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寒梅傲雪（1966—1976）（1）
在十年“文革”中，中国生物制品战线上不乏像鲁迅所说的这样的人，他们是内心强大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人莫强于心强。他们对迎风卖笑的倚门桃李、随风飘舞的轻薄柳絮鄙夷不屑，坚守着内心的那份执着，不随波逐流，不自暴自弃，只要还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
“高天滚滚寒流急”。1966—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关于“文革”，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五部分，已经对这段历史的教训做了科学总结。至于“文革”对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负面影响，《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已有专节论述。记得在起草上述《决议》时，邓小平同志说过，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笔者不想在这里再翻腾那些并不如烟的丑恶，不想揭开那一个个已经结了疤的伤痕，来证明当年的伤口到底有多深。相反，笔者想把那个时代黑色背景下难得的亮色展示给大家，正如《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所说：
“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最严重的年代里，全国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检所的广大干部职工仍然是一支可信赖的坚强队伍。各所的各级干部和职工凭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自觉坚守生产、科研岗位，努力减少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尽力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基本上保证了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在研制新品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据1975年的统计资料，当时我国生产的生物制品……总共100余种。各所生产的制品除供应国内自己防病治病的需要外，还部分出口外援。
“文革”期间研制出来的生物制品最著名的有钩端螺旋体疫苗、流脑A群荚膜多糖疫苗、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精制抗蛇毒血清、抗银环蛇毒血清、抗眼镜蛇毒血清、抗蝰蛇毒血清，抗人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等等，不少生物制品的研制开始于“文革”前，但完善于“文革”中，如麻疹疫苗、鸡胚痘苗、布氏病活疫苗，炭疽气雾疫苗、肉毒素的系列产品，等等，这些生物制品，至今还是免疫防疫的主打产品，在继续造福人类。另外，在疫苗生产的科学技术上，细胞培养技术虽然开始于50年代中期，但成熟、推广于“文革”期间，尤其是北京所闻仲权、昆明所郭仁、曹逸云分别开发建立了人二倍体细胞，前者建立了2BS株，后者建立了KMB17株，为我国的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基质，是一个革命性进步。
漫漫风雪中也有寒梅绽放，茫茫黑夜中也有星星闪亮。我国生物制品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带着伤口逆风前行的故事，就像风雪中的寒梅，黑夜里的星星。许多科学家和科研骨干，在“文革”乃至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没有受到冲击，轻者挨批斗、做检讨、下放劳动，重者被戴上“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挨斗了，斗完之后又去工作；被打了，擦擦伤口又走进实验室；靠边了，关键时刻照样冲上去；下放了，白天干农活，晚上自学，时刻准备着，等着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虽然他们不知道“文革”何时结束，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平反的那一天，但他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这样，夜再长也有天亮的时候，雨再狂终有停下的时候，就像李白在诗中所写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
原武汉所的总技师谢毓晋，“拔白旗”时被打成“大白旗”，“文革”中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常挨斗，可斗完了，他又把一些人叫来家里，给他们讲生产应当如何改进，技术应该如何革新，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连斗过他的人都深受感动。在罚扫厕所的日子里，他在一个被废弃的厕所里写出了动物代血浆的科研总结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寒梅是孤独的，它散发的是微微的暗香，你只有走近它的身边才能闻到它的芳香。慢慢地，闻到这位“臭老九”身上“香气”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极少数极“左”分子外，很多人包括斗过他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以至开斗争会开不起来了。“文革”结束后，大家公认谢毓晋是武汉所的“镇所之宝”，在他逝世后为他立了铜像，安放在生物制品楼前。
“松柏何须羡桃李，请君点检岁寒枝”。像谢毓晋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是不忘初心的真正战士，是忍辱负重的“孺子牛”，因为不忘初心，所以能忍辱负重。初心是啥？就是用疫苗等生物制品为人民解除病痛，保卫人民的健康。人民需要疫苗，需要生物制品，人民的需要就是促使他们前进的不懈动力。风来了，雨来了，有人选择避风躲雨，他们却逆风冒雨前行；黑暗来了，有人选择躲在黑暗里，他们却秉烛夜行，蜡烛被吹灭了，点上了再往前走，又被吹灭了，再点上继续前进……他们不知道离终点还有多远，却始终不忘初心，向着目标往前走。
原成都所的陈廷祚1958年被划为“边右”（内定“右派”，暂不戴帽子），让他靠边了，但在得知四川温江、双流等地的农民中流行一种“怪病”后，主动站出来，克服重重困难在标本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从而使这种怪病得到确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十年“文革”中，中国生物制品战线上不乏像鲁迅所说的这样的人，他们是内心强大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人莫强于心强。他们对迎风卖笑的倚门桃李、随风飘舞的轻薄柳絮鄙夷不屑，坚守着内心的那份执着，不随波逐流，不自暴自弃，只要还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原成都所所长、研究员周海清对此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回忆：
