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卡布罗尔的第二生

对一个农民来说，距离多远，可能取决于他怎么种地。如果他在樱桃树之间种瓜，五百米是个相当长的距离。如果他在山上牧场放奶牛吃草，五公里不算远。对于什么也种不了的柯卡迪尔，因为她现在没地，二十公里成了短距离。她走路很快。她是老太婆时，大家还说她消失得有多快。这一刻他们看到她在一条小路上：下一刻山坡和天边就空了。她通常背个口袋，有时，她的背上横着绑了一把蓝色的大雨伞。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个早上，她很早就上路了。她要去的地方是森林覆盖的高原，距她现在住的地方大约八公里。在那片森林中，因为闪电击中或大风把树根从土里拔起，一棵松树倒下时，它就躺在倒下的地方，直到树木变成灰色，冬天被雪盖住，夏天太阳炙烤。那里没路。你可以看到倒下的树干上数百个有条不紊掰开的松果，那是松鼠吃过的，春天化雪时就没动过。在树根和大石头上面，到处长着野生覆盆子。

树藤比她高。挑着它们时，她轻轻哼着。这是把蛇吓跑。她用左手把树藤掰弯，有串串果子的内侧就露在最上方：然后，她用右手的手指和拇指摘着，一串接一串，直到她对着树藤伸得够长，险些一头栽倒。不容易从白色果核摘下的果子，她都留着。摘下的那些，她放进左手掌心。浆果像乳头一样暖和，一颗一颗。用长了老茧掌纹沾着泥土的手掌，她握着它们，免得压碎。等手里握满，她转过身，把一把果子倒进木片做的篓子。林中一路前行，她在身后留下数千个采了果实的白色果核。

我看着她。同一个早上，我爬到森林找蘑菇，它们长在森林上方不再有松树的边缘。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到树木之间有个矮小的黑衣老太婆。我回来后，只听其他人说到柯卡迪尔。

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很少想到她。即使想到她，我都庆幸自己逃脱了她的狡猾。我一直坚信她想把我套进婚姻。幸好她失败了——或许因为她无法生育。跟你可能预料的相反，随着时间过去，我更多地想到她。我理所当然觉得幸亏没跟她纠缠。在布城闷热的夜里，距离最糟糕的一个棚户区不远，我曾想象着阿尔卑斯的夏天。我记得的一桩事情，就是卡布罗尔小屋旁星空下高高的野草。然后，即使她的计谋，对我来说，也是属于一种无忧无虑和天真的生活。

在林中的树木之间，她不时伸直腰，吃点果子。我藏了起来，她看不到我。我想出其不意看着她。

阿根廷住了二十五年，我去了北边的蒙特利尔，在那儿我一度很富。我在那里有自己的酒吧。有时，我会讲起月光中的山羊和柯卡迪尔的故事。有一次，一位客人问我：这女人是侏儒么？我只得解释。不，她不是侏儒，她很小巧，她没完全发育，她很无知，她像个侏儒，但她不是。如果她的身体像侏儒，客人理论着，她肯定就是一个侏儒。不，我说。

我再望向森林时，她不见了。没有一根树枝在动。红色的松果一动不动悬着，那年它们红得格外淫荡。我从没见过它们这么红——跟狒狒的屁眼一样红。不见她的踪影。我告诉自己我只是以为见到了她。然而，走到我觉得她曾在的地方，覆盆子的藤蔓剥过，到处都能见到她采过的白色果核。

之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学校出来的几个孩子在讲她。

路上见到她就会把你吓着。

她为什么住在那上面，那么远，靠着悬崖？

妈妈说她捉土拨鼠来剥皮。

我爸说她有一笔财富藏在那上面。

她为什么不养一条狗至少陪着她？

女巫不养狗，她们养猫。

她要是看着你，你得张开嘴——你们听到了吗——你不能闭着！

我低着脑袋走路在找蘑菇。年纪大了，我有点耳背。什么东西让我看向旁边。穿黑衣服的那个女人，不出十米远，蹲在一棵树下，正把衣服提到她划伤的双膝上面。

路过的人，她呱呱说着，从来都该朝正在拉屎的人脱帽致敬！

我摘下贝雷帽，她呱呱笑着。

我觉得她没认出我，等她站起来，朝我走了几步，拉下裙子，她停住了，叫了起来。

是尚！

我点点头。

你认得我吗？

你是柯卡迪尔。

不！她说，她的笑声突然停止。

你为啥跟着我？她问。

我上来这里找蘑菇。

你找到没有？

怎么？

你找到没有？她追问道。

我打开我的帆布背包。她的头发是白的，嘴角皱纹很深，在她的脸两旁，我能看到汗迹。她的嘴唇周围，是她吃过的果子留下的深红斑痕。这些，还有她满是皱纹的脸和白发，让她显得可怕，很像一个未老先衰的孩子。或者像个孩子气的老人。

把它们给我。她的眼睛盯着我找到的蘑菇。

为什么？

它们是我的！她说。

她觉得凡是长出来的，不是人种的，在她住处的方圆十公里以内，毫无疑问都是她的。

我合上帆布背包。她摇摇脑袋，转过去，自言自语低声咒骂着。

这么说你回来了，过了一分钟她说。

对，我回来了。

你走得太久了。她用蓝眼睛的专注眼神盯着我，它们不再如花，而是像一种名叫蓝晶石的石头。

我记得到这上面的路，我说。

你上来监视我。

监视？

监视我！

我为什么要监视你？

那给我蘑菇。

不。

我为什么拒绝？我找到了蘑菇，所以它们是我的。这是最起码的公平。但我知道这一公平跟我的生活或她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我出于习惯而拒绝。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空篓子，采了起来。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把这些装满的篓子放在口袋里的，又不会弄坏果子。

