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欧亚旧大陆视角下的蒙古史
当今蒙古族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一百万人左右。其中有六百多万人生活在中国、三百二十多万人生活在蒙古国，另有八十多万生活在俄罗斯。
对中国人来说，蒙古民族与蒙古草原的历史，既有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属于世界史范围。所以它包含着既互相交织、又在性质上互有区别的两个组成部分。根据这样的“两分法”，蒙古帝国（1206—1259）的历史，应该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华北、西北、西藏与云南的事实，只能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相当部分疆域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被蒙古帝国占领的时期。处于蒙古帝国占领时期的这部分国土的历史，无疑仍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可以因此便把蒙古帝国的历史径直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元朝（1260—1368）作为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产生的一系列继承国家之一，它的历史，自然就不能当作中国被一个外在于中国的政权所统治的一段殖民史来看待。这主要是因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其中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是属于今日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且元代疆域的绝大部分为今日中国所继承，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及其人口、经济和文化重心都位于今日中国境内。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元朝像汉——唐——宋——明一样，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政权。所以元朝的历史，是构成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上述区别，元人似乎是有清楚认识的。他们尊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为本朝太祖，其意颇与唐人尊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因始封唐公而被视为“建邦启土”奠基人的李虎为太祖相似。除了元太祖，元朝还有一个含“祖”字的皇帝庙号，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以前历朝庙号以“世祖”相称者凡十余例。其中最合谥法制度者，应属东汉之尊光武帝为世祖，“以明再受命”，也就是表彰他重建国家的功业。自三国而后，这个尊号的使用就日趋僭滥。司马炎、赫连勃勃皆以初立国之君而称世祖，南朝萧梁把这个庙号赠予临近亡国的短命君主——“秉性猜忌”“御下无术”的梁元帝，而金朝则以之封授从未即过帝位的完颜阿骨打的父亲。所以刘知几才会说，降及曹魏，“祖名多滥”。元以忽必烈为世祖，盖因其“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与东汉光武帝相似，他实际上也被当作一个重建帝业的人物来对待。两个带“祖”字的庙号，看来已把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有关联又须相区别的关系说清楚了。今天常见使用的“蒙元史”一名，其实也只能理解为蒙古帝国史和元代史的合称，方可成立。
无论人们在如何定位元朝的认识方面可能有何种误差，这一段历史的存在，总之是让我们对蒙古高原不再那么生疏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国人对于蒙古高原，大多还是从“长城内外”的角度，也就是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社会与汉地农业社会间南北关系的角度，去加以感知和解读的。但是蒙古高原还可以以阿尔泰山为轴线、放置到“金山东西”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去加以认识。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见横亘于欧亚内陆的一条长长的草原带。它摆动在北纬五十度线上下，从大兴安岭两麓一路向西蜿蜒伸展，在蒙古高原铺设出被戈壁分离的漠北草原与漠南草原（“漠”即戈壁），继而向西穿越阿尔泰山脉，经由阿尔泰山南坡及塔尔巴哈台山南北，先后与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和乌克兰草原相连接。从匈奴开始，东亚农耕社会所遭遇的，从来就不是仅仅局限于蒙古草原而是东西流动于整个欧亚草原带的大型游牧人群。这样的游牧人群所面对的，也不仅是东亚的汉族农业社会，还有生活在西至伊朗的广义“西域”地区内许许多多的绿洲定居人群。蒙古帝国的历史，需要在超越如此范围的一个极广阔的空间背景中，方才有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这样一幅覆盖了大半个欧亚的长卷式历史图景，即使不比“长城内外”的历史图景更精彩壮观，至少也令我们更感觉新鲜和好奇。