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尽管是出现了很多波折，但大多数人还是按照自己的信仰、按照自己做人的基本标准，安分守己地开展工作，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有一定的事业心。我1958年到这儿来后被打成“右派”。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觉得应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我当时在菌苗室，被当工人用。但我一边搞生产，一边还做研究，生产完了后再去做，不影响生产。比如百日咳菌苗，过去是用克氏瓶固体培养，接种了以后，再刮下来做菌苗，这比较费事，我就想改用大罐来液体培养。每天生产完了以后，就做这方面的研究。晚上值班，我抢着来。当时的政治形势，你出一丁点问题，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但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白天参加生产，晚上照样去值班，搞研究，只要你不强行让我停止。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成都所最早改成了先进的大罐生产。过去每天十几个人进去接种，改大罐后几个人就可以了。后来做流脑球菌的多糖疫苗，也是这样的。在非常时期，我们生物制品系统的很多技术人员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使很多技术得以保留，还开展了一些新的技术，开发出一些新的产品。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后能迅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在非常时期，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我觉得我算是这种人。打“右派”，搞“文革”，成都所比较厉害，党员开除党籍，降低工资，人格污辱是经常的事，包括你的家庭成员也受株连，报纸上每天都点“地富反坏右”，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你的家庭成员是什么感觉？我先后三次翻案都没翻了，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给我平反，但你批一批、斗一斗，我该怎么做人还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事还怎么做事，我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国家。还有一种人，因为政治形势的不利而消沉了，消沉了也就荒废了。等形势变好以后，他就跟不上形势了，想给他挑重担他却挑不起来了……我“右派”平反之后，从当组长到当室主任，再到当副所长、所长，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应该说坐“直升飞机”了。这并非我有多么优秀，而是因为我在非常时期自己没有放弃努力，在新形势下还能够起到一点承前启后的作用。
的确。就是周海清这批人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国生物制品战线上的栋梁，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学术带头人，使“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得以迅速弥补。
本编所写的人物故事，他们的研究课题有的并非是在“文革”中立项的，有的成果是在“文革”后才最后成功的，但因为主要研究内容是在“文革”中进行的，故列入此编；另外有的人所受的迫害在“文革”前就开始了，其处境与“文革”无异，也列入此编，特此说明。
第十五节 “党外布尔什维克”与流脑多糖疫苗
简称流脑或脑膜炎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率很高，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流行，在“文革”开始时，第四次大流行也开始了。好在此前卫生部鉴于我国还没有流脑疫苗，组织北京、武汉、上海、长春等生研所成立了联合攻关协作组，以著名专家陈正仁为组长，研制流脑疫苗。就在协作组办的讲习班结束时，疫情爆发了。火急火燎，需要应急，但用传统方法制作的死疫苗免疫原性差、副反应大，不能使用。协作组的王立亚、江先觉、全家妩等殚精竭虑，研制出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给预防流脑提供了一面坚固的“盾牌”。流脑流行的规律是每隔8—10年就来一次，但自从这个疫苗出来以后，中国几十年再没有暴发流脑疫情。流脑疫情没了，流脑疫苗的研制者们也老的老，走的走了。本章记录的只鳞片爪，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念想。另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从科研水平上说，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我国第一个亚单位疫苗（组分疫苗），是中国疫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看这个标题，年轻人可能有点蒙，啥呀？“什么是‘布尔什维克’？”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是没有人会这样发问的。“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党外布尔什维克”就是不入党的党员。本章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一位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她叫王立亚，九十多岁了，是我国A群流脑荚膜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为控制和基本消灭流行性脑脊髓炎（简称“流脑”“脑膜炎”）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现在住在北京的一家养老院里，虽然腿脚已经不大方便，但脸色红润，声如洪钟，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
