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史回顾

（一）同类型移民祖源研究

（1）作为移民事件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的探讨，是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国内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大致作为移民事件，置于移民史的范畴予以展开。

例如，在“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上，以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等创修遗址和编撰志书为发端，中经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背景下洪洞县志办对移民资料的大量调查和征集，到90年代以来被学者视为“历史之谜”加以研究。近年来的许多著作，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日本学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对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都有所涉及。总体来讲，这些研究几乎都是把民间流传的“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来的”说法作为研究的一个既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移民的原因并试图复原明初山西向外移民的时间、次数、路线等。这些内容也大致反映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取向。

在“南雄珠玑巷”移民问题上，陈乐素针对传说的真实性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认为这些并非历史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陈乐素指出，此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北宋末期，金军南下，占领中原，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至赣南。在这次动乱中，很多士民南渡大庾岭，寄寓南雄，经过一段时间，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到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攻陷南雄、韶州，南雄居民再次南迁。不过，陈乐素也注意到族谱的记载，是把北宋末和南宋末两次动乱产生的移民事件混为一谈了。

在“宁化石壁村”移民问题上，罗香林早在民国年间，即针对客家族谱所载其先民来源于宁化石壁村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考证，指出石壁移民与唐末黄巢之乱有密切关系。因为黄巢曾率众陷江西虔、吉、饶、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东向迁避故也……是宁化与客家上世移居之关系，又不仅在唐末为然也”。

在“江西瓦屑坝”移民问题上，曹树基、葛剑雄根据民国《宿松县志》有关氏族迁入的记载，结合史实推测，指出瓦屑坝与明初移民有关。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成祖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曹树基又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进而得出结论称：“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2）作为移民传说的研究

20世纪后期以来，借鉴后现代史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尝试从一些新颖的角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关注“人口迁移”这个动态的客观过程，到关注“移民”这一主体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过程。这种研究突破了“史实考证”的传统取向，更多通过考察移民传说的形成地域、形成背景、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及其传承，将移民传说与历史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其解释的角度主要涉及族群关系及认同、社会分层与国家体制、边缘与主流和正统的互动等方面。

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作为移民传说，置于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展开。例如，在珠玑巷传说的解读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民族意识有关系。梁启超最早认为，这个传说的特征大致就是证明了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先是为“华夏与摆夷混血，殆无疑义”。日本学者牧野巽也从汉化这一视角来探讨珠玑巷传说，认为宋代从南雄方面而来的方言相异的若干移民，向珠江三角洲移动，定居于逐渐汉化了的傣族土人之中，以致这个传说在周围的土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南雄传说可以为“土人”的汉化作出某些贡献。第二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代广东土著有关系。如谭棣华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朝实施的里甲制有关系，在土著民族和北方移民相融合的过程中，珠玑巷传说发挥了隐没各姓本来身份的作用，和籍贯没有关系。科大卫认为，此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宗族肇基的传说，它强调的是祖先定居的历史，这个故事的结构显示了定居的历史与户籍登记的关系。刘志伟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第三阶段的解读，认为与南宋勤王抗元有关系。曾祥委通过研究发现，珠玑巷迁徙故事作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原广州府勤王义民应对入元以后编户齐民的策略，“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隐瞒身份，而地处交通要道，兵家必经之地的珠玑巷，每逢战乱必定一扫而空的珠玑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无可稽查的掩护，这就是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来源地集体记忆的秘密”。

在大槐树的传说上，以赵世瑜的论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他还以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有关“异类逼处，华族衰微”的记述为依据，“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称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由此推论出，大槐树传说是明清族群关系紧张状态下，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清末民初亡国灭种威胁下，地方知识精英建构的一个国族象征。整个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反映了华北社会从金元到民国一种重塑汉族正统性的民间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把地域社会历史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努力。

