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划时代的蒙古时代

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对此需要做些重复叙述，这里只想扼要介绍一下其大致情况。

13世纪初，欧亚大陆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暴。这一风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将欧亚大陆和非洲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松散地整合在了一起。世界虽然是“非欧—欧亚大陆世界”这种形式，但是世界史因此首次拥有了一个可以看到的全貌。世界史在这里发生了大的转折。

关于蒙古占据世界和时代的中心的13、14世纪，将其视为“蒙古时代”这一世界史上重要划时代的看法，在日本国内外流行很广。这一观点首先是由已故的本田实信在其代表作《蒙古古代史研究》（1991）中提出来的。他在充分认识西方人所谓“地理大发现”或“大发现时代”（日本的对应说法是“大航海时代”）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在其两个世纪前的蒙古时代，人类史上重大的一步就已经迈出了。这是日本所倡导的最初的世界史概念。

就是说，在以西欧走向海洋为开端、通向全球化形式下的“世界之世界化”的大门徐徐打开之前，欧亚大陆和北非以及东非都曾是人类历史的主要舞台。对此大概不存在什么异议。若将那里漫长的历史过程命名为“欧亚大陆世界史”或“非欧—欧亚大陆世界史”，就会出现那种“旧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的大部分地区因蒙古帝国得到直接和间接的松散连接，总之形成一个体系开始活动的状况，这是前所未有的。

因蒙古而导致的“新世界”的出现和形成，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国开始的约半个世纪中，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得到整合，拥有人类史上最大陆上版图的“大蒙古国”即蒙古帝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出现了。接着，从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开始，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准确的名称是Dai Ön Yeke Mongqol Ulus，即“大元大蒙古国”）作为国家开始向海上进发，控制着通过印度洋航线所实现的交流和贸易，促进了贯通陆地和海洋的体系化。最终，以多个同族兀鲁思组成的化为世界联邦的蒙古为中心，清楚地呈现出“欧亚大陆交流圈”或“非欧—欧亚大陆交流圈”的状态。

所谓“兀鲁思”，是指在欧亚大陆中央区域发展起来的以游牧民为主的国家。蒙古语为ulus，突厥语作il，原本的意思是“部众”“人们”“人的集团”，进而指“国家”。兀鲁思土地和领地方面的意义较弱，是特指“人的聚合体”的一种概念。这种人的集团的首领，突厥语和蒙古语称为qan（汗），而位于众多首领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称为qaqan（可汗）或qa'an（合罕）。可汗之号，见于5世纪时的柔然和北魏，其后突厥、回鹘、契丹等也有使用，直至蒙古。在蒙古帝国内，从第二代皇帝窝阔台时开始使用合罕之名，而在帝国的组成部分即其他兀鲁思中，其首领始终只能称为汗。总之，蒙古帝国是由一位合罕和其下多位汗所统领的二重结构的多元复合体。

关于“可汗”和“汗”的区别和分别使用，一直以来日本的研究者们认识不够充分，曾出现一概以ハーン来表示的情况。之所以出现カ（qa）和ハ（ha）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日语表音的局限性。原来的发音介乎qa和ha之间，因年代和地区不同而有些差异，但是在蒙古时代估计更接近qa的发音。

此前，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就蒙古所达到的史上空前的状况，试图仿照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之语，表述为“鞑靼和平”（Pax Tatarica）或“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只是亚洲各地区，就连当时的欧洲也笼罩在蒙古所带来的“新世界”这一大环境中，即便想否定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也是徒劳的。如后文所述，说到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展开，以及进入14世纪后迅速活跃的地中海贸易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如果没有包括来自蒙古帝国本身的直接刺激，以及这一特殊时代的环境和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尤其是在航海技术方面，可以想见西欧通过阿拉贡联合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积累，而不久即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导，具备了向海洋进发的条件。

后蒙古时代与“近世和近代帝国”

蒙古完成的大统一，势必为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各地带来大变动。在中华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领地，这是连汉土都未能保全的北宋，以及勉强维持住本为“蛮地”的汉土之南半部即江南的南宋所无法比拟的。这片领地，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足以驱散所谓“华夷之别”等终究不过是出于文饰方面考虑的小技。宏观地来看，尽管中间有很大的伸缩，但是可以说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即经由明代迈向大清国乃至当今巨大中国的步伐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中东，因蒙古造成的阿拔斯王朝的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伊斯兰的相对化不言而喻，而在包括蒙古之旭烈兀兀鲁思统辖的广义的伊朗，现今的阿塞拜疆、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及其以东地区，形成以波斯语文化为主体的“东方伊斯兰圈”，在与蒙古对峙的马穆鲁克王朝所控制的埃及以西地区，形成阿拉伯语文化的“西方伊斯兰圈”，这个发展趋势已成定局。这一切都是与现在直接相通的现象，而且以突厥和蒙古系军事政权为核心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的模式，这时也已经定型。

