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抗非”临床实录
一、临床诊治过程回顾
（一）森严壁垒中的闲庭信步——“非典”诊疗思路（林新锋）
2003年春节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广州的宁静，社会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坊间流行，一时间，广州食盐与米醋价格飞涨，而且难以买到，恐慌气氛在不断蔓延。更为紧张的是卫生管理部门以及各家医院。在那些日子里，医院的院长们几乎天天被上级主管部门召集去开会，布置任务，而作为一线医生的我们，开始了一场义无反顾的阻击战。
记得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时任急诊科主任的朱敏副院长召集我们观察室的全体医护人员开会，告诉我们，经医院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我们急诊科观察室开辟为专门收治非典型肺炎（SARS）的隔离病区，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既要管好患者，也要管好自己，要在治疗好患者的同时，做好防护措施，争取不让一位医护人员受到传染。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有着强烈传染性的疾病，已有不少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被传染甚至不幸遇难，也有一些人由于害怕被传染而辞职不干。面对着明知的风险、未知的结局、还有忐忑不安的家人，我们科所有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推脱，大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光荣而危险的任务。
随着患者的接踵而至，我们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起初，我们学习卫生管理部门公布的诊疗方案，强调必须早期开放气道、早期使用强有力的抗生素、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早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使用抗病毒药如达菲等，我们学习讨论后总觉得有些不妥。通过对患者临床症状的观察与分析，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还没有高度紧张的春节之前，我们曾经收治过一个类似的患者，而该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了，于是我们把她的病历找了出来，组织科室的骨干对这个患者的治疗经过进行认真的讨论。
这是一个从外地转来的老年女性患者，入院时以发热、咳嗽、头痛、全身酸痛、干咳、少痰等为主要症状，而且白细胞不高，住院后没多久，胸片可以见到明显的大片阴影，患者逐渐出现呼吸窘迫，一开始以为是大叶性肺炎，用较强的抗生素治疗了将近一周，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肺部阴影没有吸收，患者仍然间断发热、恶寒、干咳、胸痛，复查白细胞一直不高。我们讨论后觉得这个患者诊断不明，不能排除是病毒感染，病属中医温病范畴，虽已治疗数天，但仍发热恶寒、应是表证未解，邪在卫分与气分之间，属于风邪束表，卫阳被遏，营卫不畅，故有发热、头痛、周身酸痛等症，正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因患者年事颇高，素有轻度咳嗽，应属肺热内伏，外有风邪疫毒，两阳相合，内外夹击，故有干咳、少痰、呼吸急促等表现。于是在原有使用抗生素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鱼腥草注射液100ml（三九制药厂出品，每瓶100ml）静脉滴注，每天两次，同时给予中药汤剂，以清热解毒，解肌透表为大法，用银翘散合柴葛解肌汤加减。三天以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热退，胸痛症状消失，咳嗽减少，胃口大开，但胸片显示阴影并没有完全吸收，由于患者要赶回老家过春节，于是给予带药回家。这个患者与我们现在所收治的非典患者何其相似！
