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孝感乡”军屯的由来及演变

一、省外来的屯田专业户

宋元战争后，在四川土著人口损耗严重，或死或逃的历史背景下，由元朝在四川境内所创建的29个军民屯田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人户。

以民屯而论，全川屯民一般都是从设屯所在辖区内抽调和招募的，但也有从邻省无主人口中征发而来的。如广元路民屯，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从利州路元帅言，“广元实东西两川要冲，支给浩繁，经理系官田亩，得九顷六十亩，遂以褒州刷到无主人口，配偶为十户，立屯开种”。表明在广元路民屯的民户，就有从邻省陕西褒州（今陕西勉县东旧州铺）拘刷的“无主人口”掺入其中。又如在川东的夔州地区，元朝设立屯田，“得流民三十九万余，以实边鄙”。《元史·地理志》所载，夔州一路人户2万户，近10万人，这显然与外省流民大量聚居此区不无关系。

以成都路军屯而论，镇戍四川的万户府，本身就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所组成，其中颇多来自外省者。相应地，被抽调来参与屯田的军士中，自然也颇多外省人户。元臣王恽在《论西川军役事状》中，对于在川西服役军户的来源和状况有过如下专门记述：

西川军人俱系山东、河北、山后户计，逐年取要气力，往还五千余里，比至屯所，鲜有不困乏……近闻平栾（滦）军人，已蒙罢替，至于其余军户，合无一体定夺，亦同仁一视之义也。

《事状》指出，在西川充役屯田的军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山后（山西），也有来自于平滦路（今河北卢龙县）的。这些军户，可能有蒙古军，也有北方的汉军。此外，镇守四川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由诸部族兵士组成的探马赤军。例如，由契丹军事世家述律氏率领的一支探马赤军，在蒙古征蜀过程中早就进入四川，至第四世后裔述律杰担任四川保宁任万户时，其军除在嘉陵江一带屯田外，还奉命在崇州晋原县之金马（今崇州市境）创立过军屯。后来，述律杰还为“上屯耕便宜”事，到过京师去述职。

值得提到的是，在所有参与成都路创立军屯的万户府中，有三支军队具有专事屯田的背景：

其一是兴元金州万户府。此军一直驻扎在陕南汉水流域一带。忽必烈即位前，曾大力在陕西境内提倡发展农业，陕南一带军民屯田事业因此得以开展起来，从而取得“汉中之田，辟已十八”的成效。当地的种田户多隶军籍，因此而成为屯田专业户。后来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万户府调防四川，成为镇戍四川的十三万户府之一。有着如此屯田背景和业绩的这支军队，至元二十一年奉命抽调了344名军户，在崇庆州晋原县创立了“孝感乡”军屯，耕种了56顷田地。

其二是五路万户府。其前身是蒙古灭金过程中鼎鼎有名的“汉军三万户”之一。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位，河北真定土豪史天泽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此后，这支号称“五路万户府”的汉军成了蒙古灭金的主力。金亡，移军伐宋，五路万户府一直跟随皇子曲出活跃在大别山至淮河一线，曾经多次在光州、襄阳、复州、寿春等地攻城拔寨。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以河南路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与汉人学士赵璧、杨惟中一道，“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到了元代，两淮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成效尤为突出。故《元史》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由于五路万府户有着长期在两淮一带屯田的历史背景和业绩，因此，当元初成都路创立屯田之时，这支擅长屯田的专业部队也被征调入川，抽调了有屯田经验的军户1161人，在崇庆州创立了“大栅镇孝感乡”军屯，在灌州青城县创立了“怀仁乡”军屯，总计耕种了203.17顷田地。

其三是平阳万户府。处于黄土高原之东，中原大地以北之区，古称河东，又曰山右的山西区域，是元统治者右路西向的战略重地。在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中，元统治者从河东山西征调了不少汉军将领镇戍四川，担负着从河东、陕西与四川右路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其中以天成（今山西天成县）刘氏最为著名。奉命在成都筑城，并“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的刘黑马、刘元振父子，一直担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和成都经略总管万户，由他们所率的汉军直接参加了早期在成都屯田的规划与建设。设在平阳路（今山西临汾）的万户府，充当了向征戍屯田川陕等地提供兵源的任务，招募屯田民户自然是其职责之一。例如，忽必烈即位后，就曾诏命陕西“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命其“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由于平阳万户府所平时就招募有凤翔府种田户隶属军籍，专门从事耕屯以给军饷，因此，当元初成都路急需征调屯田士卒创立军屯时，一支隶属于平阳万户府的专事屯田的军户398人，也出现在灌州青城和崇庆州大栅头立屯耕种，总计开垦了69.65顷田地。

