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萌芽扎根（1919—1949）（1）

中国生物制品行业是在1919年破土发芽的。1919—1949年，这30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中国生物制品行业从萌芽到扎根的时代。

无今不成古，无古不成今。江流万里必有源，树高千丈总有根。中国生物制品行业是在1919年破土发芽的。1919—1949年，这30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中国生物制品行业从萌芽到扎根的时代。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迎来了“德先生”（Democracy，音译“德莫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音译“赛因斯”，即科学）。民主和科学，两股热风吹来，让尘封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坚冰慢慢地很不情愿地开始融化。于是乎，许多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在这片古老的土地冒出了嫩芽。1919年3月，即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中央防疫处在北平（北京）诞生了！

中央防疫处隶属北洋政府内务部，“旨在研究预防疾病的措施，从事对各种传染病的细菌学研究，制造各种血清和疫苗，以不负其保全国人性命之职责。”[1]

然而，它的诞生几乎是无声无息的，甚至没有让人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当时，没有人热烈祝贺，也没有成为新闻。

与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中央防疫处的成立这件事似乎小得不值一提。但是，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这是一件初开鸿蒙、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中国的中央政府首次有了一个专门负责防疫和制造免疫生物制品的机构，标志着我国从传统防疫向科学防疫迈开了一大步。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政府机构分六大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职责几乎包含了农业社会的一切工作，连和尚的执照（度牒）都有人管，却没有一个管卫生工作的部门，兼管的也没有。遇到大疫谁来管呢？谁也不管。不是有太医院吗？可那是专为皇帝和皇家服务的医院，且没有行政功能。大疫来了怎么办？往往是由皇帝指定一名防疫大臣，由他临时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代表皇帝来做防疫工作。基本套路是这样的：先由皇帝发一个防疫诏书，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还会发一个所谓的《罪己诏》，意思是“朕”愿意承担一切有违天意的罪责，希望上天只惩罚“朕”一人，而放过“朕”的子民。而防疫大臣少不了会召集和尚、道士设坛建醮，诵经请神，斩妖驱鬼，求安祈福，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老百姓发点药物，再派官员带着一些银子和药物下到灾区去视察慰问。“规定动作”做完了，防疫大臣的差事就算了了。至于疫区的老百姓，能否躲过疫病，能否保住性命，只能是生死由命了。前面我们讲到伍连德去哈尔滨防鼠疫，初看他这个总医官是外务部提请任命和受外务部领导的，以为是咄咄怪事，了解上述封建政府的构架后，就会不以为怪了。

中国的中央政府设立卫生行政机构，始于1905年清政府，于巡警部的警保司内设卫生科。其职掌为考核医学堂之设置，给医生发执照，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卫生、保健章程。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二字。1906年，预备立宪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将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辛亥革命后，在内务部设卫生司，可卫生司的招牌油漆还未干，就从司局级被降格为内政部警政司卫生科。1916年黎元洪当总统后，才又恢复为卫生司。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政部，与卫生司平级。中央政府设卫生部（署），是1928年北伐军进北平之后国民政府的事，与北洋政府无干了。

中央防疫处成立时，还是鲁迅在小说《药》中所描写的时代，大多数官民还愚昧未化，未受到现代科技知识的启蒙。在《药》中，老实巴交的华老栓用洋钱贿赂行刑的刽子手，请求他把馒头沾上被砍头的犯人的血，用人血馒头来给儿子治肺痨（肺结核）。人血馒头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医学文化符号之一。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中央防疫处，新鲜！防疫是干嘛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未听说过防疫这个新名词。除了极少数“海归”之外，中国人还不知道致病微生物为何物，防疫、疫苗、血清、类毒素、抗毒素，等等，对他们来说如听天书。因此，他们对中央防疫处的成立是冷漠的，事不关己的。听你们的那些洋名词，还不如人血馒头来得实在。

然而，这棵宛如在沙漠中冒出的嫩芽，尽管它非常幼小，却显出顽强的生命力，逐渐扎下根来，成长起来。中央防疫处成立的当年，就生产出少量预防霍乱、天花的疫苗。每遇到重大疫情，中央防疫处都派人参加。1920年，中央防疫处在长春防治肺鼠疫取得了较好成绩。1921年，在参加山东桑园的鼠疫防疫战中，中央防疫处的骨干成员、年轻的俞树棻被感染，以身殉职。1923年，中央防疫处带着部分产品去法国参加巴斯德百年纪念大会，首次亮相国际大会，就获得大会颁发的奖章，“NEPB”（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渐为世界所知。此后虽历经磨难，有起有落，但始终惨淡经营，有所发展。

中央防疫处成立以后的30年，中国的国名虽然都叫中华民国，纪年也都用民国纪年，以辛亥革命发生的次年（1912）为民国元年，但此民国非彼民国，二者的国旗、国歌都是不一样的。史学界一般以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平为界，之前称为“北洋政府”，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执政的政权；之后称之为“国民政府”，指国民党执政实际为蒋介石执政的政府。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混战，闹剧频演，丑闻不断，国无一日之宁，民无片刻之息，生物制品事业艰难维持，亮点很少，苦水颇多。1928年北伐军进了北平，不久，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虽然号称统一了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统一，不仅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强大，而且还有被蒋介石逼出来的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之前，蒋介石忙于剿共和消灭异己，无暇顾及免疫防疫。1934年以后稍有好转，直属国民政府卫生署的生产疫苗的机构，除了中央防疫处之外，还有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等，另外还有大约十几家规模很小的私营生物制品厂。解放区也有各自的疫苗生产厂。在这期间，我国从事生物制品研究与生产的科学家如汤飞凡、陈宗贤、齐长庆、魏曦、朱既明等，如灿烂的星星闪耀天空，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可惜，星星再亮，也只能妆点天空的美丽，却照亮不了黑暗的大地。他们研发生产出了疫苗，却没法让老百姓普遍受益。一方面，由于经费等条件的限制，疫苗的生产规模远不能满足防疫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有疫苗，也因为国家分裂、政治腐败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医者仁心，制造免疫制品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民国的执政者为的是一己私利，出发点上就有冲突，最后结果只能是一声叹息。如1929年上海流行脑膜炎，南汇县死了500多人，士绅来上海市政府请愿后，市里制定了七项措施，其中第七项为“免费注射脑膜炎疫苗”，结果全市才注射了5337人，典型的沧海一粟。最后死了多少人卫生部门没说，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惟因限于人员及财政之缺乏与脑膜炎球菌带病者之众多，完善之预防，实非易事。”[2]再如1930年上海发生霍乱，许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卫生部门之间相互扯皮，从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预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卫生署长不得不亲自来上海开会协调，议定了“免费注射疫苗”等三项措施，可最后“卒以筹设不及未能实现，良可惜也。”[3]1932年的长江流域霍乱流行的防治，是国民政府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蒋介石都亲自批示了，结果呢？由于经费和技术力量不足，仅在武汉、南京等地清理了尸体、注射了疫苗，最后还是死了40—50万人。

上述案例除官僚主义外都涉及财政问题。疫苗是要花钱买的，免费注射其实是政府买单。如果政府没钱买单，免费注射就是一句空话。1936年，著名公共卫生专家、曾经当过中央防疫处的第十一任处长的金宝善先生就卫生经费问题做了一个调查。安徽、浙江、河南三省的卫生经费占行政经费的比例仅为0.3%。江西因是试验区，故所占比例稍高，为2.2%。总体看城市比农村高，南京占7.5%，杭州占7.4%，上海占4.8%，青岛占4.0%。城市卫生经费的开支情况，用于街道清扫、垃圾处理的占30—50%；用于医药的占50%，用于疾病预防、学校卫生、妇幼保健、卫生教育，等等加在一起不足5%。即使排除因贪污等不法行为造成的经费流失，疾病预防包括买疫苗的钱已少得可怜。卫生部门疫苗买得越少，生物制品机构的生产量就越小，疫苗的成本就越高，这就形成恶性循环。1927—1937年，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的黄金十年”，认为这十年是民国经济、文化建设成就最大的时期。我们不在这里分辨然否，但从上述情况来看，至少在疫苗的制造和使用上，所谓“黄金十年”也不过尔尔，带有浓厚的吹嘘色彩。