于是，朱敏副院长（当时是急诊科主任）组织我、左俊岭、叶志中等业务骨干一起讨论目前我们面对的患者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非典型肺炎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结合患者病初主要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酸痛、干咳、少痰、气促等肺卫表现，应属于中医学“温疫”“风温”等范畴。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造成非典型肺炎大范围流行的主要原因，是广东地处岭南多热多湿之地，加之年后气候反常，本应寒冷的天气反而闷热异常，寒温失调，造成“戾气”流行。“戾气”犯人，当从口鼻而入，触犯人体则发病，即王叔和所说：“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非典型肺炎患者有一定的潜伏期、病情重、传变快、且成年人多发等情况来看，患者可能是先有肺热内伏，加之外感时邪疫毒而发病。其中外感时邪以风邪为主，风邪可以夹寒夹热夹湿，与疫毒（戾气）杂感伤人。从伏气温病的角度来看，该病又与“春温”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该病属于中医学“温疫”“热病”的范畴。按卫气营血辨证，本病初发于岭南温热潮湿之地，病邪属风热或湿浊疫疠之气。在发病之初以卫气分证为主，病位主要在肺卫或兼气分，病机是病邪闭阻肺络，影响他脏，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并且发病后如不尽快控制病势、失治甚或误治，则病情进展迅速，病邪由表入里，证情加重。因此我们按照温病学卫气营血传变理论，当病邪在肺卫或卫气之间时，应该采用辛凉解毒透表之法，使病邪由表而解，阻止因误治失治而传变入里，则能把疾病消灭于早期。
我们也对原有的治疗方案开展了讨论。从实验室的检查来看，患者早期往往白细胞不高，提示并非细菌感染，那么，早期使用抗生素便没有依据；患者早期的高热是自身的正气（卫气）与病邪斗争的结果，这时使用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反而会损害自身的抗病能力，使病邪传变入里。而且，既然该病有较高的传染性，早期开放气道是否有增加传染的可能，这也许是早期很多医护人员受感染的主要原因（后来证实了这一点）。于是，我们自己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措施。即：以中药治疗为主，用辛凉解毒透表之法，以银翘散合柴葛解肌汤加减，夹湿则加芳香化湿，有痰则利咽化痰。所有患者采用三九鱼腥草注射液100～200ml静脉滴注；必要时使用抗生素；一般不用激素，除非肺部阴影进展迅速，则用少剂量予以控制；不使用免疫抑制剂及抗病毒药物；患者呼吸急促时使用无创辅助通气，尽量不开放气道。
后来的临床治疗过程证明，这个治疗方案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前后收治了70多例患者，全部康复。由于邪有出路，全部患者平均退热时间不超过3天，没有发生所谓的双峰热（有一段时间有些医院报道说非典有个特点是双峰热，实际并非如此，那是因为使用了大剂量激素减停后或二重感染所致，因为我们基本没有用激素，所以没有一例二重感染的患者），更难得的是，没有一例患者死亡。我们也实现了之前的承诺——没有一例医护人员受到感染（这跟我们坚持不开放气道、截断病邪传变途径有关），没有一例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或肺纤维化等后遗症。
从张仲景因伤心族人死亡三分之二，伤寒十占其七，于是博采众长，奋而研究，遂成医圣开始，到吴鞠通、叶天士发展了温病学说，中医治疗温病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无论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治疗取得良好疗效；还是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白虎汤效果不明显，蒲辅周用温病之法，前后开出90多个配方，取得90%的疗效；再到2003年的广州非典型肺炎，采用中医药治疗取得巨大成功，中医无不显现出强大的优势。究其原因，中医与西医不同，不是用药物代替人体的防御能力，而是通过辨证分析，用药物调整人体自身的正气（免疫能力）去与病毒细菌作斗争，根本不必去识别敌人，这也许就是几千年来中医能解决历次瘟疫的原因。
