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成都武担山石头记
成都城内过去有两座山：煤山、武担山，均为人工堆土形成。煤山位于成都市皇城（今四川科技馆）之后子门一带，由垃圾、煤灰构成，一度是民国四川军阀争夺的要点，后来被平掉。现在还能够见到的，就是武担山。
武担山位于成都市区西北，北较场东南角，现属成都军区管辖。春秋时期，古蜀王朝的开明帝处于盛世时期，蜀王多情好美色，听说武都有一位美貌如花的妙女，便派人招来。可是，《蜀王本纪》记录的是：“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这一记载，标明了这个妃子的复杂身份。看来，既然是尤物，出身就定然非凡。
男变女、女化男的移形换位之术，历代史不绝书。比如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五·谈异六》里，收有《女化男》条：“山东济宁有妇人，年四十馀，寡数年矣，忽生阳道，日与其子妇狎。久之，其子鸣于官，以事属怪异，律无明文，乃令闭置空室中，给其饮食。戊午年事也。”如此乱伦之举，胜于“扒灰”了。
《蜀王纪》和《蜀纪》，是记录古蜀中历史、掌故之书，对于钩稽巴蜀上古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该书最早见诸史志者为《隋书·经籍志》。《唐志》相沿《隋志》，但是《宋史》以后不再见诸史志了，推断至迟到宋末已经亡佚。
中土最早涉及变性人的记载，可以追述到司马迁的《史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06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作为正史来记录的这几个字，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变性人的记载。
蜀地开明王朝的存在时间是约公元前666-公元前316年。蜀国十世开明王受骗接受秦国石牛，以后才有开明王娶武都美艳女子之盛举，估计应发生在开明朝中晚期。单就发生事件而论，时间早于“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也可以说，古蜀的武都美女事件是中土最早的变性人事件记录。
民国四年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记载，“武都”有三个：一是甘肃省武都县；一是四川省武都，“山名。在四川省绵竹县北。”还有一个武都位于武澹条：“山名。在四川省成都县城内西北隅。武都有大夫化为女子。蜀王纳以为妃。未攒物故，乃遣五丁至武都澹土，葬于成都廓中。曰武澹，见《蜀王本纪》。蜀汉昭烈帝即位于武澹之南。”位于绵竹县之北30华里的武都山（又名绵竹山、紫岩山），屹立龙门山脉山踝，西北面高山天作，群峰叠翠，那里的山石、泥土与成都平原有明显区别。抵达蜀王床榻的武都美女，就是来自武都山的绮色佳丽。看来，出类拔萃、身负异能的人，只能以“山精”来命名。
武都山精“步容之术”出类拔萃，荣任蜀王的王妃，蜀王对之宠爱有加，还命臣下写一首《东平》之歌取悦她，但她到异国他乡后水土不服，又思乡心切，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香消玉殒。蜀王悲痛不已，三日不食，焚香烧烛，祷告上苍，大呼“还我妃来！”下令士兵用王妃家乡的泥土为其建墓。
据传，挑担的人只能用左肩挑担，不能换肩，故又称“左担道”。五个大力士将武都泥土挑回成都，建成王妃大墓，占地数亩，高7丈，上覆一面石镜。墓葬之地因而名武担山。这又派生出另外一个典故“五丁担”——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五丁担”为五丁担土使用的扁担。巨石是五丁担土折断形成的，一头遗留在武担山，另一头遗留在成北的毗桥（大概为今天的三河场），据说此石毁于公孙述据蜀之时。另外据民间传说，毗桥石北宋时尚存。五丁担（石）虽已损坏，但民国时期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从武担山收集的残石一块，石质为石灰石，长80厘米，周围140厘米，上有后人书写的8个字：“如弦之直，如称（秤）之平”。由此可以想象，这面石镜弧线光滑，宛如吃满力道的弯弓；另外，打磨精细，天平一般。但开明王朝的朝运，似乎远没有石镜这般稳如磐石。
当时，蜀王思念症发作，便到王妃墓前流连忘返。他思之念之过切，后来又在王宫内修了一座高敞的望妃楼。《成都古今集记》说：“……望妃楼亦名西楼，开明妃墓在武担山，为此楼以望之。”望妃楼在子城西北隅，秦时的成都子城西北隅当在今成都市青羊区王家塘街一带。建筑华丽，采用珍珠为帘，足以显示出身在高位的帝王对于思念的不可或缺。我们甚至可以说，蜀王开启了一种权力的相思学。
古蜀帝王宠妃本为山精所“化”，可谓生于“石”，这是石头所具有的生殖繁衍功能的实例印证。在其死亡之后，理应回归于石，回到石头的内部。这是否暗合了、开启了古蜀盛行的“大石崇拜”现象呢？而且，这一感情事件纯粹、执拗，并不存在西施献身吴王阖闾而悄然执行的“国家阴谋”，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华夏语境里最早的“石头记”。
关于武担山的诗词文章，车载斗量，其中唐代文学家苏颋（670－727年）的五律《武担山寺》，峭拔而起：
