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麻城县的地理形势

一、麻城县的地貌概况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今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交界处）南麓中段，介于东经114°40′～115°28′，北纬30°52′～31°36′之间。从地理条件而论，它兼有高山、丘陵、平原地形，可以说是一个多样化的生存环境。麻城县的资料简介称，麻城全境的地貌有如马蹄形。近年来有川人从麻城寻根归来，在叙述所见麻城地理环境的直观印象时，则说它像是一只“撮箕”。而在一位美国学者眼中，麻城地图更像是“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叶脉是水道”。

不过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相信，“撮箕形”更符合川人想象中的移民祖地形状，它更加生动、形象、准确地表达了眼前的麻城地貌特点。如果站在麻城东北部的高山之上，举目瞭望，就会发现麻城县的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呈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平原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它简直就像是一支北东向南西倾斜的撮箕：县的东北部、北部、西部，是倾斜敞开的山脉、丘陵，恰似向外延伸的撮箕背；西南部正对长江平原，恰是撮箕口；斜向展开的西南部平原，恰是撮箕的底部。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山脉—丘陵—平原三级地貌的顺序，逐一描述麻城的地理概况：

（一）山脉

大别山脉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它呈东南西北走向，绵延270公里，环绕于麻城东北及北部边缘地带。境内主峰康王寨，海拔1337.1米，雄踞鄂、皖边界，由此延伸出多条沿麻城东北边缘及境内向西南纵深及西部边缘走向的山脉，形成麻城全境东、北、西三面山脉相连，群峰逶迤的地貌特征。对于麻城山脉的这一走势，民国《麻城县志》有如下的描述：

麻城之山，至西北而东而南，其脉络则自河南罗山县南、湖北黄安县北之阳台山，蜿蜒旋折，至路口之界岭，又东为石门山，又东为黄蘖山……为县之北界……山脉一支……为骆亿山，峰峦峭拔，只石坳有极窄人行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会龙山，层峦叠嶂，可称险峻……有云雾山，高撑天表，常有云气往来……

从上述“峰峦峭拔”“层峦叠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字句的描述中，可见麻城东境、北境的山势之险峻陡峭。

正因为这些山脉走向“蜿蜒旋折”，纵横交错，山谷横斜盘绕，由此形成了许多关隘险阻。麻城关隘重重，素号形势绝险之地。大别山素有“十三险关”之称，其中有“五关”就森列麻城北境。关于麻城“五关”的名称与位置，古今多有歧见。本课题无暇细考，根据地近易核原则，暂采当地作者所撰写的《麻城“五关”觅踪》一文中的说法：

虎头关，在县北70里福田河以南举水之畔；

黄土关，在县北90里，接河南光山县界；

白沙关，在县北90里，接河南光山县界；

大城关，在县北90里罗山县界，今属红安县境；

木陵关，在县西，接河南新县界。

（二）丘陵

兼有平原、丘陵、山区地形地貌的麻城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由于麻城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故“县境东北多山，西南大半平阳”，以至西北境“渐成平陆”。这样，就形成了山区多集中分布于东北部，丘陵多集中于西北部，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的基本格局。

麻城的丘陵之区，在民国时期主要集中在第八、九两区，约当于今麻城市乘马岗、西张店、顺河集、罗家铺、王福店、福田河、黄土岗、长岭岗等乡镇。据统计数据显示，今麻城市的丘陵面积为1718平方公里，约占市境总面积的47.6%。

（三）平原

麻城的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县志有所谓“县东北多山，西南平原，间有冈阜”的记述。麻城西南平原的形成，与流经境内的河流有密切关系。麻城境内溪流密布，山涧众多。大小河流1580多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134条，由此形成了麻城的河谷冲积平原。据统计，麻城平原面积12.8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5.6%。

平原的底部是水道。发源于东部、北部山区的这些大河小溪，最后汇流于举水、巴水两大水系。举水又称高岸河，发源于鄂豫交界的蜂包裂山，自河南光山流出，经今新洲县、黄冈市境入麻城县境，又东南注入长江，全长167.7公里。光绪《麻城县志》引《一统志》云：举水“源出县东北黄蘖山，西南流入黄冈县界三十里，入江在县名歧亭河，其入江处为三江口”。巴水又称界河，发源于麻城与罗田交界之巴水上游。在麻城境内，有五条支流流入界河：一支出江家冲西流，一支出五斗寨东麓，一支出长岭关迤南，一支出屈笔尖右，一支出梅花园东南。这五条支流，最后流入县东新河，汇合于高岸河。