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被迫从北平迁南京、再迁长沙，最后迁到昆明。像西南联大在昆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一样，中央防疫处也在昆明创造了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史上的辉煌。以处长汤飞凡为首的一批医学科学家在此期间分离出青霉素并进行少量生产，研制生产出斑疹伤寒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炭疽疫苗等以及部分免疫血清，支援抗日战场。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英美部队）也得到过中央防疫处专家的帮助，被陈纳德的飞虎队定为“指定化验单位”。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可中央防疫处在昆明创造的辉煌却未能继续。蒋介石一门心思要消灭共产党，忙于打内战，顾不得卫生防疫，更顾不上生物制品事业了。汤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北京）天坛中央防疫处原址，实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仪器设备，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没想到日本人临走时已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而国民政府却迟迟不给经费，无奈，他只好通过私人关系请美国救济总署帮忙……等他把实验室和生产厂房建好，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运转，人民解放军就兵临城下了。

战争是制约旧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防疫处成立以来的头30年间，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战争。大的有军阀混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小的则不胜枚举。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200‰，产妇死亡率为15‰。在死亡人数中，41.1%死于可控制的疾病。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发展生物制品事业，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这一切，新中国给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出国、去台湾或留在大陆的选择，中央防疫处以及其他生物制品公私机构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留在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发展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而效力。这些科学家热爱祖国、学贯中西且具有高超技能，成为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中坚，汤飞凡、陈宗贤、齐长庆、魏曦等人成为各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这是中央防疫处头30年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本编写的不是民国时期生物制品的行业史，本着探源、寻根的宗旨，写作重点放在与新中国生物制品“国家队”构成传承关系的机构上，如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等，而对那些没有直接传承关系的公私机构，只能一笔带过了。

第一节 中央防疫处，中国生物制品的发祥地

中央防疫处是在“赛先生”的雨露滋润下发芽的，也是在严峻的疫情形势逼迫下产生的。本是一个为防疫而设立的机构，却被北洋政客们当作了自己人“分肥”的领地，而且财权掌握在洋人手里，仰人鼻息，形同乞讨。襁褓中的中央防疫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有齐长庆和他的助手李严茂分离出了天花病毒“天坛株”，培育出了狂犬病毒“北京株”，留下了功泽后人的成果，但直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生物制品行业仍然羸弱不堪，没有形成产业。

“万国鼠疫大会”的敦促和绥远鼠疫的逼迫

前面我们在《序章》中说到，1911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扑灭鼠疫后，在奉天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个会议对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和他对肺鼠疫的发现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却给清政府找了一个“麻烦”：会议以决议的形式敦促清政府：“应该尽一切努力组织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是有关管理和关注将来发生的传染病的。”

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敦促”一个主权国家设立新的国家机构，这虽然有干涉内政之嫌，但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敦促”。与会的11个国家的34名专家之所以要“敦促”清政府，是因为他们从刚刚结束的东三省的鼠疫防疫战中，发现清政府对付传染病的能力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不设立公共卫生部门和疫苗研制机构，专司其责，仍将束手无策，重蹈覆辙。

设立“中央公共卫生部门”来统筹防疫工作，欧美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作为资本主义先驱的英国，早在1850年就成立了卫生局；法国比英国更早，在19世纪初即有了疾病自愿保险委员会，1822年成立了国家最高卫生委员会；185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卫生总理事会，纽约市1866年成立卫生局……西方的卫生局或卫生委员会中，都有一个部门是专管公共卫生的，而预防传染病是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

也许因为担任东三省防疫大臣的施肇基是外务部左丞，所以鼠疫大会的这个“敦促”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准备在北平设立京师防疫事务总局，内部拟定伍连德任局长，但很快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灭亡，此议自然作罢。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仅仅3个月后，他就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让出了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取而代之，北洋政府由此开端。这年的11月，重提建立中央防疫机构的问题，可能因为内务部已经有了卫生司，而卫生司里有一个管公共卫生的部门，此议作罢，而批准建立了一个地方性的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北防疫处），以伍连德为总办兼总医官。

转眼5年过去了。1917年底，绥远[4]、山西发生鼠疫的消息传到了北平。这是一条迟到了4个月的消息。早在9月，绥远就已经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但没有人向上报告。直到12月死了3个外国传教士，这才被北平的报纸披露。北洋政府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1918年元旦，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在哈尔滨扑灭鼠疫的头号功臣伍连德也被列入委员之中，被派到第一线。1月3日，他带着助手和两名美国医生赶到绥远丰镇（今属内蒙古），设立防疫公署。丰镇是一个皮毛集散中心，农牧交界之处，来往客商很多。伍连德见这里天天死人，日甚一日，便给丰镇当局提出要解剖尸体，弄清病原，当即遭到严词斥责：“你这是找死！解剖尸体，老百姓是要跟你拼命的！”怎么啦？伍连德一脸懵懂。早在1913年11月，北洋政府就颁布了《解剖尸体规则》，1914年又颁布了《解剖尸体规则实施细则》。也就是说，伍连德的要求是有法律依据的。同行的一名美国医生没听当地官员的劝阻，偷偷解剖一具尸体，被老百姓发现，遭到追杀，连夜逃之夭夭。愤怒的愚民还放火烧了伍连德的防疫公署，虽然没把他烧死，却让他惊出病来，赶紧撤离丰镇。此后，他因病未能前往归绥（呼和浩特）和山西指导防疫。丰镇愚民视防疫队如仇敌，趁夜谋杀落单的防疫员。山西军阀阎锡山害怕北洋政府借防疫之名削弱其势力，巧言阻止北平派防疫队伍进入，严密封锁太原城，而置农村于不顾。民众得不到科学救助，只能祈求神灵保佑。晋祠民众“延僧诵经拉船以逐瘟，夜点路灯，又放河灯……”。对此疫，北洋政府看似非常重视，制定了不少条例，发布了不少公告，但除了交通管制措施得到部分落实外，其他都是一纸空文。比如，火化尸体就完全没有实行，戏院、妓院等公共场所停业也基本没有做到。所以，疫情与其说是被扑灭的，不如说是在次年4月自然消减而暂停的更符合实际。在这次防疫中，政府作为不大，中外奸商却乘机发了大财。北平的中外报纸特别是外资报纸，大作各类“防疫药水”的广告。日本人不仅靠推销“鼠疫血清”大赚了一笔，而且在《顺天时报》上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对“仁丹”进行虚假宣传，说什么“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强健，疫菌却争先躲避”。广东一个自称“医生”的奸商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声称他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专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时曾试用于某医院，“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自后时疫亦断”。鬼话连篇，骗了不少人。

此疫死亡16000余人，从绥远延及晋、冀、鲁、皖、苏，主要是贩卖皮毛的商人传播的。防疫的教训很多，最主要的是：政府不作为，没有一个专门的防疫和专事生产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机构，是应对不了大疫的。虽然已经有了卫生局，但其微小的公共卫生部门手下没有人马，做协调工作都有困难。防疫需要综合发力，最重要的是要有队伍，有“武器”——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手中没有“武器”，赤手空拳防不了疫，临时购买“武器”，人家会坐地涨价不说，而且会给中外各类骗子以可乘之机。

本来，在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预防传染病条例》后，与之相配套，就应该有一个贯彻落实条例的机构，成立中央防疫处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因为权力分配与经费等原因而作罢。

血的教训往往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说服力。就在这次绥远鼠疫后，北洋政府对成立中央防疫处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为了给成立中央防疫处造舆论，内务部发表文告说：“查疫病传染为害于民生者甚烈。东西各方对一切传染病，莫不专设机关研究防治之法，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吾国自昔年东北三省发生鼠疫，国人生命财产损失至钜。去年绥远一带鼠疫传至腹地，经多方防范幸早敉平。惩前毖后，应亟筹设中央防疫处预筹防范。”于是成立了由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为正副主任的筹备处，并派俞树棻、韩鈖堂、刘驹贤三人去日本采购显微镜等器械和实验、生产所需材料。

能派人出国采购，说明有钱了。

不错。经费也是内务部卫生司极力促使成立中央防疫处的一大动因。为扑灭绥远及山西等地的鼠疫，北洋政府拿不出钱来，便以盐税作抵押，向外国银团的四家银行贷款100万银元，作防疫救灾之用。1918年4月疫情结束，到防疫委员会快要解散之时，经费尚有结余。余款怎么办呢？要么上交国库，要么找个名目花掉。卫生司作为防疫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自然不愿把结余上交国库，伍连德和一帮公共卫生专家不是一直嚷嚷要成立中央防疫处吗？现在正好用这笔钱把这件事办了，开办费也无须向内阁申请，岂不妙哉！

中央防疫处最初的编制与职能

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肥水不流外人田，时任内务总长的钱能训任命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为中央防疫处处长（兼），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为副处长（兼）。刘道仁和严智钟两人都曾留学日本，严智钟是学医的，而刘道仁学的是政治，是一个典型的官僚。那么，一直为成立中央防疫处而奔走呼号的伍连德博士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屋门。那时西医学界的门派之风甚嚣尘上，英美派与德日派互不买账，水火不容。刘道仁、严智钟是留日的，伍连德是留英的，留日派掌管的衙门岂能让英美派进来？

