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无产阶级作家”：乔治·奥威尔与德斯蒙·霍金斯对话录[438]

霍金斯：我总是在想，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这种东西——或者说，它真的存在吗？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对它的定义是什么？你对它的定义又是什么？你认为它指的就是专门为无产者所写的，给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但真的是这样吗？

奥威尔：不是，显然不是。要是那样的话，最确切无疑的无产阶级文学应该就是我们的几份早报了。不过，从《新写作》或《联合剧院》等刊物的出版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词语有着某种含义，但不幸的是，有几个不同的看法混淆在了一起。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定义大致上说，是以劳动人民的观点而写的文学作品，它应该与那些以富裕阶层的观点而写的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而这样一来，它就和社会主义宣传混淆在一起了。我觉得人们所指的不是由无产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威廉·亨利·戴维斯是一个无产者，但他不会被称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保罗·波茨[439]可以被称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但他并不是无产者。我之所以对这么一个概念心存疑惑，是因为我不相信无产者们在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能创造出独立的文学作品。我相信他们的文学作品会是，也必须是，观点有所倾斜的资产阶级作品。说到底，许多被认为是新的事物其实只不过是将旧的事物颠倒过来。比如说，那些为西班牙内战所写的诗歌只不过是鲁伯特·布鲁克和他的同志们在1914年所写的作品的缩水版。

霍金斯：我还是觉得必须承认无产阶级文学流派——无论它的指导理论是对是错——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说，看看像詹姆斯·汉利、杰克·希尔顿或杰克·康蒙这些作家。他们的文章很有新意——至少有某些内容是那些普通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写不出来的。当然，大萧条后的那几年有许多伪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那时候布卢姆斯伯里[440]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风行一时。但事情开始的时间其实要早一些。我得说它的开始时间要早于上一场战争。《英语评论》的编辑福特·马多斯·福特遇到了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时，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阶级通过文学进行倾诉表达的预兆。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确实开辟了新天地，记录了某种之前并没有成为文学作品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又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所共同拥有的。问题是，为什么从前就没有人将它记录下来呢？你认为从前没有像《儿子与情人》这样的书到底是为什么呢？

奥威尔：我认为原因就出在教育上。毕竟，虽然劳伦斯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但他所接受的教育与中产阶级的男生所接受的教育相差并不大。我们要记住，他是个大学生。以前——大体上说，是九十年代以前，那时候教育法案刚刚推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有人能写东西，我是说，有足够的能力写出一本书或一则故事。另一方面，专业作家们对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无所知。你甚至会在狄更斯这样一位真正的激进派身上感受到这一点。狄更斯从未描写过工人阶级，他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他同情工人，但觉得自己与他们完全不同——比如今的普通中产阶级的感觉更加强烈。

霍金斯：那么，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能够写书将意味着文学的新发展——崭新的主题和崭新的生活观？

奥威尔：是的，但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经历将越来越相似。我认为，英国这个国家的阶级差别现在已经如此模糊，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五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比方说，一个产业工人和一个专业人士是绝然迥异的两类人。如今他们非常相似，虽然他们或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广播节目，穿着非常相似的衣服，住在非常相似的房屋里。以前被称为无产者的人——马克思所指的无产者——如今只存在于重工业和农业中。但不管怎样，当工人阶级的生活第一次化为文字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它起到了将小说推向现实和远离高尔斯华绥等人那种过于文质彬彬的文风的作用。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第一部作品是《穿着破裤子的慈善家》[441]。我一直觉得它是一本好书，虽然文笔很糟糕。它记录了从前一直没有人留意过的日常经历——可以这么说，就像公元1800年之前没有人留意到大海是蓝色的一样。杰克·伦敦是相同题材的另一位先行者。

霍金斯：那语言和技巧呢？你或许记得，西里尔·康纳利上周说过，文学的伟大创新在于技巧而不是内容。他以乔伊斯为例，认为除了文字技巧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难道这些革命性的无产阶级作家没有展现出对于技巧的兴趣吗？有的作家似乎和上个世纪奉行道德说教的虔诚的女小说作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反叛完全体现于内容和主题——是这样吗？

奥威尔：我想大体上这么说是对的。事实上，比起二十年前，书面英语更加口语化了，这是好事。但我们从美国所借鉴到的东西比从英国工人阶级所借鉴到的东西要多得多。至于技巧，让读者对无产阶级作家或那些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人感到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非常保守。我们或许可以把莱昂内尔·布里顿的《饥饿与爱情》排除在外，但如果你通读一本《新写作》或《左翼评论》的话，你不会看到多少实验性写作的内容。

霍金斯：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取决于它的主题。我猜想这些作者背后的秘密是阶级斗争、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无产阶级在悲惨的生活条件中的挣扎。

奥威尔：是的，无产阶级文学主要是反叛的文学。它只能是这样。

霍金斯：我对它的抵触总是它被政治考量所主宰。我相信政治家和艺术家没办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总是有限的、局部的、短期的、过于简化的，并且有可能实现的希望。作为行动的一条准则，它不能考虑自身的不完美和对手可能具备的美德。它无法阐述所有人类所经历的痛苦和悲剧。简而言之，它必须排除一切有艺术价值的事物。因此，当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文学作品时，它就不再专属于无产阶级了——在政治意义上是这样的，你同意吗？或者说，当它变成了政治宣传时，就不再是文学作品了？

