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岐黄生涯五十载
一、步入医门
我祖籍上海，1944年3月10日，我出生在上海市成都路的一个普通家庭。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自幼失去双亲，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家就从成都路搬迁到提篮桥区（后并入虹口区）丹徒路。父亲早年在徐家汇拜师学习电工和管工，满师后就在丹徒路开了一个“水电材料工程行”的小店，主要是做水电安装和修理，我们兄弟姐妹7人，全家就靠父亲一人工作来维持生计，所以家庭负担很重。
我7岁开始，在上海市提篮桥区的私立嘉仁小学上学，13岁起在上海市第58中学读初中。我自幼忠厚老实，学习勤奋，所以学习成绩优秀。
1959年，我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清贫，所以在填报志愿时举棋不定。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已高度重视，毛主席多次就中医中药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还提出了要“自学与家传”相结合，号召名中医子弟跟随父母学习中医，要通过师承带徒的关系，继承先辈家学，做好中医事业的接班人。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海市卫生局举办了中医带徒班，并且公开招生，以带动师承教育。我从小就对医生济世救人的职业十分崇拜，所以，获悉有中医带徒的消息后，就毅然报考，由于我文化课基础好，所以顺利地考入了中医带徒班，从而步入了学医之路。
上海市卫生局举办的中医带徒班学制6年，属大专性质，教学方式是“集中授课，分头带徒”，带教和授课的老师都是上海市各医院的名中医。我们的班主任施正华老师是全国针灸界的泰斗、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主任陆瘦燕的入门弟子，施老师医术精湛，针刺手法娴熟，堪称一绝。他对我们关怀备至，要求严格，是我最崇拜的老师。
带徒班聘请各医院学术造诣深、理论水平高的老师讲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以及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我们刚入学时（1959年），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刚出版了第一版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学习时选用《内经知要》《金匮要略心典》《伤寒来苏集》等书为教材。1962年后，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第二版相继出版，我们才以此为教科书。老师们博学多才，教学严谨，要求我们对经文及重要章节熟读背诵，加深理解，而且定期考核。所以，6年间我们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经典、基础及临床学课，还学习了西医诊断、内科等有关课程。
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都包含在临床诊疗之中，所以师承教育十分重要。中医学徒班继承了中医传统的师承方式，每位导师带1～2名学生，采用了边授课边实习的方法，学生从第一年就开始见习，给老师抄方。老师都手把手传授，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分析，从望、闻、问、切四诊到辨证、立法、处方、用药都进行详细讲解。由于早期接触临床，所以学习效果很好，学生们入门快，能较快地掌握中医的诊疗规律，学到老师们实实在在的临床经验，所以毕业后独立工作的能力较强，这是与中医学院教育的最大区别。
二、幸拜良师
“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我们中医班的同学有不少是名医之后，家庭条件较好，而且受家学熏陶及父母教导，学习条件优越。我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又无文化，所以无法与他们相比。但是，我热爱祖国医学，从步入中医大门开始，我就立志要卧薪尝胆，刻苦攻读，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为广大人民解除疾苦的好医生。我们中医班的老师都是学验俱丰、学术造诣很深的名医，其中内科有全国有名的张近山、顾丕荣老师，妇科有上海蔡氏妇科的蔡柏春老师，儿科有上海徐氏儿科的嫡传徐治本老师，针灸有全国著名的针灸泰斗陆瘦燕先生的弟子施正华、石小平老师等。老师们高超的医学理论、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讲课和师承教学倾囊相传，使我们学到了中医最宝贵的东西。
我拜的老师张冠民先生，江苏海门人，是一位医德高尚、医道深邃、医理渊博、医术高超的著名中医。他不但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医疗作风严谨，在中医内科、妇科、针灸方面有独特建树，在上海市享有盛誉。张老师熟读经典，对《内经》《伤寒》《金匮》背诵如流。由于我学习刻苦、勤奋，心无旁骛，深得老师喜爱。恩师在学业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对我关爱有加。他要求我熟读经典著作，对经典著作中重点章节和经文必须背诵，并深刻理解。在临床上，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针药结合。他辨证思路清晰，立法处方严谨，每方药味虽仅十几味，但针对性强，药不虚投。他针灸取穴准确，手法娴熟，令人惊叹。恩师常教导我们，针灸和中药乃先辈给我们留下之两大法宝，各有所长，若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疗效定将大幅度提高。在随师实习期间，我亲眼目睹恩师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愈的内科、妇科的常见病和疑难病不胜枚举，深受启发、深受教育。承蒙恩师张冠民先生垂爱，6年中每天在恩师身边实习抄方、侍案深造，有幸亲聆恩师教诲，深受耳提面命之益，使我终生难忘。6年师承教育为我毕业后的临床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坚定以针药结合为特色的医疗实践指明了方向。
