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与概念界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与“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乃风景胜地与人文渊薮。而西湖就是镶嵌在杭州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即苏轼所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不仅是杭州的地标与历代文人吟咏、描绘的热点，而且是江南文化的名片与“忆江南”的极佳寄托，相关诗词文赋汗牛充栋。中国古代小说也热衷标举“西湖”，宋代至清末活跃着数十位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家，如西湖渔隐、西湖墨浪子、西湖香婴居士等。宋元时期诞生了《西湖三塔记》《绿窗新话·邢凤遇西湖水仙》《夷坚志·西湖女子》等小说作品，明清涌现出《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新西湖佳话》等诸多明确标示“西湖”的小说集。历代还有很多小说，虽然在篇名上没有明示西湖，从南朝的《续齐谐记·徐秋夫治鬼病》，到明清的《剪灯新话》、“三言二拍”、《无声戏》中的诸多篇目，《醉菩提传》《雷峰塔奇传》等众多章回小说，再到清末民国的《钱塘狱》（1906）、《湖上嘉话》（1930）等，但也喜欢讲述西湖故事，尤其是白蛇系列、济公系列、小青系列小说更是将主要的故事发生地与重要场景置于西湖，具有浓厚的西湖情结，以致明末清初的湖海士与著名史学家谈迁明确提出了“西湖小说”的概念。

中国古代有许多诗词文赋流派以地域命名的现象，如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湖湘诗派、阳羡派、桐城派、湘乡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等，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集，例如《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中州集》《沅湘耆旧集》《扬州集》《吴都文粹》《湖州词征》等，更是不胜枚举。相比之下，“西湖小说”可谓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其创作一直薪火相传，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蔚为大观，以浓郁的地域空间特色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令人瞩目，值得探究。因此，我们选择“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名正则言顺，我们首先对几个重要概念予以界定：

1．“西湖小说”的界定

关于这一概念的最早出处，学界普遍认为是著名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顺治十一年（1654）提出的。这其实还可以往前追溯。至迟在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湖海士在为小说《西湖二集》崇祯云林聚锦堂本所作的序言中，记载了他与作者周清原的一段交往：“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予读其序而悲之……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此处的《西湖说》之“说”显然不是《文章辨体序说》所界定的文体：“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即陈述作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用以阐述事理的一种文体，代表作如韩愈的《师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以《西湖说》见示”照应后文的“以小说见”，此处的“说”显然是指小说，《西湖说》则特指周清原创作的小说《西湖二集》（今存），或者还包括《西湖一集》（已佚）。古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常出现脱字现象，还有很多书名简称的情况，如《诗经》简称《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等。“西湖说”应当是“西湖小说”被有意简省或无心脱落的结果，“西湖说”即“西湖小说”。因此，“西湖小说”概念的最早出处可以追溯至此。到了清代顺治年间，杭州籍史学家谈迁正式提出了完整的“西湖小说”概念，其《北游录》云：“（顺治十一年七月）壬辰，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此处的“西湖小说”与湖海士称呼的《西湖说》一样，特指周清原的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一集》和《西湖二集》。此后，学界对“西湖小说”鲜有论及。

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提西湖小说，并根据明末清初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对这一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如刘勇强先生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将“西湖小说”界定为“即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话小说，尤以短篇白话小说为主”。孙旭在《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中也有类似的界定：“把故事发生地与杭州有关的话本小说称为西湖小说。”葛永海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将西湖小说界定为：“它不仅是以西湖为背景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应该包括中篇和长篇。”即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话小说。上述界定都把西湖小说限于白话小说的范围，且主要是指白话短篇小说。

笔者认为“西湖小说”是一个以地域为标识与核心词的文学概念，具有较高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地理研究意义，其界定不应受到小说类别和语体的限制。西湖小说较早的出处《北游录》主要记录了谈迁赴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包括地理、气候、景观、风土、民生等内容，具有较高的人文地理研究价值。谈迁还撰有《西游录》二卷。明代小说名家众多，谈迁为何选择施耐庵来与周清原作比呢？明代盛行一种观点，认为施耐庵是杭州人。《水浒传》的语句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迹，一些早期的水浒故事就诞生于宋代杭州的勾栏瓦肆，小说中的“征方腊”就发生在西湖及杭州。作为杭州籍史学家，谈迁将前辈“乡贤”施耐庵和《水浒传》作为褒扬同乡周清原和西湖小说的参照，而非选择史家更关注的《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小说，就是着眼于相同的作者籍贯和作品的地域因素。暂且不论“施耐庵”是否真是杭州钱塘人，谈迁的史家眼光和地域意识启发我们在两点连线的基础上再延展及面，引出一个长久未被关注的庞大的西湖小说家群体，以及薪火相传的西湖小说创作。根据明末清初小说史上的“西湖”现象，在谈迁和湖海士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认为西湖小说的界定不应受限于小说类别与语体。它不应只包括白话短篇小说，相关的白话中长篇小说与文言小说也应该是西湖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真切地反映出小说史对西湖与小说关系的观照和认同，以及杭州西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发掘西湖小说在地域文学及文学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因此，我们将“西湖小说”界定为：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以西湖为重要故事场景的小说。它包括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也包括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