回首非典当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穿着防护衣、带着防护镜出入隔离病房，认真诊治每一个患者，根据不同的患者调整相应的治疗方药，如同在防卫森严的壁垒之中穿行。而弹指之间，非典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对比那些因抢救患者而感染的医护人员，因治好了非典却落下严重后遗症的患者，我们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法简单而高效，犹如闲庭信步一般，而治疗的效果确实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虽然，非典一去不再复返，但十年来我们还是见证了禽流感、猪流感等流行病、传染病。广州今年的气候又出现异常，所以登革热猖獗，使用中医中药参与防控治疗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疗效。我们有理由坚信，无论任何时候，古老的中医药永远都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
（二）群策群力攻关救险（左俊岭）
1.深研病因求古训，天人合一巧制邪
2003年初，“非典”疫情出现，由香港蔓延至广东。开始时因病因不明，早期患者主要死于短期内重症肺炎性病变，故相关卫生主管部门文件称之为“不明原因性肺炎”，此阶段香港及国内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病原学进行追踪及鉴定。与此同时，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主要的相关医院，已在临床上按各自的经验应对，处理此类病例。此时，不论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基本一致认为，本病死亡病例多有接触史，特征为急性发病、发热、短期的上呼吸道感染或不明显，部分病例迅速进入重症肺炎或呼吸衰竭状态，属于急性传染病，但病原是什么呢？早期有多种分析及猜测，有认为是否是肺鼠疫？变异的病毒性出血热？是内科学上的非典型肺炎中的一种？或是相关研究部门所称的“衣原体肺炎”？抑或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新生、恐怖的病原体？当时疫情严重，社会有恐慌情绪，议论纷纷，无一可衷。但医院方面状况如何呢？当时呈现出一种常规也可说无序无规范的状态，比如西医院对不明原因的传染病，采取对症治疗及处理，按西医理论是合理的方式，但效果如何呢？不但不如意，且出现严重的院内及接触感染，死亡病例增加，媒体渲染报道，因此本病在广东医疗界内也造成了极大的医护心理压力。
当时中医院如何处理本病呢？中医对发热类病证有辨证论治的常规。按后续及现在的回顾考虑，相当一部分轻症患者经中医的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疫病辨证、岭南特有的经验辨证均应在3～7天内症状解除。但问题的关键是重症病例、死亡病例报道增多，基层或有关医院对严重病例的处理，无规律可循。面对当时的情况，本院是如何应对的呢？时任医院院长的岭南温病学专家林培政教授非常重视“非典”的社会形势及本院的应对策略，全力支持急诊科基于自身经验的应对策略及方案。急诊科主任朱敏教授，于2003年3月初的急诊科专家“非典”救治分析会上，认真分析了科内收治病例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初步总结其发病及治疗规律。左俊岭、叶志中、林新锋等与会专家各抒己见，从各自经验及近期的治疗实践中探讨其规律性，并形成统一认识，制定了基本的治疗原则及方案，以便规范临床实施。当时尚未考虑到推广的问题。针对本病的病原问题，朱敏教授认为，本病的发病规律与既往熟悉的传染病没有非常吻合的病种，不太考虑肺鼠疫、出血热类、一般的非典型肺炎类等病变；从血象特征来看，符合病毒类感染的特征，有可能是某种变异的病毒，当然也有可能是新出现的病毒类病原体。而就本科已病愈病例的表现过程，也支持本病的病毒性感染特征。本科采用中医药清解法治疗显示出可靠的疗效，现需要进一步用中医的理论分析病因，并为重症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原则及基本方案。左俊岭认为，本病病原体从发病特征上是比较符合病毒类病证的。