三、苦读经典，博览群书
（一）学医贵在勤奋
《尚书·周官》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才之道在于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积善良美好的一言一行，可成大德；积真知灼见的片文只字可成宏篇。故立志是古今名医的成才之本，勤奋是取得学业精通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汉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年轻时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钻研岐黄之术。明朝李时珍自幼就立下了坚定的信念，“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后又不畏艰辛，亲自上山采药，历经30余年，终于编撰了《本草纲目》这一划时代的医药巨著。
现代中医泰斗岳美中云：“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学尤需如此。”故岳老每天“读书必至子时”，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最后终成大家。
这些先贤明哲是我们最好的楷模，这充分说明学医者必须勤奋苦学，持之以恒，才能学而有成。
我行医至今已52年了，在这期间，我以先贤为榜样，刻苦攻读，勤奋学习。现在我虽年逾古稀，但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每日看书至子时，已成习惯，而且我将读书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我深深体会到，为医者必须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因为中医书籍浩如烟海，不博览就无以扩大视野，不勤奋思考就瑕瑜难辨，浅尝辄止是不够的，必须勤奋、刻苦。
（二）苦读经典，夯实基础
经典著作是窥微索隐之门径，所以，学习中医必须刻苦攻读中医经典著作。中医古籍太多，学习则应从源引流，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开始，在学好经典、打好中医理论的基本功后，再有选择地学习历代名家的代表作，从源及流，博采众长，这样才能不断充实自己，并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理论根基，才能在临床上左右逢源。
我从小喜欢读书，长大后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所以我视书如宝。在上海学医的6年中，每逢周末，我都要去上海市有名的文化街—福州路。那里是书店最集中的地方，每次我都会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旧书店和图书发行公司，一看就是半天，如淘宝似地选择中医书籍，一般书店没有的我就去上海旧书店找。古籍书店有许多旧版的线装本的医籍，我也十分珍惜。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了线装本的《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还有《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如获至宝。因为陈修园的每本书都篇幅不长，但是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医经典、临床各科及方药，而且写得通俗易懂，最适合初学者学习，而当时根本难觅其全书。尽管当时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但是我省下了妈妈给的零用钱，每天上学、放学不坐汽车，改为步行，千方百计地凑钱买了这一套千金难觅的“宝书”。
6年中，我不但学老师们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还学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
奚九一老师是我们班唯一的西医内科学老师，他是“西学中”的，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50年代就曾获得卫生部的嘉奖。奚老师学贯中西，理论水平很高，临床经验丰富。他虽然是西医出身，但酷爱中医，学习中医十分刻苦。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专门去他府上拜访，参观了他的书房，只见书柜里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医书，在书架上有全国各地的中医杂志。奚老师是一个“书痴”，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规定每天早晚必须看书3个小时，周末、假日也不例外。老师严谨的学风、严以律己和刻苦攻读的精神震撼了我，使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