你不在那阵，一切都变了，她对着身后的我说。

你离开农场时肯定有很多变化。

我没离开，是他们剥夺了我的继承权。

她朝前走着，跟着果子，从我身旁走开。她似乎很快忘记我在那儿。她掰弯一根茎，上面的浆果长得格外密集。

谢谢你，小母猪，她呱呱说着。谢谢你！

你在那儿结婚了么？她叫道。

结了。

我挤过灌木丛，这样听她说话清楚些。她套着靴子没穿袜子，划破的两腿跟奶牛的前腿一样精瘦。

那你为啥一个人回来？

我妻子死了。

你是鳏夫。

我是鳏夫。

你有孩子么？

两个儿子。他们都在美国工作。

钱能改变一切，她说。她抬起左手，都是覆盆子，假装都是硬币。没钱的人就像没牙的狼。她环视整个森林，仿佛那是世间。而对有钱的人，钱可以做一切。钱可以吃东西和跳舞。钱可以把脏的变得干净，让被鄙视的受尊敬。钱甚至可以让侏儒变大。

她用侏儒这个词让我吃惊。

我有两百万！她呱呱说着。

我希望你把它们存在银行里。

滚！她骂道。滚开！

她指着，仿佛指着一扇门命令我走出房间，而非走出森林。村里人都说她啥也不怕。我不觉得这是真的。她靠的是让别人害怕。她知道大家怕她。眼下她很生气，因为她让我知道了她的存款；她或许想要保守这个秘密。如果我顺从地离开，她可能以为我不感兴趣。如果我坚持留在那儿，那等于承认我的好奇。所以我走了。

据说大蘑菇从它们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就大。今天早晨什么都没有，明天早晨蘑菇就在那儿，跟向来一样大。小蘑菇并非初生的大蘑菇。它会一直都小，就像柯卡迪尔一直都小。

有时，继续寻找蘑菇，我看到远处她那褪色的蓝色遮阳伞。那个蓝色如同她眼睛的颜色。它们并未随着年岁而褪色。它们只是变得干枯，就像石头。

到了中午，我找到了我见过的最大的蘑菇。我望着它几分钟才发现。然后，它突然从周遭的蕨类、苔藓、枯木、灰色的松针和泥土之中夺目而出——完全就像它在我的眼前平地而生。它的直径有三十厘米，跟一条圆面包那么厚实。有时我做梦找到蘑菇，甚至梦里自言自语：不要马上摘下，先欣赏它们。这一个有两公斤重，还很新鲜。

我走到森林的另一边，那里的松树不是云杉而是落叶松，地上盖了一层柔软如动物腹部的草皮。我打算在那儿吃午饭，然后，就像已成我的习惯，小睡一会儿。我把贝雷帽盖在脸上遮挡阳光。躺在那里，睡着之前，我想，我看起来肯定像个从未离开故国的老头。这个念头，还有我找到的蘑菇，我喝的一点儿葡萄酒，柔软的草皮，令人安慰。我坐起来再看一眼帆布背包里的大蘑菇。它也在证实我回家了。

老天爷啊！

如果她没咒骂，她不会惊醒我。一个排都可以在那草皮上行军，不发出一点声音。她握着面包一样大的蘑菇，盯着它。我的帆布背包的带子已在她的肩上。她看到我坐起来。这根本没吓着她。带着夸张的大步，她走向森林的另一边。我为什么不反对？没了我一早上采的所有蘑菇，没了我见过的最大的蘑菇，而且还没了帆布背包，可不是小事。我本可以追上她，抓住她摇晃。我待在原地。我听到的关于她的所有故事都是真的。她不知羞耻。她是个小偷。我敢肯定她会卖掉我的蘑菇。她为什么不再问我要？我可能会给她一点儿。我突然觉得，这一次，仅仅这一次，我会让她拿走她拿的东西。

我要我的帆布背包，我叫道。

你知道我住在哪儿！

她喊着这话，仿佛是在表示她做得完全没错。

过了几天，我去拿我的帆布背包。出了村子顺着路往东走上半小时，你看到一根石柱，顶上是一小尊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她两臂放松站在那里，手心对着道路，仿佛等着欢迎旅行者。圣母两边是围栏，因为，在她身后，陡峭的下方就是嘉伦特河滩，大约有六七十米。

下一个弯道附近，就是柯卡迪尔度过她的第二生的房子。房子旁边有块岩石，跟屋顶一样高，顶端长了一颗白蜡树。你感觉那房子伸到路上，从房子后面的悬崖移了开来。它最初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给修路工的。在那段与世隔绝的道路上工作时，一年几个星期，他跟他的马住在那里。有了卡车以后，房子不再有任何用途，于是锁了起来，钥匙放在镇长办公室。镇长太太的提议，就是柯卡迪尔应该不交房租住在修路工的房子里。在那里，她会离村子够远，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法律也不会述诸她。

若是你从相反方向走到修路工的房子，你要到它旁边才会看到它，因为顶上有棵树的岩石把它全挡住了。那块岩石就像装满石头的第二所房子。从我来的方向，我可以看到住了人的房子有扇窗户，没窗帘。

我敲了敲门。

是谁？

尚。

你太晚了。

还没八点半。

门开了一点儿。

你想怎样？

我来拿我的帆布背包。

这个时辰！

我不会进来。

现在她把门全打开了。

我请你喝杯咖啡。

屋里都是口袋和纸箱，两堆木头，就我所见，桌旁只有一把椅子，桌上一堆旧报纸，一堆榛子和一些针线。蓝雨伞靠在一个角落。屋顶熏成深褐色，就像火腿的皮。房间大小如一辆小卡车。

她继续做着我敲门前她肯定一直在做的事情。她把榛子装进一个篮子，挂在一副秤上，那种传统铁秤，在有些国家的钞票上，正义女神举在她的胸前。

该死！该死！她咕哝着。这个光线我看不到。

我戴上眼镜，从她身后读着铁杆上的读数。

六公斤，三百，我说。

她的味道就像太阳从来照不到的林中地面，她闻起来像野猪。

过完秤，她把坚果装进一个纸箱。

我三年没来过客人了。我得竖起耳朵听她说话。她仿佛对着自己说话。我的上一个客人是一九六四年七月的神父先生。他们把我放在这儿让我离得远远的。你为啥不摘掉眼镜？它让你看起来像个神父。