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鳖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是苏颋两度入蜀为官期间。古蜀王和那个风流时代宛如松柏，沉入往事之水，早成过眼云烟。自然，那些美女的艳情叙事也一起消逝了，只有见证古蜀王和王妃爱情的武担山依然存在，一如夕光之下的乌木。可见，爱情的生命要长于权力。而“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进一步阐释了爱情的永恒。石镜也与武担山一道，成了古蜀爱情的明证。
据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武担山曾被“武陵王萧纪掘之，得玉石（棺），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寺其上。”这是说武都妃坟墓在南梁武陵王萧纪（508年-553年）时期被盗掘过。存于石棺里的武都山精，既然美女又被葬于墓穴里，落得一个全尸，也属万幸了。
20世纪30年代，黄埔军校在武担山所在地北较场建立成都分校，曾在那里受训的张孝宣学员回忆说，他曾经好奇地刨过武担山的土质仔细打量，有的黄土确与成都本地土色、土质不一样。（刘孝强《成都北较场武担山隐藏的那些秘密》）这是否就能说明，“武都土”不属于西蜀平原，而是来自陇东的武都吗？
《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明确记载“以石作镜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又据罗泌《路史》记载：“梁武陵萧纪曾发掘得玉棺，中有美女如生，掩之而建寺其上”，其寺名武担山寺，亦名兜土寺。武担山因其为长形，东西走向，中凹而东西凸出，亦名东台、西台。宋代陆游写有“东台西台雪正晴”的诗句。
石镜位于西台雪轩之中，又名蜀镜。《太平寰宇记》说，石镜“厚五寸，径五尺，莹澈可鉴。”看起来，石头的尺寸比起以往记载明显收缩了，显然不大符合成都大石文化的遗风。莫非石头具有缩骨奇功？！唐代杜甫写有《石镜》一诗：“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字间。”描述其平坦圆滑，比喻成月轮；薛涛则把它比喻成妆镜。藏匿在石镜中的情愫，历历可见。
陆游《剑南诗稿》卷七《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诗云：“骑马悠然欲断魂，春愁满眼与谁论。市朝迁变归芜没，涧谷谽谺互吐吞。一径松楠遥见寺，数家鸡犬自成村。最怜高冢临官道，细细烟莎遍烧痕。”放翁自注：“有大冢高数丈，旁又有一冢差小，莫知何代人也，俗号太子墓”。按：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将此诗列入成都的“北门之胜”述之；盖因提及“武担”。今人亦引此诗以考成都城坊。如王文才先生引此，认为“实见武担山为蜀国丛葬墓地，王及太子并在，非独一妃冢也。”另外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城垣篇》在有关章节之“异说”中，亦引此诗以证“罗城西北隅未能大量延伸，故武担山未能包入城内。”（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城门、坊巷》）。
王妃墓的墓顶之处，还有五丁塔。唐玄宗幸蜀，在武担山登塔一览西蜀风光，帝王寓目，看见东方有山紫云缭绕，问是何处，随从告知是一百余里之外的金堂县石城山，于是在唐天宝六年改为“紫云山”“云顶山”。此塔高约与10层楼房相齐，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成都市区最高之巅，登塔远眺，平原景色尽收眼底。
查阅《王湘绮日记》，王闿运利用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期间，考察过成都众多古迹，“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唐友耕）演之。”（1879年10月6日）。从王氏日记里可知，武担山的石镜当时宛然尚存。
距离王闿运游蜀二十几年后，日本人山川早水在19051906年漫游中国，他在《巴蜀》一书里详细记录了成都古迹与风物，其《武担山》记录道：
石镜今尚在。昔时可能建在山上，今已弃之于山腹，被土埋没一半，露其一半。其大小与昔日之传说相符。对于是否是开明氏所建，虽然有所怀疑，但好像是有一定来历的古物。可能有石镜之地必有墓，即妃之坟墓。又传，山下有开明之坟墓。因爱慕妃，遗命埋葬于此。又闻，其旁有一墓比开明的墓稍小，不知何代之人，俗称太子墓。我观此山，确系人工筑成无疑。而且如果从有石镜存在，以及有开明夫妻墓、太子墓等传说来考虑，可能是古贵族的坟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8页）
向来自以为最求细致的日本人，可是其场景描述明显缺乏细节。
我查阅到大名鼎鼎的英国勋爵庄士敦（1874-1938年，另外一种汉译，把他的名字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他是来过成都的。他于1908年出版了游记《北京至曼德勒——四川藏区及云南纪行》，记录了他1906年上半年进入西南地区的情况。该其书第四章《走陆路至成都》里，详细描述了一个成都的古代坟茔。从记录来看，可以判定这指的是武担山以及石镜：