在蒙古之前的时代，尚未稳定地统一于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西北欧亚大陆，即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广阔的地区，在名为术赤兀鲁思的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被动地走向秩序化，同时卷入整个蒙古帝国所创建的遍布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和流通经济中。例如在俄罗斯，完全不同于过去基辅罗斯那样的小国的“新聚合体”已经开始运作。在同一地区，因草原之蒙古和森林之斡罗思诸公国这一模式达到的共存状态得以长久持续，莫斯科不久即凭借与蒙古政权的密切关系慢慢兴起，最终为俄罗斯帝国铺平了道路。

在蒙古时代变成毫无边界的开放空间的世界东西方，蒙古政权以国家财政或公权力来维系和保障着陆海交通方面的运作方式、便利和安全，使人员和物资得以以空前的质和量往来交流，文化、宗教、思想、知识、信息、学术、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也得到了大发展。在思考人类文化并联想到作为世界现象的资本主义的产生等问题时，我感到蒙古世界帝国及其时代所发挥的作用的确非常重大。其中的很多方面仍然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有待发现。附带说一下，蒙古时代游历东西方的人当中，光是出名的就有很多。社会上习称为“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们，大多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蒙古时代之后的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进入了被称为“后蒙古时代”的状态。从政治方面的形势来粗略勾勒的话，东方是明朝和大清两帝国，中央是帖木儿和莫卧儿两帝国，西南是奥斯曼和萨法维两帝国，西北是俄罗斯帝国，共四个聚合体，再加上神圣罗马帝国，诸大型“地域帝国”并立，维持原状地直接进入了近代。在这些“近世和近代帝国”当中，四个聚合体之间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难以否认它们都曾处于蒙古帝国的影响之下。不得不承认，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史所具有的划时代和超越时代的意义确实是重大而深刻的。

历史中的知识虚构

在研究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时，有必要根据东西方的多语种原文文献和多种遗迹遗物这两大项所得出的基本数据，从一个个细小史实的考订入手，把握具有一定广泛度的事态和情况，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跨地区和跨文明圈的综合分析和判断，从而建构其总体形象。说到文献史料，以波斯语和汉语两大史料群为主，多达二十多种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以原文书、原碑文、原写本、原刊本等名副其实的“原本”形式得以流传的，这也是其特点之一。而只是对这些史料进行大致的阅读和领会，也是极为困难的。仅此一点也已经和其他历史领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说到遗迹和遗物，的确是遍及整个非欧—欧亚大陆，尚未发现、尚未介绍和尚未处理的情况非常多。例如，即使被说成是“蒙古时代的考古学”等，但事实上听到的却多为笑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穷尽人类知识也取之不尽的可畏的领域。

尽管如此，近年来由于水平和普及较从前大为提高，研究因此得以迅速展开。不久前，不少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事实”已经被宣布废弃。“新事实”的提出，在大实证、中实证和小实证任何一个层面都很多见。直言不讳地说，引领这一现象的是日本。日本所提出的历史形象在关系世界史的根基的领域里成为标准，这大概是第一次。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政治、国界和史料之壁垒被打破后近二十多年来的事。除了中国的开放政策、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民主化，还可以举出不少实例，例如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相对自由化，非欧—欧亚大陆不少国家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政治和历史方面禁忌的减少，作为无国界化和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所反映出的调查、研究、阅读、交流等方面条件的改善，等等。总之，这是世界形势变化的礼物。反过来说，关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这些历史，主要是在原苏联范围内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嫌恶、禁止和拒绝。这样做的出发点中，隐含着人为的负面遗产所虚构的印象。

对于蒙古帝国，长久以来多恶语相向。那是因视自身为“文明”、视他人为“野蛮”的固定模式和愿以蒙古受害者自居的情绪使然。事实上，中华文化正是在蒙古时代更加辉煌了。而且，认为伊斯兰近代的衰落和苦难不是出于自身原因而是在于蒙古的破坏，这种观点也被证实完全是虚构和偷换概念。因自尊和蔑视而产生的“慰藉模式”，与其说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倒不如说后世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当真接受这种传统说法之举是令人称奇的。

