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1989年《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完工之际，中国正处于风波之中。九年后，当本书第二版告成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形势都大不一样了。邓小平于1997年辞世，李鹏也于1998年初从总理一职退了下来。苏联解体后，许多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此前附属于苏联的东欧成员国，也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

从1990年代开始，整个国家开始沉浸在机遇、奖赏、对国内经济增长模棱两可的解读中，汲汲于参与国际金融事件。随着香港在1997年夏天和平回归中国，台湾愈发受到瞩目：对台湾而言，大陆的政策仿佛是晴雨表，预测着未来经济重新整合的可能模式。

就在这九年时间内，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大大拓展了。中国境内丰富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早期社会的看法，关于统治学说的早期文献也得另眼相看。至于离我们更近的历史时段，更有中外学者于数不胜数的领域里潜心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一度自诩的见解。

在把这些新发现融入第二版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改变许多旧有的观点，同时引入不少新观念。在清朝这一部分里，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有：18世纪满清皇帝如何扮演中亚的统治者这一角色；自18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秘密结社是如何一步步在挑战国家权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清朝女性识字和女性教育的本质，以及当时忠君政治对女性意象的利用；晚清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有哪几类，新的印刷媒介对广泛传播这些思潮又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需要重新思考的议题也同样多：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尤其是它和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思潮之间的关联；许多持有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活跃分子，他们的事业轨迹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中国城市里商业和社会生活的性质，对现代性进行解读和表达的模式的转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地下斗争。

我尽可能把这些新发现纳入第二版里。为了让这本书不至于太笨重，我删减了上百处，还对一些地方做了概要，有整整几页甚至几个章节我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这样一来，书的内容不仅更新了，连篇幅也比第一版少。为了让内容思路更加清晰，我还做了几个结构上的调整，包括提前介绍一些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情况，在有关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部分里修改了这几章的组织方式，用另一种形式来呈现外交政策的问题。

第一版的部分读者和书评人反映，希望这本书更多是以主题或概念作为行文的线索，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展，他们还说，书的内容更加关注社会的大趋势，所看重的人物经历，都是来自那些完全从各种政治中心脱离出来的人。他们希望我能对林林总总的现代西方理论多加留意，例如后现代主义、底层研究或其他各种贴上后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流派。在上述诸方面，我还是保持“食古不化”吧。无论是历史专业的老师还是学生，首先都需要知道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进而才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当然，在中国社会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会对领袖或潜在领袖的想法和生活产生影响，一如国外势力施加的威力或传播的思想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一样。不过我仍然觉得，要想理解这些变化多端的推力，最妥当的做法是从中心出发往外看。至于在内容选择或组织方面采用更有力的理论框架，这样做可能会符合部分读者的需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反而会造成疑惑，甚至令人生畏。再者，就当下西方文化世界的本性而言，无论我选择什么理论，它都会迅速被淘汰掉。

因此，在本书的框架里，这个“中心”会为读者提供一副“眼镜”，中国人的经验浩瀚如宇宙，但透过镜片，我们可以把一般的焦点聚集在从这个宇宙放射出来的数个光点上。若读者想要对某个材料有更确切的了解，可以参考本书附录的延伸阅读书目。1998年，中国跻身世界之林的探索之旅仍在继续。我所希望的是，当新读者翻开《追寻》的新版时，能怀着同情之心去跟随这趟旅程，同时对于那些中国人自己最感紧迫的问题，也能予以一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