从此以后，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定期给自己制订学习计划。我长期订阅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辽宁、陕西等地的中医杂志和针灸杂志。我每天白天听课、随师学习，晚上坚持读书学习。我谨学先贤们“头悬梁、锥刺骨”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习精神。为了多学些东西，我经常学习到深夜。我们家是两层的老房子，我和父母都住在楼上，前后仅一窗之隔。有几次父母亲睡至后半夜见我还在看书、写文章，就心疼地劝我快点休息。为了让父母亲放心，我就将灯关了，装作已睡，但过了一小会，我又开灯继续看书……
为我们授课的老师，虽然理论水平很高，因当时尚无统一教材，所以讲课内容比较局限，不如中医学院的教课全面、系统。当我获悉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一编撰教材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夯实理论根基，我先后购买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的统一教材第二版（22册）及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计20册），这对我以后的临床及教学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三）广学历代名著，兼收并蓄
我在系统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学习历代著名医家的名著。我最崇拜的医家是明代的张景岳，他历时30年撰写的《类经》，对《内经》按内容分门别类、详加注释，条理井然，是学习《内经》必读的参考书。他晚年撰写的《景岳全书》洋洋数十万言，更是中国医学史上之杰作。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经典、方药及内、外、妇、儿各科。《景岳全书》择取诸家精要，对辨证论治做了系统的分析，还阐明了以温补为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经验，他还创制了许多新方，对后世影响深远。张景岳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位巨匠，他的《类经》和《景岳全书》使我受益终生。此外，我还利用了课余时间认真学习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朱丹溪的《丹溪心法》、李中梓的《医宗必读》、程钟龄的《医学心悟》、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吴谦的《医宗金鉴》、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历代名著，使我的视野大大拓宽。广学各家，兼收并蓄，大大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
（四）学习名医医案，拓展思路
历代先贤名师的辨证心得与临床经验多包含在其医案之中。所以我先后学习明·江瓘的《名医类案》、清·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清·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清末·丁甘仁的《丁甘仁医案》、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和新中国成立后秦伯未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等。历代名医的医案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其中有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和真知灼见。读了这些医案丰富了我的阅历，开拓了我的视野，饱览名家手眼，如沐春风，激活思路，启迪甚多，为我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业精于勤，荒于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在于勤，知在于行”，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我深深地体会到，做医生一定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耐住寒窗苦读，必须有毅力，有耐心，排除外界的任何干扰，心无杂念，心无旁骛，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我们的校址就在上海的第二大商业街四川北路，那里商店、酒楼林立，影院、剧场集中，电影院里每天放映的中外影片对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著名的虹口体育场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经常可以看到精彩的比赛。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有的同学上课时不认真听讲，对专业课疏于学习，放学后经常步入影院，有的过于讲究吃喝穿戴，甚至谈情说爱……但是我却丝毫不为所动。受父亲影响，我爱好音乐和戏曲，从初中开始就喜爱京剧、沪剧和评弹，对京剧流派十分欣赏。我还是个“球迷”。但是我努力控制自己，从未因这些爱好影响我的学习。因为我深知“玩物丧志”。国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我们必须珍惜，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宝贵的时间，努力学习。何况现在医学发展十分迅速，古今医书浩如烟海，医学杂志犹如烂漫山花，这就要求我们广泛涉猎，才不至于孤陋寡闻。我们每天朝暮学习尚且不够，怎能放松？所以，6年寒窗我没有虚度，尽管有的同学笑称我为“书呆子”，我也不为所动，不忘初衷。
四、初出茅庐，饱经风霜