你要是读不了，你自己应该戴眼镜。

读！她呱呱说着。读！

她从围裙的口袋拿出一包烟丝，慢慢给自己卷了一支烟。她把火炉上装了牛奶的平底锅移开，就着燃烧的木头点了火。

我要是转过去，你就溢出来了，她对着牛奶说。

一只公鸡从相邻的牲口棚门内走出。它站在那儿，一只脚爪悬空。

坐到椅子上来！她说。那是上一个神父，不是这一个。他总是身体不好。他两脚爬到这里，要去某个地方。我让他喝杯水。啊，他说，刚一进门：你是大地的孩子，露西！没土地，我说。你一定不要有怨恨，他告诉我，你有可以感谢的东西。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像这个房子——人人都在嘀咕我不用交房租，瞧这屋子！那是建给一个男人和一匹马的——她把牛奶从火上拿开——等马死了，就再没人住了。我是这个房子里睡过觉的唯一女人。我让神父说说村里有没有另一个女人会一个人住在这儿。她们没有一个是大地的孩子，他重复道。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我说，我会让你们所有人大吃一惊！那很危险——我记得他的声音有多严肃——指望太多；你不能让世人满意，没理由羡慕他们。她把公鸡嘘进牲口棚。神父，我说，我相信快乐！你知道然后怎么回事？他的脸变得惨白，他抓着我的胳膊。露西，还有水吗？他低声说。我给了他一些烈酒，他像喝水一样喝着。他开始说话，像在教堂念圣经。书上写着的，很多人因为忧愁而死，忧愁无益。你是对的，我的女儿，相信快乐。躺下来，神父，我告诉他，休息一下。在哪儿？他问，我没见到床。我让他躺到桌子上。他躺了下来，闭上眼睛，微笑着。天使们，他低声说，在雅各的梯子上上下下，它们有翅膀，但他们没有飞，他们踩着梯子的一级一级。我给他端着杯子，解开他的衣服扣得太紧的纽扣。他一直没睁开眼睛。他醒过来会害臊的，我说。他听到我说这话，因为他说：我现在很害臊，但我觉得好些了。慢慢地，神父，我说，让你的力气慢慢地回来。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客人。她倒了些咖啡。

亨利或埃德蒙没来看过你？

正是那时，她给我讲了她的兄弟和游击队员的故事。她蹲坐在火炉旁一个口袋上讲着故事。厨房愈来愈黑。除了橙色的炉火和她微微闪光的白发，我什么也看不见。外面有一轮坚硬的月亮。他们是叛徒，她补充道，当她讲完故事。

叛徒？

就是他们向民兵告发的。

你有证据吗？

我不需要证据。我太了解他们了。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战争都快结束了。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输了。

你是什么样的爱国者？她嘘着。一千公里以外。

一万，我说。

她吐着口水，用脚擦着地板上的唾沫。

我兄弟来过的仅有一次是把我的家具送来。他们一整天都找借口说他们得种完土豆。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他们喝完汤才装车。然后我们趁黑上路。你知道为啥？白天他们很惭愧让人看到把他们的姐妹送走。我们到这里时，就跟现在一样黑。我自己的兄弟，吃的是同一个母亲的奶，受的是同一个父亲的精子，一天夜里把我抛在这儿的黑暗中。我甚至没一盏灯。每个月他们都说要给我钱。给个屁！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那天夜里透过那扇窗户。

我看着车子离开，她继续说，当我知道它走远了，我跟着它。我一直走到圣母玛利亚那里。她走到屋内的黑窗户前，站着望出玻璃窗。

有一长条白云像一条鱼，她继续说，我再没见过。该有鱼眼睛的那里是月亮。我在圣母玛利亚的柱子下面等着，我跟妈妈和爸爸说话。你们应该多了解一下你们的儿子，我告诉他们。你们总是觉得他们还是摇篮里的样子。该死！你们不知道他们的恶毒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吗？你死了，爸爸，不是吗，不知道生个孩子你需要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魔鬼。所以为什么那么吸引人！站在圣母玛利亚脚下时，我看到爸爸那一刻做的事情。他在弄进妈妈。妈妈把他拉下去！你活着的时候，你做不够，是不是，你总是太累，你的背感觉简直断掉了。继续。我祝福你们。继续，我告诉他们。你们在这儿什么也不剩了。你们的儿子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们。如果你们大声说出来，他们不会听。如果你们停下来看我，你们会痛苦。我不会让你痛苦，爸爸，我不会让你痛苦，妈妈，因为我要活下来。你们这两具背靠一切的尸体！我不会让你们痛苦。我发着誓。我要活下来。

黑暗中，屋子有口袋和泥土的味道。路上来了一辆车，车头灯直接照进她站在一旁的窗户，把整个屋子照亮。在这光线里，屋子看起来更像库房。角落，火炉远端，有一个梯子，上面是一扇敞开的便门。汽车过后，相形之下更黑了。引擎声消失了。在寂静与黑暗中，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身在棺材里。

你想跟我喝点儿汤么？

我有一瓶葡萄酒。

这么说你想到过夜！

不，我买来自己在家喝的。

四十年不见，你拿什么露面？一升葡萄酒！

稍多一点儿。

什么？

足以活到我搬去安息大道。

这么说你回来等死。

我们不再年轻了。

我还没准备好去死，她说。

死亡不会问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会过得很好么？她问。

我不富有。我没赚到我梦想的财富。我运气不好。你总是坐在黑暗里？

你在南美发现了什么——电？我看不见的时候就上床。你要留着村里你母亲的房子么？

我从我兄弟那里买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

这番审问，其间我俩都看不到对方，让我想到跪在告解龛前。我有钱的时候把钱寄给他们的。

她肯定料到我在想什么，因为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你妻子忠实么？

男人怎么料理自身，我说，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有二十年天黑了以后没跟人说过话了，除了我的鸡和山羊，那时我还养着。