在采访她时，笔者问：“为什么人家说您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她说：“这可不是我自封的。当年我要求入党，但一位领导跟我说，你‘出身不好’，不好入党，但你可以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她出生于一个过去叫资本家现在叫民营企业家的家庭，籍贯是湖北省黄梅县，出生地在江西九江，但一直在武汉上学。小学、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950年，她毕业于武汉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生物系。这是一所20世纪上半叶由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完全按西方的近代教育模式用英语教学。所以，王立亚的英语棒棒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别的“出身不好”的人都吃了大亏，她虽然没有入了党，反而还沾了“出身不好”的光。她笑着说：“因为我‘出身不好’，历次政治运动都把我排斥在外，可能是因为北京生研所的大牌专家太多了，他们斗不过来，所以轮不到我这个小萝卜头。斗原所长汤飞凡的时候就不让我参加，说：你‘出身不好’，到实验室干活去吧！‘文革’中搞游行，成立‘战斗队’等各种群众组织，人家也不让我参加，还是那句话，你‘出身不好’，干活去吧。所以，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我都不欠谁的债。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时候，我连一张大字报、小字报都没写过，从这方面说，我最干净了（笑）。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把我排斥在运动之外，使我在‘文革’中还能在实验室里埋头搞研究。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就是在‘文革’中研制出来的，当然这项工作除了我们北京所在做以外，武汉所的江先觉、全家妩也同时在做，也同样获得成功，另外长春所、上海所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只因看到了流脑流行的惨景
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一种化脓性的脑膜炎，是一种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脑膜炎双球菌首先在人的咽喉部暂时停留“定居”，然后进入血液，在血液中大量繁殖引起败血症，最后侵入脑脊髓膜和人的其他部位，产生化脓性炎症，其症状开始是发热、头痛、呕吐，皮肤上出现淤点，颈项强直，最后头痛欲裂，呕吐不止，狂躁惊厥，进入谵妄昏迷状态，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感染暴发型流脑可在1—2天内死亡。
流脑是一种世界性的流行病。王立亚曾多次参加流脑研究的国际交流。有一次，一个著名的美国专家问她：“你搞流脑疫苗是老板叫你干的吗？”王立亚回答说：“不是，是我看到了流脑给人民造成的痛苦，那种惨状深深印在我脑子里，我不搞出疫苗来就觉得对不起那些患流脑死去的孩子。”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她讲起了在“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流脑流行的情况，中学生、大学生到处“大串连”，使流脑疫情火上浇油，有的人就因感染流脑死在“串连”路上了。本来这个地方没有疫情，外地来人搞“串连”，就把疫情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有关资料显示，当年的流脑感染率高达403/10万。
如果说王立亚的感触还不够直接，那么，武汉所的全家妩就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她告诉笔者，1966年“文革”开始后，湖北部分地区出现流脑疫情。湖北省卫生厅组织了几个医疗队到疫情较重的地方去抢救病人。她参加的这个医疗队去了天门县（现为省直管市），住在一个公社（乡）的礼堂里，里面来了很多病人。“一个小男孩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吃不吃豌豆（当地人把蚕豆叫豌豆）？’然后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爆蚕豆要给我吃，我在推辞时，突然发现这个男孩的瞳孔一个大一个小，不对头！这是流脑的典型症状之一，得赶快抢救！果然，小孩腿一软就突然倒地了。我和临床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医生给他输青霉素，我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但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孩还是死了。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一礼堂的人也跟着流泪。因为我给他做人工呼吸，自己也感染了流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被感染，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这次参加医疗队让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得赶紧研制流脑疫苗，所以回到武汉就马上开始了。”
虽然“文革”对生物制品行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严重的流脑疫情还是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我国还没有流脑疫苗，研究疫苗是当务之急，于是卫生部在北京所举办了一个流脑疫苗研习班，由北京所的著名专家、细菌室主任陈正仁主持，参加的人员有北京所的王立亚，武汉所的江先觉、全家妩，上海所的李亦德，长春所的张嘉铭等。研习班结束后，组成了以陈正仁牵头的流脑疫苗研发协作组，参加研习班学习的人均为协作组成员。
流脑很可能是一种域外传入的疾病，因为在我国古代医书中没有确凿的记载，直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才首次在武昌得到证实。此后曾有1938年、1949年、1959年的三次大流行，1966—1967年伴随“文革”而来的是第四次大流行。也许因为其在中国的历史不长，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预防的遗产。都说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不错，但是科技信息这个窗口是从来没有关闭的。从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到“文革”当中，世界上的各种科技杂志国家都拿出宝贵的外汇保证进口。不过，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看到的时间差不多要比美欧国家晚了一年，得到的信息是迟到的信息，但能得到迟到的信息也比得不到信息要好。在陈正仁主持的流脑疫苗研习班上，大家把国外文献中有关流脑研究的论文如饥似渴地钻研了一遍。陈正仁在授课中对世界流脑研究的成果作了综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流脑病菌的主要抗原组分是荚膜多糖群特异性抗原，有A、B、C、D、X、Y、Z、29E、W135、R等血清群，加上我国的H、I、K，共13个血清群，每个群又分若干型，在我国流行的95%以上是A群（后来发现也有少数B群和极少数的C群），所以疫苗的研制首先要针对A群，先把A群疫苗搞出来。流脑的致病物质是内毒素，是由流脑双球菌侵入机体繁殖后因自溶或死亡而释放出来的，内毒素作用于血管引起坏死、出血、微循环障碍，最后造成患者中毒性休克，人的机体对脑膜炎双球菌的免疫是以体液免疫为主的，群和型的特异性抗体在补体存在下能杀死脑膜炎双球菌。
学员们带着丰硕的成果回到各生研所，就在这时，流脑疫情来了。
据全家妩回忆，她从天门疫区回武汉后，就在江先觉的领导下开始研制流脑疫苗。江先觉是一位老专家，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卫生试验所主任技师、上海永川医学院化验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卫生试验所所长。武汉生研所成立后四处招揽英才，江先觉由此调到武汉生研所担任主任技师。他领导研究的霍乱疫苗深层培养技术于1962年获得成功，为我国霍乱疫苗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流脑疫苗是他主攻的第二个课题。他带着全家妩等人经反复权衡，鉴于流脑疫情严重，应该先搞出一种能救急的疫苗来，而死疫苗的制作相对简单快捷，所以决定先上死疫苗。