巴伯对四川和云南的描述现在常常被人们忽略，其实那是无与伦比的。熟悉巴伯那动人叙述的人都会记得，他在成都一座人工小丘（或土墩）旁发现了一块奇异的圆形整料石碑，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坟墩呈椭圆形，中间凹陷，正如巴伯所描述的，像个一半埋入土中的哑铃。坟墩是为古代某个著名王子或统治者而构筑的说法，不是不可能的，其年代也许在成都还被所谓‘蛮子’占领时期。我到墓址参观过，那块独石仍躺在巴伯看见时的位置，露出土表的部分有点像巨大石桶翘起的一端，有一个角已被严重损毁。圆形的表面（仅能看见一面）直径约有17英尺。桶身可见部分最长处约有约2英尺3英寸，埋在地下部分究竟有多长说不清楚。如对坟墩的巨石所在处进行挖掘，可能会看到有趣的结果；但人们向巴伯郑重宣告，任何挖掘尝试都会导致天昏地暗，魔鬼就会出现，他只好不动它，我也只能照办。（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1版，17页）
庄士敦提及的巴伯其人，知名度很高。《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谕令各地对持有护照的外国游历者予以全面保护，为西人西南以及长江探险的纵深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期间较为重要的探险家是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Baber，Edward Colborne，一般翻译为贝德禄，1843-1890年）。他一度担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馆领事，贝德禄持护照由成都到西昌、昌都等地游历。他的第一本游记是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国会蓝皮书”中的《巴伯先生关于格维纳使远大理至腾越之行的报告》；另一本更重要的游记是翌年出版的《华西旅行考察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庄士敦引述的巴伯著作，显然是《华西旅行考察记》，而这部著作至今没有汉译本。
需要注意的是，石镜经认证挖掘出来过，“系一像腰鼓形之大石，因仅露顶部于地面，呈圆形，故被称为‘镜’。”（蒙默、黎明春点校整理《益州记辑注及校勘》，巴蜀书社2015年1月版，114页）“像腰鼓形之大石”，与庄士敦眼中“像个一半埋入土中的哑铃”，腰鼓与哑铃，造型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判断庄士敦所见之地是武担山的原因。
《蜀王本纪》明确记载石镜直径1丈，高5尺，汉代一尺为23.1厘米，石镜直径约合现在2.3米，高1.15米。按照庄士敦提供的目测数据，17英尺约合现在5米，厚度约为70厘米，存在差距。
这就意味着，传说就像天外来客，它们化作飞碟石镜楔入了现实。二十多年后，到了1930年左右，石镜已彻底埋入土中，不可复见。根据原黄埔军校成都分校营缮科长廖列夫回忆，他也确曾见过武担山那一块十分光滑的圆形石头，但那时候都不重视古物，在筑工事的时候竟胡乱将其埋在地下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遗憾……
这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在《另一次死亡》里的著名比喻：“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冯梦龙在《情史》里引述了这一典故后，议论道：“山精化女，宜寿而反天，何也？岂蜀道应通，天故假女灵以借力于五丁耶？诡言：‘牛粪金，蜀王使五丁开道以迎牛。’疑相传之误也。”冯梦龙慧眼如炬，击中要害。
我们必须拷问的是，石镜的隐喻。
博尔赫斯说过：“我想我有三个基本的噩梦：迷宫、写作和镜子。”博尔赫斯恐惧于镜中人的追逐，他必须往书籍的迷宫里藏匿起来。博尔赫斯的镜子经常让人费解，它在对称性上的呈现常常对常规稍有越出。比如，“有”与“没有”固然是对称的，而要体会“拥有”与“虚无”也是一种对称，则显得相对困难。
但这也可以适合于开明王。
石镜折射的，恰恰是“死亡”的镜像乃是“永生”。覆盖在山精身上的石镜，是一个将她的魂灵送入天庭的法器。
与古蜀大石文化里的石笋、天涯石、支矶石、石犀等等象征意义不同，开明王设立的武担山以及招魂之镜，非常近似于明末董说小说《西游补》中“万镜楼台”效应。情郎通过山上的石镜，既可以遁入“古人世界”，也可以随意进入“未来世界”而与天地同游。石镜一旦托体山阿，它照映着古蜀的阳光，折射周遭五光十色的灵魂。臣民看不见石镜里的“西洋镜”，更无法洞悉一丝不挂的帝王在那里坦腹龙床，哀痛倒地。开明王在镜子里看到已经升天的山精，或作桃花旋转明灭，或作细雨入花蕊——在我看来，这才是古蜀仙道文化的滥觞。开明王可以化为虞美人，也可以让时光倒流，回溯到山精云雨的销魂时分……石镜是他的招魂道具，也是他的望情台，也可能是他渴望坐地升天、旱地拔葱的飞去来器。
中国古代最早的人“镜子叙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620年。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这句话中的“不（fǒu）”，同“否”。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用水作镜子，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形象；一个国家只要用老百姓作镜子，就能知道治理的状况。以水为镜，而开明王磨石为镜，将镜子具体化，进而情欲化、仙道化，这可能才是“镜子叙事”的肇始。
20世纪60年代，武担山古迹遭到激进者暴力毁坏，山上乱石成堆，树木凋残，四周杂草丛生。后经过成都军区第一招待所大力维护，武担山花木扶疏，飞鸟云集。那个男变女的尤物，似可安息了。我们看到的是，她的灵魂与获得仙道启示录秘籍的开明王一样，在空中纠结缠绵，一如古蜀上空恒久的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