奥威尔：我认为这么说太武断了。我一直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是宣传者。我指的不是政治上的宣传者。如果他是一个诚实或有才华的人的话，他根本当不了宣传者。大部分的政治宣传其实就是撒谎，不仅在事实上撒谎，还在你自己的感情上撒谎。但每个艺术家都是宣传者指的是他在努力地、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一幅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图景。我认为大体上我们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所尝试呈现的生活图景是什么样的。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它背后的秘密是阶级斗争。那是真切的事情，不管怎样，那是人们所信仰的事情。人们愿意为之牺牲，为之创作。许多人在西班牙为之牺牲了。我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虽然目前它的地位很重要，而且很有用，但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也不会是新文学时代的开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而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许多左翼作家——像爱德华·厄普华[442]、克里斯朵夫·考德威尔[443]、艾里克·布朗[444]、亚瑟·卡尔德—马歇尔[445]等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抨击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而到那时候将没有了攻击的对象。回到我上面提到过的莱昂纳尔·布里顿的《饥饿与爱情》，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学。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希望摆脱自己无产者的身份。它只是不停地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无法忍受的条件进行描写——屋顶漏水了，下水道发出恶臭等等这些事实。以前你找不到一部文学作品描写发出恶臭的下水道。作为一种传统，它不会像特洛伊围城那么漫长。在这本书和许多本与它相似的书背后，你可以了解到如今一位无产阶级作家的历史的真相。通过某个机遇——通常那只是可以长时间领到救济金——某个工人阶级的年轻男士有机会自学成才，然后开始写书。自然而然地，他用自己早年的经历、受贫困的折磨和对现行体制的反抗等等作为素材。但他并没有在真正地创造一种独立的文学。他以资产阶级的方式和中产阶级的文字在写书。他只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另类，用传统的文字书写主旨稍有不同的主题。不要误会我说的话。我不是在说他不能成为和其他人一样优秀的作家，但如果他成为优秀的作家，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工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并学会优美文笔的人。只要资产阶级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文学作品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我不相信他们会长久地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或由哪个阶级取代。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一个没有阶级的时代，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这个改变的一个征兆。但我并不否认它所带来的好处——将工人阶级的经历和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变成作品为文学带来了活力。

霍金斯：当然，它是一个正收益，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

奥威尔：噢，是的，很多优秀作品。杰克·伦敦的《路》、杰克·希尔顿的《卡利班的尖叫》、吉姆·费伦的监狱作品、乔治·加雷特[446]的海洋故事、理查兹的《老兵阁下》、詹姆斯·汉利的《灰色的儿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霍金斯：我们一直还没有谈到无产阶级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不只是那些日报，还有周报和两便士读物。

奥威尔：是的，我要说的是，发行量小的周刊更加具有代表性。比方说，像《家庭闲聊》、《交易与市场》和《笼鸟》这些刊物。

霍金斯：还有真正来自人民自己的文学作品——我们还没有探讨过这个。比方说，那些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工人们唱的篝火歌谣、水手的号子、像《浪人老李》[447]这样的黑人诗歌，还有老街的海报——特别是那些关于行刑的海报，吉卜林的《丹尼·迪福》一定源自于那些海报。还有墓志铭、打油诗、广告歌谣——都以诗歌的形式呈现。那些都是无产阶级的另类文学作品，不是吗？

奥威尔：是的，别忘了彩色漫画明信片上的那些笑话，特别是唐纳德·麦吉尔[448]的作品。我非常喜欢那些漫画。此外还有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己创作歌唱的歌曲。还有配合军号和行军的军歌——那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流行的诗歌，就像中世纪的民谣。遗憾的是，这些总是未被刊印出来。

霍金斯：是的，但现在我担心我们不知不觉陷入了民间文学，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将这两个事物区分开来。根据你所说的，我觉得如果你将“无产阶级”这个词从革命政治中分离出来，它将会失去意义。

奥威尔：是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政治词汇，只属于工业时代。

霍金斯：嗯，我认为我们完全认同一个看法，那就是，单独的无产阶级文学是行不通的。因为虽然有着表面上的不同，它仍然是在你所说的资产阶级创作的框架之内。

奥威尔：所谓的“资产阶级”，我指的不只是那些从事买卖的人。我指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阶层。

霍金斯：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我们仍然得评估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所作出的贡献，因为那确实是贡献，而且在构建理论时将其忽略是荒唐的。

奥威尔：我认为他们作出了两个贡献。其一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主题，同时也引导了那些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作家去看待一直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但以前却没有注意到的事物。另一个贡献是，他们引入了你或许会称之为粗俗而富于生命力的基调。他们就像是走廊里的声音，不让人们变得太轻声细语，太过于斯文。

霍金斯：还有另一个贡献，是你自己早前提到过的，那就是语言。艾略特强调时时将新发明的词语引入语言的重要性。最近这几年来，新的字词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这些字词或许来自电影、街头或其它渠道，但无产阶级作家在赋予当代英语以风味和色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奥威尔：嗯，当然，但问题是，它是否有多少色彩可言！但是，对于过去十年来的典型文章你能说的就是，它没有太多的矫饰或不必要的辞藻。它很直白，让人怀疑以这种方式写出的文章是否能表达细微入致的思想，但这种文风很适合描述行动，对那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过于精致的文风是一剂良药，当然，那种文风有自己的优点，但会导致语言的柔弱。

霍金斯：嗯，结论就是——似乎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动员下集结了一些值得拥有的作品，而且它一直是工人阶级作家的焦点，无论他们在技巧上、政治思想上或主题上是否具有革命性。但对于语言本身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

奥威尔：它一直在发挥类似于标签的作用，将过渡时期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归纳在一起。但我同意你的看法：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前提下，才会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

霍金斯：是的，假定是这样的话，它肯定需要改变它的性质。而我们刚刚探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在什么程度上政治能融入艺术而不至于戕害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