以上3个万户府，在创立成都路军屯的过程中，总共派出了1903名军户，屯种了328.82顷田地，其在成都路军屯中的比重，分别占到了26%和29%。由此可见，这3支来自外省的专事屯田的军队，在当时成都路军屯中的重要地位。

二、元朝在淮西的屯田

宋元战争初期，位于中原通往淮西要道上的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一直处于宋元两军争夺之中。1235年秋，四向攻略的蒙古军，或“散在安陆以至黄陂”，或“在黄州管下劫寨”。1237年，蒙古军攻陷光州后，自光州向南进攻，“别略黄州”，谋捣长江。正因为江淮地区是宋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战争破坏，经济残破，所以在灭宋前，元朝即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屯田。至元二年（1265年）五月，元世祖即“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驻守淮北的蒙古军也与汉军一同立屯耕种。这些屯田军士皆“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实行耕战结合。此外，忽必烈还在河南淮北地区招募百姓屯垦，但此时民屯尚未建立专门机构，屯田户交由州县管理。有时还将屯田农民补入军中。如至元五年，“以陈、亳、颍、蔡等处屯田户充军”。

元朝统一南北之后，更在这一地区开始招民进行较大规模的屯田。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淮西宣抚使昂吉儿要求派军士在江淮西部地区屯田。由于考虑到“发民兵非便”“募民愿耕者耕之”，并采取免除三年租税的优惠政策。次年十月，元廷再次下令“募民淮西屯田”。参加屯田的除农民外，还有很多军人。大德元年（1297年），在两淮地区至少有两万名屯田军。元朝灭亡南宋后，在全国设立屯田提举司，大多集中在两淮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的屯田提举司中，就有蕲、黄提举司。

一直在淮西一带镇戍和屯田的五路万户府，之所以抽调余军到成都平原创立屯田，绝非偶然。显然与该军此前在淮西发展屯田的业绩有关。与蕲州路相邻的麻城，正属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黄州路管辖。由于其地正处于淮西屯田事业发达之区，区内自然屯田人户相对集中。因此，当兴元金州万户府、五路万府户奉命到成都平原设立屯田时，很容易在麻城就近调集军户；或者招募种田户，由民籍转入军籍，并按照军事编制，以千户、百户等组织加以管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有着农耕传统和屯田习惯的麻城县民，都有可能应征入伍，并随军入川创立屯田。无独有偶，在成都出土的一通明代墓志铭，就反映了一位麻城孝感乡籍后裔，在追述其先祖身世时，竟然提到了他在元代做过“屯田万户”的经历。这就是2001年在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6组出土的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现将该墓志铭录文及成都市文物管理研究所的“简释”一并引述如下：

公讳本，字宗道，号南峨山人。曾祖讳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刱（创）屋家焉。元亮娶万氏。遂从□（万）姓，生男三，季曰文斌者，即公之祖也……公生于宣德庚戌闰十二月九日，卒于弘治十四年辛酉十一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二，以甲子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崇庆城东一里许嵩也。

此碑现存成都崇州市文物管理所。青石质。志盖高68.7、宽55.7、厚6.1厘米。镌刻4行，行5字，共20字，即“明故中顺大夫云南寻甸军民府知府万公墓志铭”，字径9厘米，字体篆书。志高69.5、宽56.2、厚6.8厘米。首题“明故中顺大夫云南寻甸军民府知府万公墓志铭”，志文计39行，满行51字，全文共约1791字。字径1厘米，字体正书。2001年3月23日于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6组出土，清理情况不详。

据志文，并参校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崇庆州庠大儒万公湖丘□（配）鲁合葬墓志铭”。墓主万本，字宗道，明代成都府崇庆人。祖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元末，曾祖避兵患，入川蜀之永川，后徙大邑，复迁崇庆。曾祖赘万氏，遂改万姓……万本约生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于明英宗“己卯”即天顺三年（1459年），领乡荐援例，授凤阳怀远知县（今安徽怀远），后迁官凤阳（今安徽凤阳）、宿州（今安徽宿州市），累官至云南寻甸军民府知府。因受其前任牵连而遭削职，后洗清复职，不就，隐退。万公卒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享年72岁，弘治十七年（1504年）葬于崇庆城东一里许。