把帆布背包给我，我要走了。

不，等等！我把灯点上。

她划了一根火柴，走到橱柜那里，在里面找到一根蜡烛。

你现在热了吗？她问汤，很小心地揭开平底锅的盖子，如同起先她给我开门。我一粒土豆也种不了给你，他们都拿走了。你能把灯拿下来吗？不然我得站在椅子上。

灯在壁炉台上。我点亮它。她爬上梯子到阁楼，拿了第二把椅子下来。从火炉后面墙上的一根钉子，她取下一把锡勺，在她黑衣服的一边擦着。

我们终于坐到桌子两边。汤在盘子里冒着热气。肯定已过了半夜。

这么说你啥也没带回来！她盯着我的脸。

不是一大笔财富。

显然。

她伸出她的杯子让我倒酒。

我发誓要活下来而且富有，我富有了，她说。世上没一个人有权喝一杯我的钱买的白葡萄酒！从现在起，我要在晚上喝葡萄酒。

你早上什么时候起床？我问。我必须走了。

挤牛奶的时候。

你没奶牛。

我在挤牛奶的时候起床。二十年来每天早上，从我来这里。

五点？

她点点头。

你有闹钟？

在这儿。她指着她的白发。

明天呢？我问。

今晚例外，她说，伸过她的杯子让我再倒酒。今晚我要告诉你这二十年。

它们跟我有啥关系？

你回来一个穷光蛋，但你至少看了世界。

在圣母玛利亚脚下发誓要活下来时，她还不清楚怎样才能富有。她比我坐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知道的还少。她所知道的，就是她在村里富不起来。

我把村子改名了，她说。我把它改成柯卡迪尔的家！她笑得晃动，用粉红色的舌头舔着没有颜色的嘴唇。

五十公里开外，刚过边界，有个B城，布莱恩村的马里于斯跟他父亲一样说起它的财富。马里于斯还说，住在B城的那些人什么也不给；他们太吝啬，把融化的雪当成施舍给穷人！看到她死去的父母抱在一起，柯卡迪尔断定，真正有钱的地方就是B城。到了村里的那些钱只是零敲碎打。她得去到钱的所在，钱在那里滋生。

她能拿什么去B城卖？正是宰羊羔的时节，但她没山羊。正是去年夏天的奶酪能吃的时节，但她没奶牛。正是鸡生蛋的时节，但她还没建鸡舍。显然，她的答案并非立刻得出。从圣母玛利亚的柱子那里，她顺着月光下的路走了回来。

第一个晚上我就睡这下面，她说。我用了一年才搬到阁楼。我想念牲口棚的动物，睡在半空中，在寒冷里，我不觉得有吸引力。我情愿睡地上，你不觉得吗？

我有一阵住在十八楼。

它给你带来什么？

她捻着食指和拇指，做出代表钱的钞票手势。然后，她用手指碰碰我的手背。

在修路工的房子第一个晚上，她梦到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梦里跟她说话，告诉她，人们出去采摘的所有东西，她得先采摘并带去城里。这就是为什么圣母玛利亚的两手张开，指着路边的野草。

第二天，她走上通往村里最高田地的小路。那里的海拔是九百米，草才刚长出来。她摘了做沙拉的蒲公英，它们的叶子还很小，梗是白的。她摘了两公斤才下山。然后，她去了下方五百米的田里和果园，那里的蒲公英已经开花了，草高到她的脚胫，她寻找羊肚菌。她的手指找到它们，在梨树下，在荨麻间，在墙上的石头缝里。

我仍然知道蘑菇在哪儿等着，就像一条发情的母狗等着公狗。

一天下来，她装满了篮子。

黄昏，她再去森林边采紫罗兰和报春花。她用一块湿布把紫罗兰包成小束，报春花她则连根和泥土一起拔出。天全黑了时，她沿路走到圣母玛利亚的柱子，在底部的草里，她栽了一些报春花。

一列火车开往靠近B城的边境小镇。甚至还有一首关于这列火车的歌，梅拉妮曾经唱过。歌里的火车中午离开镇上，开得很慢，在河边常常停下，火车头的烟雾一直升到天上，火车要到天黑才到村里，这让恋人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在暖和有软垫的车厢里不受干扰彼此爱抚。梅拉妮唱歌时曾经模仿他们的拥抱。柯卡迪尔坐上这列火车。它开往歌中火车的相反方向，而且快得多。旅程不到两个小时。让她害怕的是火车很平稳。她习惯了颠簸摇摆，不假思索，她会全身绷紧，免得被马车的木板撞伤。火车的平稳让她觉得恶心：仿佛大地不再存在。

火车抵达终点时，她跟着大家走出车站。她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法打听边境在哪儿。她决定走大多数人走的同一个方向。仍是清晨，她知道很多人当天要去B城干活。

在边境，海关关员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申报。她一脸茫然。你带了什么？他问。一些羊肚菌，她说。我会卖给你，如果你给我个好价钱！

找了两个小时，她找到市场。她在里面走了一通，看其他人是否在卖跟她带来的一样的货。没有卖紫罗兰的，她觉得她看错了蒲公英叶子的价格。它们一百克卖两百。一公斤两千！她更了解B城的财富了。羊肚菌一公斤卖五千！她在阴凉处挑了一个角落，把她的篮子放在脚两旁，等着顾客来买。她站着等了一上午。到了中午，她看到所有商贩收摊了。她什么也没卖出去。她没开口。

回边境的路上，她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水。她在街上没见到水泵或喷水池。店主盯着她篮子里的羊肚菌。他不发一言拿起一块，用手指捻着。