制造对蒙古的负面印象并推波助澜的是近代的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及”的欧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识体系中，不可能从正面实事求是地看待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不仅如此，倒不如说在19世纪已经成为列强的欧洲各国是依据它们共同鄙视游牧民和亚洲各地区的先入之见，将蒙古帝国作为适合的典型来观察的。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正是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成了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合适的目标。

在近代的欧美，这是异常高涨的“文明主义”和自爱，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和傲慢的产物。著名的阿布拉罕·康斯坦丁·穆拉贾·多桑的那部《蒙古人的历史》（日译本书名为《蒙古帝国史》），从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欧洲大受欢迎（史实另当别论），是因为其有意贬低蒙古的说法与即将正式开始侵略亚洲的欧洲列强的“时宜”，以及那一时代的氛围和情绪是相符合的。顺带说一句，亚美尼亚出身的多桑，以蒙古帝国将自己的祖国推入灭亡之深渊而对其产生憎恨。然而，事实上亚美尼亚在更早的时期即已失去故土，在地中海沿岸的奇里乞亚得以再生，而在蒙古统治的宽松的框架和庇护下度过了安定的岁月。

对蒙古帝国史等过去的历史所做的负面化印象，被以欧美价值观为前提的历史学家继承。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西方历史学家，实际上在亚洲历史学家中也很明显，其残留的影响至今仍然不少。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人坚信近代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所制造出的虚像是世界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论，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遗憾。虚像会引发误解和不信任的连锁反应。欧美打着“文明化使命”的旗号使自己正当化，其自负、傲慢以及刻意的谎言，譬如对亚历山大的极端英雄化和溢美之词等，举不胜举。这里始终贯串的是抬高欧洲、鄙视亚洲等地区的视角。

这只能说是历史中的知识虚构。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依旧俨然存在。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作用。近年来，对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评价，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迅速的好转，其潮流早晚会回潮到日本。

面向知识基础之再设计

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研究到底为何而存在？被称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的人们想要寻求什么，又想要表达什么呢？

自古反复出现的这些发问近年来愈加显得迫切和深刻。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走上了与以往水平截然不同的全球化（所谓的globalization）和信息化之路。伴随着经济、物流、金融、交往、视频、音乐、娱乐、嗜好、时装、饮食文化等方面的共通化和一体化，战争、对立、争端、恐怖主义、犯罪、艾滋病、传染病、疯牛病、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负面情况也明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被广义归结为环境问题的多种情况，即其典型事例。

从前被称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人的头脑中所描绘的世界形象以及世界史形象，事实上不是被追平并超越它的形式所抛弃，就是被要求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再建构。“近代之重新认识”等，是最低要求。不，更通俗地说就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依据被报道的情况，盲目地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漫无边际的思考。还有，有必要从今天这个时间点回顾过去各个时代，看它们是如何在世界规模上运作的。以这样的视角宏观地重新审视历史，对于很多人来说将会逐步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对于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现在或许是个难堪的时代。然而，从前穷尽一生也无法到手的信息和知识往往一下子就可以集中在眼前了。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不一定只能是专职人员了。就是说，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已经变成了向大众开放的领域。自欧洲出现近代大学的19世纪初以来，观察过去和现在、思考人世的过往未来的活动，多被交办给了特定的职业人员。现在它又再次慢慢地回归到了个人中间。这或许是在向本应有的状态靠近。

针对某一时期、地区和领域的研究，既要成为从原始史料入手的历史研究者，又要成为多角度描述不同时代历史形象的历史学家，绝非易事。尽管如此，为了这样的目标每天漂游在史料的海洋中付出努力的人仍然不少。此外，今天更需要的是，在史料壁垒、政治壁垒和国界壁垒基本解除的情况下，依据确凿的根据和信服力来重新构想地球这一舞台上迄今为止的历史路程，亦即整个人类史。

还需要一种超越战争、争端和对立的平台和思考。争端和对立真的不可避免吗？拿伊朗等中东国家的现状来说，可以当作“文明的冲突”等，以历史的必然式的眼光来一带而过吗？依事实来说，本不应存在的“文明的冲突”，是由卑劣的想法臆造出来的虚像，而愚蠢的政治重复着将它坐实的愚行而无所顾忌。

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路程才达到今天这个样子呢？打造出为人类所共有的历史形象和世界史形象，无论如何是很期待的。希望这种形象能够不问过去、现在和将来，为认识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视角。我们人类的“智慧”，如今正处于大的变动之中。有必要从其根基开始重新审视各种各样的“智慧”，从人类的立场出发进行再设计。

当然，那一定是一种超越个体、国界和人种，汇集众人智慧的共同行动。尽管艰难，却是必要且具有意义的挑战。我们如今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其时，历史估计会发挥出本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