上述墓志铭透露出两个极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孝感乡在元代确曾是一个与屯田关系密切的地方。根据碑文记载，世为麻城县孝感乡人的刘氏家族，其祖先在元代就是一个“屯田万户”。这里的“万户”之官职，或许有出于对祖先的攀附，明显带有附会拔高之嫌，但从事过屯田专业的经历，则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因为附会官职的范围很广，如需作假伪造，大可选择别的行业，而此处却专门标注其出自“屯田”领域，足以证明，该刘氏家族确实是屯田世家，孝感乡在麻城确实有着深厚的屯田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

第二，碑文称，元末其祖先因兵乱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逃往四川，最终落户崇庆州。此时上距元初在崇庆州设立军屯的时间不过60年，事隔两三代人左右。这也从文物实证上证明，孝感乡作为麻城县属的一个行政建置，在元代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元朝末年，生活在麻城孝感乡的屯田世家后裔刘氏，竟然又回到元初设置“孝感乡”军屯的崇庆州，绝非个别。这样一种以湖北麻城孝感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当年崇庆州军屯故里的现象，不知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冥冥中的机缘巧合？

由此可见，作为麻城县下一个以屯田出名的孝感乡，在元代成都路军屯创立前早就存在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孝感乡”军屯命名的依据，起码有3个条件与之相符合：第一，五路万户府有着从事屯田的背景与业绩；第二，麻城正处于元朝淮西屯田最为发达的地区；第三，孝感乡有着深厚的屯田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且名声在外。既然“孝感乡”军屯与崇庆州本地的建置和文化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么，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的名号，就有可能是由进入成都平原从事屯田的孝感乡麻城人户带进来的。当为数众多的孝感乡民在崇庆州军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区分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于是，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也就由此应运而生并随之传播开来了。

三、由军屯番号到地理单元

元代的屯田制度由于内部管理不善和军户的大量逃亡，到了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及至元末，屯田入不敷出，加上持续战乱，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局面。元初创立的川西军事屯垦区，也大致逃脱不了这一结局。有关这一屯田区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效，产生了何种影响，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录。推测起来，大致在创立初期可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聚集在此区的外来人口增加，税收也有增长等。但到了后来，随着屯田制度的腐败，昔日风光无限的四川军民屯田也随之不见了踪影。

不过，即使这一屯垦区消亡了，它也会留下某些影响。如同一个地理实体消失后，其名称还会在一段时间延续一样，当成都路军屯从崇庆州消亡之后，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必然还会以某种方式在崇庆州传承下去。

光绪三年（1877年）刊印的《崇庆州志》，对于境内元明时代的乡名，有过这样的记载：

区地以乡，自宋已然……明时古钟题曰江原乡外，如玉圭、从善、畸林、夏林，父老犹能言之。

这表明，在当时依据明代古钟和父老传言，尚能寻找到元明时代的一些乡名，其中并没有提到有过“孝感乡”的存在。但到了民国15年（1926年）刊印《崇庆县志》时，在一口明代古钟上，却意外地发现了有“孝感乡”的铭文题款：

县境镇村乡之名……北则……孝感乡，明在莲经庵。

怀远乡莲经庵，隋刹。清重建。殿额贡生王简臣书。钟，成化十二年（1476年）铸，称孝感乡冶工、蒲（江）县俞文宗等磬……高鹏纪莲经寺碑文云：崇庆去城西际百余里，有寺名莲经庵。旧有莲花植岩畔，故谚名之曰：莲台山寺。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编《崇庆县志》，对明代崇庆“孝感乡”的存在及位置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元代和明代，仅可查到一些乡镇名称……从民国《崇庆县志·宗教》所载庙宇铸钟，可见元明两代的乡镇名有……孝感乡……至于元、明两代崇庆究竟有多少乡镇，分属于今何乡镇，已无从确述。

街子乡，位于县之西北，东北与灌县接壤……五代时名“横渠镇”，因横于味江之畔，故名……明属孝感乡、清泉乡。

根据上述文字可知，民国地方志编者依据“新采诸寺金石”，即依据莲经寺古钟上保存的一处明代铭文题款，发现了该县境内有过“孝感乡”存在的文物证据。新志编修者虽没有列举新的证据，但却依据民国志所载“怀远乡莲经庵”地处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的记述，对街子乡在明代即属于孝感乡的事实作出了推断。

