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斶说齐王：士的诞生

颜斶是战国时期齐国士人。士人的出现，是春秋战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当时，王公贵族纷纷礼贤下士，聘请士人辅助自己图强称霸。士人也为主人作出了不少贡献，展现了高超的见识、能力。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士人的言行记载占了极大的比例。“颜斶说齐王”的故事就是一段有关士人定位的讨论。

一次，齐宣王召见颜斶，对着他喊：“颜斶，上前来！”颜斶没有走上前去，反而叫道：“齐王，上前来！”一个平民百姓竟敢和齐王叫板，齐宣王满脸不高兴。

齐王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左右大臣赶紧责备颜斶说：“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颜斶，只是区区一介草民。大王唤你上前，你竟然也叫大王上前，这样做成何体统？”颜斶不慌不忙地说：“如果我上前，那是趋炎附势；而大王过来，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士的美誉。”颜斶的这两句话，一下子说得左右大臣们哑口无言。

但是，齐宣王还是很生气。他怒形于色，呵斥颜斶：“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齐宣王的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只听颜斶不卑不亢地回答说：“自然是士人尊贵，君王并不尊贵。”

齐宣王就问他：“这话怎么讲？”颜斶回答：“我举个例子，以前秦国伐齐，秦王下令：‘有敢在柳下季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死无赦！’秦王又下令：‘能取得齐王首级者，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着的国君头颅，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坟墓。”这里的柳下季就是大名鼎鼎的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品行高尚、坚持原则，受到各国朝野的敬仰。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路过柳下惠的墓地，秦王为了招揽人心，所以下令保护柳下惠的墓地。比起齐王的首级，秦王显然更重视柳下惠的墓地，颜斶举这个有点特殊的例子，的确可以说明士人比君王要重要，但赤裸裸地讽刺齐王，齐宣王肯定不高兴。

齐宣王左右近臣维护君王的权威，与颜斶展开辩论。有大臣说：“颜斶，齐国是万乘大国，立有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天下知仁行义之人都投奔齐国，为齐王服务；智谋之士无不赶到齐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四方诸侯不敢不服。齐王所要的东西无不齐备；全国百姓无不拥护。齐王是多么的伟大！可如今所谓的‘高尚之士’，不过是被人称作匹夫、徒步等鄙贱之人而已，他们身处农村，等而下之者不过是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而已。士人是这般的下贱，怎么能和齐王相提并论呢？”

我们不知道主动站出来与颜斶辩论的大臣是谁，但是，他辩论的理由实在是不够充分。他只是渲染君王的富贵和士人的穷迫，试图用权势来压服颜斶。可是，真正的士人是权势能够压服的吗？

颜斶就反对说：“我听说，远古大禹时代，诸侯有万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诸侯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国、爱民的办法，并且重视士人，善于发挥士人的才干。所以舜帝出身于卑贱农家，发迹于穷乡僻壤，最终成为了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还有三千诸侯国。可是到了现在，称孤道寡的只不过二十四家了。这难道不是由于‘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吗？如果国家兼并继续下去，诸侯渐渐被消灭，到那时，诸侯就是想做个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都求之不得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没有士人辅助而建功立业的君王。”

颜斶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证明了君王要建功立业，离不开士人的辅佐。颜斶提到了诸侯兼并的现实，到战国时诸侯国已经不多了，强国有七个，小国不过十余个。面对这么严峻的现实，各个诸侯都要寻求士人的支持和辅佐。社会上游荡着一个士人的阶层。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或有政治才能、能辩善谋，或有非凡的胆识、过人的见识，或有一技之长，甚至身怀绝技。士人可以东奔西走，寻找合适的出仕机会，只要有本事不怕找不到发挥的机会。但是诸侯君王就不一样了，他们固定在某个国家，要为国家存亡直接负责。一旦国家灭亡，君王真的就是想找个边远里巷做看门人也难了。由此可见，士人比君王自由，比君王重要。

我们举战国时代的著名策士苏秦、张仪来作为例子。苏秦、张仪两人都刻苦攻读，学有所长，擅长战略谋划。战国前期的天下格局比较混乱，西边的秦国最强，压迫东方六国，但又不足以打败六国。几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局势一片混乱，常常是谁都得不到好处。苏秦、张仪两人就凭自己的力量，厘清了混乱的格局，塑造了之后的国际格局基调。首先出场的是苏秦，苏秦游说列国，提出了六国“合纵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成功说服六大强国，组建了合纵联盟。苏秦主持了六国的盟会，佩六国相印，风光无限。六国联合后，实力强大，把秦国势力牢牢限制在西部。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张仪则提出了“连横”战略，游说秦国。他主张秦国交好东方六国中的个别国家，破坏六国的合纵。秦惠王封张仪为秦国相国。张仪出使游说东方诸侯，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因此被秦国封为武信君。苏秦和张仪两人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史载：“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一个人的去留可以决定国家的兴衰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后人已经记不住当时战国七雄中各位国君的名号，但牢牢记住了苏秦、张仪两个人。

齐宣王听了这一番辩论后，感叹道：“唉！怎么能够侮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到颜斶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行径。”道过歉后，齐宣王向颜斶伸出了橄榄枝，希望颜斶为自己所用。齐宣王说：“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衣食住行我都给先生最好的，食有肉、出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全都锦衣玉食。”