我国1938年在原西北防疫处曾生产过流脑菌体疫苗，但没有留下详细的报告。因死疫苗的制作相对容易，他们用从农村带回的地方株用于死疫苗制作，1967年便研制出来，经动物试验和实验室的人在自己身上试验，觉得免疫效果还不错，便在小人群中开展试种。这一试，发现问题大了，不仅免疫效果不理想，而且更要命的是副反应很大，有个别人接种后“原地打圈圈”，被称为“舞蹈症”。武汉所试制的流脑疫苗效果不好，其他所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上海所制成的A群流脑疫苗在1967年进行现场考核，结果发现在流脑散发地区，保护率只有60%左右，在大流行区几乎无效，并且发生了严重的副反应，诱发神经系统并发症如癫痫、过敏性紫癜、合并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
显然，这种在应急状态下赶制出来的死疫苗不能大面积接种，又经过两年的研究，各生研所在死疫苗中加氢氧化铝吸附剂进行提纯，试种后副反应比原来下降了90%，但免疫效果仍然不佳。这说明，用传统办法来生产流脑疫苗这条路走不通了，逼着大家必须走创新之路，研究出一种新型疫苗来。
老路走不通，逼出中国第一个组分疫苗
用传统方法制成的流脑疫苗之所以免疫效果差、副反应大，主要原因是它用于免疫的是大分子抗原，一个大分子抗原中包含着许多种特异性抗原，而在这些特异性抗原中，能够对免疫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少数抗原，其他不但不会引起保护性免疫应答反而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北京所的王立亚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就琢磨研制亚单位疫苗。
亚单位疫苗是一种新型疫苗，就是通过化学分解和有控制性的水解方法，提取细菌蛋白质结构，筛选出具免疫活性的片段制成疫苗，而把那些没有免疫活性的东西去掉，所以又叫组分疫苗。组分即分组，把有免疫活性的和没有免疫活性的分开来。具体到流脑细菌上，其细胞壁外膜是所谓荚膜多糖，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多糖，所以后来生产出来的疫苗叫作A群荚膜多糖疫苗。
“文革”初期，大专家陈正仁等人都在挨斗，被剥夺了进行科研的资格，后来恢复了工作又因行政事务较多难以参加实验室工作。王立亚因“出身不好”被排斥在运动之外，正好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率先在组分疫苗的研制上取得了初步成果。那时候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又因建立了流脑疫苗协作组，一家的成果往往多家共享。在武汉的全家妩听说王立亚的研究已经走到了前面，便跑到北京拜师求教。
全家妩比王立亚小了一轮，都是湖北人。当时的处境两个人都差不多。全家妩本当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二代”，父亲是荆州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很有名气的教师，后来不知怎么脱党了，这个问题便成为他入党的障碍，也只好当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了。“文革”开始，在“造反派”的眼里，他父亲脱党就是叛党，就是叛徒。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逻辑下，她自然成为“叛徒的女儿”。不过，当时武汉所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的是“走资派”所长彭来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谢毓晋，所以还轮不到斗她，只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了。说起来，她能安心在武汉所工作，还得力于上述两个主要斗争对象。她大学毕业分到武汉所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我学的是临床医生，却要我来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不干！”一天，彭来所长和谢毓晋总技师两人一起来到她的宿舍给她做工作。她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相信你不到一个月就会热爱这项工作。”果然不到一个月，她就爱上了这项能为千百万人免除疾病痛苦的工作。“文革”中彭来和谢毓晋天天挨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她没有办法挽救他们，但内心里觉得应该为他们争口气，一定要把流脑疫苗拿下来。
在北京，王立亚把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她。两人相处甚欢，互相勉励，不管“文革”形势如何发展，想想那些患流脑而死的孩子们，我们都要竭尽全力研究疫苗。
从北京学习回来，全家妩立即找江先觉汇报，两人研究，要学习北京所王立亚的经验，但武汉所不能完全照搬，在有些方面要做一些改进。
流脑荚膜多糖疫苗是一种新型的疫苗。其制作方法非常复杂，从主种子批的启用到工作种子批的培养，从启开工作种子批适应到培养基上，到收割制备菌种，从菌种的化学分解到制成粗制品再从初制品制成精制品，大致有上述这些步骤，每一个步骤中都有五六项到十多项的实验、检验等方面的工作，一步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全家妩回忆说：“研制荚膜多糖疫苗，简单地说，最关键的就是去掉荚膜上没用的东西，保留有效的东西。试验中，原以为去掉无用的东西比较难，没想到保留有效的成分比去掉没用的成分要难得多，因为它易降解。国外生产离不开超速离心机，很贵，我们所也没有。江先觉想了一个办法，叫菌体固定法，就是在细菌的对数繁殖期繁殖最旺盛的时候，可把它分离在液体里，用福尔马林消毒……”
这个过程太专业，他们终于基本解决了有效成分易降解的问题。这一步走得非常艰难，不仅是技术上的难，更有工作环境上的难。因为江先觉是老专家，一天到晚要应付“造反派”，不是要交代历史问题就是检讨对“文革”的态度，所以试验多次被迫中断。有一次做无菌试验，发现里面有一个杂菌。当时做检定的全家妩不在，她回来后江先觉要她做检定，被全家妩拒绝。江先觉刚受了“造反派”的气，又被助手拒绝，发了脾气。全家妩解释说：“既然已经知道污染了一个杂菌，那实验就应该重新再来。要我做检定，究竟是做实验污染的？还是做检定污染的？”江先觉正在气头上，说：“让你做你就做，哪来那么多理由？”全家妩也是一个暴性子，顶撞说：“你让那个杂菌告诉我，是你污染的还是我污染的？”一看江先觉已气得浑身发抖，全家妩吓坏了，她不得不缓和口气说：“您千万不要生气。您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老科学家，已经长了杂菌，您让我检定，这不符合科学态度并且对以后的实验不利。一个小瓶就有一个杂菌，要做大罐那得有多少杂菌啊。”听了这话，江先觉也释怀了，说：“你是对的，我们重新再来。”