我毕业的那年（1965年），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党中央提出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号召，我们这些原本规定“本市招生，本市分配”的学生，必须义不容辞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海各区的中医班毕业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外地工作。1965年秋，我被分配到唐山市丰润县新军屯医院工作。
尽管我知道“四个面向”是党的号召，也知道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但是，从繁华的大上海一下子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而且来到这个农村最基层的小医院，这么大的落差，还是让我难以适应。北方寒冷的天气，艰苦的生活，以玉米、高粱米等粗粮为主的饮食，再加上语言上的差别，对我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且当年的毕业生都要到“四清”前线去锻炼，所以我在医院报到后，马上就去丰南农村搞了一年“四清”运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我这个刚出校门，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确实是个考验。但是我深知“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坚信毛主席的话，所以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闯过了气候关、语言关和饮食关，顺利完成了“四清前线”的任务。
1967年下半年，“四清”工作队全部撤出，我回到了丰润县新军屯分院，开始了我的医疗生涯。当时我初出茅庐，羽翼未丰，缺少临床经验，但是我凭借在上海学到的知识和老师传承的经验，依靠自己的勤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我到新军屯医院后，当地老乡们都很器重我，纷纷奔走相告，说“从上海来了个好大夫”，所以找我看病的人很多，而且有许多是需要出诊去看病，我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我牢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我时刻铭记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一文中的教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所以，只要病人需要，我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寒暑，都及时前去诊治。那时候农村没有汽车，出诊全靠骑自行车，乡村的土道雨后被大车压出许多车沟，坑坑洼洼的，我骑车技术又差，所以每次去出诊，既锻炼我的“车技”，更锻炼我的意志。
我步入临床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位中风偏瘫8年的老妇，由于瘫痪多年，肌肉萎缩，关节变形，而且全身蜷缩成团。曾去北京、天津等地的许多医院治疗，毫无疗效。我用老师传承的针药结合的经验，用针灸、中药、按摩三管齐下的方法，精心治疗1个月后，病情就开始好转，肢体已可伸展，而且可以站立。连续治疗3个月后，病人行走自如，一如常人。初出茅庐，就取得了突出的疗效，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老乡们都奔走相告，我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就医者络绎不绝。老乡们尊称我是“上海来的好医生—诸葛先生”。
以后，我又连续治疗了数十例瘫痪病，其中有中风偏瘫、外伤性截瘫、癔病性瘫痪、小儿麻痹症等，经过针药结合治疗，都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五、针药结合，痰瘀同治，屡起沉疴
在52年的临床工作中，我潜心研究疑难病，而且在疑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我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针药结合，二是痰瘀同治。
（一）针药结合
中药和针灸是中医治病的两大法宝，两者各有优势、各有所长，但也各有其短。如能将针灸与中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其疗效必将远远超出单纯的中药治疗或针灸治疗。内科医生若能配合针灸，则如虎添翼，不但见效快，疗程短，而且疗效巩固。这是我的恩师张冠民传承给我的宝贵经验，也是历代先贤明哲传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大量医疗实践证明，针药结合，相得益彰，疗效比单一的中药或针灸治疗更胜一筹。
2005年初，我收治了一位患中风重症的老干部韩某，时年74岁。既往有脑梗死病史，2004年11月第二次发病，住进了医院。其主要症状为严重的吞咽功能缺失，不但无法进食，而且滴水不入。经CT和磁共振检查，诊为脑干梗死。经中西医治疗2个月余均无效果，多次会诊均认为无力回天，家属已为其准备了后事。2个月来，只能靠插胃管鼻饲维持生命。由于胃管的刺激，患者经常呕吐不止，面容憔悴，神情呆滞。家人焦急万分，认为他过不了年关，后经人介绍，抱着一丝希望来我院求治。
经过检查，我认为此病为中风，病机关键在于痰瘀互结，瘀阻脉络，上遏清窍，遂采用痰瘀同治，针药并进的方法进行治疗，即将活血化瘀与豁痰开窍的方法相结合，同时在针刺取穴和手法上进行了反复推敲。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后，病情逐渐好转。治疗了3周后，患者开始有食欲，情绪明显好转。治疗1个月后，开始有自主吞咽功能。至2005年3月初，吞咽功能完全恢复，进食、饮水一如常人。患者家属欣喜万分，特意给我送来了刻有“妙手神针”四个金字的锦匾。
