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大家郭可明治疗乙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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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病的认识和治疗

一、中医学有关温病的概述

中医学论温病是由少到多,由一个论点到一种学说而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具有临床价值的学派。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专论热病的热论、刺热、体热病论和逆调论等,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和形成孕育下良好的种子。《黄帝内经·热论》篇中记载:“凡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温病,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自止”,为后世伏气温病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根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这不但说明伏气温病的久病之因,并且还说明了预防之法,这与《黄帝内经·四气通神大论》篇所说的:“冬三月,此是闭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是极为相合的。

在《黄帝内经·刺热》篇中还有五脏热症的记述(见表1)和具有诊断意义的“肝脏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的认识,并说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这对热病症状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治法上还说出了“治诸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之寒处,身寒为止”的治疗方法。

表1 《内经》刺热篇五脏热病症状

在诊脉方面,《黄帝内经·论疾诊尺》篇里说:“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黄帝内经·平人气象论》也说:“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等记载。

在饮食禁忌方面,有禁忌肉食、食肉则复、强食则遗的记载,更多的记载不胜一一列举。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年前中医学对热病的发病原因、诊断治疗和饮食所忌以及预防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研究。

汉张仲景《伤寒论》提出了温病的病名,他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还说:“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治法中在《伤寒论》中使用白虎汤较多,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1.阴阳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汗出不恶寒仅恶热身重……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2.三阳合脉,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渴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先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3.伤寒脉浮滑者,此表有寒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4.伤寒脉滑而厥者,此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5.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6.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少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7.伤寒病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到了晋代,王叔和又叙述了伤寒、温病和时行的区别:“……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著者,最成杀伤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湿也……凡时引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少时而有少气,是以一宗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时行之气也。”

隋朝,巢氏《诸病源候论》,分时病40疾,热病26疾,温病34疾。详述其病源。对温病理论有一定的提高。

金代,刘河间善用寒凉,当时有“外感宗仲景,热病宗河间”之称。直到元末王安道才另立温病一门,王安道认为温病是温病,伤寒是伤寒。不得混称。温病是热自内达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治法当清里热为主。

明代汪石山提出了新感和伏邪两种温病,直到明末吴又可著成《温疫论》后,使温病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温病和瘟疫相同,是感大地之戾气,邪自口鼻而入,无论老少强弱,触者即病,并创立了达原饮的方剂,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到了清代温病学说大为盛行,论温专书如雨后春笋。

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中“卫气营血的转变规律和望舌验齿的诊断方法”,吴鞠通的三焦辨证纲领以及王孟英搜罗诸家记载的《温热经纬》,其中薛生白的《温热篇》和余师愚的《疫病篇》和《疫证条辨》对后世治疗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有许多新的发展,并达到了体系完整、诊断精密、治法完备的境界。

当时的医案也是丰富多彩。例如:孙文垣治一老妪,三日患头疼,身热口渴水泻不止,身重不能反侧,日渐昏沉耳聋,眼花,谵语。诸医有主补中益气者,有主附子理中者,煎成未服。孙诊之,六脉洪大,面色内红外黑,口唇干燥,舌心黑胎,不省人事。曰:此疫症也,法当清解,急以小白汤进之,犹可生也,益气理中杀之矣,安可用!问小白何汤也?曰:小柴胡合白虎汤即是。或曰泄泻如此石膏可用!此协热下利,当早服之。既服至夜半神气更醒,惟小水不利。热渴未退。张仲景法渴而身热,小便不利者当利少小便,乃以辰砂六一散二两,灯心汤调服之两帖而愈。

前人译曰:此亦即曰合病之类,一白虎汤定以了之,兼用小柴胡汤原不甚谬。但柴胡半夏究嫌升燥;故热渴而小便不利。待六一散之清热而后解,非因少利小便也。

一人感疫发热烦渴思饮冰水,医者禁服生冷甚严;病者苦索不与,遂至两目火迸。咽喉焦燥,昼夜不寐,目中见鬼。病人困剧、自谓得一滴冷水下咽,虽死无恨。于是乘凉匍匐窃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饮一杯目顿清亮。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咽喉声出,四杯筋骨舒畅,不觉熟睡。俄而汗出如雨,衣被湿透。胜然而汗,盖少人瘦而多火,素禀阳藏。医与升散,不能作汗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润自然汗解矣,这与《黄帝内经》中饮之寒水很相符。与西瓜汁为天然白虎汤无异。