刘道仁之所以要拉严智钟来当副处长，除了都是留日派，还因为看上了京师传染病医院天坛分院的地盘和房子。天坛分院设在天坛神乐署旧址，有70余亩地，房产也较多，还有实验室，只要添置一些仪器设备，中央防疫处就可以开张。事实上，最初的3个工作人员程慕颐、杨澄漳和常希曾，也是严智钟从传染病医院带过来的。

最初内务部给中央防疫处的职能定位，是想将防疫与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结合在一起，故名防疫处。1919年5月，内务部颁布了中央防疫处的暂时编制和办事细则。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全处共编63人，正副处长以下的编制为：

第一科（科长吴瀛），司总务，设庶务股和经营股，分别负责防疫计划和行政管理，编主任（股长）2名，事务员8名，助理员16名。

第二科（科长严智钟兼），司研发，设研究股和检诊股，前者负责传染病的细菌学和免疫学研究，后者负责临床标本之检验诊断，编主任（股长）2名，技术员9名，助理员11名。

第三科（科长俞树棻），司制造，设血清、疫苗、痘苗三股，负责生物产品的制造，编主任（股长）3名，技术员2名，助理员6名。

另编各类勤杂人员10名。

为防止绥远、山西等地的鼠疫死灰复燃，在归绥设中央防疫处绥远防疫分所。1922年疫情被控制后撤销。

1930年，国民政府解除中央防疫处的防疫职能，使之成为专门研发和生产生物制品的机构，成为研制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中央防疫处对人员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刚开始时必须是德日派的（以后慢慢放开）。后来成为著名疫苗专家的齐长庆是北洋保定陆军兽医学堂的毕业生，是经人推荐最早进入防疫处的人员之一，得从最低级的技术助理员做起。他与程慕颐、杨澄漳、常希曾等四人，在严智钟的带领下做细菌工作，包括保存细菌毒种，做各种检验，如染色、分离、动物实验等，因没有熟练工，洗刷玻璃器皿、切肉等粗活也得自己动手。此外，还开始了学习制造巴斯德狂犬病疫苗的工作。

到1919年6月底，中央防疫处的编制到才基本落实。国内免疫防疫方面的优秀人才，如俞树棻、金宝善、程宗贤、陶善敏等都集合到中央防疫处来。防疫处所拥有的仪器设备虽然简陋，但比起国内其他医疗单位来，设备和技术也算是最先进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举例说：“当时（北平的）各医院还没有检验科呢，北平一些医院假使有一些临床标本要做些分离，要做些培养啊，就送到天坛的中央防疫处。那时候也就是培养细菌，病毒还没有。”

俞树棻——首位牺牲在防疫第一线的科学家

因开始把职能定位为防疫与研发制造免疫制品二合一。中央防疫处成立伊始，就成了疫情“灭火队”。

1919年7月，廊坊发生霍乱流行，蔓延到北平城。中央防疫处派第三科科长俞树棻带队赴廊坊组织防治，而京城内由严智钟副处长和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等人组织防治。痘苗室未出现场，留在所内，杨澄漳负责做霍乱菌苗，齐长庆给他打下手，除做后勤工作外，还兼做消毒和培养基方面的工作。当时，工艺非常落后，比如浓度测定没有比浊管，而靠称重量，因此制作的疫苗十分有限，远远没法满足防疫的需要。

有鉴于此，痘苗室必须扩大，增加人手。1920年，由齐长庆主持招考技术生，因当时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学毕业生即可报考。最后录取高茂生、李严茂等10人。可别小瞧了这批小学生学员，后来他们中如李严茂等为中国生物制品立了大功，我们后面将在消灭天花的章节中见到他。

同年10月，东北暴发20世纪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首发于海拉尔，迅速蔓延到长春，最后发展到河北、山东。北洋政府令伍连德的东北防疫处和中央防疫处共同应对。伍连德的指挥所设在哈尔滨，中央防疫处的指挥所设在长春，开始由第三科科长俞树棻和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负责，后副处长严智钟也赶来坐镇。1911年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时，长春是遭受感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死了5000多人，仅次于哈尔滨。此次再遇肺鼠疫，在中央防疫处的协调指导下，中、苏、日三方在防疫问题上能够携手合作，多种举措并用，半年后基本扑灭疫情，因染疫而死亡者仅77人。

长春告捷后，1921年2月，俞树棻又带领程慕颐、杨澄漳、胡洪基转战山东桑园。就是在这里，他不幸被感染，牺牲在防疫第一线，年仅33岁。

据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王龙友（笔名“秦川渭水”）考证：俞树棻，字榆荪，浙江黄岩人，生于1889年。早年毕业于陆军军医学堂，历任京师警察厅防疫医官，禁卫军军医长。民国后，先后任浙江都督府卫生课课长，第六师、第一师军医处处长等职。后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北里研究院。回国后历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筹边使署医监处处长，红十字国际救灾会防疫股股员等职。1918年6月，俞树棻即参与了中央防疫处的筹建工作。他是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遗著有《检疫指针》《梅毒检治法》，译著有《平时、战时卫生勤务》《军阵防疫学教程》《英日法意军阵防疫近况》《传染病预防浅说》等。

俞树棻是中央防疫处成立以来以身殉职的第一人，是中国防疫战线和生物制品行业的骄傲。可惜到现在，除了他的后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了。在俞树棻牺牲3个月后，山东桑园的鼠疫于1921年5月扑灭。此次东三省及河北、山东的鼠疫防疫战胜利结束。

此疫5省感染致死者共9300余人，其中中国人8503名，参加防疫的工作人员牺牲72名。

这次疫情是从东西伯利亚传到我国的，在我国防疫战结束5个月之后，海参崴的疫情才停止。当时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苏联，却能够率先扑灭鼠疫，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以伍连德、俞树棻等为代表的防疫人员有相当高的水平，并且比邻国同行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牺牲。

经费受制于洋人，处长8年换10任

1921年，中央防疫处在经过两年的蹒跚学步，开始迈开步伐的时候，却遇到了断炊的危机。没钱搞科研、生产了，也没钱发薪水了！在中央防疫处成立时，开办费是绥远、山西防疫的结余款，日常经费呢？内阁指定由海关每年拨给12万元。可成立两年了，海关却分文未给。内务部出面催促，海关仍无动于衷。咋啦？北洋政府接的是晚清的乱摊子，是以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受制于列强。海关不是掌握在北洋政府手里，而是由各国外交使团所掌控。海关总监（关长）北洋政府无权任命，要由各国外交使团推选。时任海关总监是由各国外交使团任命的Fyancis Aglen，是英国人。内务部催促不管用，内务总长齐耀珊不得不请求外交部出面与各国外交使团沟通。Fyancis Aglen总算给了外交部的面子，回信说同意出钱，但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来管理这笔钱。哪7个人？除所长外，中外各出3名医生任委员。经费开支项目必须经7人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向海关提出申请，然后由总监签字拨付。中国的中央防疫处，硬要塞3名外国人（英国医生道格拉斯·格瑞、法国医生巴塞尔、墨西哥医生纳杰拉）进来当委员，这不明摆着是干涉内政吗？但财权掌握在人家手上，受再大的气也得忍，有再强的声也得吞。中央防疫处从成立到国民政府接管之前的11年时间，因经费上仰人鼻息，加上其他原因，所以难有作为。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派系林立，有直系、皖系和奉系三大系，大系中还有小系，争权夺利，用枪说话，“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总统、总理像走马灯似的匆匆而过。在1916—1928年的13年中，北洋政府竟换了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各只有6天。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内阁更换频繁，各部总长（部长）、司局长也必然更换频繁。与中央防疫处关系最密切的是同属内务部的卫生司，1912—1928年的17年中，换了9任司长，除第一任林文庆是个医学博士，第二任伍晟为日本某医科学校药科毕业之外，其余没有一个是学医的，尽是官僚。正如著名医生和医学教育家杨济时先生所说：“过去的办卫生，如政府办其他虚设的机关一个方式，派几个毫无训练的人到日本考察卫生三四个月，抄了一本卫生的节目，回国后就堂堂做起卫生官发起财来了。于是乎那处亦设一个卫生所，这处亦设卫生司……卫生竟成了一个做官发财的新名目。各地的警察属有卫生科，市政府亦有卫生科，内务部已有卫生司。就拿北平城来说，挂卫生招牌的机关何止数十，靠卫生吃饭做官的又何止数百吧，却是该城的自来水混冲了大小便至今还没有一个办法。”[5]中央防疫处的情况与卫生司一样，都是当权者安排官员的地方，而不管它如何履行职能。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载：“1919—1935年16年间，任免正副处长15人次之多，而且多是官员，有的只是挂名，有的虽系专职并不经常在处内办公，故业务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副处长且不说，1921—1928年8年时间，处长就换了10人（含代理1人），除了第七任处长方擎曾是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教授外，其余包括第一任处长刘道仁在内几乎都是官僚，不能说他们不学无术，他们文凭不低，大多有留洋背景，但与医学和生物制品八竿子打不着边。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防疫处经费受制于洋人，领导又换得太勤，故命运多舛，难有作为。就像杨济时先生所说：“吾国自采用新政体以来，对于卫生方面，内务部有卫生司，警察厅有卫生处，但是社会上从未发现过真正的卫生事业，人民从来莫见过真正的卫生设施。”

