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之精髓，其理论和方法广见于中医经典和历代医家著述。然而真正做到辨证准确、论治得当还有一个技巧的问题，这就要善于抓主症。

抓主症是通过疾病的主要症状，进行辨证组方用药的方法。主症是指疾病的主要脉症，是疾病基本的、本质的外在表现。抓主症的辨证方法，可以更直接、更有重点地切入，避免了没有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张仲景即为抓主症的典范，如《伤寒论》中外感病的太阳证，其主症就是恶寒，所谓“有一分恶寒即有一分表证”，阳明证的主症是但热不寒，少阳证是寒热往来。由此可见，主症是诊断标准，也是处方遣药的指征。

抓主症的意义在于删繁就简，执简驭繁，可以在错综复杂的疾病表现中抓住主要矛盾，一矢中的，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重病、怪病等症见多端，病因、病机等关系复杂纷繁，一时无从下手，这时抓住一两个主症，选择适当的方药，“擒贼先擒王”，主症一除，则豁然开朗，转危为安。对于某些病因病机不甚明了的疾病，针对主症治疗，常可收到桴鼓之效。同时，抓主症还可以指导具体组方用药，针对主症的为君药，针对兼症和（或）辅助君药治疗主症的为臣药，佐药则根据病性的寒热虚实等而定，为治证之药，而调和诸药和（或）引经的为使药。同时也简化了方药的随证加减，而不至于用药茫然，胡乱加减。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在中医辨证过程中，也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即通过对望、闻、问、切四诊收集起来的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找出疾病的主要矛盾，针对主要矛盾予以治疗。慢性病的病理机制大都标本夹杂、互为标本。在病情变化过程中，一般是按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

《素问》所谓“间者并行”，即是缓则标本兼取，虚者先标后本，实者先本后标等。换言之，从疾病的基本矛盾着眼，从疾病的主要矛盾着手，以解决基本矛盾为出发点，以解决主要矛盾为突破口，病证一体，分清主次，以点带面，各个击破。“甚者独行”，急则专务，证是病的主要矛盾。当疾病的标象出现严重情况而足以危及生命时，应把标象作为治疗重点，此即急则治标之意。例如肝血瘀阻所致的腹水，肝血瘀阻是本，腹水为标。常法应当活血化瘀，从本治疗。若腹水严重，腹满如鼓，呼吸迫促，二便秘涩，如不及时消除腹水，即将危及生命，这种情况也就不能按照常规治疗而应先予逐水，使腹水暂消之后再从本治。在急危重症抢救中，或舍症从脉，或舍脉从症，总是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进行辨治。许多名老中医往往身怀绝技，胆识过人，辨证发药临危不乱，辄起沉疴于转瞬之间，其中奥秘无非明辨阴阳，揆度奇恒，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要在把握主要证素，谨察气宜，因势利导。

辨证论治与整体观是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常有许多患者症状较之疾病滞后或提前消失，即所谓“无症可辨”的情况。此时，如只按传统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来收集症状，是难以满足临床需要的。如肝病无症状性的谷丙转氨酶（ALT）升高，糖尿病无症状性的血糖升高，B超提示的无症状性结石，各种肿瘤的早期阶段等。这就明显暴露出传统中医学对这些疾病某些阶段认识的不足，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时，如果我们仍然固守单纯的辨证论治，将感到束手无策。若发展到症状暴发于外而治疗，则致杯水车薪之窘境。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又往往是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一大优势。故此，我们只有广泛地借助现代科技，积极主动地借鉴西医的各种理化检查手段，以中医学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根据患者的体质、既往病史，根据对同种疾病有证可辨者积累的经验，进行分析，往往可变“无症可辨”为“有症可辨”。

笔者认识到，建立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物理诊断、化学检验、细菌检查、组织切片、B超、CT、磁共振等检查手段及所获得的结果，不仅是西医诊断的重要依据，也可以为中医所用。这样可使传统的“望”、“闻”、“问”、“切”得以向微观延伸，使中医辨证论治充实微观方面的参数，并为中医提供一般临床症状外更深层的病理观察数据。从西医学角度看，以中医整体观理解理化检查资料，可以加深对疾病整体状况的了解，拓宽对疾病的认识思路。

望、闻、问、切四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检查病情和收集临床资料，各有其独特的方法与意义，不能互相取代。四诊合参、并重的思想早在《难经》中就已明确提出，而中医也已形成了其独特的诊断信息采集模式。

中医学理论强调四诊并用、诊法合参。如《医门法律》说：“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一。”中医诊断的过程，就是运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的方法，结合西医学理化检测，把搜集来的纷繁的临床资料，通过认真思考，加以分析判断，最后确定为某病证。诊断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立法用药，疗效好坏，病证预后。由于诊断的特殊性，临床表现的复杂性和不典型性，加之须与西医学理化检测相结合，就要求我们的认识尽可能客观地反映病证的本质及规律，这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中医诊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外，更要正确地运用中医诊断的辨证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