以后对新来实验室的人，江先觉就举这个例子来教育他们，说：“尽管全家妩顶撞了我，但她顶撞得对，有道理，做科学工作就得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谈起这件事，全家妩至今仍非常受感动，说：“一个老科学家被顶撞后不是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而是肯定了小字辈的科学态度，非常了不起。”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流脑荚膜多糖疫苗也先后在北京所、武汉所、成都所研制出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内一共做了IV期临床试验。武汉所的临床试验是在沙市的农村进行的。全家妩回忆说：“做临床观察每一期每个人要采6次血，要一直跟踪下去。开始时接种对象还是幼儿，比较好找，后来孩子长大了就得钻地去找。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没有车就拦卡车，卡车拦不上，就坐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都没有就步行。IV期临床试验做完，证明A群流脑荚膜多糖冻干提纯疫苗的保护率可达82%以上，并且反应轻微。北京所、成都所临床观察的结果也与我们相似。1979年开始投入试生产，据中检所检定，疫苗完全符合1976年WHO规程对A群多糖疫苗的要求，有效期为2年。1980年被批准正式生产。我感到很骄傲，我们的这个疫苗出来后，中国几十年再没有暴发流脑疫情。”
兰州所1994年立项研发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课题负责人是菌苗一室主任崔萱林。这个疫苗申报时，国内还没有C群流脑的流行病学资料，经过反复沟通，最后以应急储备的方式审批通过。疫苗在2001年底拿到生产批件，第二年在国内首家上市，获得当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过去，C群流脑在国内并没有大的流行，2003年底到2004初却在中国局部暴发了疫情，其中湖南、广西流行较广。兰州所作为当时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独家生产企业，接到疫情通报后，动用了全部资源生产，大年三十连夜开启菌种，全力以赴保障疫苗供应。到2004年春季，疫情终于平息。
只要流脑疫情不再来，此心足矣
流脑的流行规律是每隔8—10年一次大流行，流脑疫苗打破了它固有的规律，从此只有散发病例，流行不再来。笔者问全家妩：“你们有这么大的贡献，最后给了什么奖励？”她说：“A群流脑荚膜多糖菌苗研究1980年武汉所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北京所、成都所、中检所等1981年也获同等奖励，另外湖北省也给了我们一个奖。我1985年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回来，江先觉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奖，奖金是220元。我们两人商量后，一人拿了10元，剩下的200元捐给了湖北省残疾人基金会。”
王立亚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主要研制者和带头人之一。从“文革”结束一直到1994年，世界上每两年一次的流脑大会，差不多每次大会她都代表中国去参加。谈起研制中的甜酸苦辣，她说：“疫苗做出来后我先在自己身上试，再到我女儿刘汉莉身上试，她当时上小学……因为研制是在‘文革’期间，这其中有许多波折，技术上的事我就不说了，光是各方面的干扰就让人不胜其烦。那时候，我经常和领导还有那些找我麻烦的人吵架，反正我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吵得他们都怕我。我吵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把疫苗搞出来。后来要我当主任，我也跟他们吵，要求把这个主任给拉下来，自己好安心搞实验。有些事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文革’刚结束时，一个七八个人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就怕滞留美国不回来，可最后只有我这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回来了。给我的一点外汇，我都买仪器带回来。照说我最有理由留在美国了，我的叔叔和兄长都在美国定居，如果留下来，等于在美国团圆了。另外，我和美国的不少专家都熟悉。有个美国流脑专家叫恩拉巴斯，曾经来北京所讲学，那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英语都不行，是我给他当翻译。在美国见到他后，他就想留我在美国工作，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他不解地问：‘美国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回去？’我说：‘我有我的立场，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事业。’他不知道，我小时候见到过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人，对孩子拳打脚踢，姑娘出门怕被玷污，脸上都涂上锅底灰，我也经过国民党统治时期……”
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研制成功，标志着细菌类疫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细菌类疫苗的研制工作，如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多糖疫苗、伤寒Vi多糖疫苗的研究，等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使菌苗更新换代。笔者问王立亚：“你们搞的这个疫苗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世界首创吗？”她说：“要实事求是，谈不上世界首创。此前国外有报道，但是他们没有把研制和生产的方法公布，研究和生产的方法是我们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最后，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什么名呀利呀，什么谁先谁后呀，不必说了。只要流脑疫情不再来，此心足矣。我现在一月退休金8000多元，住养老院加上请保姆，一月开销1.7万元，入不敷出，但我想得开，不行就把房子卖了。我给女儿说了，房子你们就别想了，那是我养老的。”说罢，她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很灿烂。
第十六节 一个“右派”与钩端螺旋体疫苗
在“大跃进”的1958年的夏秋之交，一场俗称“打谷黄”的怪病突然降临于四川温江、双流等地，年轻力壮的农民感染后怎么就突然发烧，然后吐血，倒地而死了！疫情震惊四川省和国务院，但被派来的各路专家对此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在这一紧要关头，成都生研所的一位已经被划为“边右”“靠边站”了的专家陈廷祚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承担分离病原体的工作。就是他首次分离出以“赖株”为代表的无黄疸钩端螺旋体，从而使这种“怪病”得到确诊并对症治疗。他立了功，反而被正式戴上了“右派”帽子，又以“戴罪之身”参与钩端螺旋体疫苗的研究，被卫生部指定担任全国钩体新型疫苗协作组组长，研制出无兔血新型疫苗，解决了副反应问题，在“文革”中仍继续研究改进，20年忍辱负重，奋斗不息，这项研究成果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其分离出的“赖株”也被WHO相关机构永久收藏，作为国际参考株。