（二）痰瘀同治
几十年来，我治疗了无数疑难重症。大量临床实践证明，“顽病多痰”“怪病多痰”“久病入络”“久病多瘀”，疑难病多与痰、瘀有关，而且痰瘀互结者尤多。痰瘀互结是众多疑难病的重要病机。
根据这一思路，在临床上，我应用痰瘀同治法治愈了众多冠心病、脑动脉硬化、脑梗死、脑出血、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桥本甲状腺炎、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不孕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疾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许多经常规治疗疗效不佳的病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某油田工人卢某，女，51岁，2007年患IgA肾病，在唐山某医院确诊后，先后3次住院，耗费8万余元，病情无明显好转。由于长期用激素治疗，患者面目浮肿、血尿、蛋白尿却依然如故。经检查后，我辨为脾肾两虚、痰瘀互结，属本虚标实之证。遂用健脾益肾法以治其本，用化痰祛瘀法以治其标，针药结合，标本兼施，病情逐渐好转。治疗3个月后，病人症状完全消失，各项体征及理化指标完全正常。后随访9年，一如常人，而且每年数次参加“车游队”，骑自行车长途游览了全国各地及缅甸、越南、俄罗斯等国。
由此可见，疑难病多属痰瘀同病，治疗自当痰瘀同治。痰瘀同治法对内科、妇科、儿科、骨伤等各科的许多疑难病均有显著的疗效，值得中医同道潜心研究，深入探讨。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去外地开会、讲学或参观，每次外出，书店是我必去之地。每次去书店我都像“淘宝”似地寻觅医书，都要买许多医书回家。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提高临床疗效，我不但买齐了大学本科的教材，还买了七年制教材和全套的研究生规划教材。为了汲取名家的经验，我购买了全国各地内科、妇科、针灸名家的许多名著。有的同道不解地说：“都这个岁数了，还总看书呀？”但是，我始终认为，书就是知识的源泉，书中包含着许多名家毕生的经验。一个人的知识、阅历和临床经验毕竟是有限的，必须海纳百川、博览群书，才能充实自己，不断提高自己。所以我认为书就是无价之宝。
我们家的三个房间里都是大小书柜，客厅、餐厅里也都是书柜，里面放的都是我50多年来购买的中医书和20世纪60年代迄今的各地中医杂志，就像一个中医书馆。
六、走出国门，传播针术
为了贯彻执行我国的外交路线，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先后于1975～1977年、1991～1994年2次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远涉重洋，去扎伊尔民主共和国工作。
在扎伊尔工作的5年中，我重点抓了非洲的常见病和针灸治疗的优势病种，努力为非洲朋友解除病痛，同时，积极培养当地医生，传播祖国的针灸医术。
疟疾是威胁非洲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扎伊尔又是疟疾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该病使扎伊尔人民处于万分痛苦之中，尤其是恶性疟疾死亡率非常高。对该病的治疗，常规的抗疟药疗效不满意，而且毒性反应很大。为了治疗疟疾，我努力研究和探索针灸治疗方法。在中医传统治疗疟疾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使用针刺与拔罐相结合的“刺络拔罐法”，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经过治疗，97%的患者临床症状迅速改善，检验血疟原虫转阴率达56%，死亡率大大降低。
中风在非洲的发病率很高，而又是针灸治疗的优势病种。西医对中风偏瘫治疗效果甚微，而且药费昂贵。所以在扎伊尔工作期间，我根据在国内工作的经验，潜心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先后诊治了中风偏瘫362例，有效率高达96.3%，针灸使许多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有的还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中国银针治愈偏瘫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大街小巷，扎伊尔国家的中央机关报《埃利马报》用长篇文章进行了报道，盛赞中国“神针”。
时任扎伊尔总理的干戈患“网球肘”多年，上肢疼痛，屈伸困难。曾去法国、比利时等国进行治疗，均无明显效果。我用针灸配合按摩，经过十几天治疗就痊愈了。
赤道省姆班达卡市市长获悉针灸的“神效”后，介绍他的一位战友前来求治。该军官因腰椎间盘突出而致坐骨神经痛，疼痛剧烈，行动极其困难，用担架抬入病房。我用针灸治疗后，奇迹出现了—针灸1次后，疼痛就明显减轻；针灸3次，患者疼痛大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针灸8次后，症状消失，一如常人。出院那天，他从医院徒步三四千米走到市长办公室。市长惊讶地连声说：“神针！神针！这简直是奇迹，中国神针创造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
为了“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根据我国政府的要求，我们在国外还培养了一批针灸医生，将国医之瑰宝—针灸技术传播到非洲大地。现在许多扎伊尔针灸医生已成为那里的医疗技术骨干。