然而，要得出崇州市境内明代存在“孝感乡”的结论，还需要有过硬的文物实证来支持。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一书中，收有两方保藏于都江堰市文物管理局的明代“买地券”，内容均涉及“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现摘录于后：

其一为“僧宗顺镇墓文券”。

【年代】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题额】

镇墓记

【券文】

维大明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三月初一/日癸未越廿六日戊申子时据/四川蜀府维新轩人氏见（现）寓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石佛沟石伏（佛）寺住持修砌/佳城什子徒宗顺号大通……

其二为“僧相贵生圹买地券”。

【年代】明（1368至1644年）

【券文】

维大明年月日朔日值据/四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奉/神立券买地亾（亡）人相贵正性之灵存日元阳乙巳相三/月二十九日戌时受生祖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地……

据券文，墓主相贵生前系明代四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和尚，明“乙巳”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因该买地券为墓主在生之年预置，故卒年及下葬时间、地点皆不可考。

又新编《灌县志》第七章《金石志》收有《相贵买地券》一方，其录文如下：

维大明……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泰安寺奉神立券，买地亡人相贵……祖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

原按：本券出土于灌县泰安乡平乐大队七生产队，现存乡政府。

起源于东汉，盛行于唐代的买地券，演变到元代以后，逐渐成为人们料理死者后事的一种常用形式。出土于都江堰市的上述两方买地券，其中一方明确在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坪乐村出土，该地正属于当年元代成都军屯地之一——灌州青城县的范围。

上述两方买地券显示，墓主一个为“维新轩人氏”的僧人宗顺，是“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石佛沟石佛寺住持”；另一个为出生于“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相贵。这里提到了两个地名：“维新轩”与“火烧坡”，其位置均与街子场（今崇州市街子镇）有关。对此，民国《崇庆县志》有如下的记述和考证：

万历铁钟 在街子场三圣宫殿前。钟文云：万历六年戊寅十一月九日造。维新轩、火烧坡，河东蜀府云云……故老流传，则在今茨街子。以此钟证之，未置场前，原名维新轩场。东临寺有水圣寺古碑云：万历四十二年，于班巷上村维新轩地置场，易名街子。

由此可见，两方券文所提到的“维新轩”与“火烧坡”，就在街子场。两人均与寺庙——“石佛沟石佛寺”和“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有关。大安寺即坐落在青城后山的泰安寺（今都江堰市泰安古镇）。街子场、大安寺与元代大栅镇孝感乡军屯所在地（今崇州市三郎镇），均属邻境地带，它们成为明代孝感乡的所在地，也在情理之中。

两位墓主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明嘉靖之世，以此证之，此时出现在买地券上的“孝感乡”，可能由于人口的聚集增加，已经由原有的孝感乡军屯番号，演变成为崇庆州的一个乡级地理单元。其范围除大部在崇庆县街子镇外，部分还包括今都江堰市柳街义虎村一带地方。

至此，我们对于元明以来孝感乡在崇庆州的演变轨迹，可作如下之归纳：

元初创立军屯区时，有两个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根据四川行省的安排，在崇庆州境内立屯开垦。当时，这两个军屯都以“孝感乡”命名，但这个孝感乡并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一个军屯番号而已。明代以来，在元代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至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表明此时之“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至于元明时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孝感乡”发生由虚到实，即由一个空头军屯番号到一个实体地理单位的演变过程？可以有两种假设：

第一，因俗而置。鉴于元代孝感乡军屯立于此区，在历时二三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之下，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其影响仍持续存在，以至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当地居民出于对原有军屯番号的认同，在从众习俗心理的影响下，一任其旧，故将新设置的这个乡一级地理单位，也称为孝感乡。

第二，移民因素。由两方“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券文所反映的墓主生活的嘉靖时期，上距元末楚人迁川热潮的兴起已经有将近两个世纪。在大规模楚人迁川潮流的历史背景下，注定有不少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来到四川，来到崇庆州。随着聚居此地的孝感乡民的增多，也有可能将原来湖广省麻城县下这一地理单元的名称带进当地，从而将其称之为孝感乡。

总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使得“孝感乡”这一名称容易在崇庆州境内找到再次现身的土壤。所以，孝感乡得以在元明时代的崇庆州上演了一出跨越时空的活剧，绝不是偶然的。后来只是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它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明代的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