在中医理论中，病毒类的感染多属于处感六淫之风邪，风邪感染之初，有表证过程，长短不同，因病邪性质，可表现为风寒或风热，如病邪偏于风温风热，可较快入里化热。中医温病理论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本病的发病及快速加重引发死亡符合温病的规律，可参考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本科现行的清解透邪法对处于表证阶段及按卫气营血辨证属于卫分证及卫气同病患者已显示出可靠疗效，宜总结优化，可否在病因未明但病性可辨的情况下采取些更好的辅助措施呢？假如不能进行精准的病因治疗，是否可以结合病毒类病原体的生物特征施加限毒抑毒之策，以达到促毒消亡，减少医护感染及院内感染之几率呢？叶志中身为呼吸专家，临床上对经方解毒化邪之应用多有心得，处理疫情早期的临床病例，积累了相关的用药经验，其认为用经方银翘散及升降散化裁可资借鉴，并根据自己研读患者胸片的经验，阐述了本类患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具体表现特征。亦建议从病毒性感染方面考虑遣方用药及另拟制毒良策。林新锋老师治疗了本院第一例外院转诊过来的非典病例，积累了第一手经验资料，其认为临床的控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疗效，但毕竟病因未明，如何增加疗效及如何控制院内感染，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感染，是降低院内恐慌及社会恐慌情绪的重要环节。朱敏主任提出：古人云，用药如用兵。我们需要用中医兵法与不明病原体斗法。中医先贤们一贯强调天人合一，宜结合不明原因病原体的可能病毒类特征，改变相应的环境因素，借助自然之力，抑其生，助其灭。经众专家集思广益，精心推敲，制定出抑毒解邪的基本策略，内者加强中医药清解法的应用，表以散邪，内重清解，充分体现中医祛邪外解的治疗理念；外者合理的病房消毒，保证病房内的低湿度，增强病房的空气流通，同时，创造性提议每间病室增加两台电风扇，对吹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如此措施，对病毒类病原体将有可能促其缩水，实体较易呈现脱水状态而凋亡更快。同时此举将减少空气中病原体高度集中的气团，减少个体的单次高病毒接触量，从而减少院内的接触感染率。通过上述策略的内外兼施、环境调节，直至以后病原体明确为冠状病毒，本病为SARS。本院作为广州市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及隔离病区，最终取得了病例全部治愈、无死亡病例、无院内感染、无后遗症的优异疗效。采取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中医药疗法，再奏新功。
2.病情演变有迹寻，遏治重在截断功
感染非典以后，病情是如何演变的呢？在什么情况下病情会逆转直下，迅速加重引起死亡呢？作为新发病种，病原体明确后，还需要明确感染发病后的演变规律。弄清演变规律，需要尽可能多的临床素材。回顾当时非典期间，院方及下属管理部门医务科及科研科，均非常重视及支持中医治疗方案的研究及总结工作。中医药SARS治疗方案的研究在当时是形势所需，因为对新的病种，必须尽快研制出可靠的应对方案。可以说是社会、行业、单位、个人多方所需。但方案研制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要弄清本病的演变规律；第二要搜集足够多的临床资料，成功的与失败的；第三要有临床的验证及相关的试验支持。2003年4月5日我院第一批37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总结在媒体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对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方案获得可靠的疗效产生了良好的反响。相关主管部门也立即给予了关注及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科技部均设立了专项资金，开始了对本院中医药方案研究的支持。朱敏教授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清解法治疗非典的临床研究》专项课题，钟嘉熙教授承担了科技部非典专项课题，左俊岭承担了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方案的研究》。