这样，麻城的地形按照自然和人为生态，就被明显地分成了三个界线清晰的地带，正如美国罗威廉教授所说的：“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正因为麻城地理条件独特，兼有山区、丘陵、平原的地形地貌，地表资源相当丰富，加之光能充足，雨量充沛，因此，最宜于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在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之区。

二、麻城县的地缘特征

独特的地形地貌，与独特的区位条件相结合，就形成为麻城县独特的地缘优势。概括起来，历史上麻城县的地缘优势具有以下特征：

（一）鄂东边陲之区

麻城县界在鄂东边陲，北与今河南省新县、商城以山脊为界，东北与安徽省金寨县为界，是一个地处鄂豫皖边的名副其实的“三不管”地区。因此，在地缘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属于“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的偏远地区，容易形成鞭长莫及之势。元末红巾军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称霸，鄂东的麻城地区就成为率先聚众起义之地。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西系红巾首领徐寿辉与麻城铁匠邹普胜结合，在鄂东地区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就是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得以在此区建立“天完”农民政权，进而成就一方大业的。

（二）兵家必争之地

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从中原南下进取江南，还是北指中原逐鹿天下，无不以先据麻城而居主动。这是因为麻城雄关重重，五关翳锁，易守难攻，实为四固之区。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近年来在麻城市这一片山区发现了60多座古代兵寨堡垒群落，其中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有东山寨、雁门寨、云雾山寨等12处。这些兵寨堡垒散布在麻城市方圆百余公里的奇峰峭壁之上，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兵寨依山就势，大多为石块垒成，高六七米，石墙厚达一米，犹如一座座城堡。每座兵寨前都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内有石房，寨周有箭垛、瞭望窗、箭楼。这些兵寨堡垒形态各异，有的寨与寨之间还有兵道相连，瞭望孔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由此为麻城留下了深刻的“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

（三）人群集聚之所

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如在东北山区，“厥壤高坟”，“产谷麦，山地棉花不蕃茂”；西南平原区，“厥壤旷衍”“土肥沃”“出棉谷”。东部山区少棉，“以养蚕丝出产为大宗”。加之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流经麻城中南部平原的举水河注入长江，这不仅是中南平原地区农作物的主要灌溉水系，也是麻城市对外交往的水路交通干线，使其成为鄂豫皖三省边缘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和集散中心。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故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之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争霸，江西一时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地区的民众，出于求生的本能，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对此，罗威廉教授指出：“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多称自己祖先来自于江西的传说。这些外来难民之汇聚于麻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麻城适合避难人群生存的地理优势有密切关系。

（四）人文繁庶之乡

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告竣，曾任晚明山东历城知县、后自号“禅悦老人”的汝南人宋祖法，在《序》中记述了明代麻城人文繁盛的局面：

（麻城）昔为僻壤，今号名区。文献轶群，甲于天下。余发未燥，即闻其衣冠风政、田园物产、管弦沸楼，鱼虾腥市、声光雄埒，震耀邻封，乃光、黄之绝无而仅见者。若夫四民之首，人文秀出，家弦户诵。科第则麟经之乡会，名魁无出其右……

洪武初年，在明朝的治理下，麻城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麻城民谣有云：“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这一独特的民风就是从明朝开始奠定基础的。有明一代，麻城由原来偏处鄂东一隅的“僻壤”，一跃而成为一个人文“乡会”的“名区”。境内拥有万松书院、白杲书院、道峰书院、百元书院等十余所全国闻名的书院。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明代麻城共产生了121名进士，培育出了邹来学、李长庚、梅国桢、梅之焕等一大批文化名士。同时，还涌现出梅氏、李氏、刘氏、邹氏、周氏等名重一时的世家大族，更吸引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性灵派“公安三袁”、作家冯梦龙等学者在麻城进行学术创作活动，由此开创了麻城文风繁庶局面，促进了麻城文风的昌盛。

罗威廉教授通过对麻城从元末到抗战爆发七个世纪间的历史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试图解释麻城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罗威廉对于这一地缘政治下所形成的人文特征和动力机制作出了如下的概括与归纳：

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

罗威廉的这些概括与归纳，正好为展开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宏大的叙述背景。有意思的是，降临在华中地区的第一场“红雨”，就发生在蒙古统治下的麻城，而本书所叙述的主题——大移民，正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