直到现在,温病的治疗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现在对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小儿麻痹、麻疹、猩红热、痢疾、流感和其他一些热性病的治疗都是在这些经验积累和理论指导下而获得成功的。

看来中医学有关温病的认识是由少至多,由片言只语一个论点发展到系统完整、丰富多彩的学说。这是中医学的光荣。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发扬光大。

二、温病的种类

温病是多种热性病总的名称。正如伤寒一样,范围颇为广泛,但是它不同于伤寒,它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说。无论在理论上、治法上和辨证纲领方面都和伤寒有一些差异,但又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伤寒以六经为辨证纲领,而温病却以三焦和卫气营血为辨证纲领,叶天士曾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若问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从治法上看,《伤寒论》要比《黄帝内经》详细,而温病的治疗方法又多从《伤寒论》中沿用下来。如白虎汤、黄连阿胶汤等,所以温病和伤寒是有一定联系的。《伤寒论》为温病学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温病是热性病的总称。其包括之范围很广。战国时代统称热病。到汉朝开始有温热之病名。但仍包括在伤寒之中。

隋朝巢氏《诸病源候论》中,有时行热病及温病疾,元末王安道明确了温病的病名,列为独立的一种病。明朝王石山创新感和伏气两种温病,吴又可又提出了瘟疫,并自认为温病与瘟疫相同。只不过是发病的多寡轻重之不同。前人说:“一人受之则为温,一方受之则为疫。”若以四时常见温病来分,可分为春温、风温、暑温、(中暑、伤暑、暑痫、暑秽、暑療)湿温、伏暑、秋燥、冬温。其中春温、伏暑属于伏邪,其他种类温病则属新感。总之,温病种类相当繁杂。以四时分,可分为7种。对临床中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是相当重要的。当然古人有:“名称虽繁而究其治法,只须细审其温邪之兼湿与否,及湿与温二邪,孰多孰少,以为用药之差别”,以及杨栗山所说:“非清则下,非下则清”,看起来比较直截了当,但需审慎辨证而处理。

三、辨证纲领和寒温之辨别

正确的治疗必须依靠正确的辨证,常说“治病容易,认病难”就是这个道理。要想有正确的辨证就要了解温病的辨证纲领、温病的特点和伤寒与杂病的异同点,为了更好地研究与学习温病,特搜集有关论述阐明于后,以供临床辨证之参政:

1.叶天士的卫气营血的辨证分型

兹将叶天士所著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并根据我院(石家庄传染病医院)246例乙型脑炎关于卫气营血的辨证分型一并提出,以供参考:

叶天士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并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以致慌张矣!”

这说明外感病其传变规律是温邪由表传里,沿卫→气→营→血顺序而传,若由卫而直达营分是为逆传,形成卫→营→血的传变次序是为逆传。

凡温病初感发热而微恶寒者,邪在卫分;不恶寒反恶热,小便色黄,已入气分矣;若脉数舌绛,邪入营分;若舌深绛烦躁不寐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在卫分汗之,宜清凉清解,清气热不可寒泻,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可加犀角、元参、羚羊角等,入血用生地、丹皮、阿胶之类。症候、治法可见表2。

表2 现将卫气营血各种类型的症候治疗分类表

其传变规律一般是卫→气→营→血,但往往逆传心包或相兼出现或是卫气两分之证,或见气营之证或见营血症状,所以治法要随其变化而衡量佐使,不可拘泥一经。在我院246例脑炎治疗中卫分者9例,占3.7%;气分者14例,占29.2%,卫分与气分相兼出现的14例,占5.7%;气分与营分相兼者52例,占21.1%,营分者75例,占30.15%;血分者29例,占11.8%,可作参证。

2.吴鞠通的三焦学说

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进行辨证论治,其三焦为上、中、下三焦,其包括症状如下:

上焦温病:上焦属心肺,手太阴肺主气属卫,手少阴心主血属营,包括温病初起邪在卫分的证候,和逆传心包而传变为高热神昏的证候,和叶天士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症状有一定联系。

