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归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中提到，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让体力劳动者的效率提高了百倍，但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s）在过去近百年时间中，生产效率不增反降。假如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说明泰勒的科学管理并不适合指导知识组织、知识劳动者的实践，也难以担当引领知识时代管理思想的重任。科学管理这道菜，让体力劳动者吃了身强体壮（虽然也有很多副作用），让知识劳动者吃后身体日益单薄，说明管理这道大餐少了重要的成分。

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霍桑实验揭示了科学管理缺失的一个成分，就是人性。霍桑工厂一系列实验所得出的奇葩结果，都指明管理不能缺少对人性的考察，人，就是人，更具体地，是社会人，绝不是机器人。但人性就是社会属性吗？似乎没那么简单。心理学的发展，从行为视角揭示了人的复杂心理属性（例如前景理论提出，在损失情况下，人性为风险偏好，而在获得情况下，人性为风险规避），而神经科学的发展，则从生理等角度对人性给出解读（例如利用脑电仪器探索人的激励来源于自身成长还是社会比较）。

贪婪与大度，恐惧与勇敢，懒惰与勤奋、爱与恨，合群与独处……，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还是神经学，对人性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各类学说无一不在“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这种无聊愚昧的二分法中纠结，并且自娱自乐。忽视了人本身的复杂性，就很难给人性一个认真的答案。

或许，就不应该给人性一个具体的答案，人性的复杂性已经超出各种语言所能覆盖的范围，再用语言表述也只能是盲人摸象。

尽管这种努力应该值得鼓励，但这种努力对于管理理论的副作用是管理这门“手艺”从20世纪60年代的“管理的丛林”径直走向“人际关系学派”的怀抱。一批又一批管理人热衷于接受成功学、领导力、追随力的培训，一批又一批管理学者对调查问卷中解码人性秘密的游戏乐此不疲。尽管也有一些管理科学的学者试图在运筹和优化领域为管理理论的合法性付诸努力，但终究与数学越走越近，与组织实践渐行渐远。正统的管理理论与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学者，多多少少遗忘了1911年科学管理理论的“初心”，即提升组织的效果和效率。

今天，回归经典似乎也在成为一种时尚，这让经典非常无奈。尽管如此，我认为仍有必要回归经典。走得太快，容易忘记目标；时而回望，方得始终。无论人性多复杂，人有多难管，决策者明确了方向，管理者和管理学者还是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效率本身，从系统视角理解人和组织中的各类要素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