这一篮我给你一千。

这有两公斤。您可以称称。

我不需要。

他们在市场里卖五千一公斤，她说，很吃惊。

他耸耸肩膀转过身去。她盯着他，她的下巴跟他的锌皮吧台顶一样高。转脸望着，他张开沉默的嘴巴，放声大笑。

你自己有多重！他问。你可以把自己也额外加进去！我给你一千二。

她知道她得接受这个价钱，这是她最后的机会。

她用了一年才在B城摸清门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见过刚刚进城的农民，他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与极度胆怯的神情。他们很多人从未克服这些。我和柯卡迪尔做到了。我们两个，她更快。在家，村里，是你在做一切事情，你的做事方式让你有某种权威。意外和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但即使这些事情的后果也是你来应付。当你进城，那里太多事情发生，太多正在做的和变动的事情，你很吃惊地发现，你什么也控制不了。这就像一只蜜蜂贴着窗玻璃。你看到事件，颜色，光线，然而你看不到的有些东西把你隔开。对农民来说，这是强行中止他处事与做事的习惯。所以他的双手这么愚蠢地悬在袖口外面。

长年累月，柯卡迪尔知道了每一样东西她可以在城里哪个地方卖，根据季节她从山里搜罗的每一样东西：野樱桃，山谷里的百合，蜗牛，蘑菇，蓝莓，覆盆子，野草莓，黑莓，毛茛，杜松子，孜然，野杜鹃花，槲寄生。

你得明白，你在城里看的一切就跟游戏一样不重要。城市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切都是幻觉。这不容易。同时有印象又没印象！城里真正发生的事情都隐藏起来了。如果你想实现什么，必须秘密筹划。

她去了咖啡馆，从不错过一个眼色或点头，从没忘记一个很快说出的地址。她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在那上面，用安德烈·马松教给我们大家的优美的大写字母，她记下顾客的地址。

看那张地图你得给钱！她呱呱说着。

我斟上剩下的酒。

你还记得到高山牧场的小路上长着孜然么？我背了满满一篓下来，让它在牲口棚里晾干。我把报纸放在下面接着落下来的孜然籽。一百克孜然籽我可以卖一千或五百！

说着价钱时，她用一只手的五指敲着桌子边缘，汤匙在她盘子里格格作响。她发现不需要买票去B城。她可以在路上截住卡车和汽车，它们会载她。她一个礼拜去两次城里。一年其他日子，没雪的时候，她从早到晚搜罗。

司机们开始知道我了。她又碰了碰我的手背。有时他们想放肆，但他们从没试过第二次。

勒内，那个电工，有一天让她搭车。

最远去到边境？她问。

勒内点点头，她坐进后排。他从后视镜里看着她。那是他刚买的一辆新车，她坐在光鲜的后排正中，跟地板上她的口袋一起卡得笔直。勒内用肘推了推坐他身旁的学徒。

你听过发疯的公山羊的故事么？

没有。

他是一个农场养的，很多年以前，那儿的一只公鸡下了一个蛋。

咋回事？

那个农民的妻子很肯定，因为一天早上她去鸡舍时，那只公鸡在一只母鸡的笼子上，发出下蛋的声音。她把他嘘开，有一个蛋！什么也没告诉丈夫，她捡起蛋，把它埋在粪堆里。四个星期后……

什么东西噼噼啪啪裂开的声音把他打断了。他转过头。柯卡迪尔两腿和靴子悬空往后躺着。在她身旁的座位上，几个蛋黄流下软座。她用来包鸡蛋的报纸碎片还在她的膝上。

把你的故事讲完，她说。柯卡迪尔对公山羊做了什么？

勒内不发一言继续开车。边境的海关关员问他们有没有东西申报时，柯卡迪尔靠前说道：

这两个人有一打破鸡蛋要申报。

勒内摇摇头，对海关关员使着眼色。

您可以数数地板上的，她坚持说，十二个，他们还没给我鸡蛋钱。这么一辆车，而他们假装给不了一个老太婆一打鸡蛋的钱！

它们怎么破的？海关关员笑着问。

一头公山羊把它们压碎的……她解释着，然后，没一句道谢或再见，柯卡迪尔下了车，跟着电车轨走了。

她明白钱在边界两边并非同一价值。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便宜的一面和昂贵的一面。她明白把钱带回来很愚蠢；把可以在她的这一边卖得很贵的东西带回来则没那么愚蠢。

我们被天然的边界包围：白雪，山峦，岩壁，河流，沟壑。千百年来，我们也活在一道看不见的政治边界附近。它的确切所在与变化，取决于外国政府与军队的力量。这道边界把穷与富分开，它是最易跨越的一道边界。鞭笞、流放、处决和送上苦役船的威胁，从未阻吓跨越边界与走私物品的男男女女。很多人独自走私；有的人组成小型军队一样的团伙。她记得这些团伙的首领名字：大若塞，龙，影中起舞，在V地被处决的了不起的路易·芒德兰。

您今天有什么要申报吗，老奶奶？

下到那里，什么也没有，她指着她的肚皮窝，在那下面，有一个礼物给任何想要的后生！

在她不愿给我看的地图旁边，她记了一份年历。在那里面，每一年，她写下某处的某一作物准备采摘的月份和日子。一周五天，因为星期天她还出去搜罗，她搜遍乡下。像只乌鸦，她什么都留意到。

她不仅知道小路，也知道无数的林中空地、一堆堆岩石、溪流、倒下的树木、遮蔽的洞穴、岩缝、山顶和斜坡。只有B城她才需要地图。她很清楚顺着森林边缘的何处爬行才能找到野草莓。她知道哪些松树下长了仙客来，名为红面包的细小仙客来，因为野猪吃它们的根。她知道哪个遥远的陡坡上开出第一丛杜鹃花。她知道哪些墙上整窝的蜗牛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她知道最大根的黄龙胆长在哪个山腰，那里的土中最少岩石，把它们挖出来比较容易。她独自干活独自搜罗。

太阳下山后，我跟我的影子说话，我们一起计算我们的战利品可能卖到的价钱。我们成了专家，我们两个。我们彼此怜悯——关于口袋的重量，我们手里的刺，我们干活有多长时间。有时候，就像你，我们睡到中午。

