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到《马兰花开》

《马兰花开》是清华大学话剧队2013年重点推出的话剧，演出期间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声誉。但在2013年校庆期间上演之初，校内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适逢类似话题的《哥本哈根》由国家话剧院来清华上演，特写下了这篇文章。

2013年4月份，国家话剧院来清华演出《哥本哈根》，巧合的是《马兰花开》也正在这时首演。在前者演出的蒙民伟音乐厅和后者上演的新清华学堂之间，隐隐产生出一种张力。因为这两部剧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作为一个有道义、有良知的科学家，是否应当从事原子弹实用爆炸的研究？

当然，无论从话剧艺术的表现力和作品主题的深刻性来看，《哥本哈根》都要胜过《马兰花开》。前者反复追问的那些宏大思辨命题：科学与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家与所属社会的关系、个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在后者中都被催人泪下的剧情和抑扬顿挫的演讲赶到了舞台之外。“原子弹”只不过作为一个抽象的泥塑木雕存在于后者，似乎是为了召唤前来献祭的生命，并让信众为之顶礼膜拜罢了。不过我们本也不应对后者要求过高，所以上面的苛责并不是本文的主旨。

巴斯德有一句名言：“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人们常常引用这句话来为科学家为国效力的行为作注脚。在巴斯德的时代，科学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紧密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通过各种微妙而间接的方式进行的。科学家的世俗身份和学术身份在这时候是分离的，科学研究无关乎政治立场的判断。因此巴斯德能够义愤填膺地拒绝波恩大学的名誉学位，并用上面的话为自己辩解。

但核武器改变了这一切。原子弹从开始在物理学家的脑海中形成构想的那一刻起就震撼了学术与政治间的秩序，并彻底改变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从前的政治家们可能是科学院的施主，可能是学术界的票友，也可能是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在原子弹诞生之后，科学家第一次成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和话语体系。他们迫使政治家们重新认识战争、和平和世界的概念。核爆炸的阴影直接让存在与终极毁灭的问题摆在每个人面前，无论国籍、无论信仰。潘多拉盒子里的幽灵们一旦飞向人间，就再也不能收回来了。

海森堡在1941年有没有想到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哥本哈根》中，这一点被凸显了出来。海森堡对玻尔说，“现在我们说了算”。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秘密的人，就掌握了战争的胜负、世界历史的走向和人类社会的命运。这在此后的历史中一再被证明。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此刻学术的最高成果就是政治家手中的王牌武器。从那以后，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才能迈步前进。

现在再回到这个中心话题上来：作为一个有道义、有良知的科学家，是否应当从事原子弹实用爆炸的研究？毫无疑问，邓稼先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在《马兰花开》中他给出的理由是一个杂糅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求的情绪化答案：人的个人价值要在实现国家目的中体现出来。这种解读如果用在人造卫星或杂交水稻上或许是可信的，但用在原子武器的研究上是失之肤浅的。很难想象，在20世纪 40年代后期系统接受过美国教育的邓稼先不理解原子武器诞生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意义，将他的心路依旧解读为个人与国家命运的选择，要么是削弱了剧本的说服力（假设邓稼先明知原子武器的威力），要么是矮化了邓稼先的形象（假设邓稼先并不清楚）。

海森堡的回答是什么呢？在《哥本哈根》中，这种回答掩藏在种种闪烁其词和支离破碎的回忆中。他想要维持战争双方的均势，想要通过一个君子协定把这恶魔锁在潘多拉的盒子中。他像个幼稚的学生一样向玻尔说：“我们可以一起停下来！”殊不知人性并非是他想象的那般善良真诚，他的昔日朋友们也不可能相信他的真诚，今天的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的话到底是天真的提议还是老谋深算的计谋。人类求知的脚步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偶然事件阻挡下来，即使他们达成了暂时的协定，总有一天会有人解开这种封印，恶魔就会逃出牢笼。

玻尔的回答是现实的。他对自己的学生怀有戒心，并没有说实话。但他参加“曼哈顿计划”的行动说明了他的回答。正如他的老对头爱因斯坦说的那样，“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1945年12月的演讲）。尽管与此同时，爱因斯坦还怀着另外的担忧，“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当初我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1955年3月致劳厄的信）。物理学家们希望，真正尊重自由、维护正义的人们能够束缚住恶魔的手脚，让它不致为祸人间。

但事实说明，物理学家们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原子弹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分别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既震垮了大日本帝国的斗志，也种下了东西方分裂与猜忌的种子。苏美两国迅速开始了军备竞赛，而这其中，原子武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核试验、核讹诈和核威慑迅速成为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王牌，冷战对峙中的人们时刻生活在原子弹的阴影之中。

基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二战”后在科学家中迅速兴起了反对原子战争、呼唤世界和平的大规模运动，而尤以那些参加过原子弹研究的物理学家们为甚。1949年成立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选举居里夫人的女婿，发现人工放射性的法国人约里奥-居里担任主席。1955年4月，罗素与临终前的爱因斯坦签署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11人都是著名的科学家。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句话曾经被视为中国核计划发轫的标志。这种定位下的邓稼先，便以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奉献青春的形象出现在《马兰花开》中。但事实上，从《哥本哈根》走出的和平主义运动，与《马兰花开》之间的确有着深刻的联系。

1951年，居里夫人的学生杨承宗学成回国。他带回国的，不仅仅是玛丽·居里亲制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放射源，还有约里奥-居里让他转告毛泽东的口信。这位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核物理学家这样对他说：“……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的话通过钱三强很快就转达到毛泽东的耳边。

如果人们相信杨承宗的人品和约里奥-居里谨慎的话，那么这样的忠告事实上反映了走出《哥本哈根》的物理学家们开始思考如何与核武器这个恶魔在世界上相处，而不是像海森堡那样企图把它关回盒子中去。核均势和核威慑无疑是人们发现的一个维持核武器不被滥用，避免人类毁灭的方法。苏联原子弹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物理学家们维持核均势的一次成功尝试。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为什么一穷二白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为什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军工科技始终有条不紊地开展，人才的回归、技术的开发、基地的建设，最终都百川归海似的为“两弹一星”服务；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核政策会包括“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物理学家手中蘑菇云的阴影，投射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

我想，假如《马兰花开》中的邓稼先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核计划的历史地位，或许更加深刻，也更加震撼人心。杨振宁先生在上海听到他的口信时的喜极而泣，也许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自主完成这一事业的感动，可能还凝聚着数代物理学家在原子武器问题上的彷徨、惊惧、怀疑，最终超脱的复杂感情。再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作为一个有道义，有良知的科学家，是否应当从事原子弹实用爆炸的研究？”从《哥本哈根》到《马兰花开》，不过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科学家们却转过了整整一个轮回。

定稿于201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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