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黄帝内经》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活水源头，其思想源远而流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几乎遍及各个学术领域。《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是中医学术发展演变的源头。《黄帝内经》的作者在总结中华民族长期医疗实践经验，建立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时，借用了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原理和思维模式。因此，研究《周易》和《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质，进而正确使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学，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易系统包括《易经》《易传》以及汉以后的易学。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和传的为学，即经学。经、传、学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易经》系统的典籍也是如此。《易经》一书，在先秦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之为经，称为《易经》，儒家以它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老》《庄》《易》）之一，无论研究天文、地理、音乐、兵法，还是研究声韵、数学、武术、气功，古人都喜欢援引、借助《周易》的学说。

《易传》乃先秦时期形成的解释《易经》的著作，汉代人也称为《十翼》。易学是指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做的种种解释，它不但包括了对《周易》本经和《易传》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别传”，即借《周易》本经和《易传》之题发挥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之类。

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几乎遍及各个学术领域。

　《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左传》《国语》等书。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易》也单称《易》，如《论语·述而》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汉代开始，《周易》又有《易经》之名。先秦时代，称《易》或《周易》时，即指《易经》而言；到了汉代，《周易》便有了双重含义，或指《易经》，或指《易经》和《易传》的整体。

至于《周易》的含义，一般认为周即周代，易为古代卜筮书籍的通称。如宋·朱熹《周易本义》云：“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古代以“周”字命名的书籍一般都取的是周代的意思，如《周礼》讲的是周代的礼制，《周书》是指周朝的官方文献等，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所谓卜筮，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天或鬼神的意思，从而预测吉凶。将卜筮之书称之为易的原因，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易，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一曰从勿。”从金文和篆文中易字的写法来看，确实取象于蜥蜴，说明“易”的本义就是指蜥蜴，取其善于变化之义。《易纬·乾凿度》等言：“易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都是对“易”义的发挥。

此外，周还有周地、周普（普遍、包容一切）以及周期、周环等释义。如郑玄《易论》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到。”今人张其成则认为“周”当为周环、周旋、周期之义，“周易”就是周而复始的变易规律。以上均为后人对《周易》之名的不同诠释而已。

《周易》的作者与时代，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者确定了，时代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或比较容易解决了。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认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以解经。东汉的经学大师孔颖达又把爻辞的创作权归于周公旦，所以宋代朱熹就明确把周公旦也纳入到《周易》的作者系列中去了，认为《周易》由伏羲氏、周文王和周公旦共同完成。对此，今人廖名春 ^[1]考证认为：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周易》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但其“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至最后形成《周易》本经。《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爻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做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

但关于卦爻辞的作者，汉代以来约有三说：司马迁、郑玄认为卦爻辞并为文王作；郑众、贾逵、马融、虞翻、陆绩认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皮锡瑞认为卦爻辞并为孔子作。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卦爻辞不是出于某一圣人的独立的创作，而是根据已有的筮辞加工、整理、编纂而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把《周易》的编创，与编创所借用的文化资源分开来看，以肯定《周易》卦爻辞乃一时一人之作，卦爻辞的编者很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卜史。

关于《周易》成书的时代，传统易学中，比较经典的观点是“系辞传”中殷末周初说，其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这是说，《易经》成书于殷、周之际，反映的是周文王与商纣王之事。虽然此说自清代以来不断受到部分学者的怀疑，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卦爻辞中的故事分析，发现卦爻辞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其下限均不晚于西周初期；对筮辞的语言特征研究证明“系辞传”的“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说是可信的；从筮辞中所反映出来的宗教信仰、“德”性意识、政治理念等，与周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也十分吻合。因此，可以确认，《周易》的成书，当在西周初年 ^[1]。

《周易》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关于卦的含义，也有多种诠释，《仪礼·士冠礼》言：“卦者在左。”郑玄注说：“卦者，有司主书地识爻者。”清代易学家张惠言据此认为“书地识爻谓之卦”，即在占筮时每得到一卦，便把它写在地上，以便记忆，这就叫做卦。此说较为可信。