她突然把她的椅子往后推，走到橱柜那里。

你还喝烈酒么？

很晚了，我抱怨说。

屋子里都是她的轻蔑笑声。她把酒从瓶里倒进杯子。

这样一瓶我卖九千！

这是我回来以后尝过的第一口龙胆酒。味道很烈。龙胆根有泥土味，泥土则有大山味。

她知道每一株可以够到的野樱桃树在哪里。她带着一副小梯子，跟她一样高，这让她爬到树上。等站稳当，背靠一根树枝，靴子踩着另一根，周围都是樱桃，篮子平行挂在右边，她可以看也不看摘着樱桃。她可以站在树上，两眼猫头鹰一样闭着，手指找到茎杆，立刻顺着它们往下，每次从头上把它们掐断四五下。眼睛半闭，她几乎没有碰到果子。

她把她的货卖给餐馆、草药铺、花店和宾馆女经理。

银蓟我给你三千，女经理说，你聋了吗，听到我说吗？她递过一张五千的钞票。

我没零钱找，柯卡迪尔说。

你要是从来都没零钱，你每个礼拜怎么到这里的？女经理生气地质问。

坐私家车！

女经理被迫去换零钞。愿她倒霉！柯卡迪尔说。

一天下午倾盆大雨，她发现自己被雨赶到一个女人堆里，她们拥进一家百货公司的玻璃门，站在年轻女人卖丝袜和蕾丝内衣的玻璃柜台前。她刚开始对着黑色蕾丝惊叹，又被人从后面推走，这一次她发现自己在一个电梯里被其他女人围着。电梯往上时，她画着十字轻声说：

埃米尔，你要是现在看到我就好了！

开电梯的男人跟她一样年纪，穿着乐队乐手的制服，跟她说：咖啡，茶，巧克力，糕点屋，夫人。电梯门打开了，铺了地毯的两个地面再度一致了。

接下来十年，每个礼拜，卖完她的货，她都去楼上这家茶室。去茶室的路上，她去了一家烟草店。

今天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夫人？

给我八百支万宝路。

烟草商人把四大盒烟塞进一个金色塑料袋。拎着金色袋子，她进了百货公司，走进电梯，等着开电梯的问她：咖啡，茶，巧克力，糕点屋，夫人？

在四楼，她进了女厕所。她把自己关在那里，撩起她的哔叽黑长裙。里面，她在臀部位置缠了一条布带。这根带子是她用梅拉妮的一件亚麻内衣做的。它的口袋比通常的子弹袋大。缝之前她仔细量过。她把三十九盒万宝路装进两排口袋。

有了这些红白包装她觉得没味道的烟，她可以让自己的收入翻倍。美国香烟在边界她的这一边要卖双倍价钱。整理好裙子，拉下宽松的毛线开衫，她冲了马桶，帽子拿在手上出来了。她对着洗手盆上方的镜子理理头发。

她看起来既像穷人又很执拗。如此结合，在城里令人想到疯狂。

她在茶室点巧克力喝是个惯例，伴之以抽上一两支她留在外面的那盒香烟。她更喜欢自己卷的香烟。她对场合的判断，让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抽那些不太合适。

这是一周她跟别人坐在一起的仅有时刻，尽管除了女侍应她没跟任何人讲话。坐在镀金的柳条椅里，直到第二生她才见到这样的椅子，小口喝着泡沫奶油上撒了磨碎的肉豆蔻的巧克力，抽着带长过滤嘴卷得很圆的香烟，用她僵硬的手指不时检查一下腰带是否缠好，她沉浸在实现计划的梦想之中。她打量其他顾客，几乎都是出来购物的女人。她留意她们的手，她们化了妆的脸，她们的首饰，她们有高跟的鞋子。她无意跟她们说话，她不羡慕她们，然而看到她们让她很开心。她们每周都在证明钱有多大用处。每个月，她至少把跨境走私香烟得到的钱存下一半。她一刻也没忘记她的积蓄总共多少。每个礼拜，这一数字都在鼓励她。它就像个父亲。天还没亮它就让她起床。她踏上二十公里路途时，太阳还没升起，她的裙子被露水打湿，露水从她的两脚滴进短袜，它提醒她一个小时以内衣服可能会干，只要不下雨。她饿的时候，它告诉她不要抱怨，因为晚一些她会吃东西的。她的背很疼肩膀很酸时，或从山上下来，她的膝盖疼得纠结像要裂开让她叫出声来时，它提醒她有一天她会怎样买一张新床。她跟她的影子说话时，它向她保证她们最终会搬回村里。

喝着巧克力，她的积蓄总额——她总是把那天她要收到的钱加进去——就像有装饰的天花板附近那个高悬的扬声器播放的音乐一样让人舒心。每个礼拜，每一年，每个十年，数额都在增加。

你有了够多的钱，你可以赤身裸体倒立！

她把这话告诉等在烟草店的一个男人，一个穿毛皮大衣的女人跟他一起。女人惊叫了一小声，男人以为她在乞讨，裤袋里摸出一小枚硬币。柯卡迪尔没要。我够多了！她嘘着他。我够多了，她隔着桌子对我重复着。

她小口喝着烈酒，给自己卷了另一支烟。

很快就是冬天了，她继续说。然后我就一个人。白雪把我关在屋里。圣诞节我带槲寄生去B城，一束好的我能卖一千。剩下的时间，我织东西。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我从没像妈妈那样学会纺线。反正我也没绵羊。我给B城一家商店织套头毛衣和滑雪帽。

她一口气喝掉剩下的烈酒。

毛料店隔壁有家古董店。橱窗里那时有个木摇篮。要是我自己的，我会卖了它。有一次我进到那里，问了问一个挤奶凳的价钱。你猜它卖多少钱？如果它值那么多，我告诉他们，我会值多少？你可以一块一块地把我卖掉。一只挤牛奶的手你可以卖十万。一只挤牛奶的胳膊你可以卖五万。一个真正的女农民的屁眼，我问他们，你们要卖多少？