天花“天坛株”和狂犬病“北京株”

在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中央防疫处在初创时期艰难的处境中，在科研上也作出了两个长久造福国人，轰动业界的成绩。

第一个就是天花病毒“天坛株”。

疫苗生产离不开毒株。因为一般来说（并非全部），患过某种传染病的人痊愈后就会产生抗体，具备对这种病的免疫力。清朝自顺治皇帝福临患天花早夭后，为防止悲剧重演，选太子要选出过痘的。据说乾隆皇帝脸上就有几粒不仔细盯着看发现不了的麻子。疫苗就是依据这一免疫原理发明的。打疫苗或种痘，就是人为地安全可控地让健康人适度感染，产生抗体，从而预防某种疾病。疫苗生产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找到一个好的毒株。从细菌或病毒的携带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毒株，叫街毒或野毒株，不能用来生产疫苗，否则就等于传播疾病；必须经过传代减毒，减到一个能满足三个条件的“度”：既能让人产生抗体，又不会让人致病，还要生命力强能大量繁殖。符合上述条件的减毒株专业上叫作“固定毒”，是疫苗株，是能够用于生产疫苗的。

好！回到“天坛株”上来。1926年2月，位于北平东四牌楼十条胡同的京师传染病医院，住进了一名天花患者，他叫刘广胜，25岁，是西北军的士兵。传染病医院的院长严智钟曾兼任中央防疫处的副处长，当时他虽然已经辞去了中央防疫处的职务，但与防疫处联系仍然紧密。传染病医院的患者可提供分离毒株的标本，对研究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传染病医院的院长，严智钟知道，我国的牛痘苗，据传最早是在19世纪初由广东人邱熺（字浩川）在澳门从英国医师皮尔逊那里学来的。他把带回的牛痘苗种在牛皮肤上，等出痘后刮取疱浆，对外出售，给人接种。如此反复如法炮制，在广东共接种了万余人。然后，向北传播，由湘、赣、江、浙……最后到达京、津。见牛痘苗很能赚钱，一些医生和兽医，有条件没条件的，都跟着生产起牛痘苗来，到辛亥革命前后几近泛滥。各种产品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且用于生产牛痘苗的毒株来历不明。有鉴于此，中央防疫处成立后，便想在生产中统一用来历清楚的毒株。成立次年，便从日本引进毒株用于痘苗生产。但无论是广东的不明毒株，还是中央防疫处的日本毒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毒种。严智钟在防疫处带着齐长庆工作时，齐长庆曾经流露出中国的疫苗应该用中国的毒株的愿望，严智钟对此非常赞赏，但齐长庆当时还嫩了点，不具备培育毒株的能力。

齐长庆，字景如，1896年12月26日出生于北京，满族镶黄旗人。满族八旗，镶黄旗为首，齐家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祖宅在北京西城区千竿胡同5号，人称“齐家大院”，也称“格格府”。他的第一任夫人金惠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他8岁入私塾，不喜死记硬背，被塾师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辛亥革命前京师乱哄哄的，他干脆辍学在家自学。民国元年（1912），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京师公立第二学堂（今北京二中）丙班，因成绩拔尖连续跳级，提前毕业，1914年考入保定北洋陆军兽医学堂（吉林大学农学部前身）。他1918年秋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二，本可留校任教，但因其讷于言，被认为不适合当老师，便被派到北洋陆军第十三师任见习兽医。不久，中央防疫处成立，他经人推荐，通过严智钟等专家的面试，被录用为技术助理员。刚进防疫处的齐长庆实际上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一方面要在严智钟的领导下做科研工作，一方面要管实验动物。因为他是兽医。他要负责接收传染病医院拨给的日本进口家兔、新西兰大耳朵白兔和豚鼠，以及由协和医院林宗阳从美国带回的小鼠等实验动物，成立并牵头小鼠实验室的工作。当时实验动物均靠进口，成本很高，原因是中国的小鼠及家兔等实验动物的体质差、个体小、生长缓慢。后来，他用日本豚鼠为母本，在我国率先开始饲养和繁殖豚鼠。中国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条例》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已载入《中国实验动物学史》以及《实验动物学》教科书。

这是后话，只说当年由于他能埋头肯干，有闯劲又爱动脑筋，所以不久即被中央防疫处提拔为痘苗股股长（开始只是一个光杆司令），1924年8月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进修，师从城井尚义博士，研习牛痘苗制造方法，并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北里研究所，大阪血清细菌研究所，釜山兽医血清制造所等人用和兽用生物制品机构。这次进修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让他见了世面，对完成从一名兽医到医学科学家的转变至关重要。

1925年8月齐长庆回国后，继续担任痘苗股股长，对中国痘苗生产没有自己的毒株这件事更加耿耿于怀。天花病毒中外固然是一样的，但中国自己的毒种生产出来的疫苗应该更适合中国人。严智钟了解他，所以在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院后，见他身上特别是脸上有成片的疱痂，天花野毒很强，符合采集野毒株的条件，便立即通知齐长庆。接到严智钟的通知后，齐长庆喜出望外，带着助手李严茂立马赶到传染病医院，采集患者带脓的疱痂带回实验室。

天花野毒就在这疱痂之中。天花患者，如果能活下来，一个疱痂就是一颗麻子，满脸疱痂就是满脸麻子。早在北宋真宗年代（998—1022年），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疱痂来免疫，据说是取患者的疱痂，干燥后磨粉，取少许用管子吹到接种者的鼻子中，以达到免疫目的。但是，此法的安全性全无保证，稍有不慎，就会适得其反，免疫就会变成染疫。因此，必须对野毒株进行减毒。

传代是减毒的不二法门，用什么来传代呢？当然不能用人，只能用哺乳动物。用什么动物？传多少代？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操作技巧。分离到野毒不容易，把野毒变成能用于生产的固定毒，更是难上加难。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第三章第一节记载：齐长庆把“患者带脓的疱痂接种到猴皮肤上，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又将从猴体取得的疱浆接种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5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该毒种在牛皮肤第3代时发痘的情况与日本株非常近似。采集第3代牛皮肤上的痘疱作为生产用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痘苗病毒’。以后将此毒种（痘疱）浸泡在60%的甘油中置冰箱保存。每年生产前，取出痘疱加适量生理盐水研磨成匀浆在家兔皮肤上传3—4代，再接种牛犊皮肤经育疱后收取之痘疱作为生产用毒种。”

这就是“天坛株”的来历。“天坛株”诞生时，齐长庆30岁。

齐长庆和他的助手李严茂当时比生了儿子还高兴，但他们未曾想到，“天坛株”以后的命运会充满传奇色彩，就是这个“天坛株”，为中国天花的最后消灭立下了首功。

接着说狂犬病的“北京株”。主角又是齐长庆和他的助手李严茂。

1931年，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了一只疯狗，袁浚昌从其脑中分离出一株狂犬病病毒。齐长庆跟李严茂把这个病毒接种到兔脑里面去传代，让它减毒。赵铠说：“兔脑子接种了狂犬病毒，它是要发病的，发病有个潜伏期，就是接种以后多少天开始发病，跟我们生病一样，这个我们叫潜伏期。在30代以前，潜伏期是很波动的，7、8天一直到20几天。到30代以后，比方说31代到50代，潜伏期就稳定了，就是6天。潜伏期稳定了我们就叫它固定毒，这个固定毒就可以拿来做疫苗……这个毒种一直用到1980年，都是用这个毒种。”这个毒株当时称之为“中国株”，后来定名为“北京株狂犬病固定毒”，简称“北京株”。

谈到天花病毒“天坛株”和狂犬病毒“北京株”，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董树林研究员比较激动。他说：“这是齐长庆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的两大贡献。这个‘天坛株’，中国消灭天花就是靠它来生产天花痘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我个人觉得国家应该有所表示。”“应当给‘天坛株’相当国家级的一个奖励”，“应该给齐长庆一个荣誉院士一类的荣誉。”

