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中国的传记传统大量记载了学者与政治人物、思想家与诗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异于常人的隐士。商人如果富有而乐善好施，武人如果英勇捍卫国土或平定内乱，也有可能见诸史册。然而，胡若望却不属于前述任何一种人物。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种种，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帮人抄写文件；他与人冲突时虽然勇敢，却缺乏谋略；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

然而，关于胡若望这个人的详细记载却保存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Archives Affaires Etrangères）。这些资料之所以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当初在1722年把胡若望从广州带到欧洲的耶稣会神父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胡若望在1726年从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巴黎与罗马便有流言指称傅圣泽对待胡若望颇为苛刻。刚升上主教的傅圣泽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于是针对自己与胡若望的关系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记述，交给他的友人与教会高阶人士传阅。他称自己的记载为“真实叙述”（Récit Fidèle）。其中一份抄本由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取得，他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著名史官，也是傅圣泽的朋友。后来，这份记述连同圣西蒙的其他文件收入了法国国家档案馆。另有一份抄本在十八世纪后期流入公开市场，而在十九世纪被捐赠给大英图书馆。第三份抄本则是归入了教宗档案，连同傅圣泽其他未发表的著作、日记与书信本，送交时间可能是1741年傅圣泽去世之后。

这三份“真实叙述”的抄本各自都有页面边缘的笔记和作者的评注，可见傅圣泽只要有空，仍然持续润饰及阐明他自己的记述。比起罗马和伦敦的抄本，法国的抄本没有那么多的附注，显示这份抄本可能是最早的版本，也许是傅圣泽亲手递交给圣西蒙的，因为圣西蒙的影响力可能有助于证明他的清白。大英图书馆的抄本附有一两封其他抄本里所没有的信件，抄本页边还有许多注记，但也有缺漏之处，并且在内文里提及若干“事后补上”的文件，但却未见这些文件附录其后，可见这个版本出现的时间应是介于另两份抄本之间。罗马的抄本不仅有几个简短的注解是在巴黎与伦敦的抄本里所没有的，显示这是三份抄本中时序最晚的一份，而且还附有一叠非常珍贵的信件，标示着从“A”到“N”的字母。这些都是“真实叙述”里提及的信件。此外，罗马的抄本还附有1724到1725年间傅圣泽和另一名耶稣会神父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谈及胡若望的所有信件。

在梵蒂冈的收藏中，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各类中国文件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目前所知仅存的胡若望亲笔信件，是他以中文写给傅圣泽的，日期可由间接证据推算为1725年10月。在广州地区的高阶官员呈交给皇帝的机密奏折当中（这些奏折皆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来以影本印行），虽然没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却详细记载了他前往欧洲所搭乘的法国舰队在中国的到港与离港状况。此外，奏折中也记录了有关樊守义（Louis Fan）的不少信息。樊守义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比胡若望早十年前往欧洲，并且在胡若望动身前一年回到中国。关于胡若望在欧洲的这段历史，还有些资料可见于巴黎警政官员与沙朗通（Charenton）精神病院先后几位院长的早期档案。这些档案皆保存于巴黎苏比斯府邸（Palais Soubise）的法国国家档案馆（French National Archives）。1764年发行的新闻报《犹太通讯》（Lettres Juives）曾经节录胡若望的故事，但内容颇多断章取义之处；后来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也根据这则内容不完整的报道而增写成一篇短文。

不过，我们对胡若望的了解，终究还是得仰赖傅圣泽的记载。不同于现代的某些记史者，傅圣泽没有试图借由抹除过往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反倒精心整理与保存了所有的短笺与信件，即便资料内容对他呈现的形象不尽正面，他也不以为意。他抄写和记录了许多资料，坚信完整的资料会证明他的正直。我并不认为傅圣泽对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我却是因为他所保存的记录，才得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此，即便我认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

史景迁

布洛克岛

198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