研究的第一步是本病演变规律的揭示。此时朱敏主任身兼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中医药局非典防控中医专家组组长，钟嘉熙教授担任广州市非典防控中医专家组组长，左俊岭是广东省卫生厅非典攻关专家组成员。根据本院治疗的第一手资料，广州市内、深圳市定点医院的相关资料，某些特殊死亡病例的部分材料如邓练贤、陈洪光、叶欣的相关临床资料，北京大学医学院基础学院的尸解资料，某些被感染医学同行的亲历资料，我们绘制了第一份SARS演变的路径图（图1），及中医病证的演变过程（图2），如下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本病作为一种传染病，感染人体之后，应有一定的潜伏期，之后才引起发病，按传染病规律考虑，特定的人体才可能发病，此分析现已被后来检测到多例有SARS抗体而未发病者证实。是否感染后发病，取决于自身免疫状态及病毒的毒力及数量。本病发病后，仍然遵循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中医发病学的基本规律。一般情况下，病邪可被人体正气，即合适的免疫状态，消灭于潜伏期，或发病后，经过正邪相持阶段，渐渐正胜邪衰而走向痊愈，此属于正常的感邪及痊愈途径。否则即是病情出现特殊演变，中医称为变证，病势愈演愈烈，波及多脏器多系统，出现各异的严重病理状态，最终导致中医所称的阴阳离决，引起死亡。
此处必须明确中医“邪”的概念，邪是单纯指病原体吗？显然不是，中医邪的概念，是指病原体本身，以及其侵入人体后，在机体系统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危害机体正常代谢的病理产物。中医祛邪治疗包括哪些呢？当然第一是病原体的抑杀，第二是其降解物的清除，第三是机体反应性产生的所有病理产物。对本类病证的祛邪治疗，西医的治疗着眼点在第一个方面，但当时病原体未明，西医当然是无法针对性用药，况且即使后来明确为冠状病毒，但当时并无成熟的药物及方案可用，故疫情早期，医院出现无统一指南，各自为战的纷乱状态。中医如何应对一个病原体不明的病种呢？前述已提到，中医的应对策略蕴含在深厚的历史经验底蕴中，中医先贤与病毒类先体在数千年的临床较量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有效的策略，筛选了相关的可用方药。在与西医多年的并行发展中，临床实践启示我们，中医的优势并不体现在前两个方面，而突出体现在第三个方面。因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中医药经过无数次的临床自然筛选，诞生了伤寒派、温病派等疗效确凿的解表方剂。合于法度时机的投方遣药，常能迅速起效，遏阻病势，甚或药到病解，效如桴鼓。如银翘散、麻杏石甘汤、清营汤、小柴胡汤、升降散、清瘟败毒散等均为临床常用的经典名方，常被随证加减化裁用于清解之法。因中医尤重“治未病”理念，故强调对外邪所感之传染病证，必须采取“截断法”治疗，才能速效、高效、早期控制，从而实现本治疗方案的基本目标：①降低死亡率；②降低重症发生率；③减少并发症；④缩短病程；⑤减少后遗症。
基于上级主管部门、医院及相关医务科研部门的大力支持，汇总急诊非典专家及温病专家、名医大家之实际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医药清解法治疗非典的基本方案，通过非典隔离区专家的辨证实施，后期入院的SARS病例，发热及病程均愈益缩短，并发症极少出现，后期已极少应用糖皮质激素，在70例住院患者中，总计仅4例短期应用过地塞米松，2例使用过面罩呼吸，其他均以中药汤剂联合静滴中成药为主。此方案与当时流行并受媒体渲染的利巴韦林加糖皮质激素方案源出不一，思路不同，即时疗效不同，过期效果更不同。住院病例的随访结果显示，本方案确实杜绝了肺纤维化及股骨头坏死的严重后遗症。再次验证了中医重视早期控制，“截断”病势的方案及策略优势。
3.赴港献策析疑惑，重温旧章献新方
本院作为广州市定点收治SARS的医院，隔离病区所收治的SARS病例均经广东省卫生厅非典专家组认定，均采用了本院制订的中医药治疗方案，后经本院科研管理及SARS病历专管人员的认真核对，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设计的格式，建立了SARS资料库，具体数据精确到临时医嘱的每次用药及每日的病程记录上，上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SARS资料库并汇总核查。初拟方案资料于2003年4月20日呈交广东省中医药局获得同行专家设计原理之认可。项目负责人朱敏教授于2003年5月参加中、日、韩等东亚13国SARS研讨会，受邀做方案重点报告。此后应邀2003年5月中南五省SARS研讨会做重点宣讲。2003年10月《美国中医杂志》特约刊登本院之SARS治疗方案及临床资料。后于2004年6月项目组专家左俊岭副教授受台湾中华传统医学会及国际温病学年会邀请进行本方案的推介性宣讲。因香港当时是SARS的重点疫区，故香港对本院的中医药方案极为关注。