1991年8月，我作为中国医疗队队长，第2次去扎伊尔工作。第2次到扎伊尔才一个月，扎伊尔就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9.23”事件，整个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商店被砸，住宅被抢，中国某专家组驻地被洗劫一空……当时，到处可听到枪声、炮声，情况万分危险。外国使节及专家已全部撤走，金沙萨的医院全部关闭。但是根据我国大使馆指示，我们这支中国医疗队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因为这正是扎伊尔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坚守岗位，坚持为扎伊尔人民救死扶伤。为此，1992年9月19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签署了授勋令，授予我扎伊尔国家军官勋章，这是外国人在扎伊尔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七、精心育人，传承医术
师带徒是继承与发展中医药的一种有效的模式，也是学习中医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雨路教授所说“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只有两个字，就是应当‘师传’”。所以国医大师、原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周仲瑛说：“中医学理论源于临床，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实践医学……为此，在教学全过程中，必须狠抓临床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早临床、多临床。”他建议“把传统的师徒传授，有计划地纳入现代中医高等教育范畴之中，就可以弥补当前教学安排中的薄弱环节”。
历史告诉我们：“师承”是学习中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由于师承关系明确，1个老师带1～2名学生，所以责任心强。学生跟师侍诊抄方，老师手把手地教，学生可以学到许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鲜活的临床经验。所以，师承三年可以学到从诊断到立法，从处方到用药等许多宝贵的经验。
2002年我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9年2月又荣获“河北省名中医”称号，先后带徒3批，共6名学生。
在师承工作中，我首先要求学生们重温经典，夯实理论根基，因为经典是中医学的精髓，是中医理论的渊薮。要成为一个高级的中医人才，必须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其中最主要的就取决于中医经典著作，所以我要求学生必须熟读经典，深刻理解经典著作中的内涵。
在熟读经典的基础上，我还指导学生们认真学习《景岳全书》《丹溪心法》《医宗必读》《医学心悟》等后世医家的名著，还要求他们多看看历代名家的医案，以开拓视野，启迪思路，从而拓展知识领域，提高学术水平。我经常对学生说：只有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多看历代名著和名家医案，才能广采博闻，触类旁通，在理论上才能融会贯通，到临床上才能水到渠成，左右逢源。
在师承工作中，我尤其注重在临床上手把手进行教带。对一些典型病人，在学生抄方后，我从不放过，总是从诊断、病机要点、辨治思路，以至立法、处方等方面详细讲解。我还每月给学生讲课，以疑难病的针药结合治疗为主题，将我50多年来针药结合、痰瘀同治的学术思想和疑难病的辨治思路、用药特点，针治取穴规律和针刺手法等所有经验，即“真经”原原本本的倾囊相传，使学生们学到原汁原味的东西。
通过师承，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面大大拓宽了，掌握了我的学术思想和针药结合的治疗特点，全面系统地学到我在内科、妇科、针灸等方面的临床经验，临床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
各级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2006年12月，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论坛暨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授奖大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亲自授予我“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决定建立“全国名老中医诸云龙工作室”。这是对我工作的最高评价。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著名诗句。上海的国医大师裘沛然老师诗云：“如此人天藏奥秘，世犹多病愧称医。”这些名言都道明了不断学习的重要意义，时刻在激励着我。
我学医6年，悬壶行医50余载，始终铭记先哲和恩师之训，读书从未有一日懈怠，诊病从未有一诊之疏，我别无他求，也无奢望，只求无愧于患者，无愧于自己。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我年逾古稀，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后我还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我还要继续为人民解除病痛，还要继续培育后人，将我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承下去，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振兴中医事业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