中焦温病:中焦属足太阴脾和足阳明胃,包括温邪由卫分传气分,热结肠胃而出现口大渴,汗大出,日晡热甚,面红赤,脉洪数之阳明经证和腹胀满而掣痛,苔黄厚,脉沉实的阳明腑证,还包括脾经内蕴湿热而胸痞脘闷,身重,发热不扬,大便溏泄,舌苔腻滞的证疾。

下焦温病:是足厥阴肝和足少阴肾经的证疾,温邪久羁热邪深入,真阴欲竭而出现脉象细促沉数或结代。舌干齿黑,舌强神昏,憺憺大动,手足心热或神倦瘈疭,痛厥神昏,肌肤甲错,种种恶候均属足少阴肾和足厥阴肝经之症。

可以看出三焦的传变次序是由上而下,与卫气营血之由表入里显然不同。但其上焦之证候多为卫分的症状,和逆传心包的症状。其治法也当轻清发散,上焦如雾非轻不举,法宜轻清透邪,与卫分之证治相同。到气则清气,若邪深入中焦,则多为气分之症状,而多用清气之剂,如白虎汤之类。阳明腑实则选用承气汤之类。温邪深入下焦则为营血分症状。而多用血分药,以甘寒、咸寒之剂,以凉血滋阴扶正祛邪。看来,卫气营血与三焦分型是有区别而又有密切联系的两种温病辨证纲领。若能细心体会,灵活运用对临床辨证施治会起决定性作用。

3.寒温之辨别

除以上辨证纲领外,清代吴又可的《温疫论》中辨气、色、舌、神、脉的五种辨法,余师愚的《疫疹一得》以及杨栗山《寒温条辨》等的一些理论认识均有良好的指导作用。由于有关温病的辨证论治是相当繁多,今就个人学习所得综合比较重要的几点论述于后。可列为伤寒与温病的差异。作为鉴别:

(1)辨气:

风寒之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证之时,只作腐气不作尸气。温热及湿热之症,其气从中蒸达于外,一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知为温热而非伤寒。若见于头痛发热诸表证,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诸里证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凡是温热病的临床医师多会感到一接触到温热病人时,病人的口臭气,大便臭气或汗臭气和牙臭气会迎面扑来,的确是轻者盈于床帐,重者蒸然一室。

(2)辨脉:

风寒从皮毛入,一二日脉多浮或兼紧,兼缓,兼洪。无不浮者,传里始不见浮脉,其至数清楚而不模糊。温热其至数则模糊而不清楚,凡初起脉沉迟勿作阴证,沉者邪在里,迟者邪在脏,脉象同于阴寒,而气色、舌苔、神志依前诸法辨之自有不同,或数而无力,亦勿作虚观,因其热蒸气散壮火食气,脉自不鼓指,但当解热,不当补气。

杨栗山的温病和伤寒不同诊脉义(诸书未载)中说:“凡温病不浮则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于左手,总由怫热郁滞,脉结于中故也。若左手脉盛或浮而紧,自是感冒风寒之病非温病也。”并说:“若热郁少阴则脉沉伏欲绝非阴脉也……温病内外有热,其脉沉浮不洪不数,但指下沉涩而小急,断不可误为虚寒,若以辛温之药治之是益其热也”,并谓“脉原不可一途而取,以神气,形色,声音证候彼此相参,以决死生安危方为尽善。”

余师愚论疫疹之脉谈到:“疫疹之脉未有不数者,有浮大而数者,有细而数者,有不浮不沉而数者,有按之若隐若现者。此灵枢所谓阳毒伏匿之象也。诊其脉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数,其毒发越,一经凉散病自霍然;沉细而数者,其毒已深,大剂清解犹可扑灭……”这也说明了脉象在诊治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脉象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以上所引各论皆说明脉象以及证脉结合的重要意义。

(3)辨渴:

《伤寒论》中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可见渴为温病症状之一。《温疫论》记载;“时疫初起以渴为机括,渴甚则热甚,渴微则热微,而在末路,尤以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也。”杨栗山说:“凡伤寒外入内,从气分入,始病发病热恶寒,一二日不作烦渴。脉多浮紧,不传三阳,脉不见沉……温病由内达外,从血分出,始病不恶寒而发热,一热即口燥咽干而渴、脉多洪滑,甚则沉伏,此发表清里之,所以异也。”可见辨渴在温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中都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4)辨色:

风寒面色多绷急光洁,温热面色多松缓垢晦,人受蒸气则津液上溢于面,头目之间多垢滞或多油腻,或如烟蒸熏之可憎,此温热之色。若见头痛发热即不得用辛温发散。经常观察温热病人的医师,当一接触温热病人时,其面垢滞而垢晦的面色,会给你很有特征的辨证依据。

(5)辨舌:

风寒在表,舌多无苔,即有白苔也薄而滑;渐传入里,方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温热一见头痛发热,舌上便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黄或粗如积粉,或兼二三色,或白苔即燥。又有至黑而不燥,则以兼湿热之故,然必按之粗涩或兼有朱点,不可以为黑寒阴结,治温热者能先于表证辨之,不能辛温发散,见里证即用清凉攻下。

以上是专论温热之舌苔与风寒之区别,可作为临床鉴别之用,而苔之薄白或黄,舌绛或深绛紫晦薄舌又为诊断温邪在卫、在气、在营、在血的有力依据,不可不知。至于舌色光泽与枯燥又象征着阴液的耗竭的程度,是立法用药的重要依据。当然更多的有关舌苔的鉴别诊断不再一一列举了。

(6)辨神:

风寒中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头痛寒热之类,皆自知之,至传里入胃或有神昏谵语之时,缘风寒为病,其气不昏而神淸。温热初起,便令人神情异常而不知所苦,烦躁者居多或多梦寐不安,如痴如醉,闭目若有所见,起初必急从凉散;若逆传心包而神昏者,尚需观面色舌苔以选用泻卫透营及芳香开窍之品,以开其闭。

(7)辨头痛:

《温疫论》记载:“风寒头痛至甚痛而不昏闷,时疫头不甚痛而昏闷。”《疫疹一得》记载:“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看来两种说法似有矛盾,不过以临床经验来谈,温病头痛多是昏闷而痛甚,沉不能举,亦有头疼轻者,而胀或沉重是为相同,可为临床寒温之辨。

(8)辨汗:

《疫诊一得》中记载:“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汗更盛。”临床中多见此种证疾,也可为临床之辨。

从以上所列的八辨来看,我们可以归纳温病8个特点:

(1)始病不恶寒而发热,口热即口燥咽干而渴,脉多洪滑甚则沉者为温病。

(2)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于左手之脉为温病之脉。

(3)温病头痛如破如劈而胀,沉不能举。

(4)温病面色头目之间多垢滞或油腻,或如烟熏,望之可憎。

(5)温病舌苔白厚而不滑,成色兼淡黄或粗如积粉或兼二三色,或白苔即燥,若黑而不燥,亦必按之,粗涩或兼米点。

(6)温病一病则有臭气,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

(7)温病神情异常不知所苦,烦躁者居多或多梦寐不安。如痴如醉,闭目若有所见。

(8)温病多是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更盛。

通过以上八条之分析,在临床中鉴别温病就容易多了。假如已经确定为温病,就当按温病治疗,即使见到一些阴寒之证也不可妄投温药,以免误治,如杨栗山说:“凡浮诊,中诊浮大有力,浮长有力,伤寒得此脉自当发汗,此麻黄桂枝证也,温病始发虽有此脉,切不可发汗,乃白虎泻心证也,死生关头全于此分。”

四、温病治疗原则和方剂

温病治疗以卫气营血为准,分为卫分治法、气分治法、营分治法和血分治法。我院治疗乙型脑炎(暑温)是按“清热、解毒、养阴”的治疗原则进行辨证论治的,清热、解毒、养阴是治温的大法,为了进一步掌握温病的治疗原则。重点加以按语,以示古人对其法的认识,便于临床论治。

(一)卫分治法

1.辛凉解表法

适用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而出现恶寒、口渴、咳嗽、舌白、脉浮数内热而有新感者。

例方:

(1)银翘散:

辛凉平剂,银花、连翘、桔梗、薄荷、竹叶、生甘草、荆芥穗、淡豆豉、牛蒡子,水煎服。

(2)桑菊饮:

辛凉轻剂,杏仁、连翘、薄荷、桑叶、菊花、桔梗、甘草、芦根,水煎服。

(3)连翘:

二两,水煎服。

按:叶天士说:“温邪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挟风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可谓是辛凉散风和甘淡驱湿。温病断不可以辛温药发汗。常言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发生他患此即是指辛温误汗而言。仲景《伤寒论》记载“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即是温病误用辛温发汗以致出现汗出身重、鼻鼾鸣、语言难出等坏证的结果。《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第二》中也说:“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在《温病条辨·六气当汗不当汗论》中记载:“温暑门之用防羌柴葛,产后亡血家之用当归川芎泽兰炮姜,同一杀人利剑,有心者共筹之。”可见先人对温病误汗的认识。吴鞠通说:“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风,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再误汗,重曰伤阳,汗乃五液之一,未始不伤阳,用药又复伤阴,岂不为贼立帜乎?”