第二节 抗战时期在昆明创造的辉煌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年代，是民族精神空前高昂的时代。就像西南联大在昆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样，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也创造了中国生物制品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期。在汤飞凡的领导下，中央防疫处发明乙醚灭菌法，使痘苗的质量超过国际标准；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青霉素，并自力更生制作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斑疹伤寒疫苗；在昆明的下水道里分离出黄疸型钩端螺旋体；查明了在盟军中流行的恙虫病……生产的疫苗等产品供应中国军民，且部分供应盟军，在国际上打响了NEPB（中国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的牌子。昆明中央防疫处人才济济，如朱既明、魏曦、刘隽湘等，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顶梁柱。

1928年底，中央防疫处迎来了它的第十二任处长陈宗贤。开始是代理，没代几天就赴欧美考察，先后由林宗阳和余㵑代行职务，等于是代理的代理。1930年10月，陈宗贤考察归国正式履职处长，直到1939年2月被免职。不算代理，他任处长时间长达8年多。

陈宗贤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著名的细菌学及生物制品专家，中国生物制品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的专家处长，不像北洋政府时期的处长多是官僚，那时防疫处有“四大金刚”之说，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陈宗贤，依次为庞德明、齐长庆、常奚曾。照说，中央防疫处似乎应该有较大作为才是。然而，在陈宗贤主政期间，除了上章讲到的培育出狂犬病毒“北京株”之外，再难有可圈可点之处。究其原因，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碰到了乱世。陈宗贤1930年10月回国履职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一面应付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面拼命围剿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态度暧昧。形势波诡云谲，不测事件频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中央防疫处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准备南迁，1933年日军又占领热河后，平、津多次告急，已不能安心搞研发和生产了。1935年接到卫生署的指令搬南京，将北平原址改为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留少数员工留守。1936年搬到南京，暂时在黄浦路卫生署衙门内栖身，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件，11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政府部门纷纷南迁，1938年初，中央防疫处疏散到了湖南长沙。

就是在长沙，一个改变中央防疫处命运的人出现了！

抗日烽火中，汤飞凡临危受命

汤飞凡前半生的命运总是被一个人“指引”着，这个人就是颜福庆。他是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和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

1938年的春天，正郁闷在上海家中的汤飞凡收到了颜福庆的来信。颜福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随政府迁到了武汉，来信要他去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此时的汤飞凡，身上的硝烟味还未散尽。在淞沪抗战（1937年8月13至11月9日）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当救护员，先是在宝山，后是在闸北，直到最后，才浑身血迹斑斑地回到他在英租界的家中。那是抗日战士的血。他们中的许多人经简单包扎后又上了一线，大多再也没有回来。作为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上海医学院）的教授和英企上海雷士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此前他已经得到雷士德研究所的许诺：如有必要，随时可以飞往英国。然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颜福庆：“长沙，我去。”

8年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系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细菌学家秦瑟教授，进行病毒学早期的开拓工作，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眼看就要取得重大突破时，颜福庆来信了，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央大学医学院，草创时期，条件艰苦，尤缺教师，请他回国任教。他不假思索地答复恩师：“我来。”

从“我来”到“我去”，两次不假思索，因为颜福庆是他的恩师，而恩师的言行是他的榜样。汤飞凡本来已经上了工科学校，让他决心改行学医，缘于与颜福庆的一次偶然相遇。湘雅医学院的美国教授胡美在其回忆录《道一风同》中记载：一次，汤飞凡参观萍乡煤矿，遇见颜福庆和一位同伴来为矿工查体。颜福庆见他的眼睛老是盯着他们带来的一个闪亮的盒子，便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显微镜，用来检查钩虫的。汤飞凡主动要求给他们打下手，颜福庆于是教他如何使用显微镜。当汤飞凡在切片上找到了钩虫卵时，非常高兴，表决心要做一名医生。颜福庆告诉他，可以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但必须用英文考试。那时他还不懂英文，因为胡美破格允许他用中文答题，他才考上了湘雅。当初他在湘雅求学，颜福庆是院长；后来他去协和进修，颜福庆是副院长。那时中国的医科大学，“南有湘雅，北有协和”，都请颜福庆当院长，在外人看来，他够出人头地的了。但是颜福庆对学生说：“湘雅、协和虽好，但都是美国人办的。中国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医科大学。”这句话深深烙在汤飞凡的心里。恩师好不容易办了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理所当然地要听从祖国的召唤。他在上海医学院当了8年的副教授、教授。教学科研都已顺手，个人生活也已稳定，仅在雷士德研究所的兼职，每月就有600两白银的收入。住在租界的洋房里，有汽车，有佣人，什么都不缺。但是，当战火烧到上海的时候，他奔赴战场了，夫人何琏也到红十字会去护理伤员。现在，恩师要他去长沙，这是去直接为抗战效力，他义无反顾。对此，夫人何琏的态度是：“我随你！”问：“在上海的生活很安逸，去内地是要吃苦的。”答：“吃苦也比当亡国奴强。”

何琏是湖南军阀何键的二女儿。何键是国民党的二级陆军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委员，除了参加过一段北伐战争外，似乎一生都在“剿共”，毛泽东主席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就是他下令杀害的。但这个“杀人魔王”却生了个贤惠的女儿，何琏嫁给汤飞凡后，相夫教子，堪称标准的贤内助。

说走就走，1938年夏天，汤飞凡带着何琏飞到了长沙。原来他对中央防疫处并不了解，以为既然是卫生署的直属单位，条件大概不会太差。可他看到的不像是一支搬迁的队伍，却像是一群逃难的难民。当时，中央防疫处借湖南省卫生试验所的部分房子暂栖身。留在北平的原址和北平制造所已被日本人占领，等于老窝被端了。撤到长沙来的老员工和在当地招收的新员工，加起来就20来人，只能简单地生产狂犬病疫苗，靠分装发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勉强维持生计。处长陈宗贤很少来上班，现在也不知他在哪里。从北平来的十多个小伙子倒挺抱团，但心思也不在工作上，白天踢球，晚上喝酒，与社会上的混混无异。而且，日本人的飞机差不多天天都来轰炸，看来长沙也不是久留之地。

这样子怎么能行？汤飞凡非常着急。但卫生署给他的职务任命是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而不是处长，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他耐着性子等了3天，还不见处长回来，第四天忍不住了，把卫生署的公文交给防疫处的吴诚伯秘书，接着就上班了。与大伙一接触，他发现这些人不是他想象的那种混混，而是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比如技士李严茂，就是在北京与齐长庆一起培育出“天坛株”的那个人，从北京出来，别的东西都可托运，都可请人帮忙，但两样东西他一直随身带着，一个是一台显微镜，一个就是“天坛株”。路上没有冰箱，怕把“天坛株”热坏，每到一地，他就找一口水井，把“天坛株”用防水材料包得严严实实，吊放在井水中，走时再吊出来拿走。这种精神其实才是中央防疫处的魂。李严茂对汤飞凡说：“我们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再到长沙，一路颠沛流离，形同难民，无怨无悔，为啥？为的是不当亡国奴，为的是为抗战出力。可老是没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就什么都干不成。大家心烦啊！”

是的。大伙心烦，汤飞凡也心烦。可他不是处长，只能先带着大家干活，给大家教技术，耐心等处长回来。等到9月中旬，处长陈宗贤终于回来了。他是奉卫生署之命，为准备继续搬迁而回来的。但具体搬到哪里？卫生署让防疫处自选后上报。结果，陈宗贤选了重庆，而汤飞凡选了昆明。选重庆的理由是跟随中央政府，办事更方便。“恰恰相反！”汤飞凡认为：“要想办成点事，必须远离官僚衙门，否则，‘婆婆’一大堆，当媳妇的，光是应付婆婆都应付不过来。所以要找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两个博士、教授，居然互不相让，都说：“不按我选的地，我就辞职。”那怎么办？两人一起去陪都重庆“告御状”，打官司。

这时，汤飞凡的恩师颜福庆已辞去卫生署长的职务，副署长是金宝善，他在中央防疫处当过半年的处长，是陈宗贤的前一任。但陈宗贤再多的关系也顶不过汤飞凡的一个关系，他的岳父何键时任内务部部长。最后的结果是，卫生署同意了中央防疫处迁昆明的意见，陈宗贤于是辞职了，汤飞凡被任命为处长。对此，时论颇有非议，汤飞凡说：“我不在意别人说什么。我问心无愧，因为我不是为自己，要为自己，我就不会离开租界到这里来。”

