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

一、战后成都平原的凋敝

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了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经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经攻破成都及其周边的平原州县，造成前所未有的惨烈灾祸。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经历这阶段的战争之后大多消失了。经历过这一历史巨变的宋元时代的人，对此感受最深。他们用充满感伤的文字见证并记录下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所遭遇的惨烈灾祸：

金末元初人郝经曾作“哀蜀亡”之诗，诗中有云：

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小臣斗死尚南首，大臣见杀犹望阙。汉家阳九厄再逢，忽焉王气西南绝。孔明庙前老柏死，四贤堂上英灵灭……

宋末丞相文天祥撰文说：

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不幸荡析。

元人刘岳中撰文云：

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时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今不可复识矣，况衣冠礼乐之盛乎！

元代理学家赵复为解救在这次战争中被俘的蜀士，作疏募集资金，疏中有云：

锦江秀色都为巴蜀萧条，玉垒浮云尽入峨眉之悲惨。

川西地区原本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但经过蒙古骑兵多次屠戮之后，它却成为全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南宋蜀人吴昌裔记载，蒙古军“屠成都，焚眉州（今眉山），蹂践邛（今邛崃）、蜀（今崇州）、彭（今彭州）、汉（今广汉）、简池（今简阳）、永康（今都江堰），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具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上述府州县，俱为川西平原地区，其人口损耗之严重惨触目惊心。元人虞集也记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袁桷也说：“蜀祸之惨，诚不忍言也……（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经过蒙古军初入蜀境的摧残后，“蜀士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逃匿”。除了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元初四川人口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虞集对于四川世家大族在战争中的惨重损伤，作了许多回忆和记述。如说：“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百十年来……其伤残转徙，千百无一二矣。”元儒揭傒斯撰文指出：四川经元“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这种情况，在后代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可以得到印证。如《名山县志》载：经历元军杀戮之后，人民“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等等。

鉴于长期战乱后的四川州县普遍出现了“地荒民散”“户口凋零”的情况，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四川因地荒民少而牵涉或废、或降、或并、或损等变动的州、县数量相当普遍，仅成都路变动州县19个（隆州、仁寿、怀州、金堂、德州、德阳、绵竹、汉州、导江、青城、灌州、崇庆、江原、保宁、威州、简州、阳安、灵泉、平泉），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其中许多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如成都府隆州（今仁寿县），“至元二十年，以此州地荒民散，并为仁寿县”；导江、青城二县，以“户少”省入灌州（今都江堰市）；简州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以地荒，竟废之”。

二、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

遭到严重摧残的成都平原不足以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南宋政权不得不作出放弃川西，退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决定。这样，失去政治、军事支撑的川西地区，便早早地落入蒙古军的统治之下。蒙哥汗七年（1257年）七月，蒙古军进驻成都，将川西地区纳入其防守范围之内。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春，忽必烈即帝位之后，开始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并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元世祖是一位较早接受“汉法”的蒙古族统治者，他改变了前任大汗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利财剽杀”的政策，进而接受汉族统治方式，大力提倡发展农桑。为了尽快恢复川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将其建设成为支撑元军灭宋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忽必烈采取招来新民，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相应拨给一定的土地、衣服、粮食、耕牛和种子等。

面对川西地区经济残破的严重现实，仅仅依靠新附民仍不能扭转局面。在此背景下，元世祖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早在蒙古军进取四川的初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驻守利州（今四川广元）的汪德臣、汪良臣部就在白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但由于当时屯田只是在军事征服中的过渡措施，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因此说不上有大的作为。四川大规模屯田的序幕，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才揭开序幕。

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他就将善于经商理财的回回人赛典赤派往四川，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事。赛典赤主持秦蜀政务伊始，结合四川地区长期荒芜的实际，即从足食方能足兵的原则出发，提出组织兵屯，招集民屯，才是解决“以资军饷”问题的良策。赛典赤镇抚秦蜀行省长达10年（1264～1273年）之久，大力发展屯田，很快就收到成效。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莅官三年，人户增加了9565户，军士增加了12255人，钞银增加了6225锭，屯田收获了97021石粮食，撙节和买钞增加了331锭。

赛典赤离任之后不久，曾经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的蒙古将汪良臣奉命担任四川行中书省事。他来到成都后，“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继续坚持赛典赤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安抚政策，大力在四川境内发展屯田。关于元代四川屯田分布资料，《元文类·屯田》和《元史·兵志》中保存较为详细。尽管这些官方文献所载录的当时全国屯田军民人数和屯田数存在遗漏的情况还需要适当补充，但仍可依据它们勾画出元代四川屯田发展的大体轮廓：

第一，屯田数量和类别。在元代四川行省所辖29处屯田中，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类。其中，民屯9处，军屯20处。

第二，立屯时间。起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迄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在有明确立屯时间的16处军民屯田中，绝大多数立屯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前后。

第三，设屯地域。元代四川军民屯田，多设立于沿江下游和平原膏腴之地。例如，保宁万户府，“于保宁沿江（今嘉陵江）屯种”；叙州万户府，“于叙州宣化县喁口上下（今岷江下游）荒地开耕”；夔路万户府“于成都诸处择膏腴地立屯开耕”；顺庆万户府“于沿江（嘉陵江）下流汉初（今武胜县）等处屯种”；命西川蒙古军“耕遂宁沿江旷土”等。

第四，屯田规模。从《元史·兵志》得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军屯有20处，共有军屯人户12866人，耕地2238.72顷。军屯以人头计，平均每人耕地亩数为18.14亩。而民屯的资料不甚齐全，只有户数而无田土亩数。依据《元史·地理志》《元史·兵志》《元文类·屯田》等官方文献所载，成都路的屯民占编民的1/3至1/4，重庆路的屯民占编民的1/5至1/6，夔州路的屯民占编民近1/4，顺庆路屯民户近编民户2倍，如此民屯规模、数量，在四川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