物了。他家的书房里，电脑盖还打开着，所有的中外文书籍和手稿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他拉了一辈子的一把二胡还挂在墙上。他的儿媳对笔者说：“我们会一直这样保持原样，这间屋子谁也不能占用，除了打扫卫生，谁也不准去打扰他。”
仁者寿，他享年98岁。作为我国梭菌芽孢杆菌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除了肉毒系列产品（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外，还主持组建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医学细菌保藏管理中心梭菌专业实验室，保藏着各型肉毒梭菌菌种68株；在艰难梭菌肠炎和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研究上，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获得卫生部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他负责制订的《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1996年经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审定，被卫生部批准为行业标准。
斯人满载荣誉而去，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
“我是河北省巨鹿县人民医院，我们这里有一家六口发生中毒，有两个都快不行了，我们怀疑是肉毒中毒，请你们火速前来支援。”
这天是2006年2月17日，兰州生研所毒素制剂室主任张雪平接到电话后，请对方简要介绍了病人情况：这一家人是本县辛庄乡夏旧城村村民，户主叫萧彦丰，是2月12日收治的。共同症状为腹痛、恶心呕吐、声音嘶哑、吞咽困难，被诊断为食物中毒，进行了常规的解毒、排毒治疗，但快5天了，病人的症状不仅毫无缓解，而且日趋严重。户主萧彦丰和二女儿萧艳玲濒临死亡。医院和疾控中心会诊，怀疑为肉毒中毒。
如果真是肉毒中毒，就只有注射肉毒抗毒素才能救命。而因这种病不常见，许多疾控中心一般不储备肉毒类毒素和抗毒素。兰州生研所是生产肉毒素产品的唯一机构，只好临时向他们求援。
很不巧，这天正好是周末。张雪平接到电话后，一面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将病人血样及所吃食物残留物送过来，以便确诊；一面向所领导报告，所领导要求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患者生命。18日，星期六，上午8:00，毒素制剂室、实验动物室相关人员放弃休息，做好实验准备，等待检验物的到来。专攻肉毒素的老专家王荫椿原主任亲自坐镇。中午12:30，血样及食品样品送到。半小时后，测定实验完成，确定为肉毒中毒，但还需完成定型试验。等定型实验完成，也许就来不及了。所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在所里做实验，一路由王荫椿携带在我国多发的4个型别的肉毒抗毒素，迅速赶往巨鹿。一查航班，兰州至北京的最后一个航班18:00起飞。而兰州机场离市区有70多公里，而且路上的雪还未完全融化。赶紧出发，雪路飞奔，王荫椿终于在飞机起飞前10分钟赶上了飞机。
晚上21:00，实验结果确认巨鹿病人为B型肉毒毒素中毒，刚抵达北京的王荫椿接到这个电话报告，不顾自己已年近古稀，连夜乘汽车赶往巨鹿县。
19日，星期日，凌晨5:00，王荫椿赶到巨鹿县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抢救。此时，患者中的男主人萧彦丰已无自主呼吸，上了呼吸机，其二女儿也生命垂危。当晚20:30，毒素室主任张雪平携带30000IU的B型肉毒抗毒素也赶到巨鹿县医院。从拿到血样到给病人注射抗毒素，从兰州到巨鹿，只用了17个小时。速度赢得了时间，时间挽救了生命，至次日早晨，6名患者的病情全都缓解。一个家庭得救了。
考虑病人一家是农民，经济困难，兰州所决定减免患者相关治疗费用。
肉毒素的故事似乎就如此这般了，不！此后发生的新故事比老故事更精彩。现在兰州生研所的肉毒毒素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肉毒毒素已被变毒为宝，开始造福人类了。不过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我们余言后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