现在翻开在读者面前的本书，用略多于一半的篇幅，把蒙古帝国史讲得简明而极丰富多彩。作者的关注重点不在东亚，因为在从前出版的其他同类图书里他已有过讨论，故对此“本书没有专门从正面进行讲述”（见本书237页）。他在这里重点展开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东、俄罗斯，蒙古与地中海世界或西欧的关系，以及当日蒙古人的世界观念。这部分内容，正好适合熟悉东部蒙古帝国远甚于其西半部的一般中国读者的需要。本书的另一小半意在分析蒙古帝国的遗产，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要揭示出闪烁在漫长的“后蒙古时代”的“蒙古长长的身影”。这部分内容，当然是大多数中国读者更不熟悉因而也可能更想了解的。
蒙古民族对世界史的积极贡献，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理所应当的足够认识。从最早出现在塞外高原上的大型游牧人群——匈奴人被西汉驱赶到漠北草原之后，“长城内外”的基本格局，长期是游牧社会的主流偏居漠北，漠南则成为汉地农耕社会与漠北之间的缓冲地带，经常由从漠北游牧政治体中分离出来、投靠汉地的边缘群落驻牧防守。蒙古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形势。它继匈奴之后再度实现了漠北和漠南的统一，进而把高原上不同文化的游牧人群整合为一个历史民族共同体。这块高原从此才名副其实地拥有“蒙古”的冠名，并从那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蒙古时代并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瓦解而猝然结束。相反，“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起中国东北地区西至斡罗思的广阔地域上，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大体上共通地保持着生命力”（242页）。出版于1990年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从上古开篇，终止于回鹘时代。将近二十年之后，该书续编《剑桥内陆亚洲史：成吉思汗时代》面世，其内容从蒙古帝国延及它的各继承国家，乃至它们对近代世界的影响。它把内亚从13世纪后的五六百年历史概括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标题之下，其中所体现的观念，与本书作者殊无二致。
虽然具有相同的聚焦主题，“剑桥内亚史”与本书的叙事方式却大异其趣。本书提出，“新事实”可以在“大实证、中实证和小实证”等各个层面上被发现（20页）。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说法。此处的大、中、小，我以为是就问题背景的规模大小而言。所谓小实证，或即高密度实证，也就是纯考据文字；中实证即中密度实证，是使专题论述变得坚实可信的全范围实证；而大实证即低密度实证，亦即由支撑大篇幅议论的基本事实所引发的最关键实证。这样说起来，“剑桥内亚史”可算是一部中实证著述，而本书采取的则是更带形而上色彩的大实证宏观叙事的路径。此一路径最易与“公众史学”合辙，而这恰恰是本书作者旨趣所在。他说：“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已经变成了向大众开放的领域。……这或许是在向本应有的状态靠近。”（24页）
公众史学绝不应被理解为是只待专家放下身段就无不在行的领域，是仅指重述既有史学认识的一种浅显并不带什么学术价值的普及性创作。它完全可以成功地在“大实证”的宏观层次上去颠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事实’”，从而揭示出至今未曾被看清的种种“新事实”。本书堪称这方面一个极出色的示范。以下略述一两事为例以明之。
蒙古时代的波斯文史书在言及蒙古人在战胜敌方人口、部落、城市、国家，而将其吸收、纳入己方时，“多使用‘成为īl’之语”。以往经常将该词组翻译为“征服”“使降服”“使服属”等。作者指出，īl源于突厥语，与蒙古语的ulus等义，从原指“人的集团”衍义为“同集团、同族、同类”，后引申为“伙伴”。而按近代概念把它误译为征服等语，在作者看来纯属“作孽”。根据古突厥语专家克劳森的见解，é:l/ īl最基本、最原始的意义即“在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组织和治理之下的政治单元”；它似乎尤其用以指“属于同一王国的人们或共同体”。该词在波斯语里可用作“部落、部族”的诸多同义词之一，显然是一个外来词。经过这一番细致的词义辨析，本书提出，“成为īl”的意思不是被征服，而是加入同“一个聚合体、国家。蒙古令人震惊的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真正融通无碍的国家观或胸襟无限开阔的集团概念”（97—98页）。