的确。他在上海时，仅是雷士德研究所给他的报酬就是每月600两银子，而且，雷士德的研究经费充裕，设备齐全，汤飞凡在那里除了继续进行在哈佛已经开始的病毒研究外，还涉足传染病病原学的研究，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其中对牛胸膜肺膜炎的研究是当时鲜有人接触的。短短几年，他就发表了论文20余篇。而论文是学者的名片。

重庆却一分钱也没有给他。卫生署的指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政府拿不出钱来。搬迁费用，你们自筹。可以把设备卖掉，人员可大部遣散。”这等于是让防疫处先散伙，到昆明以后再重打锣鼓另开张。

汤飞凡回到长沙，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传达了卫生署同意中央防疫处迁昆明的批示和有关指示，听说人员要遣散，底下便开始叽叽哇哇，汤飞凡把手一挥，说：“我不会照搬这个指示。所有人员，只要愿意留下的，一律前往昆明，不愿去的发给遣散费。”然后他决定：

一、抓紧将所有牛痘苗、抗毒素及狂犬病疫苗全部分装卖掉，换成现金，作为人员薪水和搬家费用；

二、因为防疫处只有一台车，要把不能随行携带的仪器设备卖掉，实在需要的装车运走（最后一台车未装满），运不走的，派2人留守看管，待有条件时办托运；

三、在以上两件事办好后，人员立即分别搭运货的便车前往昆明，不得拖拉，借故停留；

四、他与夫人去香港转道安南（越南）先到昆明，找地筹款，等大家来。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一切按照汤飞凡的计划进行。在这期间，抗战形势更加恶化。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25日，武汉失陷。10月底，中央防疫处除留守的2人外，全部离开长沙前往昆明。11月12日夜，在日军抵近长沙约100公里时，按照军委会的“文（12日）电”指示和预先制定的“焦土抗战”计划，当晚张治中下令在长沙放火，但因为火势失去控制，一夜间烧掉了长沙90%以上的房屋，烧死了3万余人，史称“文夕大火”。此时，离中央防疫处撤离才一周多时间。留守长沙的两人从大火中仅抢出一台锅炉，历尽艰辛设法运到了昆明。据他俩说：“幸亏汤处长决策果断，要拖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为有汤飞凡当处长而感到庆幸。

好。人保全了，下面就看汤飞凡在昆明“唱戏”了。

重庆国民政府一毛不拔

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这出“戏”不好唱。一个中医两手空空就可以行医，望、闻、问、切，四大诊法，全凭经验，开出药方，让你拿着去药铺抓药，妥了。而要生产生物制品，对“舞台”和“行头”的要求太多了，起码要有实验室，要有厂房，要有实验动物，要有熟练的科研技术人员。不说别的，光是实验室的设备，种类多得足以让外行晕菜。上述这些，不可能放在空中楼阁之中，必须找块地方来筑巢搭窝。买地，建设，得要钱。还有，南迁来的员工，先要有地方住，得给他们发薪水。处处都要花钱，而汤飞凡囊中空空，到昆明时，账上总共才有200大洋。咋办？找“云南王”龙云去。他口袋里有一封何键写给龙云的信。

龙云很给他面子，把省民政厅长和财政厅厅长介绍给他，交代他俩要尽量给汤飞凡帮忙。汤飞凡还拜访了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因为两人都曾留美，都有学者风度，很快就热乎上了。在他们三人的帮助下，汤飞凡从昆华医院借到部分房舍，人员可以暂时安顿下来；又从惠滇银行贷到了一小笔款，可以作为本钱，进行已经熟悉的牛痘苗和破伤风类毒素的生产，从而解决吃饭问题。但中央防疫处千里迢迢、颠沛辗转来昆明，不是为吃饭来的，而是来抗战的，为抗战服务的，抗战需要什么，就应该研发、生产什么。这就需要找一个地方，建设一个像样的“舞台”。没有好“舞台”是演不了“大戏”的。

汤飞凡看中了一块地，位于昆明西郊的高峣，背靠古木森森、晨钟暮鼓的西山，面对碧波万顷、鸟飞鱼跃的滇池。本是一块空地，杂草丛生，没有人烟，是野兔与狐狸的乐园。这里没有市区的喧嚣和诱惑，是安心做学问的好地方；而且，中央防疫处要做实验，做实验就得用动物，这里是饲养动物的好场所。特别是这里相对比较安全，汤飞凡发现，日本军机三天两头就轰炸昆明，投弹集中在山区的兵工厂，偶尔也把炸弹投到市区，但是高峣这地方从未挨过炸。汤飞凡以为找到了一块无主的风水宝地，只要政府一点头就可以低价拿来用，谁知找民政厅长李子厚一打听，方知此地乃西山名刹华亭寺的庙产，而华亭寺的方丈定安大师是龙云也要让三分的人物。李子厚劝汤飞凡别惹这尊大神，汤飞凡却看准了这块地，非要得到不可，只好写介绍信让他拿去试试。他果然碰了钉子，险些被撵出山门，几经请求，定安也拒绝卖地，最后虽然同意卖了，但开出了一个天价：5万大洋！这个要价是当时市价的10倍。定安本想用高价吓退这个买主，未想到汤飞凡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双方商定地价分5年付清。中央防疫处的账上没钱，拿什么给人家？

其实这两个人是在打心理战。汤飞凡看准了定安大师不是真想要那么多钱，而是希望他另择它地。他不相信，在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大师竟会从他身上发国难财。而定安对汤飞凡还摸不清底。他虽然自称出家人不理俗事，其实却对世事洞若观火。汤飞凡是拿着省民政厅厅长的介绍信来的，这糊弄不住他。这年头，打着抗日的旗号，借着官府的名头巧取豪夺的官儿还少吗？说不定他就是一个。但不管定安最后收多少，白拿是不可能的，总得花钱买。

钱！钱在哪里？是卫生署让搬来的，卫生署就应该出钱重建。汤飞凡跑了三趟重庆，卫生署署长金宝善陪着他到各处衙门去烧香，最后还是一分钱也没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毛不拔，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了。山穷水尽之际，有一位银行家给他出主意：走风险投资的路。

回到昆明，汤飞凡以中央防疫处将来要生产的疫苗等作抵押，向惠滇银行申请贷款，得到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他再以此做担保，从其他几家私营小银行贷出现金，随借随还。如此倒腾，重建经费就这么基本解决了。有人说这颇有空手套白狼之嫌，如果防疫处因故建不成，疫苗生产不出来，银行就多了一笔死账；兵荒马乱之际，如果汤飞凡卷款而逃，银行就更亏了。银行不傻，所以敢这样优待汤飞凡，一是冲他的诚信度，他是一个有地位、有威望的学者；二是冲他的关系，不仅是内政部长的女婿，而且各界朋友很多。在那时，也许第二条比第一条更关键。他和他的前任陈宗贤以及许多“海归”一样，最讨厌的就是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但是，就像任何人都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提着自己离开地面一样，生活在“关系社会”中的人即使再清高也离不开关系的制约，人在江湖，岂能全由着你自己的性子？无论是在官场、商场甚至是在火葬场，概莫能外。汤飞凡既然当了处长，就得委屈自己，就不能像晋代的阮籍那样对权贵翻“青白眼”了。

利用关系贷款似乎并没有影响汤飞凡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抗战大计。得知中央防疫处要在高峣重建，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主动给他出主意，多位工程师义务为之设计，前来义务帮忙的人有教授有学生也有普通居民。汤飞凡把有限的钱重点用在实验楼和图书馆等科研生产用房上，是砖混结构，而其他房舍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省则省，墙壁或是干打垒，或是竹篱糊泥巴，一些休闲用的如茶室等甚至用茅草盖顶。如此一来，整个建筑群中有现代化的也有原始的，但因为有高人设计，没有不协调之感，反而别有一番融入大自然的独特风味。人和建筑都在画中，是构成美丽风景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元素。

重建工程1939年4月动工，一年后竣工。1940年4月，全部人马搬了进来。考虑到高峣远离市区，生活难免枯燥，且多有不便。汤飞凡在这里建了篮球场、羽毛球场和网球场；在滇池岸边修了一个小码头，可以在湖上荡桨，也可以乘舟往返昆明市区；开有小卖部，可买到日常用品；特别是开设了一个门诊部，从汤飞凡开始，凡医学院毕业的都要参加轮流值班，为大家看病，不仅能处理常见的小病小灾，还能做一般的手术，包括给孕妇接生。后来，汤飞凡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此外，还办了一所子弟小学。

中央防疫处建好了。这好那好，可买地的钱还分文未付哩！债主定安大师若要告你，你也没脾气。然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的定安已对汤飞凡有了较深了解，两人成了好朋友。卖地款呢？汤飞凡先给了他1000元，定安大师说：“为了支持你们为抗战生产疫苗，地价款我不要了。这1000元，算是给华亭寺的布施。”