应香港中医药学会、香港中医药抗非典联盟、香港浸会大学邀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委派岭南温病名家彭胜权教授、广东省“非典”专家组成员左俊岭副主任，于2003年6月11～13日前往香港交流本院中医药“抗非”的经验及推广方案。演讲中，彭胜权教授根据其诊治岭南疫病的丰富经验及本次疫情发作的诊治观察，尤其是对若干重症患者的会诊经验，从中医温病的角度，归纳了本病的中医病名范畴，揭示了中医病机过程，提出了中医的治疗原则，阐述了中医药治疗的经验性背景，提出了中医用药的基本范围及推荐方药，受到了与会同仁的热切响应及深度提问。左俊岭副教授则从中西医结合角度，分享了本院“非典”隔离区病房收治患者的临床资料，汇报了已经治愈的62例患者的一般情况及治疗经过。针对全部治疗痊愈、无死亡、无院内感染的可喜疗效，与会专家及中医同仁对本院采用之中医药为主体的治疗方案极为关注，询问了方案诞生的背景及思路起点，方案优化及调整的过程，方案依据的辨治原则及方法的可操作性，以及推广应用可能需要调整或改良的补充建议，对本方案的思路及可推广操作性内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汇报》及《大公报》等媒体分别进行了及时重点推介的宣传报道。过程中与香港相关专家进行业务沟通及共同探索，还分别解答了本院专家对当时大陆抗非界之非典患者“双峰热”问题，非典发病是否均为高热问题。当时业界内部分专家认为或宣称本病热型呈双峰热特征，即发热数日热退后又一次进入高热期，甚至以是否双峰热进一步肯定非典的诊断。针对香港与会专家的提问，本专家组认为，根据本病区所收治患者的完整临床资料来看，本病的发热，与常见的病毒性发热感染热型无明显的区别，并不一定呈现双峰热特征，港方专家提出为什么有些医院或病例会出现似乎典型的双峰热呢？本院专家认为，此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相关定点医院所采取的治疗方案有一定的关系。因当时本病为新发病种，并无成熟的治疗方案，每个医院或根据本身的经验，或根据当时业界与媒体所临时提议及推崇的治疗方案施治。对于以高热状态收治的患者，为数不少的医院采用了利巴韦林加激素的治疗方案，此方案中如何合理地应用糖皮质激素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很多药是双刃剑，激素类药尤其如此。在本病进展迅速，病势失控，很快进入严重肺实变或曰“白肺”之危重期间，适时适量适期，合理应用激素对控制病势，诚属必须，但因当时形势严峻，无严格的统一治疗规范，对激素的应用多过于宽泛，故在患者入院初期就使用激素以期缓解高热等症状，患者的发热被激素暂时抑制，数日后因病情发展，或出现多重感染、或在多种代谢失衡下出现多系统及脏器病变，或肺实变失控至极期，此时常再次出现发热，从病情演变上表面上呈双峰热，实则多与失治之药物干预有关，并非本病的自然热程特征，从本院详细临床观察及相关医院资料可获得上述较合理解释，与会专家通过严谨认真的探讨对此机制分析表示了一致的认可，并因此纷纷从不同角度及经验基础上，对治疗方案的优化提出了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的中肯与建设性意见。部分听众就本病是否一发病即表现为高热要求解疑，本院经验认为，本病属病毒感染性疾病，应符合一般感染性疾病的规律，病原体进入人体，致病过程应具有长短不一的潜伏期，因当时已在未发病者体内发现SARS抗体，此现象已足以证明本病发作有很快出现高热者，也有接触病原而未发病者，当然应该有表现为低热或症状轻微者。此发病规律的揭示对稳定社会大众对本病的恐慌情绪有良好的缓解作用，获得了与会成员的欣慰赞赏。基于释疑及沟通，听众对本院采用的中医药方案兴趣盎然，部分专家对实施细节详加追询，期予专业上的协助。在较详细地了解了本院方案的设计思路及满意的临床疗效后，均对本院充分发挥中医学的传统临床优势，临新疫而不惧，遇险情而不乱，明辨病机以定治则，锤炼经典以组效方，终于取得全治愈、零死亡，无院内感染的喜人佳绩，对我院深厚的中医药底蕴、明晰的中医药辨治风格、平易的方案推广方式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支持。