卦有八卦和六十四卦之别，前者由三个爻组成，后者由六个爻组成，八卦也称为经卦，六十四卦称为别卦，而《易经》中只有六十四卦。至于卦象的起源，说法众多，影响较大者有以下几说：一是伏羲观象立卦说，《易传·系辞下》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二是文字说，《易纬·乾凿度》认为八卦卦象☰、☷、☴、☳、☲、☵、☶、☱在古代分别是天、地、风、雷、火、水、山、泽等文字，后来才演变为八卦。三是画卦说，即将“--”“—”依三重叠，分别组合，便可导出八卦，有如《易传·系辞上》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易卦不仅从原理上讲是本之于筮数，而且连书写形式也与古代数字无异，古代易卦一直是以十进数位的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表示的，因此是一种数字卦 ^[2]。

卦有经卦与别卦之区分。经卦又称为单卦，即由阴爻“--”和阳爻“—”三叠而成的八个三画卦形。八卦各有一定的卦形、卦名、取象、卦德。其对应关系如下（表3-1）。

八卦的卦形是六十四卦的基本构件，为了便于记忆八卦的卦形，朱熹《周易本义》所载“八卦取象卦歌”非常形象：☰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别卦又叫做复卦、重卦，顾名思义，是指将两个八卦重叠形成的六画卦。其中下面的八卦叫下卦，也叫下经卦、内卦、下体；上面的八卦叫上卦，也叫上经卦、外卦、上体。《周易》六十四卦都是六画卦，一卦由六爻组成。但经卦与别卦二者发生的先后关系，至今尚难有定论，诚如张立文 ^[1]所说：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联系，古人可能是“由六十四卦而探其数字演化的规律，又概括为八卦，成为六十四卦的基础。这是由繁而简……也有可能，古人占筮之时，既直接求得六个奇偶数的筮卦，亦求三个奇偶数的数字卦的单卦，当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以后，经排比，去同存异而得八卦，由八卦而演成六十四卦。或可能这个积累、排比、去同存异、概括的进程是互相交错的。因此，八卦与六十四卦有着逻辑上的内在的联系。”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包含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项内容，可分为卦爻象符号与卦爻辞文字两大系统。以乾卦为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里 为卦象，乾为卦名，“元，亨，利，贞”为卦辞，一卦六爻根据其所占据的位置，从下而上，分别叫做初、二、三、四、五、上，其中阴爻称为六，阳爻称为九，爻名后则为爻辞，是对卦象中各爻吉凶情况的说明。可见《周易》的结构特点，就是以“卦”为单位，文辞与符号相为表里。

爻是《周易》最基本的符号，卦的最小构成单位。爻分阴爻“--”、阳爻“—”，至于爻的起源，曾有结绳图画说、生殖器崇拜说、竹节或蓍草说、龟卜说等，现代考据认为阳爻是从数字一演变而来，阴爻是从数字八演变而来，用一、八表示的卦爻，是今本《周易》卦爻的前身，到西汉初年仍在使用。“--”“—”分别代表了偶数和奇数。从数字卦及四川凉山彝族“雷夫孜”筮法的情形看，“--、—”这两个符号，本为筮数的转译，并没有特别神秘的意义。但由于两个符号的书写形式本身表现出一种对立的情形，所以在转译之初，可能就已经包含了筮数本已具有的吉凶含义。在原初的三画卦中，它也可能是用来表现两组势力的强弱，以决断吉凶的。在六画卦中，这两个符号不仅能表现对立势力的消长，还由于具有爻位的功能，所以其符号功能也就变得复杂化了。而当《易传》赋予其阴阳的意义后，其含义便逐渐发生变化，即超越表述“吉凶”的筮法特点，而演化为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表现阴阳消长的符号。