服务抗战，打响了NEPB的国际声誉

1942年，在中国作战区作战的盟军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始料不及的事：美国大兵明明都接种了牛痘苗，可不少人竟然得了天花病。调查表明，他们种痘后未曾发痘，故身上没有产生天花抗体，因此，牛痘苗的质量问题值得怀疑。

那么，这些牛痘苗来自哪里呢？印度。本来，盟军所用的药品包括疫苗都是从英、美不远万里运来的，但牛痘苗却无法长途运输，只好采购了印度的。那为啥不采购中国的？说来惭愧。在汤飞凡领导中央防疫处之前，我国的痘苗生产呈“春秋战国”、无法无天的状态，因痘苗生产比较简单，利润又高，稍微懂点相关知识的医生和兽医就敢开个小作坊进行生产。因国家既没有相关法律，又没有生产规范和质量标准，所以事故频发也无人追究，即使是中央防疫处的产品也缺乏严格的检定。这个样子，盟军当然不敢采购你的产品。在英、美眼里，印度虽然也很落后，但当时与中国相比，其疫苗生产水平高于中国，尤其是设在孟买的哈佛金研究所（Haffkin Institute）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所长索基（Sokhey）是鼠疫权威，有较高的国际威望，而且当时印度没有战争，是世界上少有的几片和平绿洲之一，盟军在印度设有后方基地。

现在，印度的牛痘苗出了问题，盟军这才想起中国来。从痘苗和疫苗生产来说，1942年的中国已不是1940年以前的中国了。自中央防疫处在高峣重建之后，汤飞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规范和检定。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生物制品技术管理制度的机构，1927年就出版了一本名曰《标准方法》的书。书中汇集了各种规章制度，详细规定了实验和生产必须严格遵循的常规方法，不得改变，如果实在需要改变必须通过论证并经过所长批准。正好检定室主任魏曦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了1939年新出版的《标准方法》第二版。参照这个最新的版本，汤飞凡也编了一本《规范》，因封面为蓝色，故名“蓝皮书”，成为全处必须遵循的规章。汤飞凡设立了检定室，让魏曦当主任，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

按照他定的《规范》，即使是原来长期生产的产品，也要从头按程序走一遍，一步不合格也不行。对某些陈旧落后的效果较差或副反应严重的产品坚决淘汰。比如，痘苗是中央防疫处一直都生产的产品，自齐长庆与李严茂培育的“天坛株”问世以来，就以此为毒种生产，接种结果已证明其效力大大高于用其他毒种生产的痘苗。是否就不需要再比较鉴别了呢？不。当时在北京时，因为毒种有限，对比参照的对象是身份不明的毒种，还不能证明“天坛株”就是最好的。现在，处里得到了来自哈佛金研究所的印度毒种，汤飞凡指示朱既明和李严茂将“天坛株”与印度株进行对比研究。严谨的科学数据表明：用“天坛株”制造的痘苗之效力高于印度株，发痘率要高得多，但是接种后的局部反应比印度株要严重。利弊清楚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减少副反应。副反应不是来自“天坛株”，而是来自生产过程中掺杂进来的各种杂质。

牛痘，牛痘，生产牛痘苗离不开牛。简言之，就是将活牛的皮肤划破，把毒种涂上去，等牛皮上长出脓疱，刮取脓疱加工制成。在刮取的脓疱中，就掺杂有不止一种的杂菌。要把副反应减到最轻，唯有将这些杂菌杀死。传统的方法是将痘苗在甘油和酚中存放一段时间，但杂菌仍然较多，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杀菌方法。经过多种试验，汤飞凡和朱既明终于研究成功用乙醚杀菌的新方法。用乙醚杀菌后痘苗的副反应大大减轻，从而把传统方法扔进了故纸堆。

由于建立了检定制度，科研、生产的每一步都要经过检定，终极产品汤飞凡还要亲自检定，检定通不过就得从头再来。如此抓规范管理，抓质量检定，产品的品牌效应出来了，不仅受到中国军民的欢迎，而且引起了盟军卫生部门的重视，并派军医官到昆明中央防疫处来考察。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痘苗的优劣，然后又跟踪了整个痘苗生产过程，当场拍板采购汤博士的痘苗给盟军官兵接种。他们还考察了中央防疫处其他疫苗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最后决定，不仅是痘苗，其他疫苗如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类毒素、斑疹伤寒疫苗等也用昆明生产的，不再遥遥万里从西半球运过来。

“NEPB”，盟军使用的痘苗和疫苗的包装上都印着中国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NEPB的国际威望就这样打响了。

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

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是青霉素。它是英国人弗莱明无意中发现的，1941年，两位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找到了提纯的方法并很快用于临床。于是，奇迹出现了：什么链球菌、葡萄球菌，感染人或动物后是何等猖狂？发炎，化脓，甚至引发细菌性心肌炎。可在青霉素面前却一点脾气都没有，只有死路一条。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等当时无药可治的病，青霉素却可以做到药到病除。时人称之为“神药”，并非诳言。因此，青霉素的价格高得惊人，甚至贵过黄金。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进价不菲，进口商再加价，一根金条能买到一盒盘尼西林，算是给你面子了。

这狠狠地刺痛了汤飞凡的心！当时，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救命，可仅靠进口，价格奇高，数量奇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汤飞凡下了决心，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两人负责来搞，发动全处人员都来找青霉素菌种。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本在搬到昆明的母校当助教，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是回国支援抗战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为它是从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种菌，得了青霉病的柑橘上面长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就是青霉。青霉常见于腐烂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衣、履等物之上，多呈灰绿色。但是并非所有的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个大家族，有许多种，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而且不同菌株的产量形同霄壤。所以，青霉好找，而点青霉和黄青霉难找，高产的菌株尤其难找。找到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难。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从不涉足如何能找到、如何分离点青霉和黄青霉，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对此，美、英当作军事秘密，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的，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

防疫处的人发疯似的到处找青霉，大家只要发现哪儿有一点绿毛菌，就急忙给朱既明和黄有为送去检验，可惜，要么没有用，要么分离出来不理想。眼看没戏了，但天无绝人之路，据赵铠院士回忆说：

汤飞凡叫朱既明跟黄有为来研究这个抗菌素。弄了几十株分离了以后，都不太理想，后来怎么成功的呢？我是听卢锦汉老人讲的，当时卢锦汉相当于做朱既明的助手，他们住一个屋子。说那一天搞卫生，把床底下的鞋啊、脏乱的东西都拿出来，在外面晒，有一双皮鞋在那里晒。汤飞凡过来了，说你们在搞卫生，他来看看，一看皮鞋上长的霉，有点像青霉菌，带点色的，就叫朱既明和黄有为从这双皮鞋上的霉菌中分离，果然分离成功了。分离成功以后就做纯化、培养、提纯，等等，做成了青霉素。“二战”时期青霉素是很紧张的，我们经常看电影，什么新四军、八路军都派人到日伪区偷偷地弄盘尼西林，往解放区那里运……

上面说的卢锦汉当时是血清室的技佐（技术助理员），青霉素的菌株就是从他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但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远。比如菌株的生长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气候、肥料？该如何播种、管理、收获？开始他们用培育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室内室外到处发霉，其实却非常“娇气”，要伺候它不容易。第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摄氏24度，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度的恒温室；第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这三关过了，合格青霉素终于被培育出来，只是浓度还不够理想。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华血站的樊庆笙从美国回来，也带回一对菌株，并且加入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室工作。汤飞凡让他们对所有这些菌株做对比研究，选出一个最好的来用于生产。对比的结果，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了从卢锦汉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作为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朱既明和樊庆笙摸清了青霉素对酸碱的化学特征，用化学的方法使之纯化和浓缩，达到了每毫升2万至5万牛津单位，与美国的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保管和储存。说青霉素“娇气”，还因为它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要使它真正成为产品，必须把它变成固体。液体变固体，烘烤是最简便的办法，但对青霉素而言，烘烤等于加速其挥发。国外的办法是用化学干燥机，而在要啥没啥的昆明，到哪儿去找这宝贝机器？别着急，黄有为有办法。他是美国华侨，夫妇俩为抗日而回祖国出力，被汤飞凡招至麾下，成了实际上的总工程师。他其实不是学工的而是学医的，只因在美国久了，也变得像美国普通家庭的男孩一样，从小就养成了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的习惯。比如，修理家具、家用电器、汽车、农具，修缮房屋，等等，甚至修建房屋也爱自己设计并参与施工。中央防疫处在高峣的所有工程项目，他都是总工兼总监，穿着一身蓝色工装，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工程上遇到他人无解的棘手事，他总是能拿出办法。现在，青霉素干燥遇到难题，他又一肩挑起这副重担子。他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一台化学干燥机来。“不可能！”面对疑惑的目光，他全不理会，只管埋头苦干。根据美国某型化学干燥机的原理，他画出了设计图纸，除了所需的一台真空泵是用处里采购的美国货外，其他大小部件全部都出自他的手。总装调试阶段，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忙在机房，吃饭都是由妻子送来。最后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办成了！每毫克200—300单位，每瓶装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试制成功，可以正式投产了！汤飞凡自然非常高兴，但对大家只说了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者，事竟成。”就是靠这种志气，这种精神，“NEPB”的名气越来越大了。1948年出版的英国李约瑟博士（J. Needham）编著的《科学前哨》一书中的《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二）：生物学与社会科学（1943）》一文，对中央防疫处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其中特别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生产车间”。这么艰苦的条件，怎么生产？能保证质量吗？作者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很清洁；他有一个效率很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的系统。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业蛋白胨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