在此，“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和“以西湖为重要的故事场景”是笔者界定西湖小说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以便与宽泛地仅将故事发生在杭州，而不关注西湖因素的“杭州小说”区别开来。本文之所以十分注重西湖场景因素，是因为在文化史上，古人非常注重西湖作为杭州的地理标志和象征意义，如苏轼特别强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诸多小说集如《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新西湖佳话》等标举“西湖”盛名。如果在西湖小说研究中，忽略了西湖作为杭州“眉目”的标志性意义，不仅会湮没它自身的诸多特质，而且将大幅削弱其在地域文化和文学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西湖”的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也就黯然失色甚至被视而不见。因此，一些涉及杭州的小说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但并未出现西湖场景，因此不被列入西湖小说的研究范围。同样，西湖小说既然以“西湖”为小说名号，就应该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否则就可能名不副实。如《拍案惊奇》第十六卷《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慧娘立决到头缘》、《欢喜冤家》正编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情史》卷十九《九子魔母》、《玉娇梨》等虽出现了西湖场景，但整篇（部）小说并非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因此也不能纳入西湖小说的范围。但如果小说中的西湖场景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较大影响，尽管以杭州或西湖为发生地的故事不占主要篇幅，笔者也酌情纳入西湖小说的范围。如钮琇《记吴六奇将军事》，查孝廉在西湖邂逅铁丐吴六奇并畅饮之事虽不占主要篇幅，但这一故事情节深刻影响了吴六奇的人生轨迹，一句“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是彰显人物个性的点睛之笔，所以此篇被视为西湖小说。另如《拍案惊奇》第二十四卷《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觚賸》卷七《雪遘》等篇目亦是如此。此外，由于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的头回所述小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些与正话虽无直接的联系，但只要符合上述西湖小说的界定标准，也被纳入研究范围，如《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拍案惊奇》第十五卷《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支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等篇目的头回等。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辑出71篇白话短篇小说、5部章回小说和35篇文言小说，共计111篇（部）西湖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详见附录一）。

2．“明末清初”的界定

“明末清初”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在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等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中的界定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面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尽管莫衷一是，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大致包括了明代天启、崇祯朝，清代顺治朝和康熙中前期。笔者根据该时期西湖小说创作与刊刻的实际情况，在本文中将“明末清初”划定为明代天启元年到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621—1702），计约80年的时间。

3．杭州与西湖的地域范围界定

杭州在历史上有钱唐、钱塘、禹杭、余杭、虎林、武林、应天、临安、仁和等名称。它在周朝以前属九州中的扬州之域。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始设钱唐县，属会稽郡。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属吴国的吴兴郡，归古扬州。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改置杭州，“杭州”之名首出现。其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唐代置杭州郡，又改称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乾元元年（758）又改称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一度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在北宋时，杭州实际管辖两浙西路。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宋室南渡后升杭州为临安府，并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历时近一百五十年。在元朝及以后，临安复称杭州，但元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作品仍以“临安”相称。本文所论及的“临安”即指杭州。关于杭州在明代的行政建置与辖区，据《明史·地理志五》载：“杭州府元杭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领县九。”即下辖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和昌化九县。府治在钱塘、仁和县。到了清代，“顺治初，因明制”，杭州的行政区划并未调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4）才将海宁由县升格为州。因此，本文所指的杭州区域采用《明史·地理志五》中提及的范围，包括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和昌化九县。

在中国，称为“西湖”的湖泊众多。本文所指西湖除了特别注明以外，专指杭州西湖。其在历史上又有钱塘湖、钱源、钱水、武林水、明圣湖、金牛湖、西子湖、龙川、上湖等众多名称。在远古时代，西湖连同杭州都是一片海洋。后来由于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海湾南北的山麓逐渐形成沙嘴，并不断靠拢，连成沙洲与堤岸，使西侧的内湖与大海完全隔开，形成澙湖。约在秦汉时期，西湖的水体不断淡化，成了淡水湖。到了隋唐时期，西湖已经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明代杭州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列出“孤山三堤胜迹”“南山胜迹”和“北山胜迹”等系列景观，展现了一个庞大的“西湖家族”。据清代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所著《湖山便览》载，西湖景区包括湖泊及其周边约1016个景点。因此，西湖不仅包括湖泊本身，而且涵括湖畔的南北二峰、孤山、天竺等群山与岳坟、雷峰塔、灵隐寺等诸多名胜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