辛凉发散以治外感温病,是清凉轻剂,使热从汗解,表邪清而里热也除。

(二)气分治法

1.大清气热法

温邪深入气分而出现口渴,汗出,脉洪数,发热不恶寒反恶热,舌赤等症即可使用辛凉重剂,大清气热法。

例方:

(1)白虎汤:

辛凉重剂,生石膏、肥知母、粳米、甘草,水煎服。

(2)变通白虎汤:

生石膏、天花粉、生山药、甘草,水煎服。

2.清热解毒法

适用于一切火热,表里俱感,狂躁烦心,口干咽疼,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呕血衄血、热甚发斑

例方:

清瘟败毒饮:生石膏、小生地、黄连、犀角、黄芩、栀子、知母、桔梗、元参、连翘、赤芍、鲜竹叶、丹皮、甘草,先煮石膏数十沸,后下诸药,犀角磨粉和服。

3.苦寒直折法

适用于湿热化火,里热口苦,烦渴,舌苔黄腻,边尖红绛之症。

例方:

黄连解毒汤:黄连、黄芩、黄柏、栀子,水煎服。

按:以上三法可为气分之基本治疗原则,清热解毒为其特点,但各有侧重:

(1)白虎汤为达热出表之剂,其方本是阳明经热证所适用,症见发热、口渴、脉洪数,即可使用,白虎汤与变通白虎汤之区别在药味上是以天花粉代替了知母,山药代替了粳米,这样变通白虎汤就具有了清热、解毒,养阴而清气化热的作用,能清热也能养阴,且不滞腻。郭可明大夫临床中多用此方,其加减法如下:

1)温病初期恶寒发热,无汗,舌苔薄白,脉象数浮,小便黄,可加入薄荷、蝉蜕、连翘。

2)咽痛红肿加山豆根、元参。

3)头痛剧烈加入菊花、桑叶、薄荷,并重用石膏。

4)舌绛苔黄而烦躁不寐,温邪有入营之势,加元参、丹皮、黄芩、犀角等。

5)高热神昏,加黄芩、黄连、菖蒲、郁金,送服安宫牛黄丸。

6)温热内陷、热极生风、抽搐项强、背紧张者加犀角、全虫、蜈蚣、钩藤、石决明、龙胆草、天竺黄等。

7)痰热俱盛加天竺黄、浙贝母、竹沥汁、胆南星。

8)发热而口干无津加阿胶、鸡子黄、天冬、麦冬、元参等。

9)大渴引饮,舌光如镜,加服西瓜汁、鲜生地,重加天花粉。

10)脉弦细芤迟而内热不解,大渴引饮,宜加野苦参。

对于吴鞠通所说白虎四禁: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应当灵活掌握,需要诸症合参,并正确认识白虎汤的作用,以免此四禁束缚临床治疗。

(2)清瘟败毒饮为十二经泻火药,是白虎汤、黄连解毒汤及白虎加地黄汤之合剂,其功效是既清热又养阴,其石膏的用量应本着脉象的不同而使用大、中、小三种剂量。脉象浮数者用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脉象沉数者用中剂四两至六两,脉沉细而数或沉伏者用大剂六两至八两。

清热解毒为治温病吃紧之大纲,杨栗山说:“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恶秽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所以温病非泻则清,非清则泻,原无多方。”可见清热解毒的重要性。

4.咸寒攻下法

适用于发热狂躁,静躁不常,较之癫狂,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踰垣上屋,力倍常时,脉象沉实,舌苔黄厚,痞、满、燥、实具备者。

例方:

(1)增液承气汤:

元参、麦冬、生地、大黄、元明粉,水煎服。

(2)白虎承气汤:

即白虎汤加小承气汤。

按:下法在温病治疗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上面杨栗山所说温病的治法“非清则下,非下则清”,陈平伯认为“温热病大便不闭者为易治者,以脏热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得腑气通则脏气安也。温热虽不比疫症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凉,故结成燥矢者较少。”可见治温病清凉法已寓有通下之作用,但温病用泻法,需要慎重从事,余师愚说下法的使用“必审其脉之有力,疫热乃无形之毒,病形虽是大热而脉象细数无力……若以无形之毒火热而当硝黄之猛烈,热毒焉有不乘虚而深入耶,怯懦之人,不为阴脱即为阳脱……”可见下法的使用必须是脉证俱实,方可顾虑使用,余氏之谈可作参考。

(三)营分治法

1.清营法

脉数舌绛,小便黄,烦躁不寐,仅有谵语或斑疹隐现为适用。

例方:

清营汤:犀角、生地、元参、竹叶心、麦冬、丹参、黄连、银花、连翘,水煎服。

2.芳香开窍法

适用于热入心包及湿浊蒙闭,痰迷灵窍而神志昏蒙,谵语如狂。

例方: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均可选用。

3.气营两清法

适用于气营两燔,既有口渴、汗出、身热、苔黄之候,又有舌绛、脉数、烦躁不寐或谵语妄言之症。

例方:

(1)白虎汤加生地、元参。

(2)安宫牛黄丸之类。

4.芳香化浊

适用于脾蕴湿热,胸痞腹满,无汗身重,渴不饮水,舌苔厚腻或白滑,脉象濡数,大便不爽或溏泄。

例方:

(1)甘露消毒丹。

(2)新加香薷饮:香薷、银花、连翘、鲜扁豆花、厚朴,水煎服。

(四)血分治法

1.凉血解毒法

适用于热邪深入血分,脉数而细,舌深绛而神昏谵语,斑疹透露或衄血,便血。

例方:

(1)化斑汤:

即白虎汤加元参、犀角。

(2)犀角地黄汤:

犀角、生地、丹皮、白芍,水煎服。

2.镇肝息风法

适用于热极生风,高热神昏,惊厥抽搐,脉象沉伏。

例方:

经验方:生石膏、黄芩、石决明、天花粉、钩藤、广地龙、蜈蚣、全虫、甘草,水煎服。

3.甘寒益阴法

用于身热不退,口舌干燥,大便秘结者。

例方:

白虎汤加生地黄汤。

4.咸寒益阴潜镇法

适用于热邪深入下焦,口燥咽干,神昏欲眠,手足蠕动或惊厥瘈疭,脉结代者。

例方:

(1)加减复脉汤:

炙甘草、生地、白芍、麦冬、阿胶、麻仁。

(2)一甲复脉汤:

上方加牡蛎。

(3)二甲复脉汤:

上方加牡蛎、生鳖甲。

(4)三甲复脉汤:

复脉汤加牡蛎、龟板、鳖甲。

按:养阴在温病治疗中是很重要的治疗原则之一,温病最善伤阴,有温病“不燥胃津,必耗肾液”之说,吴鞠通曾说:“温病养阴为吃紧之大纲,若留得一分津液则有一分生机。”还有“温邪存津液为第一要著”的说法,可见养阴的重要性。初期阴液未伤,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温病后期,当根据阴分之清长而使用甘寒益阴或咸寒潜镇等增阴之法。

但用滋阴药应防止“滋腻难散”而使病深不解的现象,所以有的放矢,不可乱投薄腻药,防止腻邪透出。

五、结 语

本文从辨证论治角度出发,重点介绍了中医学中温病学说的概念以及其辨证论治要点。为了更好地运用于临床治疗,又阐明了八条温病与伤寒的鉴别方法,最后阐明了治疗温病的基本大法和临床用药。我们认为,通过系统学习中医学中的温病学说会提高对温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水平。通过寒温症状的鉴别,会避免“治伤寒者,每误以温热治之;而治温热者,又误以伤寒治之”的现象。由于温病学说所涉及内容丰富多彩,一言半语恐不易谈的透彻,加之个人水平所限,难免发生错误或不当的说法,请各位指正。

郭可明 郭纪生

(此文曾在1960年石家庄中医学会“乙脑治疗经验交流大会”上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