生物制品专家、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刘隽湘是上述故事的亲历者之一。他所著《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在引用李约瑟的介绍后，来了一段注释式的补充：

那台锅炉确实破旧，“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出了问题）！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来不及去开几道房门，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回收旧琼脂，黄有为和沈鼎鸿做了几十次各式各样的试验，才找到一种方法，还得证明用回收琼脂制造的培养基上的各种细菌仍能生长良好。只有进行大批回收时，他们才用破船和湖水进行透析，而透析只不过是回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说到制造青霉素，更是屡遭挫折才获得成功。

关于“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的事，这里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战时一切都供应紧张，防疫处试验、生产所需的胃酶常常断供。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乃迫不得已而为之。防疫处怎么养起猪来了呢？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初衷是为了改善生活，并非为了取胃酶。抗战时期昆明一下从内地来了许多人，造成物价飞涨，单身汉还扛得住，拖家带口的日子就难熬了。防疫处的兽医叫周朝瑞，香港人，岭南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毕业生。见大家生活困难，他向汤飞凡建议：由处里给各户贷一小笔款做本钱，自己动手养鸡、养猪、种菜，他愿作技术辅导。汤飞凡依计而行，汤夫人何琏带头养鸡、养猪、种菜还种康乃馨等鲜花。如此一来，蔬菜、鸡蛋、猪肉很快做到了自给有足，每到周日，处里派一条小船渡过滇池去昆明，让家属带上富余的农产品去街上摆摊，等于又增加了一笔收入。猪养多了，这才有了从猪里取胃酶的应急之举。

当年防疫处困难重重，缺钱缺物，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个大金娃娃。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而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被汤飞凡断然拒绝。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

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就

抗战时期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盟军中的英、美人非常高傲，对中国往往极度小视，看不起中国政府，看不起中国军队，甚至对盟军中国战区的总司令蒋介石也不客气，可唯独对NEPB高看一眼。痘苗用NEPB的，疫苗用NEPB的，青霉素也用NEPB的。陈纳德的飞虎队，指定NEPB为其化验单位。在传染病方面遇到难题之后，盟军也要找NEPB帮忙。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流行一种疑似斑疹伤寒的传染病，因发热的原因不明，只好根据其不定时发热的特点，命名为“不时热”。鉴于“不时热”已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一个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为主的擅长斑疹伤寒的专家团队前来考察，可惜仍未找到病因。那咋弄呢？看中国的NEPB有办法没有？

汤飞凡派自己的得意门生魏曦前往支援。魏曦是研究斑疹伤寒的专家，一看病人就觉得不像是患了斑疹伤寒。部队屡屡在野外宿营，是否因昆虫叮咬所致？哈佛的专家说“没有发现”。看他们的实验方法，是把实验动物装在笼子里再放到草地上。魏曦分析，有可能是因为笼子下面的草被压成了一个草垫，有碍昆虫接近和叮咬动物。于是，魏曦改变实验方法，用围栏将草地围成一个小圈，让实验动物在其中自由活动。结果不到一昼夜，动物身上有很多被恙螨叮咬的痕迹并逮住了恙螨，经化验分析后判定，“不时热”其实是一种恙虫病，立克次体血症。病因找到了，经对症治疗和采取防范恙螨的措施之后，“不时热”被控制。

赵铠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大事情，帮助盟军解决了这个传染病的问题。后来同盟国有个哈佛访问团到昆明，代表盟军给魏曦发了个奖章，这个奖章叫‘学术性功绩勋章’。当时这个荣誉很大。后来我们抗美援朝，美国搞细菌战，卫生部派他（魏曦）和陈文贵一起去做调查，他分离出鼠疫菌跟霍乱，后来得到瑞典、瑞士等几个国家代表团的公认，他又得到了朝鲜颁发的勋章。”

赵铠接着说：“1938年到1945年期间防疫处有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一个原因是汤飞凡他网罗人才。当时内地有些专家或者是医院里的大夫也到那里去了，他找有兴趣做这个工作的，都弄到防疫处，另外招了一些大学生，当然他后面还搞人才培养……那时中央防疫处有几个发明创造，有的是水平很高的。一个是汤飞凡自己领导的，建立起做牛痘苗的乙醚灭菌方法；第二个就是青霉素的研究成功……在那段时间贡献还是很大的……汤飞凡在昆明坚持每周有一个晚上搞读书会，这些技术人员把自己做的工作、自己看的文献简单地来讲一下，大家提提建议，进行讨论，这样互相促进，一直坚持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北京所，汤飞凡还把病毒的研究一室、二室和我带的痘苗室、脑炎室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坚持读书报告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参加了。在昆明的时候我听卢锦汉讲，那时气氛很好，读书会不是很严肃，相当于现在的沙龙，大家有什么谈什么，有时还喝喝茶、吃点小点心。当然他培养人才不单是这个……”

人才是成功之本。到1942年，防疫处已经发展到100多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免疫学和生物制品的前辈，经汤飞凡的严格训练，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本行业的顶梁柱。

作为汤飞凡的部下，刘隽湘认为没有门户之见是他能够罗致人才的重要原因。他在《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中，有一段描写非常传神：

那个时期，医学界分为英美派和德日派两大派，大派之间还有小派，互相争斗、排挤，有时甚至相当激烈。汤飞凡出身于“嫡系”的英美派，但他对派系斗争非常反对。1940年秋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中华医学会在（昆明）昆华医院开学术报告会，德日派同济大学毕业的昆华医院院长秦光弘担任主席。一位英美派的医生上了台，可能他的讲稿就是用英文写的，报告时满口英语，引起了德日派的不满。接着一位德日派的医生为了表示抗议，上台用德语讲了起来。各不相让，秩序大乱。主席无法控制会场。会，眼看要开不下去。这时，突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举起手大声说：

“主席，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没等主席答复，他三步两步跳上了台，原来是汤飞凡，他面向听众，高举起双手。

“请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现在在哪里？”

他这突然的行动和突然的问题，使许多人呆住了。他接着说：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在中国昆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洋话？”

这话，不管是对讲英语的还是讲德语的，显然很不客气，有几个人可能觉得被冒犯了，站起来退出了会场，但整个会场渐渐静了下来。

他接着说：“我们在学校里有的学英语，有的学德语、日语、法语。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科学不发达，得从外国学。外语是工具，不学不行。我感到惭愧，如果我们科学比外国发达，洋人会学中国话，用中国话。我相信会有这一天！我们不能因为学的外语不同互相争吵起来……”最后他说：“我建议，我们做报告尽量用中国话，不得已的时候用点外文名词……”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从后排坐着还没有资格参加学会的年轻医生、护士的旁听席上开始，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然后，会场平静了。刘隽湘当时是实习医生，就坐在后排。

汤飞凡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这样说的时候，早已经这样做了。在防疫处，他唯才是举，不问门户。在骨干队伍中，有英美派的，也有德日派的。如魏曦是留美回来的，而沈鼎鸿毕业于德日派的北平大学医学院，黄有为和周朝瑞是回国效力的华侨。当组长的，甚至还有没有文凭但经验丰富的老技士，如李严茂等。开这次学术会议时，刘隽湘还在昆华医院，没到防疫处。他是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属德日派。到防疫处参观后，觉得风气不错，便从昆华医院“跳槽”过来，由当医生改行搞生物制品了。

唯才是举，不搞内斗，互相帮助，自然就出成果。除青霉素外，还搞出了中国第一个斑疹伤寒疫苗，从昆明的下水道中首次在中国发现了黄疸型钩端螺旋体，发明了用猪肚消化液代替进口蛋白胨的“黄氏培养基”，等等。这些事，这些人，创造出中国生物制品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