齐宣王认定颜斶是有用之才，能够辅佐自己。他向颜斶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齐国的执政团队。这是天下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那么，颜斶会如何选择呢？

事实上，得到君王的赏识，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是战国士人的目标，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战国士人的观念是积极入世的，虽然在求职过程中自由洒脱，可以挑选，一旦跟定了某个君王，往往表现得很忠诚，倾尽所学来辅佐君王。战国士人虽然鄙视权势压人，但又追逐权势，他们需要权势来提供展现才华的机会。苏秦如果没有东方六国的支持，能够实践自己的合纵战略思想，主持六国联盟吗？张仪如果没有秦国的认可，也不能实践自己的战略思想，登不上历史舞台。士人个人的价值，也体现在所依附的政治实体的价值之上。个人价值和君王价值是统一的。

苏秦学成初期，游历诸侯国，潦倒不得志，回到家乡还遭遇了家人和亲戚的嘲讽、冷遇。妻妾不认他这个丈夫，哥哥嫂子不认他这个弟弟，父母不认他这个儿子。等到他衣锦还乡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最夸张的是苏秦的嫂子“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见嫂子这副模样，问她：“嫂何前倨而后卑也？”为什么前后态度反差这么大？嫂子倒也实话实说：“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不禁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依附政治实体，可以让一个士人富贵傲人，更可以给他提供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与机遇，难怪天下士人趋之若鹜。

颜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超越了同时代士人的认识水平。面对齐宣王的善意邀请，颜斶并没有欣喜若狂，相反，颜斶请求告辞回家，他对齐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就会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可惜失却了本真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接受俸禄，此后并不是不尊贵显达，但是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形神难以完全属于自己。我只希望回到乡下，饿了就吃饭，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会像吃肉一样津津有味；不慌不忙地走路，即使再长的路也能以步当车。做人可以没有什么过错，自珍自重；内心纯洁，行为正直，自得其乐。纳言决断的，是齐王您；秉忠直谏的，则是我颜斶。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了，希望大王赐我回乡，让我能够悠闲地步行回家。”说完，颜斶很郑重地向齐宣王行跪拜大礼，告辞而去。

天下君子听说颜斶的言行后，都赞叹说：“颜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璞归真，终身不辱。”返璞归真说的是颜斶听从内心的呼唤，保持着一颗淳朴真实的心灵。这一点容易理解。那么，为什么说颜斶“终身不辱”呢？这就涉及一个更大的命题了。那就是士人保持自由和独立的问题。

在贵族政治中，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问题。权位是与血统、宗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只在特定的宗法网络中才享有权位，一旦离开了就丧失了权力。他们固定在特定位置，垄断了权力和知识。到了战国，宗法制度逐渐瓦解，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很多士人开始自由流动。知识文化也不是贵族的专利，教育开始向更多的人普及，士人就成了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拥有了流动性，拥有了知识才华和满腔的抱负，但是没有世袭的权位。士人要想实践才华、展现抱负，必然要投奔诸侯王公或者某派政治势力，必须要和他们亲密合作，其中就存在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借助政治提供的平台，否则不能凭空施展拳脚。可是，每个平台都有各自的规则与制度，知识分子必须适应它，往往是规则与制度塑造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去改造平台。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士人也好，后来的士大夫也好，都有渴望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一面。在束缚之下进行的思考，不是真正的思考，而是对指令的反馈、对权势的奉承。诸侯王公希望士人提供的肯定不是重复的口号，或者随波逐流的意见。可是，在适应政治的过程中，士大夫难免隐藏锋芒，作出妥协，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进行修改，甚至丧失本心，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考的能力。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从政后自由舒展、功成名就者是少数，绝大多数从政者不是没有什么建树，就是遭遇了悲惨的命运。一方面是渴望从政，另一方面是从政束缚手脚，这就是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

权势对士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既能提供施政的平台，又能给予荣华富贵。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们还是以苏秦、张仪为例子来说明。

为了维持住脆弱的合纵联盟，苏秦时时刻刻都在“走钢丝”。关东六国谁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和秦国有矛盾，相互之间的矛盾更多。他们不希望秦国侵略自己的领土，却觊觎着其他国家的领土，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更加强大的敌人秦国，而暂时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脆弱组合，苏秦为了拉拢这些人，要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可想而知。

苏秦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三寸不烂之舌。而离间东方六国的，有秦国的挑拨、领土的诱惑、遗留的历史问题等。最后，他们的联盟难以为继，齐国、魏国、赵国、燕国等纷纷开打。联盟一旦破裂，大家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苏秦，苏秦遭到燕国的猜忌，投奔齐国。齐国任命苏秦为客卿，结果招致齐国众大夫的嫉妒，众大夫派人刺杀苏秦。苏秦身负重伤，临终前请求齐王将自己尸体五马分尸，根据众人的反应来判断凶手，结果，苏秦遭到五马分尸。张仪的结局也比苏秦好不到哪里去。张仪劳心劳力游说诸侯，同样面临苏秦的困境。最终，支持张仪的秦惠文王死了，继位的秦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颜斶早在战国时代，就神奇地预见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悖论”，颜斶不想过苏秦、张仪那样的生活，在从政和独立自由之间选择了后者。后世还有许多士大夫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比如严子陵、陶渊明。世间存不存在桃花源，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是有一群人选择了生活在“桃花源”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