卦爻辞文字系统中，卦名即易卦的名称，是对卦爻辞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卦符的初次解读。关于卦名的由来，主要有三说：一是取象说，认为易卦来源于对物象的观察，模拟某种物象而命名。如☰乾卦之象为天，乾即古天字，所以此卦便是乾；☷坤卦之象为地，坤字的本义为地，所以此卦取名为坤等。二是取义说，认为卦象代表事物之理，取其义理为卦名。如☰乾卦都是阳爻，主刚健，而乾有前进不息之义，故以乾为名；☷坤卦全由阴爻构成，义为柔顺，而坤即顺的意思，故以坤为名。三是筮辞说，认为卦名是从卦爻辞中抽取而来。

卦爻辞是用来分别说明卦义与爻义的文辞，一般认为它们主要来源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编者的编撰而系之于每卦和每爻的后面。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最初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经过长期的整理、修正、加工，两者之间形成了或强或弱的相关性。关于卦爻辞的内容，高亨先生 ^[1]在《周易古经今注·通说》中，将其概括为四类：一是记事之辞，指记载古代故事的语句，而吉凶休咎也就体现于故事的内容之中，其中也有一些是对先前占筮活动及结果的记录。二是取象之辞，指通过一定事物的性质、变化、状态等来比拟人事、指示认识吉凶的词句。三是说事之辞，即通过直接叙说某人的行为、事迹，以表示吉凶的词句，由于直接借人之行事来判断吉凶，因而往往包含许多人生哲理，对人事吉凶有劝诫之义。四是断占之辞，即论断吉凶祸福的词句，又可分为概括断占、就事断占、就人断占、方位断占、时间断占五类。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卦爻辞的内容大致可分为论述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科技知识三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则卦爻辞中包含了某些哲学思想的萌芽，如认为自然现象和人事有一致性，对立的东西可以互相转化，以及提出了一些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做人处事的原则等。

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最初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经过长期的整理、修正、加工，两者之间形成了或强或弱的相关性。从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卦爻象的规定性少，卦爻辞的规定性多，杨庆中在《周易经传研究》一书中借用“有”“无”范畴分析认为，前者的“无”，恰恰是卦爻辞得以不断敞开自己而“常解常新”的根源。正因其“无”，才使“有”永远有“有”下去的空间；正是因其“有”，才使“无”永远能得到彰显。在先秦典籍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只有《易》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活水源头，原因盖在于此。《易传》之所以能把这部筮占之书诠解为哲学著作，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周易》的性质，古往今来争议颇多，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讲筮占的书，有人认为它是讲哲理的书，有人则认为它是讲历史的书，有人认为它是讲天文或数学的书，还有人认为它是万世经典、百科全书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概括起来，则以筮占书、哲学书、历史书三种观点的影响最大。

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易·纲领》中明确指出：“《易》之作，本是为卜筮。”现代学者李镜池、高亨、朱伯崑、刘大钧等，大多也认为《周易》是一部筮占书。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周易》产生的历史土壤是上古民众的迷信心理和卜筮活动，其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卜筮。古人的迷信心理和卜筮活动，已被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卜辞、周原甲骨卜辞所证实。

其次，从“易”之义而言，“易”本来就是筮书的通名，另外，古代的卜筮官员也有称为“易”的，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总论·论周易二字本诂》所说：“《祭义》：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官。”况且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易》在周代正是由卜人、筮人等来掌握的，如《周礼·筮人》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以辨吉凶。”这就是说《易》书的主要功用在于分辨吉凶，很明显是以《易》为筮书。

第三，《周易》卦爻辞中大量的反复出现的“吉”“凶”“悔”“吝”“无咎”等断语，表明《周易》卦爻是可以据以预测人事吉凶的，这是《周易》自身内在的证据。

第四，《左传》《国语》等古书记载的《周易》筮例，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易》占的应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易》占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灵验性。汉代以后卜筮活动不绝如缕，占验事例无数。这些都证实了《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具有实用的功能。