在石壁村传说的解读上，牧野巽认为，宁化石壁传说及葛藤坑传说其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浓于历史记载的文本，而濑川昌久则强调对传说的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宁化石壁传说的内容中包含着处于边境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存在的正统性的认定。”谢重光认为石壁传说曲折反应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融合、同化。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说和中原正统观念在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壁传说是一个有利于团结的文化符号。

（二）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

（1）研究进程及观点评述

川渝两地对“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较早，其质疑和讨论多见于方志记载之中。其中以20世纪30年代的《南溪县志》为代表，编者通过按语形式首次明确提出了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但真正将这一问题作为移民事件和移民传说来进行研究的，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了。

1991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柯建中，署名卢杨村在《成都晚报》发表题为《成都人的祖先来自何方？》的文章，最先揭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序幕。他在文章中指出，虽然麻城孝感乡是许多四川人众口一词的祖籍地，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可能只有一个地域来源”。就算是来自于湖广，它包括湖北、湖南两省之地，为啥四川人的心目中偏偏只有麻城县？就算是来自麻城，明初共有四乡，但孝感乡一枝独秀，而另外三乡在四川的乡土文献中竟然毫无反映，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明初入蜀，麻城孝感，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口大量流亡，所剩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乡已于明成化八年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潮已有两百余年，麻城孝感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此后，直到90年代中后期，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讨论，才出现在学者的文章中。如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提出：“很多四川地方志把来自两湖的移民都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这完全是民间错误认识不加分析的翻版。麻城作为湖北一个山区县根本不可能输出影响四川人口发展那样多的移民，从情理上地方志的这些记载就说不通。”葛剑雄在《寻根》杂志发表文章，探寻了作为中国移民发源地之一的麻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指出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并结合移民史的普遍规律，对传说中迁川移民何以多称其来自孝感乡的问题做了解释。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指出：“在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多数湖北移民迁入四川后以麻城作为故乡……总之，麻城孝感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祖籍认同的代名词。”

麻城孝感乡问题再次引起川渝地区的关注，始于21世纪之初。2003年邓经武在《四川日报》发表题为《四川土著哪里去了？》的文章，对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提出怀疑。该文以现在湖北地图上没有“孝感乡”作为依据，提出“孝感乡”乃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名。该文一出，立即引出强烈反响，一时间这一问题又成为报刊乃至网络的热点话题。2004年开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在其主办的《四川客家通讯》（内部资料）中，开辟专栏关注这一问题，曾先后连续刊登了多篇探讨文章。与此同时，在有影响的《寻根》杂志上，刊登了凌礼潮的《麻城孝感乡移民考》，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陈世松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陈世松在文章中提出，麻城孝感乡现象内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2006年，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出版，该著中提出，“麻城孝感乡极有可能如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一样，是一个移民集中的中转站，即洪武时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或卫兵遣送至川，而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因而，四川的麻城与麻城孝感乡籍移民应以洪武时期最为集中，数量亦应最多。”此后在互联网上，还发表了相关主题的多篇网络文章，其中尤以湖北的凌礼潮与四川邓经武的争辩文章最为纠结。他们可以说是对“麻城孝感乡”进行证实和证伪的两个代表。当凌礼潮在致力于证明孝感乡的真实性及其与移民运动的关系时，邓经武则在建构他关于孝感乡如何由“子虚乌有”的地名演变为“象征意义”的专著。他得出的结论说，孝感乡现象根本与湖广移民迁入无关，声称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并非湖广人的后裔，并断言：“‘湖广填四川’是一个被民间无限放大，又在文人学者的虚构和想象中形成的传言。从湖北麻城大规模移民填充四川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清初从‘麻城孝感乡’移民填川当属子虚乌有。”

总之，在此阶段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孝感乡”是否存在和它的地理位置何在；“麻城孝感乡”移民的背景和类型；“麻城孝感乡”人口、移民数量和路线；对众多川人多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现象的解释。可以说上述文章主要仍是从传统历史学，特别是移民史学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探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地方史志、族谱中的资料佐证，一般都是通过对史料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