4.截断救治宜分期，始终重视后遗症
SARS期间，我院作为广州市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共收治病例70例，积累了较系统的临床资料，平均退热时间为3天，平均住院天数为7天。除此之外，温病教研室六位老师参与广州地区及中山、佛山、河源等地会诊与治疗共38例，经中医介入治疗后，平均退热时间6天，至2003年2月25日统计，除1例因中医介入太晚，抢救无效外，均已出院，平均住院18天[6]。基于上述诊治经历，本院专家明确将本病称为中医之“疫病”，认为其病因如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之述“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借鉴其所创著名方剂达原饮之治疗宗旨，在方案设计及处方用药时，将基于中医理念的祛邪作为治疗的第一要务。彭胜权教授认为，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对温病的病因、传变规律和防治方法都有卓越贡献，并认为温疫应包括在温病范围之内，不能以传染或不传染作为温病与温疫的鉴别点。其后还有戴天章《广温疫论》、杨栗山《伤寒温病条辨》，余师愚《疫疹一得》，在吴又可学说基础上，对疫病的理论和临床均作了补充及创新发展。诸位温病先贤的理论与实践为本院临床应对非典新疫病奠定了丰厚的经验基础。朱敏主任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家对病毒性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从临床治疗角度，提出以下中医药应对本病的优势特点：一是中医药通过广义的祛邪作用明显收效，印证了中药药理实验显示的一定强度的广谱杀灭或抑制病毒作用；二是中医药方法通过调动机体防御能力，及时扶正，对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三是中药方案之总策略通过君臣佐使之配伍，使用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菌群失调及二重感染等弊端；四是维护及调节机体代谢，合理应用激素，通过中药减轻相关副作用，或可起到减毒增效的正向辅佐作用。其指导隔离区专家组员左俊岭负责方案设计、总结及修订，林新锋负责重症处理程序，叶志中负责方药的优化及调护，钟梅香护士长负责中医药护理及调养。当时根据中医脏腑辨证及西医的主要发病器官，已经考虑到可能发生肺纤维化的副作用。因此在院方的总体安排下，联合呼吸科主任刘小虹教授就肺纤维化后遗症问题，制订了加味沙参麦冬汤，以益气养阴、化瘀散结。本方在后期被有关单位借鉴使用，起到了有益的示范作用。另一后来引起大众关注的并发症——股骨头坏死，在本院的方案设计初始内容中，即获得了结构性的预防及避免。因本院为股骨头坏死治疗研究的全国著名单位，对大剂量激素可致股骨头坏死的副作用极其敏感，并对过量及大量激素抑制免疫造成机体代谢紊乱的影响深为关注。故除方案设计中严格控制激素使用外，还设计了通过活血化瘀、益气散结减轻及避免股骨头坏死等副作用的原则及方案。疫情后期的总结及部分尸检现象显示，部分患者发病后，腹部肠道的淋巴集结及淋巴孤结等免疫组织，甚至脾脏都有明显地萎缩，此种情况极易发展表现为急性免疫功能减退，临床上常伴随有相应的血象等指标异常。在此种免疫状态下，如不加配伍的大量应用激素，过分抑制机体免疫，无异于雪上加霜，极有致免疫系统功能崩溃之虞。总之，本院方案的原则性谨慎，避免了在本院病例出现过量应用激素所致的股骨头坏死后遗症。
回顾本病的前期经验、后期的方案推广及疫情后的总结，朱敏主任、彭胜权教授均在不同场合强调：首先要注意，本病发生时病位在表，宜即行祛邪解毒，截断治疗，但应注意透邪之开闭有度，忌寒凉冰伏。若寒凉过度，势必邪无路出，顺势入里。此时如再不能立即截断，必变证丛生。病势至此，已属里证，证候表现多样化，须结合脏腑辨证。两位专家建议，表现为邪郁少阳，宜用蒿芩清胆汤，若表现遏阻膜原则用达原饮。里证辨证选用麻杏石甘汤、加味白虎汤、王氏连朴饮、清营汤等，可配合急救三宝。对不精通中医辨证者，可按方案实施，按图索骥，方案的可操作、易推广性在后期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可。
（林新锋 左俊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