将《周易》视为哲学书，当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据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孔子好《易》，“与史巫同途而殊归”，“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所谓“观其德义耳”。《易传》秉其思路以解《易》，明确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传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传上》）《易传》之后，解释《周易》的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都把《易经》和《易传》混同起来，因而具有把《周易》一书哲理化的倾向。现代著名易学家金景芳虽不否认《周易》本为筮占之书，但强调卜筮不过是它的死的躯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他在《学易四种》中明确指出：《周易》一书的本质特点，是具有旧的卜筮形式与新的哲学内容的矛盾统一体。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卜筮的产生本身就有其积极意义，而卜筮能产生哲学，因为筮一开始就具有既是无知又是有知的两面性，开始时无知是主要的，而在其向有知——哲学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最早的知识分子——巫为了取信于人，让人们对蓍或筮的可信性深信不疑，不断地向筮或蓍中输入有知的因素，尽可能减少无知的因素，经过长期的积累，发展到《周易》的阶段时，就发生了质变，筮或蓍中已经输入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方面的思想理论信息。所以，联系到《周易》来定性筮或蓍，诚如吕绍刚《周易阐微》所说：可以说它是“以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哲学和知识为内容，以指导人们行动使之服从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数学计算行为”。其次，《易传》能从哲学的立场来解释《周易》，说明《周易》本身是讲哲学的，况且《庄子·天下篇》明确指出“《易》以道阴阳”，可见《周易》思想的实质是哲学。

黄寿祺先生在《周易译注》“卷首”中，通过对《周易》卦爻结构的分析，认为尽管《周易》的出现是以卜筮为用，但其内容实质却含藏着深邃的哲学意义，并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从整体角度看，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事物、现象的组合，一一喻示着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处事方法、人生哲理、自然规律等；而六十四卦的旨趣，又共同贯串会通而成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在运动变化中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并反映着颇为丰富的哲学意义。其次，分别诸卦来看，各卦六爻之间在“义理”上的联系十分明显，而这种联系，正是某种事物、现象的变动、发展规律的象征性表露，也是一种哲学内容的反映。其三，将有关卦义两相比较，又可以发现六十四卦的哲理十分突出地反映着事物对立面矛盾转化的变动规律，而且在一卦的具体爻象中，也往往喻示着这一哲理，各卦上爻多喻物极必反的意旨，即是最显著的例子。其四，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考察，《周易》六十四卦的内容又涉及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多方面认识，如政治、伦理、经济、法制等。因此，他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一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串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理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

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认为，《周易》是讲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近代史学家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系统论证了《周易》为史书，他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蒙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为周文王、武王、成王时代之史。李大用则从殷周筮法演变的历程开始，以揭示《周易》的史实面目，他著《周易新探》一书认为，《周易》基本是商灭周兴的史实，所叙之观点或史事，皆与《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两汉古籍和《史记》相合或相近，又为西周甲骨文、青铜铭文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今人黄凡著《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由纪年符号推演历史，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未日至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共2880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其中包括商周之交的主要历史。

综上所述，从“易”之名、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其形式来看，《周易》当是卜筮之书。但由于经过长期的编撰加工，它涵纳的内容从自然、社会到人生，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卜筮书的范围和要求，可以看做一部西周时代的小百科全书；从其所具有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萌芽，以及观点前后一贯，着重在总结社会治理方法和宇宙变化规律而言，又可以将其当做一部古朴但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政治哲学著作。正由于如此，《周易》也就成了中国哲学和中华人文文化的活水源头。

在先秦时期，人们将解释、发挥《周易》卦爻辞的文字，统称为《易传》。“传”，是指对古代经典的解释。今本《易传》是指战国以来解释《易经》的论文汇编，包括“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这十篇论文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一般认为可能出于战国时期的孔子后学之手，因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又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是战国时代学术大融合的产物，故其创作的下限不出于战国。但王博 ^[1]考证认为：“今本‘系辞传’的编辑应在汉初，其下限是武帝时。”自汉代起，《易传》十篇又被称为“十翼”，并且大部分已经取得“经”的地位，被人们尊称为“易”了。

　《易传》七种十篇中，“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与“文言传”是直接针对六十四卦经文做出解释的，故前人多将它们拆散分条置于相应卦爻之下；“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五篇则相对独立，各有主旨。现将各篇的内容简介如下。