本书对īl的解读，使人联想起世界史上著名的“伊尔汗国”。此处的“伊尔汗”，即波斯语īl-khan的译音，源于旭烈兀的自称。因为īl的尾辅音-l在元代多用“里”“利”“勒”等以l-为声母的汉字，而从不使用r-声母的“儿”“尔”等字来译写，所以在元史研究领域里，学者宁可采用唐代对突厥语é:l-khan的音译形式，写作“伊利汗”。过去都认为，旭烈兀称“伊利汗”，意思是“臣属[大汗]的汗”或“服从[大汗]的汗”。现在看来，这个名号也可能与蒙古语中的ulus khan等义，译言“立国于一方民众之上的汗”。元朝大汗与前期伊利汗之间的“宗藩”关系，反映在“合罕”（即大汗）Qakhan与“汗”（Khan）这两个称号间等阶高低的关系之中，而īl一词本身倒不一定包含臣属或服从的意思在里面。
宏观层次上“大实证”的另一生动例证，是本书对流行于中亚突厥语各民族间的“乌古斯可汗传说”的诠释。这是一部“通过乌古斯可汗的生平、征服活动及其子孙们的繁荣讲述突厥族的壮大和发展”的著名史诗（63页）。作品里的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六子又各有四个儿子，这二十四人的名字日后成为各自部落的名字。除乌古斯的嫡支之外，还有一些加入联盟的他的亲属成员，他们的子孙则形成畏兀儿、康里、钦察、哈剌鲁等突厥语大部落。
这部游牧民的英雄史诗，被放在人类历史上“首部综合史”、即堪当波斯文版《元史》的《史集》全书之首。本书作者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从乌古斯将六子分为“向左右两翼的安排”中，捕捉出一条“隐约可见”的大历史线索。乌古斯本人居中，六子各有四子。故他的左右（即东西）两翼各自配置了十二个游牧大集团，加起来共有二十四部。这不就是在二十四名游牧军团首长的带领下，“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东西方横向大幅展开来的匈奴国家的基本结构”吗？它“不仅仅是匈奴国家沿用约四百年的制度”，还延续在此后欧亚大陆中部的游牧各帝国，乃至东亚的拓跋体制遗响，如北周各自统领四军的“六柱国大将军”的制度设计之中。不仅如此，这种左右两翼、每翼含三名各领四部的大首领的配置，“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最初创立的蒙古国家本身”。因此，“乌古斯可汗传说”既生动反映了自匈奴以来欧亚大陆游牧社会对于自身政治传统绵延不断的历史记忆，也折射出以乌古斯族为核心的塞尔柱朝走出中亚的史实，并且还体现着“与‘事实上的成吉思汗’之间形象的联动”（64—69页）。
在以日常习俗及口耳相传形式来世代传递的文化中，有关上层权力操作和精神层面的传统，往往带有很大的象征与符号化特征。东西翼和“二十四长”在北亚游牧国家建置中不可能以一种完全真实的固化模式出现。事实上，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述，只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十二种官号。二十四长中还应有些什么样的其他官号，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日本学者山田信夫求证说，所谓二十四长，应是单于左右两翼各以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为方面军首长，四首长之下各辖大将、大都尉、大当户一名。单于自领的中央军团，下设左右骨都侯辅政，也相当于方面之长，故亦各辖大将、大都尉、大当户一名。因此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和左右骨都侯六人下辖的大将、大都尉、大当户总共有十八名之多。他们与六个方面军首长同样，各领万户，由此组成二十四万户。他似乎把“二十四长”说圆了。
如果山田的见解与史实相符，那么匈奴国家“二十四长”的配置，就未必与乌古斯可汗和成吉思汗时代左右翼及中央军团序列的具体形式全同。不过这一点丝毫无损于本书充满灵感的相关分析。这本是一个需要通过在时间和空间都极其广袤的范围内穿插往返，调动广博的学识去从事精密考据和通惯性运思的困难主题。可是作者却采用行云流水般的历史散文笔调，平易顺畅地把它讲述出来了。
留心阅读本书，可以不时地从中发现类似上述那样浸润着真知灼见的新颖议论。作者在不止一处强调：“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即经由明代迈向大清国乃至当今巨大中国的步伐”，就是从元代起步的（18页）; “通向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最初是由大元兀鲁思开启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238页）; “从乾隆帝时期到现在的‘大中华’的框架，与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45页）。不只如此，整个人类历史，也“在蒙古时代来了个大转弯。迈向世界史的步伐，首先就在这里”。作者进而断言，在“所谓由‘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海进’引发全球化进展的理论中，非常缺少朝向陆地的视角和见识”（75、77页）。