1958年入秋之前，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上，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早稻成熟了，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呈一个不规则“弓”形，等着人们来收割。那年正是“大跃进”之风刮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原先只种一季稻的地方都改种双季稻（早、晚二季）。为保证晚稻在无霜期内成熟，种晚稻有个“不插‘八一’秧”的定律。所以必须抓紧把早稻收割完毕并翻整好田地，赶在8月1日以前把晚稻秧苗插进田里。这个时候，农民是要披星戴月地劳作的。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温江、双流、浦江和成都郊区，却突然出现了一种当地农民称为“打谷黄”的怪病，来势汹汹，叫人猝不及防。不少身强力壮的农民只因进了稻田，就突然病倒了，开始只是发烧，貌似感冒，随后便口吐鲜血，气绝而死。吓得农民谁也不敢下地了，生产停滞，成片的稻谷无人收割，任其倒伏，成为老鼠和鸟儿的美餐。
疫情急似火。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紧急指示，成立了防疫指挥部，由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带队，集中本省的相关专家教授组成调查组和医疗队，立即前往疫区，卫生部直属的成都生研所也派人参加了。原成都所菌苗二室主任、研究员杨耀当年刚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来，也被派往疫区。他对笔者回忆说：“那时农村里没有担架，更没有救护车，人病倒了就用门板往卫生院抬。有的躺在门板上的人还没死，抬门板的人却突然大口吐血，倒下就死了。温江有个抬门板的人叫赖安华，只有18岁，就是在路上倒下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当时那个惨啊！村村都在办丧事，哭声昼夜不绝于耳。眼看丰收的稻子倒伏下去而没有人敢去收割。这个事情对我刺激特别深，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我。我原来的理想是要当外科医生，对分到成都所很不愿意。这件事让我感到，当医生只能医一个一个的人，而研制出疫苗和治疗用品来，就可以救一大片人，我从此便安心工作了。”
“赖型”钩端螺旋体的发现
当时，一方面农民兄弟等着救命，而另一方面，各路专家教授却在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争论不休。有人说是鼠疫，可按鼠疫治疗不起作用，怎么也分离不出鼠疫杆菌来，鼠疫被排除；有人怀疑是一种新的感冒，结果按感冒治，把人治死了，专门成立了感冒病毒分离机构，在病人身上也没有找到感冒病毒；有人怀疑是霍乱，但也是似是而非，因为找不到霍乱菌；还有人怀疑是钩端螺旋体（以下简称“钩体”）病，但与教科书上所说的典型症状又不符合，特别是没有出现黄疸。没法确诊就没法对症治疗。
成都所的陈廷祚是钩端螺旋体专家，又是总技师，赶快找他呀！要在以往，他早就该被派往疫区前线去了。但这次却不行，因为他已被内定为“右派”（“边右”），像臭狗屎一样没人理睬了。因为疫情保密，成都所里有人悄悄议论，一见他来，就闭嘴了。他知道这次疫情，纯属凑巧。8月14日上午，他在成都所行政楼前的花园路上碰到了主管科研和生产的副所长燕真。
燕真是从延安出来的“老八路”，在晋察冀边区曾经当过白求恩大夫助手，到延安后又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有直接接触，特别是经历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使他的政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抢救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沉痛教训，很多清白的同志在运动中被“逼、供、信”，打成“国民党特务”，伤害了许多人。发现这一错误后，毛主席亲自到总参三部给受冤屈的同志鞠躬道歉，下令停止了这一运动，给被误伤的同志平了反。成都所划“右派”牵连很多人，在全国六大生研所中是搞得最凶的。他对这种搞法是有不同看法的，对陈廷祚也深感同情，但是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态势下，作为副所长，他也无力阻止。现在他见到陈廷祚，便主动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向他介绍了疫区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采取的措施，说：“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原体，就等所里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检验组‘点菜下锅’了。”不对呀！陈廷祚一听就脱口而出：“感冒不在城里流行，跑到乡下，闻所未闻。”燕真觉得话里有话，要听听他的看法。陈廷祚感到，根据描述的症状，有点像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上报道的马来亚疫情。在马来西亚丛林里作战的英军官兵，因为与被老鼠污染了的露水接触，染上了钩端螺旋体病。其表现与温江的农民几乎一样：无黄疸，肺部症状突出，有血痰、咯血，而后死亡。另外，在意大利、丹麦等国，也有此类零散病例，只是未流行而已。
陈廷祚敢这样假设，是有底气的。1943年他从上海医学院（时迁重庆）毕业后，先在中央医院化验室任职，后改行到昆明汤飞凡领导的中央防疫处，在魏曦手下进行细菌研究。1946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出国深造，赴丹麦后，主动放弃了在哥本哈根大学读博的机会，到丹麦血清研究所专事研究微生物学及生物制品制造与检定，目的是多学点实用技术回国为“吾国吾民”服务。带他的是两位祖师级的专家，其中一位就是研究钩体病的权威Chr.Borg Petersan。1948年东北解放后，他响应东北人民政府的召唤，回到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先当科长，后当总技师，在魏曦领导下进行过钩体病的研究，后奉命到成都帮建成都所，大连所撤销时，正式调入成都所任总技师。但是，他在钩体病研究上的专长成都所的人并不了解。副所长燕真也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现在听了他对温江等地疫情的分析，便问他该怎么办？陈廷祚说：“不妨让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检验组，顺便从钩体方向做些工作，或许能解决问题。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分离病原体仍然毫无头绪，应该尽快落实。”燕真问：“他们能行吗？”陈廷祚说：“如不见外，我也可以做点工作。”
陈廷祚没想到，次日，燕真就派人给他送来了采自疫区的12份全血样本，希望他尽快进行检验。
燕真与另外两个所党委委员一起研究后决定，由陈廷祚牵头成立一个“成都、温江、蒲江、双流等地疫情病毒检验组”。燕真对陈廷祚说：“我给你当传递员，负责从疫区给你拿标本，并且负责把你的研究成果报给防疫指挥部。”