彖，本指卦辞。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彖谓卦下之辞言，说乎一卦之象也。”又引庄氏《易解》曰：“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彖传”就是解释《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卦名意义的文字，而以卦辞为主。其解释的方法，基本上是根据卦象来说明卦辞和卦名的意义，有时还要作进一步的引申。具体解经的体例，前人总结为分析别卦卦体、阐释卦名卦义、解释卦辞、解释别卦卦象、剖析爻位爻义等。在易理的阐发上，“彖传”提出了爻位说，非常重视爻在一卦中的作用。第一次把刚柔概念引入到对《周易》的解释之中，给阴阳爻赋予了刚柔概念原本就具有的德性意义，一方面把阴阳爻从占筮的范畴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扩充了它的内涵。在“彖传”中“时”字出现了三十四次之多，以“时”的概念说卦，是其突出的特点。所谓“时”，就是一卦当时的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彖卦》提出了“与时偕行”的观点，其对艮卦的解释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通过以“时”来解释卦和爻，把六十四卦理解为六十四个时，把爻理解为时中之时，从而把原本是表示吉凶的卦象变成了人们生存的不同处境。

“象传”，又称为“象辞”，是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爻象和爻辞的，而不及卦辞。“象传”实际上当分为“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六十四条分别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主要采用取象说，即先将每卦看做由两个经卦构成的，再以经卦所象征的事物来解释卦象，然后以此卦象来象征人事，并根据别卦的卦名、卦义发挥其政治观和人生观。“小象传”三百八十六条，分别解释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象和爻辞，主要采用爻位说，同时也采取义说，具体体例可分为阐明易理、训释字义、阐释爻德、注释爻位、阐释爻义等。由此可见，“象传”的得名，主要由于它侧重从卦象及其所取的物象和爻象的角度解说卦名、卦义和爻辞。

“系辞”之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把文辞系属在卦爻之下，也就是把卦辞、爻辞和卦、爻符号关联起来；一是指总论所系之辞的大义，此即“系辞传”。“系辞传”属于通论性质的作品，论及了八卦的起源、《周易》的作者与时代、《周易》的基本原理、基本功能以及筮法等问题，并引用、解释了一些卦爻辞，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思想，涉及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这些思想观念，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由于此，“系辞传”也享有“易大传”之名，其内容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在《易传》各篇中是首屈一指的。

文言，即乾坤两卦的卦爻辞，“文言传”就是对《周易》乾坤两卦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解释乾卦的称为“乾文言”，解释坤卦的称为“坤文言”。“文言传”以孔子问答的形式，发挥这两卦卦辞、爻辞的精微大义，讲解其蕴涵的关于天地之德、君臣之义、为人处世、修齐治平方面的道理。

“说卦传”，顾名思义即是对卦的解说，其内容主要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说明六画卦的形成和义理，后一部分则重点论述八经卦的性质、功能，八卦与四时五行的关系，八卦所取的德性、动物、人的身体、家庭之象，最后是众多的杂象。在“说卦传”中，八卦实际上代表了八个大类，每一类中大体都包括人、动物、植物、气候、形状和其他自然物质等，这些原本看起来无关的事物之间依靠类的概念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人的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序卦传”是专门解释《周易》六十四卦顺序排列道理的。它对诸卦依次排列所做的说明，除乾坤两卦依据取象说解释为天地外，其他各卦大体依据卦名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揭示了事物向正面发展或向反面转化的道理，基本不涉及卦象。“序卦传”试图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视为具有逻辑因果性的必然关系，并力图赋予这种必然性的顺序以更丰富的意义，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强的主观附会色彩。