（2）新阶段研究成果评述

2007年底，陈世松在署名石工发表的题为《结合“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开展“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应将中华文化中的祖先记忆、家园意识、根源观念、乡邦文化运用于移民社群的整合研究之中。其后，“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研讨会的主题，出现在川、鄂两省的学术研讨会中。2008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征集、出版与麻城孝感乡、宁化石壁村相关的论文15篇。2011年8月，在麻城举行的“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上，征集、发表与“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相关论文10余篇。同期，梁勇在《学术月刊》发表《“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历史记忆的解读》，陈志刚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清代四川雅安“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兴起与传播》。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麻城孝感乡”现象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较之于前一阶段，新阶段围绕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问题开展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起色。这集中表现在：第一，文章数量大幅度增加。据2005年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统计，当时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不过20篇文章，而到了新的阶段，发表的相关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起码超过50篇。第二，史料来源进一步扩大。过去对于孝感乡问题的研究，基本史料多来自于民间族谱和地方志，本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扩大了史料来源的范围。一些官方史料、碑刻史料、地方民间新资料以及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实地调查资料，被大量发掘出来。第三，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此前对于孝感乡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孝感乡祖籍真伪问题，在历史地理、移民背景、人口数量和路线展开争论，本阶段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历时性讲，不再局限元明，更延伸至明、清、民国乃至当今；从共时性讲，探讨的内容，既有移民历史、姓氏族谱、民俗方言，也有族群历史记忆、地域文化整合、流传范围、传播路径、文化符号建构等。第四，成果形式更加多样。本阶段研究成果形式更加多样，既有宏观论述，也有个案解剖、微观解读；既有田野调查报告，还有问卷调查，等等。第五，研究问题更加深入，思路更加广阔，观点见解更趋多样。

（三）存在问题反思

第一，要重视移民历史实证的研究。由于后现代史学的研究取向主旨不在对其所涉及的历史本身的真伪进行评说，而在于解析其“如何”真伪和“为何”真伪，“不在于故事本身如何，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传递出的文化信息所具有的理念”。这样一来，既往的人口迁移很容易受到忽视。而脱离了对移民史实的关注，难免会出现任意过度解读的情况，乃至将真实发生的移民历史当作虚假的移民传说来对待。联系到本课题研究，史料不足仍是困扰当前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裹足不前、难以深入的最大障碍。由于在明代正史中缺乏相关湖广移民四川活动的史料，而孝感乡的建置又早在成化八年就已经撤销，因此，流传在民间的有关孝感乡为川渝民众祖源地的记忆，如果不能发掘相关史料来支撑和链接，就很容易被视为“子虚乌有”。因此，在当前还存在着对孝感乡移民史不断质疑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移民历史真实情况的梳理、考证和坐实，对本课题研究而言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第二，要重视南北移民区的差异。中国地域辽阔，由于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差异，加之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之间的历史文化特点是相当明显的。追求共同祖先来源的策略，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在追求共同祖先策略的选择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民间文献为主体的移民叙事，可以将中国分割为若干个不同原籍的移民区。而南方移民的多源性与北方移民的单一性，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曹树基举例指出：“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其他因素，散布在江淮之间的‘瓦屑坝’移民，对于祖先记忆的清晰程度，非北方移民后代所能相比。所以，华北地区‘大槐树’，较多假托，而不像江淮之间，存在大量的原籍粘连。大量真实原籍的存在，从制度以外的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真实移民史，而较多假托的‘大槐树’，则几乎被人解构为思想史。”在四川，继元明之际发生湖广移民迁入事件之后，到了清初更有“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出现，因此在移民分布上难免重叠，在移民记忆上难免混淆。这种现象则是在同类移民传说流行的其他地区所没有过的。因此，在研究共同祖源现象时，充分重视南北移民区的差异，参考借鉴但不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解读模式，是必要的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