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环周的思想源于古时人们对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的观察，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概括，指出这种发展变化是一种周流不息的环周运动。将天道升格为宇宙本体意义“道”的道家，自然十分关注天道之环周运动，如《老子》二十五章论“道”之特性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庄子·齐物论》则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魏启鹏 ^[1]认为天道环周的思想，贯穿在整个《黄帝四经》中，成为黄帝之言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本点。如《经法·四度》说：“周迁动作，天为之稽。天道不远，入与处，出与反……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经法·论》言：“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十大经·姓争》则指出：“天稽环周。”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呈现出环周往复、盛极必反、交替不已的规律性变化。可见天道环周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观念之一。

《黄帝内经》以天道环周的观念为依据，明确提出了“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的观点，《灵枢·脉度》说：“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灵枢·痈疽》也指出：“经脉留（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具体而言，《灵枢·五十营》论营气的运行说：“黄帝曰：余愿闻五十营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灵枢·卫气行》论卫气之运行说：“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可见《黄帝内经》中营卫运行理论的形成，并非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吸收黄老之学的天道环周思想加以推类、发挥而形成的。另外，《素问·诊要经终论》说：“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在一年十二个月中，人气之盛衰亦随天道环周而有一定的周期和对应的规律。

老子是先秦时代的辩证法大师，他开创了尚柔、主静、贵无的辩证体系，与其后《易传》开创的尚刚、主动、贵有的辩证体系形成鲜明对照。老子大量揭示了客观事物矛盾统一的现象和规律，五千多字的文章中，论述相互对立的概念达七八十对之多，他不仅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且也论述了对立物之间的统一，《老子》第二章明确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即表达了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思想。其对对立面统一形式的认识甚为深刻，不仅阐述了一方以另一方为基础，对立面相互倚伏和互为存在前提的相互依存关系，还提示了对立面相反相成，直接合一和互相渗透、贯通等关系。第四十二章提出“反者道之动”，揭示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向它的反面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道的运动，故“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十六章）。老子还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成是一个由小变大，由低向高，由易而难，由弱变强，由柔而刚的变化发展过程，甚至已模糊地猜测到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关系，如六十四章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三章亦指出；“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但老子的转化论是无条件的、循环的，如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并片面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后制先，“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十六章），反映了其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

《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深受老子辩证法思想的影响。《黄帝内经》不仅运用阴阳的对立统一和五行的生克乘侮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并提出了“升降出入”“邪正虚实”“寒热进退”“病之逆从”“病之新故”“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标本缓急”等诸多对立的概念，从逻辑上看，理论建构的这种词汇特点正是深层辩证思维的反映。《黄帝内经》反复论述了“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现象，“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动复则静，阳极反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并根据老子“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的辩证思想，结合医疗经验确立了“治未病”的原则，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强调未病之前，应重视预防，已病之后，当及早诊治，截断扭转。《灵枢·玉版》还以战争和痈疽的发生为例，解释为何要治未病：“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战争的形成、兵民的教化及痈疽的产生、脓血的积聚，都有一个积微至著的量变过程，循道的圣人在痈疽尚未形成之时就加以治疗，而离道的愚者则遭其已成之害，所以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素问·八正神明论》）。由“治未乱”到“治未病”，这是《老子》对《黄帝内经》的积极思想影响之一，也是《黄帝内经》以来形成的中医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