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筋病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经筋病症涉及运动、神经系统，乃至类似五官九窍、脏腑病症。这与经筋布散皮下，包裹肌肉，连接骨骼，深入体腔，联络九窍，受卫气津液濡养，发挥“主束骨而利机关”、稳定内脏、润运九窍的作用密切相关。一旦筋病，则表现为“其所过者支痛转筋”等筋性痹证（类似运动神经系统病症），与筋急、筋缓牵扯五官、脏器而出现筋性腔病（类似脏腑病症）与筋性窍病（类似五官九窍病症）。甚至可累及肉、脉、骨、皮而出现相应的并病与兼病，如筋骨病、筋肉病、筋脉病与筋皮病等。筋病治疗在经筋理论、以筋为中心的五体（皮、肉、筋、骨、脉）辨痹思维模式的指导下，舒筋是治疗的关键。由此开始探索舒筋针法，在“以痛为输”的取穴原则下，探索针刺深度与五体痹证的关系，其后受《黄帝内经》“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灵枢·官针》）、“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灵枢·终始》）的启发，发现皮下透刺能最有效而快捷地激发卫气，以无感得气形式，宣导卫气，布散津液，舒筋松肌而达速治筋病的目的。由于皮下透刺，犹如地龙涌动之态，加之地龙具有搜风通络、理气活血的功效，并且中国人号称“龙”的传人，故最先以“龙针”命名。但自感该命名不够全面，其后在临床观察研究过程中，带教的学生们热情地命名为“皮内针”、“皮下针”、“伏针”等，为此我以“皮下针”、“皮内针”、“伏针”为主题词进行网络检索，发现类似的刺法早有零散报道。如皮内针，于凌云以“用皮内针埋于疼痛部之经穴上的效果观察初步报告”为题较先报道 ^[29]，其后有孙瑞台《皮内针治疗落枕64例》 ^[30]、Shinohara S《皮内针对运动时疼痛患者的即刻效果》 ^[31]、何玲《论皮内针疗法的临床应用》 ^[32]等；而皮下针，陈俊鸿、郭佳土以“皮下针821例临床观察” ^[33]与郭佳土、陈俊鸿以“皮下针治疗扭伤282例” ^[34]为题较先报道，其后有陈继勤《皮下针治疗肩背肌纤维织炎118例》 ^[35]、张学文《皮下横针法治疗急性痛症63例》 ^[36]、郑秀芹等《皮下针治疗急性痛症46例》 ^[37]、黄宇民《皮下针治疗膝关节痛》 ^[38]等。为了尊重上述学者的创作，曾考虑以“皮下针”命名（因“皮内针”容易与一般的“皮内针”相混淆，“伏针”易混为三伏针刺而放弃）。

随着对舒筋针法研究的深入，对经筋理论学习的深化，发现经筋与经脉是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的两类不同网络系统，犹如营卫之气般，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病变机理，以及相应独特的辨证、取穴、施术方法等。舒筋针法与经筋理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皮下针”仅提示针刺的部位为皮下，而腕踝针、浮针、腹针、皮内针、头针等针刺疗法也均作用于皮下，其作用机理等未能从“皮下针”的命名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反映。一种针刺疗法，必有赖于理论指导，方能发扬光大。而经筋理论能从生理、病理上解释舒筋针法的皮下透刺、无感得气的作用机理与筋病（筋性痹病、筋性窍病、筋性腔病）的病变机理等，并能有效指导舒筋针法的临床辨病别型，乃至取穴、施术等治疗方法。既然舒筋针法是在经筋理论指导下，利用特制的筋针（燔针）刺激“以痛为输”为主的筋穴，皮下透刺（劫刺），宣导卫气，布津散液，舒筋解挛，“以知为数”般地快速治疗筋病（筋性痹病、筋性腔病、筋性窍病）的一种独特的针刺方法，何不以“筋针”命名，既能体现该疗法的丰富内涵，又能阐明该种特殊针法与经筋理论间的胶结关系。

由此可见，“筋针疗法”是舒筋针法与经筋理论完美结合的产物。它源自《黄帝内经》的《灵枢·经筋》，经多位学者的临床验证，揭示了经筋实质，厘清了经筋与经脉的关系，其理论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提倡建立具有针灸自身特点的辨证思维方法，针灸辨病，首要分清筋病、脉病，次辨病位（皮、肉、筋、骨、脉），分而刺之，倡导以筋为中心的五体辨痹思维模式，阐明了“无感”浅刺、“动刺”针法的作用机理，进而有效地指导临床诊治经筋病症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