她抽着烟。

整个冬天我都织东西。这里啥都没有，一天又一天，除了两根针和我。当一辆汽车路过没停下来时——它们从来不停——我想到给司机一枪。为啥不？

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些？

这样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些啥。

只有房间角落还是黑的。烛火看起来黄黄的，日光照进脏兮兮灰扑扑的窗户。她拿起灯，我以为她要把它吹熄。结果，她走到角落的烟囱那里，把灯举到头上。

瞧！她命令道。

壁炉台上是画了樱桃和鲜花的几个磁盘，一只昂首站在岩石上的岩羚羊小雕像，圣方济各·沙雷氏的白瓷胸像。不同于屋内其他东西，这些物品擦拭过，仔细摆放，闪闪发光。

你真的存了两百万？我问。

她把脑袋歪向一边，就像一只乌鸫要把蜗牛在石头上弄扁。

我听了一晚上，我说。你不像是要瞒着我什么啊！

她吹熄灯，转过身去，一个字也不愿说了。

三天后，晚上回家，我看到家门的钥匙孔里有张卷起的纸条。柯卡迪尔肯定路过村里，发现门锁了。纸条上，她只是用大个的花体字写着：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白天去找她没用，她可能在她的大片领土不知哪个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我走上经过圣母玛利亚石柱的道路。转过弯时，我吃惊地看到修路工的房子窗内已经亮灯了。我敲了敲门。

是谁？

尚！我回答。你一个人吗？

她开了门。

我没料到你来。

我看到你的纸条。

什么纸条？

你昨天放我门口的纸条。

我昨天没在村里。

那会是谁？

上面有签名吗？

她顽皮地问，仿佛她已知道或猜到答案。

没有，没签名。

库房没变，除了梯子下面的角落有几个鼓胀的口袋，我从味道晓得装的都是龙胆根。如同药根，她的两手沾了一层泥土。

你去哪儿了？她问。

我在石头镇赶集。

我在森林周边。

我在脑子里想着，如果不是柯卡迪尔，写纸条的可能是谁。无论是谁，都想让我相信是柯卡迪尔写的；那肯定是知道我去找过她的某个人写的。

你为什么这么早点灯？我问。

我要写东西。

给我的另一张纸条？

给别的人。

然后我突然想到，跟她说的相反，柯卡迪尔常常见别的客人。他们是男人，我敢肯定。她用她的笑话和故事做诱饵，诱人来跟她做一会儿伴，坐在桌前喝一杯——所以她说我只带了一瓶葡萄酒来——也许还出于一种恶意，对这些男人的妻子恶作剧一下。给我写纸条的肯定是上一个客人。

坐，她说，我去热汤。

我待不了太久。

你太多事情要做了！

她跪下来吹着火，低声说：有些事我想问你。不清楚她是对火说还是对我说。

她去了牲口棚，我听到她在水桶里洗手。

我给你喝啥？她回屋时问。

一点红酒。

我所有东西都是背上来的！

白酒是不是太淡？

她一听笑了，诡秘地望我一眼。

等着！她下令道，爬上梯子。

木头在炉里着火噼噼啪啪。我过去闻了闻汤——随着年纪我变得贪婪：并非我吃得很多，也不是独居让我给自己做特别的菜，只是我更多想着食物，关于食物的念头缠绕着我，就像没喂过的猫一样。我瞄了瞄壁炉台和画着樱桃树枝的光亮瓷盘。我用手指拭着架子，看是不是积了灰尘，我想着：柯卡迪尔是多么难以预料！

外面，太阳落在地狱山后面，我能看出是因为远处长了孜然的岩壁变得粉红，成了淡淡的珊瑚色。通常它跟木灰一样颜色。我出门走到山脊。我能听到下面的嘉伦特河水。他们在村里说柯卡迪尔很少洗自己的衣服；一件衣服又脏又破时，她就把它扔到下面。

河那边是果园和有奶牛的草场。它们看起来像做黄油的木头模板上刻的图案。梅拉妮就有这样一块模板，下方是条河，中间两头奶牛，远处一些苹果树。这是柯卡迪尔五十年前在高山牧场用的模板。

我看看鸡笼后面，我绕着顶上有棵树的岩石房子走，我一直走到路的转弯处，我打量着上面的山峦。没人在那儿。不管是谁写的纸条，这个玩笑今晚都开得不实际。我有些失望，因为他要是来了，我们可以就在路上那里聊聊柯卡迪尔的计谋。空气转冷了，我回到屋里。

平底锅在火炉上冒汽。

这么说你看了我住的山脊！

我抬起头。她站在梯子中间。她换了衣服。她穿着鞋而非木屐，某种丝袜而非毛线袜，一条厚实的丝绸黑裙，一件白衬衫，跟裙子搭配的外套，她的头上和肩上围着白色的薄纱。她穿着女人去教堂结婚的衣服。

天哪，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我叫道。

她的眼神如此专注，迫使你分享它们的疯狂。我记得自己想着：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叫你柯卡迪尔。她的眼睛让我俩的漫长人生看起来不过一刻。

我可怜的尚！你吓得屁滚尿流！

她走下梯子，走到火炉把勺子放进平底锅。多年前，她从牲口棚进来吓我一大跳，直到第二天我才完全理解她做了什么；只是那时我才明白她肯定是把牛奶泼到自己的乳房上。这一次我敏锐多了。她显然花了几个晚上缝这件黑色的丝绸礼服。尽管她可能是从梅拉妮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于柯卡迪尔那也太大了，需要很大改动。这一幕她肯定有准备。那是计划的一部分。

你显然很有戏剧头脑！我嘀咕道。

我做的跟戏剧无关。

那你为什么穿？

上次我脱了衣服！她把两手放在胸肋，像要平息自己的咯咯笑声。

我们掰开面包放到汤里。我们都没说话，寂静中只有她吮着汤匙的声音。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牙齿。等她吃完，她推开盘子，站起来，拿着一瓶烈酒回来了。我听过的所有关于她的故事，没有一个提到她常喝酒。她的鞋是崭新的——也必定如此，因为没有谁的鞋适合她。