虽然名义上成立了一个研究室，他却是一个“光杆司令”。为啥？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是所谓“五类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即使不斗你，也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愿意给一个“右派”当助手？那咋办？陈廷祚找了一间废弃的房子，单枪匹马地干了起来。陈廷祚在《陈情表》一书中写道：
话好说，态好表，总不能在一无房舍装备，二无“兵马”，空空如也的情况下就干起来吧……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响亮的表态（指他对燕真所说的话），在笔者思想深处，还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当燕所长把患者血液样本着人送来时，自己心里却在嘀咕着这么一段话：“老天爷啊！怎么最终还是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流感病毒检验组明明有那么多人，附带搞一下不就行了吗！我又不是个三头六臂的人，仅凭赤手空拳就能够打出个天下来？”
尽管在1957年之前，笔者在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总技师期间，熟悉并掌管过钩体的科研工作；尽管在1958年来到成都所之后，自己已知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彼时彼刻，心里却在暗自鼓励着：“不怕，难不倒我！以我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阅历”。思想上既然发生这样一个转变，行动上就该有所不同、有所作为了。于是，顶着头皮，像扎猛子一样，由笔者独自一人在所里马家桥一侧山坡下的一栋独立闲置房中，建成所谓的“钩端螺旋体检验组”。
从实验室和动物室的布置、领料、实验操作、培养基接种培养、动物接种饲养、解剖和处理，以及打扫卫生等，什么细活、粗活、脏活，全都由笔者这位尚未被公开解除职务的“总技师”一人独揽下来，包干到底了。然而，尽管工作上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但最终足以使笔者感到欣慰、永生难忘的，不是人际间的倾轧和尔虞我诈，而是事业上的成就和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贡献。
中国有句谚语：上苍不负苦心人。笔者经过三天紧张劳动、和衣打盹的不眠之夜，实验室的部署、装备的设置，都已经安排就绪，该上的试验项目早就上了，终于获得了对得起上苍的回报。
1.在8月16日，12份患者血清样本的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10份阳性，多数达到1：1000或更高。内行人，或者稍微懂得一丁点临床检验知识的内科医生，一看就足以说明或证实，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体病。
2.在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出现死亡。（因动物室在19日始安装完毕，当日才可接种），经解剖呈典型钩体病变，并在暗视野显微镜下看到活泼运动的钩体。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诊为钩体感染。
领导这次抗疫情病灾的，是四川省卫生厅的一位主持技术业务的副厅长、曾经在加拿大研习微生物学的周绪德教授和本省其他医学专家们组成的专家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又是以“总技师”名分亲自操作出来的结果，专家组理应对检验工作所做出的判断，笃信无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据称，燕所长几次即时口头上报给专家组的检验结果，都遭到了否决。他们根据肺部症状，又未出现黄疸，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与此同时，专家组还向上级提出报告，邀请并等待北京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来川核实笔者的结果。至此，事情由8月16日获得阳性结果起，已逾10日，不免使笔者哀叹：呜呼，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徒叹奈何！
时间就是生命，已经来不得半点迟疑和延误！早一天确认钩体病的诊断，农民兄弟的苦难和生命就早一天获得解脱和挽救……要不是笔者从9月3日起，陆陆续续获得患者的阳性血液培养物后，“拥黄派”（指死抱教科书认为该出现黄疸病征的人）是不会认输的；即使认输了，也是在暗中认输……
据传，北京派来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是在8月下旬（后经查证是在8月24日）飞抵成都的。笔者一直在期待着他的到来，视察实验室、检查实验记录，乃至交换意见。结果没有！始终没有过接触，甚至连这位大员的姓名都不知道，如堕五里雾中……
在陈廷祚手写的“疫情检验简报”中记载：有一个毒株“明确是从温江赖安华（患者）血液中得到的，我在8月20日也曾做过动物接种。”这个毒株后来被世卫组织认定为一种新型的钩端螺旋体菌株，命名为“赖型钩端螺旋体”（简称“赖株”）。但这都是后话，而在当时，也许是因为他是“右派”，有人把政治立场用到了科学研究中，要有意与他划清界限；也许是因为他发现的是一种新型的钩体菌株，在当时的教科书上是没有的而不被承认。教科书上说钩体感染会出现黄疸，而疫区的患者没有出现黄疸。
关于这段往事，原四川医学院的老院长曹仲良教授有一段反省。2006年12月22日曹教授去世后，《成都商报》在24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传染病领域曹老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生前曹老与他人谈的最多的，却是自己铭记一生的一次失败：1958年7月温江出现了一批‘怪病’患者，前来调查的研究人员有说是流感的，有说是炭疽的，有说是钩体病的。曹老最后向卫生厅的领导汇报说是流感。后来经过多次检测，才发现确是钩体病。对此曹老深感惭愧。
因为各路专家意见不一，一直在等待北京的那位大专家到来。他来后，陈廷祚的诊断结果和实验的详细报告都给他看了，他没有表态。在疫区待了3天后，他确认这种“怪病”的病原是钩体，回京时带走了成都所的相关资料。回京后，宣称是自己发现了钩体。
钩端螺旋体疫苗的研制
确诊为钩体病之后，便开始用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对症治疗。原成都所研究员杨耀回忆说：“我们所的陈廷祚教授在分离菌株和查找病原方面是很有功劳的。在治疗上就是用抗生素。”
疫区特别需要疫苗，成都所开足马力开始生产。原成都所生物工程高工邓远运回忆说：“生产钩体疫苗开始用三角瓶培养菌种，后改为5000毫升—10000毫升的大瓶培养，生产后就赶快运到疫区。疫苗下去以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1959年，我和流行病科的叶霓丹一起下去做流行病调查，这时已经没有钩体病了。”
邓远运所说的钩体疫苗是蒸馏水疫苗。据陈廷祚回忆：“成都所开始生产的疫苗，是1957年从学部委员（院士）魏曦举办的钩体疫苗学习班上学来的。”这是一种按照苏联钩体疫苗规程研制的钩体普通疫苗，生产中用的种子培养物中含有3%的兔血清，虽然种子培养物在疫苗培养物中只占10%，仍然致使疫苗中含有0.3%的兔血清。因兔血清是异体血清，所以使接种者产生过敏反应，尤其是在疫区经多次接种后过敏反应严重。
