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程
1721年9月30日 星期二
胡若望被指派为看门人，这是潘如神父（Domenico Perroni）委派他的工作。
潘如神父是教廷传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主持人，这个组织代表教廷协调广州地区各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至少试图这么做。胡若望的职责就是查验所有进出传信部园区的人员，这个园区内不仅有潘如神父与员工的宿舍以及各部门办公室，还有一间规模不小的教堂。有时候，决定哪些人员可否通行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广州人火气很大，而西方人在当地并不怎么受欢迎。
挑选胡若望来担任这项工作，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他是个四十岁的鳏夫，太太已去世多年，为他留下一个儿子，现在已近乎成年。胡若望并没有再婚，而是和母亲还有一名兄弟住在一起。他出生于广州西南方，接近佛山这座繁盛的商业城市，在珠江三角洲蜿蜒纵横的溪流和水道之间。不过，他的家族原本来自更北一点儿的江西省，而且胡若望也总是自称为江西人。他颇有学问，信仰也非常虔诚。所谓“有学问”的意思，不是说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功名，也不是说他懂得欧洲语言，而是说他识得中文字、能够写一手工整的笔迹，对于古典的文章形式和成语也有所掌握。他有能力誊写他的职务所需的各项记录。这种程度的识字能力非常重要，因为潘如神父身为中国南部的教廷传信部庶务长，自然必须和当地传教士与罗马方面进行许多机密通讯，而他的一名仆人却在8月把一封重要信件送到了错误的对象手上。那封信件原本是写给一名耶稣会教士，但那个仆人却把信件送给了一位方济会修士，原因是这两位人士的中文姓氏虽然不是同一个字，发音却一模一样。这项错误不仅令人难堪，其结果甚至可能造成损害，因为方济会可以利用信中的信息来谋取他们的利益。
此外，胡若望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不仅众所周知，而且信仰已久。他早在1700年就皈依基督教，那时他才十九岁，耶稣会神父庞嘉宾（Gaspar Castner）与利国安（John Laureati）正在佛山及邻近地区努力讲道以及建设教堂，而为当地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活跃的基础。胡若望受洗之后取名若望（译注：即利国安原名John的音译），借此向利国安神父致敬。后来，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他也让儿子受洗，并且取名盖斯帕（译注：即庞嘉宾原名Gaspar的音译），以纪念庞嘉宾。
由于胡若望熟知基督教教义，信仰又虔诚，因此被选为传信部那座教堂的传道师。传道师的筛选非常严谨，广州的中国传道师又素以勤勉真诚著称。由于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说话总是多所保留，面对自己的同胞则能够比较坦承说出自己的私密之事，因此欧洲教士都利用中国传道师去接触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对象，了解他们内心的疑虑、化解他们的家庭问题，以促使他们投入基督教的信仰。这些传道师也会在清晨时分巡逻街道，找寻被贫困父母遗弃的婴儿。这样的婴儿通常都因为疾病或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但传道师还是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教堂，立即让他们接受洗礼。这么一来，就算他们存活不了，至少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死去。如果婴儿幸运活了下来，教会又能够找到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寄养，那么他们就可以被养育成为基督徒。传道师和医院的护理人员对于弃婴也有台面下的默契：只要有婴儿性命危急，护理人员就会通知传道师，以便他们能够赶到医院，自己直接帮临死的婴儿施洗（欧洲的神父不敢进医院，因为医院里随时都有奶妈值班，消息一旦流出难免掀起轩然大波）。广州的天主教徒在1719年施洗了136名婴儿，1721年施洗了241名，但天知道还有多少弃婴在无人闻问的情况下死去。