每次邀请一个男人从村里上来你都这么穿？

她猛地喝掉杯中烈酒。她像鸡喝水一样喝，脑袋很愚蠢地急甩一下。

要是我有的还不够多，她大声说，我可以继续再做十年。我的确够多了。我搜罗了二十年。我想享受我的余生。我想搬回村里。你在村里有所房子，别的你没有太多。我现在准备买你房子的一份，直到我死，我会立刻付你钱。剩下的积蓄我自己留着。你有兴趣吗？

房子太小了。

我知道。

你生活的样子——我故意看了看厨房——不是我能过的样子。在我这个年纪，我不会改变了。

我能改变。所以我为什么给你看那些盘子和岩羚羊像。

我摇摇头。你为什么自己不租一所房子？

没有。而且会浪费很多钱。

你让其他人收留过你么？

只有你了解我！她低声说，仿佛通往空荡荡山口的荒废公路上，这所孤零零的房子里不只我们两个。

是你写的纸条？

她点点头。今晚我还要给你写。

你真正希望的，我叫道，是让我娶你！这就是你一直希望的！

对，她说。在教堂，戴着这个面纱。

你疯了。

这次没人阻止你。你单身一人，她说。

上帝保佑我。

我会另外给你结婚的钱，我会给你一笔嫁妆。你不会想到自己那么有钱！

一旦原则上同意，我们可以谈谈钱。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背。

我不能娶你。

尚！

就像四十年前那样，她再次叫了我的名字，再次把我分开，跟其他男人分别开来。在山里，过去从未抛在身后，总是在你身旁。黄昏，你从森林下来，一只狗在小村庄里叫。一个世纪前，一天的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听到一个男人穿过森林下来，一只狗也在叫，这两个场景的间歇，只不过是狗叫的那一刻停顿。

在她两次以同一方式叫我名字的间歇，我看到曾是少年的自己，马松鼓励我相信自己聪明得不同寻常，我看到自己是个没前途的年轻人，因为我是最小的，但又野心勃勃。我第一次去巴黎，这个环球中心和世界之都令我印象深刻，我决心从星辰广场走上一条通往世界的路，我最后一次跟家人告别，我母亲一直恳求我不要走，而我拴上马，我父亲把我的包放进车里。那是死亡之地，她说。乘船旅行，我每天都梦想自己会怎样回到村里，满载荣耀和给我母亲的礼物，我看到自己在码头边，别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还有宽阔的大道与方尖碑，壮观的包装厂，这些我试着在给父亲的信中描述，对他来说，为了牛肉卖一头奶牛，是要讨论一个月的话题，还有我父亲的死讯，我住了五年的房间透过窗户传来的火车声，卡门的大发雷霆，她想开一家自己的酒吧的打算，她的黑发像我铲过的煤的颜色，棚户区的传染病，铺了笔直铁路的大地平坦得没有尽头；我看到自己坐在开往巴塔哥尼亚的里奥加耶戈斯的南行火车上，剪羊毛，还有跟我的思乡病一样永不停歇的风，我看到我在马德普拉塔和乌尔苏拉的婚礼，有她所有七十三位家人出席，六个月后加夫列尔的出生，十八个月后巴西尔的出生，我跟她的家人就给他起名巴西尔的争执，乌尔苏拉的裁缝店，她母亲的债务，我跟吉勒的友谊和再次说起自己的语言的快乐，我看到吉勒的死，乌尔苏拉不愿参加他的葬礼，也不让男孩子们去，去蒙特利尔的航班，男孩子们学习我永远讲不了的英语，我母亲的死讯，乌尔苏拉的死讯，酒吧里的大火，警察的调查，我看到自己做了守夜人，我在森林中的星期天，买票回家，我看到整整四十年在这一停顿之中压缩。

这一次，把我和其他名叫尚、泰奥菲勒或弗朗索瓦的人分别开来的，不是比语言还要强烈的欲望，而是一种失落感，一种比任何理解还要深的痛苦。在高山牧场的小屋，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时，她提供了跟我将要过的生活不一样的另一种生活。回想起来，我现在看到了她提供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以及我选择的生活之无望。第二次叫我的名字，仿佛她只是停顿片刻，然后重复她的提议；然而希望已逝。我们的生活溶化了希望。我恨她。我巴不得杀了她。她让我觉得虚度一生。她站在那儿，我看到的一切——她的脸，皱巴巴犹如酿酒的苹果，她的僵硬肿胀的双手，就像野猪的长牙一样攫取和搜索这片地区，现在掌心朝内放在胸脯上如同祈求，薄薄的面纱，沾在唇上的少许卷烟纸，都是那一提议溶化的证明。然而，我被迫——这一生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跟她轻言细语。

给我时间考虑一下，露西！

我叫她的真名令她微笑，眼泪涌出眼眶。那一刻，她分外锐利的眼睛变得模糊，眼睛周围的无数皱纹，因为紧闭显得更多了。

你想好了就来告诉我，尚。

在我给她想好的答案之前，她死了。

她的遗体是邮差发现的，他看到面对公路的窗户破了，悬在铰链上。第二天早上，他敲敲门进去了。一把斧头砍倒她。斧刃劈开她的头颅。迹象显示她有搏斗，把一个瓶子扔出窗户。尽管多番搜索，她的财富从未找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来偷她的积蓄，离开时被她发现，然后杀了她。斧头是她的，他从牲口棚拿的。警察盘问了村里几乎所有人，包括我，然而他们谁也没抓，凶手并未找到。

她在诸圣节之前一个月下葬。她的葬礼来了不到一百人；她的死对于村里是个耻辱。她是因为她的财富被杀的，只有村里某人可能知道这个。她的棺材上摆了很多花，我订了一个没署名的大花环，没有第一眼就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