在审视蒙古征服俄罗斯的各方面实况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被大肆宣扬的蒙古在那里尽其所能进行破坏和屠杀的传言，仅仅表明“蒙古一直是俄罗斯点燃爱国主义火焰的便利手段之一”。“当看到大多是俄罗斯史家从古至今激情讲述的这类故事时，不由得会联想到历史究竟是什么”（128、124页）。同样，15世纪后“突然被大肆传讲起来”的波兰、德国联军与蒙古军在里格尼茨的会战，其真实性至今“仍然笼罩在迷雾当中”。它很可能是后世的“德意志扩张主义所制造的历史幻影”（131—133页）。与此相类似，蒙古军对被攻下的巴格达的毁灭性破坏，也是一个大可加以怀疑的话题。哈里发投降后，“蒙古军基本上没有进入城内。……抢劫和杀戮，基本上都是”此前被哈里发聚集起来试图抵抗蒙古人的中东各地流氓无赖、不务正业者，以及“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们干的”（147页）。总之，“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近代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所制造出的虚像”，以便把它“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22—23页）。
很容易看得出，作者对于西方殖民主义以及作为其文化遗产的西方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西方学术界对亚历山大东征的肯定，在他看来只是“把‘野蛮’转换为‘神圣’，是一种所谓的‘后智慧’”（277页）。他评价英俄等国“重新发现中亚”的大争夺曰：“对于阿富汗游牧国家来说，英国取代莫卧儿帝国作为中央政权出现于印度次大陆一事，只能是一种不幸”; “阿富汗夹在南部英国和北部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迎来了苦难的时代”（259页）。他把20世纪视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杀戮的世纪”，祈愿新的世纪能将“‘负面的20世纪’这一令人生厌的时代送走”（8页）。兰普顿的《波斯的地主和农民》一书，被他当作具有浓厚东方主义倾向的“历史研究之恶例来推荐”（286页）。这番话深刻地激起我思想的震荡。很多年以前我读此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部权威性著作看待的。看来有必要用新的眼光重估旧时的认识。
书里时而也会出现一些不怎么令人赞同的说法。历史研究者的自我期许，总该是以平实的境界，向已成为过去的时空去求真、求新、求精、求直。这是要在凭想象重建的世界里寻谜探秘。探秘者，即不断否定过时的旧说，而代之以新意新见是也。若必欲以弃旧扬新为“虚无主义”，那么历史学就天生带有某种“虚无主义”色彩。阅读本书，使人能很具体地感知上述四求的意味所在。再加上汉译者乌兰教授字斟句酌而简洁平滑的译文，也非常有利于拉近本书与非专业读者之间的距离。至于以下提出的那些或可商榷之处，即便都能成立，亦无非大醇小疵。写书评总不能光说好话。权从体例之所规制，无求全责备之意。从阅读一本书的善意心态出发，我们主要应看到它是否以及在哪些地方从正面推动了人们认识的进步。不足之处总是会有的，即使今天看来绝对正确的言论，日后仍难免从中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变得全然不能成立。所以不宜盯住别人书里某些未确之说，按“直指本心”的意图论任情放大而挞伐之。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批“合二而一”、《海瑞罢官》，旧鉴未远矣。
本书说，从蒙古帝国到元前期活跃在华北的重要人物，例如汉人军阀史天泽和张柔两人都“被正式认定为‘蒙古’人”, “甚至在接收南宋之后，也确实有旧南宋人被当作‘蒙古’人”的（103—104页）。我以为恐怕不存在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任何确凿证据。说到这里，还须稍微回到对“成为īl”的讨论。书里说“成为īl”可以引申为“成为伙伴”之意。汉译本译为“伙伴”的日语源词是“仲间”（naka-ma）。如果此处的“仲间”最合适的汉语对译词果真为“伙伴”，那么无论是否考虑到熟悉蒙古史的阅读者也许会误从“伙伴”一词联想到蒙古语里的“伴当”（nökör，元代又音译为“那可儿”。村上正二在《蒙古秘史》的日文译注本里，就是用日语“仲间”来诠释“那可儿”的），或者在当时很流行的源于突厥语的“斡脱”（ortoq，译言合伙人）, “成为īl”都不必定就是“成为伙伴”的意思。因为“伙伴”意味着在一个较小圈子之内各个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成为īl”即成为自己一方的人，然而在己方之人的大范围内部仍然是有很多等级的，其中成员未必都能与游牧新领袖结成可以称得起“伙伴”的私人关系。另外，作者说窝阔台之死很可能“是在其身边却感到越来越不得志的耶律楚材下的毒”（139页），也不知道是何种隐秘的线索引发了作者这样的猜想。