“杂卦传”是以卦象对举见义的形式揭示《易经》六十四卦卦德的一篇专论，用错综其义的方法，重新编排了六十四卦的顺序。其特点是把六十四卦分成三十二对，两两相对地进行论述，每组两卦的关系则是相综相错，非覆即变，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之类。从形式上看，全篇非常整齐有序，并无杂乱无章之感，而之所以命名为“杂”，乃是指相对于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而言，确是“杂糅众卦，错综其义”（韩康伯语）。“杂卦传”“以异相明”，即完全以卦体相反为根据来探讨卦义的方法，突出了《周易》用矛盾对立观念解释世界的意义，其主要范畴是刚柔，故也被看做以反对为内在结构形式，以刚柔思想为主线的一篇《易》说。

《易传》与《易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是解经的，但《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诚如李镜池《周易探源》所指出：“是《易》义的引申扩展，而不是注释。”即《易传》中融入了作者许多新的思想。

《易传》是一部解经之作，一方面它继承了占筮的象数观念，对《易经》的卦序、爻位、卦象甚至筮法，都做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一套规范；占筮这一形式，在《易传》中也理论化了，因而《易传》是一部占筮的理论著作。同时，《易传》对《易经》的解释，也融入了许多作者自己的思想，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等，把《易经》本身所蕴涵的义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故就其实质而言，《易传》已完全是一部哲学著作。《易传》通过解释占筮来表达其自然观和社会观，可以说它有两套语言：一是占筮语言，是解释卦象、爻象、爻位、筮法的；一是哲学语言，是讲宇宙和世界的变易法则、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这两套语言时分时合，占筮中有哲理，哲理中有占筮。因此，可以说《易传》是穿着卜筮外衣的哲学著作。诚如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所说：“《易传》透过钩沉筮卦体例，揭明吉凶之理；凭借筮卦特点，演绎阴阳法则，最后超越筮卦局限，诠释生命之道，将一部本来作为占卜之用的《易经》，转换成一部圆融宇宙生命的哲学著作。”

《易传》作为解经之作，具体阐述了占筮的原则和体例，采用取象法、取义法、爻位分析法对卦爻辞意义及其吉凶辞句进行解释，说明了揲蓍求卦的过程，并建立了较完整的卦象系统。其次，论述了《周易》的产生时代、作者、性质等根本性问题，将《周易》视为论述天、地、人之道的典籍，是人行为处事和治理天下的指南，也是圣人道德修养的指南。进而阐述了《周易》的基本原理，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第一卷）中将之概括为三点：①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的作者以阴阳范畴说明卦象、爻象以及事物的根本性质，并且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下》），作为其易学哲学的基本原理。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卦象、爻象的变化，来源于阴阳二爻相推移，在刚柔相推的过程中，其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相交和相攻，天地交而万物通；并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生活无不变易，其变易呈现为盈虚、消长、兴衰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所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彖传》）。③易与天地准。由于卦爻象及其变化的法则，是圣人效法天地万物的形象及其变化过程而制定的，所以《周易》的法则同天地万物的变化是一致的 ^[1]。

从易学史的角度而言，《易传》孕育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使用并说明了一系列重要的易学概念和范畴，并在语词训诂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使《周易》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的关键性著作，是易学史上的首座丰碑。

从哲学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问题，《易传》论天人关系，首先表现为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此为前提，一方面强调人要“崇效天，卑法地”（《系辞上传》），即强调人对天地之道的效法，表现了人对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顺应；另一方面又强调“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上传》），分别人道与天道的不同，强调人应该在顺应天道的同时，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参赞天地的化育；同时又特别重视从中正和谐的立场调适天人关系，追求宇宙的高度和谐（保合太和）。另外，《易传》中涉及了太极、太和、阴阳、道、道器（形上形下）、天、神、动静、刚柔、象意、变、化、易、几、中等诸多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并通过对这些核心范畴的论述，展现了其宇宙观思想或本体论思想资源。因此，《易传》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生生不息的理论载体。

总之，《易传》吸收了儒、道、阴阳五行家等思想，是先秦各家思想的结晶。其精髓乃在于提出了一个以卦爻象为形式，以阴阳学说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涵盖天、地、人三级之道，即宇宙自然、人生社会普遍规律的哲学框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各家各派都曾把它作为重要的经典，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