广州是一座大城市——如果住处位于市郊，乘轿到市中心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住在那里的欧洲人猜测该市人口数大约为一百万；见识过广州与巴黎的人，则认为广州不比巴黎小，但广州的建筑都是平房，所以很难判断。广州其实是由四座互相紧邻的城市构成。在珠江北岸，距离河畔不远，有一块高墙围绕的地区，称为“中国城”，是总督衙门所在地，也是皇帝指派的粤海关监督的驻在地点，欧洲人称呼此一监督官为“户部”。这里的街道狭窄又拥挤，小商店林立。中国城以北另有一块同样以高墙围绕的区域，自从满人在1640年代征服中国以来就称为“满洲城”或“鞑靼城”。满人的卫戍部队主要驻扎于此，广东巡抚的衙门也位于这里。满洲城的街道是宽敞的铺面道路，点缀着平行搭建的牌楼，显得气势宏伟又秩序井然，正是适合当地举行科举以及祭孔典礼的各种正式建筑。
在这两块以高墙和门楼向人宣告其正式地位的飞地以西，紧接着是第三座大都市，即广州的商业与居住中心，街道均由粗石精心铺成，举目所及尽是雅致的店铺与住宅，河岸上则排列着一座座的仓库，为殷实的商贾所有。在这个地区，街道上的凉篷遮挡了酷热的夏日阳光，同时也证明了此处居住的都是追求舒适生活品位的富有人士。第四座城市则在珠江沿岸展开，散布在有如迷宫般狭小的内陆水道与河渠之间。这是赤贫百姓与蜑民的居住地。在这里，船只彼此紧挨着成排停泊，密密麻麻的桅杆衬着天空，一名法国观察者描述道：“这里的街道是以船只为行道树。”
洋人居民散布于广州各个不同地区。在西部市郊，葡萄牙耶稣会士住在他们宽广的欧式教堂附近。中国城东北部住着法国耶稣会士。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则分布着其他教派的教堂与住宅，还有教廷传信部。在河流边缘，就在西部市郊与中国城的交接处，可以见到西洋商人的住所与仓库，他们称之为“工厂”。借由精明的交涉，法国人已向中国官员争取到这里的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的基地不仅繁荣，设施也相当完善。其他国家的商人与官员——英国、荷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比利时奥斯坦德居民——则是随着季风循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而来来去去。
除了葡萄牙人利用他们自己位于广州附近的殖民地澳门之外，其他这些国家的远洋船只都停泊在河流下游十六公里处的黄浦岛。他们的船只货物在这里登记检验，以决定课税标准，也接受“户部”的下属检查；而他们在中国采购而准备运往欧洲的货物，也是在这里搬上船只。此外，这里还有许多竹篷和席子，用于风干船帆与存放补给品，也有开放空间供生病的水手休养及运动。商人与船员要从黄浦岛前往广州，若不是搭乘他们自己的小艇，就必须向中国的船夫租用舢板。
欧洲人在广州的种种活动，都离不开教廷传信部。潘如神父总是一刻不得闲，不是走访其他教堂，就是身在澳门，而他最近就花许多时间待在澳门，为教宗特使嘉乐（Carlo Mezzabarba）即将动身离去预做各项安排与准备。不过，就算是潘如神父人不在传信部，这里仍是热闹不已。
举例而言，樊守义从事了惊人的十年欧洲之旅后，去年就现身在这里。生长于山西省北部的樊守义皈依天主教之后，担任耶稣会传教士艾若瑟（Francesco Provana）的助理。后来，康熙皇帝指派艾若瑟到罗马从事一项特殊的外交任务，艾若瑟即带着樊守义同行。他们两人在葡萄牙登陆，再循陆路前往意大利。樊守义见识了奇特的城市与内陆海洋，还目睹奇迹，并且两度获得教宗接见；他又学会了拉丁文，从而成为教士。他的船只终于在澳门码头靠港之后（艾若瑟神父不幸在海上去世，但他入殓的棺木仍在船上），当地的高阶军事与民政官员随即将此一消息飞快报知皇帝。樊守义在一名武装士兵护送之下，搭船穿越内陆水道前往广州。他住在天主教神父的宿舍里，受到总督与康熙的一名特使接见，并且开始撰写回忆录，最后才奉命北上觐见皇帝。
尽管樊守义的游历可能已演变成传奇，教廷传信部的看门人仍时时必须和外国人打交道。除了耶稣会士之外，还有奥古斯丁会、方济会与道明会的教士，以及教宗特使的下属。另外，更有来自港口内的法国与英国船只的商人与船员，以及法国工厂与国营贸易公司“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的主管与员工。
因此胡若望的视野大开，并且开始产生一项憧憬，他将亲自前往罗马，并且谒见教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