本书作者宣称，“很容易被视作中华帝国之典型的隋、唐”，由于“其出身和由来也都深深继承了鲜卑拓跋部的血液和体质”，所以从代国、北魏、北周直到隋唐两朝，都“属于‘拓跋国家’这个系列”政权链条中的一环（48页）。这个说法里包含着由含糊导向误判的可能。“血液和体质”云云，与唐前期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多出于汉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这一史学界共识，意思不大一样。盖前者是血统论，而后者属于文化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见解，是把民族看成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因而个体的民族身份界定并不取决于血统，而取决于他本人认为自己是谁的文化归属感；据此，隋唐帝室属于何种民族，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血液和体质”的问题；更何况尽管现在颇有人以为李氏来自胡族，但即使从“血液和体质”的角度，至今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确认此说。
隋唐王朝的统治体制无疑有种种“胡化”影响的成分。但是支撑着当日国家的制度主体，包括对非郡县地区施行“羁縻”式间接统治的制度渊源，仍然是从秦汉继承下来，又经过改造和发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即便这两个王朝的帝室果真都出于胡族，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无由改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唐连称来标示汉文明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历史属性。说隋唐是汲取和融合秦汉、北魏及其继承国家的制度成分于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典型”，恐怕要比武断地把它们归入“拓跋国家”系列更合乎历史的实相。
涉及蒙古时代的文献史料，“以波斯语和汉语两大史料群为主，多达二十多种语言”，使这门学问变成一片“穷尽人类知识也取之不尽的可畏的领域”（20页）。为了辨认在不同文字的材料中不断转换其书写形式的诸多关乎名物制度的特殊名称，作者特别讲究译音用字的细节，并在这方面表现出极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但在少数场合，他对此的强调未免有过分之处。对世界史上著名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作者拒绝使用源于希腊语的这个已众所周知的名称，而执意采用它的波斯文发音，音译为“哈卡玛尼什”（Haxa- maniš）。他说，“在确知其原语的情况下，西式的通称和俗称就显得奇怪了”（29页）。“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专门词条的名称，被列入由全球一千三百多名学者参与撰写的《伊朗学百科全书》。把它改成一个谁也认不出来的专名，似乎是不必要的。“匈奴”的名称在汉语以外的拼音文字里写作Hun，应该更接近于该人群的自我命名。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在汉语里也改称它为“匈人”？无论是汉文史料中的“吐蕃”或内亚及中东各种语文乃至西文中的“吐波特”（Töpüt、Tubbat、Tibet等），即使不全都起源于粟特语，至少都不源于古代藏人的自称。难道我们应该也为古代吐蕃王国的自称（Bod Chen-po）另拟一个假古董式的新名称吗？
本书认可东南亚史、内陆亚洲史、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等“作为多元领域”的各个聚合体单元，却唯独不认可东亚史也可以是与前者相当的一个范畴。据说“东亚这一用语隐含危险和质疑”，所以作者坚持，应当把它裁解为“日本史、朝鲜史、中国史”，分别加以处理（31—33页）。这是因为17世纪的日本已“与超越日、中、韩的‘世界’相遇”，幸得以在欧亚大陆被分割成几个“陆上强国”之时，走上建立“海上强国”的道路，从而“出人意料地和欧洲处于相似的状态”的缘故吗（249—250页）？作者语焉未详，无须对此多加猜测。不过这样的议论总易于让人联想到日本从前的“脱亚入欧”论而感觉有些奇怪。
全书的结束也耐人寻味。作者提醒说“为了更好地生活于‘当下’”，历史既必不可少，同时“也应着眼‘今后’”；而联系着三者的纽带，就是“帝国”的形态。读到这些话，我好像看见了作者面对“还根本没有最终确定”的“广义的亚洲”时那双忧郁的眼睛（272—273页）。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