原成都所研究员杨耀回忆说：“当时的传统菌苗跟现在的没法比，但当时还是起作用的，有效果的，每年给大量的人注射，只要型对口，流行的型跟我菌苗的型是对口的，是有效的。头几年反应不是很大，到以后因为培养基里有兔血，所以反应越来越大。”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陈廷祚说：“成都所一个叫××的，只有小学文化，去魏曦教授的学习班学了回来，就按苏联的方法来生产钩体疫苗。1962年他到北京参加了群英会，回来后到处作报告，把自己打扮成生产疫苗的工人阶级英雄，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像‘右派’陈廷祚这样的人，其实是个饭桶。他没想到，他引以为傲的这种疫苗因反应越来越大，被卫生部下令停产了。”
而研制新疫苗，还得找他所说的“饭桶”。为解决蒸馏水疫苗中兔血清致敏的问题，1963年上海所的尹行首先试验用人胎盘组织浸液制成培养基，用于钩体疫苗的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1964年卫生部把成都、上海、武汉、北京生研所和中检所等5个所的相关人员集中到成都所，由陈廷祚牵头研究新疫苗。据陈廷祚说：“当时卫生部防疫司的杨司长正在成都所搞整改，点名叫我领导这项工作，所以就由我和赵永林书记两个老搭档来领导5个所的人研究新疫苗。”“我们搞的钩体新疫苗经过8个月的努力，里头不含兔血清，只用胎盘组织浆，是不含蛋白的组织浆。”
杨耀回忆说：“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用人体胎盘培养基，由于是同体组织，要好一些，但也不是个办法。我们看了一个文献，做钩体代谢的一个医生，叫‘森宝’，女的，要求培养基很单纯，不能有动物蛋白，给我们很大启发。最后我们搞出来是完全没有蛋白质的‘全质膜’培养基，这在疫苗研制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跃进。陈廷祚教授当时是菌苗室主任，是全方位的领导。”
他们研制成功的这种无蛋白培养基是一种新的胎盘培养基，被称为“乙6”。
钩体菌有许多群和型。据1993年发表的资料，世界上目前已分离检定出钩体23个群，205个血清型，其中包括中检所的学者秦进才等分离出来的25个血清型。目前我国已证实至少有18个群75个血清型，其中最常见的有9个血清型，包括陈廷祚分离出来的“赖型”在内，在全国角度来看，“赖型”是最主要的血清型。
杨耀说：“陈廷祚教授在分型、流行的分布上做了很多工作。因为钩端苗每个型的培养情形都不同，尤其做多价苗有些型好长，有些型不好长，所以分型培养很重要。”
新钩体疫苗试制出来后，通过动物实验和人体反应观察，证明这种新型疫苗安全有效，几乎没有副作用，于1966年正式投产。
新疫苗研制成功了，探索仍没有止步。后期杨耀接替陈廷祚当菌苗室主任，进行了两项重要技术革新。
第一项是用超滤浓缩法代替高速离心法生产钩体疫苗，是在“文革”中进行的。杨耀对笔者说：“为什么要改，一是因为高速离心机很昂贵，用不起，二是它也不能彻底去除疫苗中的蛋白，只要残存一点点，就会产生过敏反应。而管式超滤是一项新技术，可以把没用的东西都过滤掉。但是当时成都所没有这个设备，很多人还不知道超滤是什么概念，我们听说四川制糖研究所进口了一台超滤机，便想借人家的设备试一试。我们把东西拿到人家那里一试挺好，最后做成了纯粹的外膜苗，做七价苗、八价苗都没有问题。制糖所的同志说：‘虽然我们的试验没有搞成，但你们搞成了我们也很高兴。’那时候是无偿的，现在你出钱人家也不一定让你干。”
第二项是跟四川大学计算机研究室协作，搞大罐自动控制生产。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先进的。
杨耀说：“钩体疫苗成都所做的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从菌种到培养基，到大罐生产，到超滤、浓缩，整个这一块作为一个项目得了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对我国钩体疫苗生产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1970年鄂未远等人研制成功的“26号”不含蛋白质的综合培养基，李时政等研制成功的“84—7”培养基和张锦麟等研制成功的“C70”培养基，使钩体菌生产浓度比原综合培养基提高了5—10倍。
关于发现无黄疸钩体的余音
钩体疫苗的生产技术现在已趋于成熟，钩体病不仅大规模流行的情况已不再出现，散发病例也不多见了。但是关于在1958年温江、双流等地的大疫中，究竟是谁最先发现了无黄疸钩体的这段公案似乎没有完全了结。陈廷祚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首先分离出钩体“赖株”，进行疫苗生产，居功至大，但他的这一重大成果迟迟没有得到承认。因此陈廷祚一直在为自己正名而抗争。笔者不想也没有资格充当“科学法庭”法官的角色，只摘录原成都所副所长燕真在2000年2月28日给陈廷祚的一封信：
……你提名我是当事者见证人，承蒙信任如往，知足矣。“自白书”（陈廷祚为给自己正名而写的申诉材料）第五页第二、第三段所述，和你1984年9月14日给“编辑同志”的信，都是有据可查，有人（如王庭槐、官本珍、周曾扬）可训（询）问的（见证人），人证俱在，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迹的写照……那时候是大锅饭、观风、查“线”时代，那会有人出来评是非功过啊！既然当前推行什么著作权、发明权等法制，就应辨明真伪，上网归档，留给后来人去评论吧！1958年温江地区秋季疫病大流行时期，成都所和你——特别是你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我当时是从疫区取标本，传信息，将结果带去疫区组织，起（做）个“交通员”的工作。在和你交换意见中，你提出（疑似）马来亚疫情，并由你负责做疫区患者血清学检查等工作……相继在患者血液标本、动物接种（中）获取到首例钩体病原体结果，证实流行（的）是钩体病所致。这是有原始记录可查的……在×××离蓉回京前，从成都所带了原始材料走……但后来在他写的文章中只字不提资料来源。当时就有技术人员提……这是盗窃篡取……我也有同感。并与周绪德副厅长面谈过……实事永远是任何人主观意愿战不胜的，是不随个人主观愿望而转移的……
对在那个特殊年代遗留下来的这桩公案，现在应该说已经为陈廷祚正名了。他发现的“赖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是一种新型的钩端螺旋体菌株，被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HO/FAO钩体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永久收藏，作为全球参考菌株。让他耿耿于怀的是那个自称首先发现的人没有受到惩戒。对此，2006年3月10日，兰州所董树林研究员写了一首《七绝·有感》寄给他。诗曰：
春风秋雨各有期，涨潮还有落潮时。
莫因成败说寒暑，三月桃花九月菊。
董树林对笔者说：“我给他写的诗不止这一首，意思是劝他对历史问题要想开点，过去的事就算了，趁身体还能动，为人民再干点事。他也给我写了和诗，从中看出有所释怀。”
20世纪90年代，陈廷祚受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委托，给沈阳协合集团当顾问，与钱信忠同为集团研发中心名誉主席。在他的指导下，协合集团在世界上率先研发出超级抗原（一种能在极低浓度下即可非特异地刺激多数T细胞克隆活化增殖，产生极强免疫应答的物质），其中一个产品是抗癌新药高聚金葡素。2003年SARS爆发时，他上书卫生部，建议将超级抗原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治SARS病人，获准。2015年他逝世后，沈阳协合集团为他立了铜像，上写“超级抗原奠基人陈廷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