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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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雪精神心自安

那么,孟子这样的“不动心”,做起来难不难呢?一个人开始时,对功名富贵不动心,还比较容易;但是当功成名就时,还要自己不动心,那就很难了。人在功成名就、踌躇满志时,就以为自己最伟大了,这一念就是动心。所以唐末诗人有一首诗说:


冥鸿迹在烟霞上 燕雀竞夸大厦巢

名利最为浮世重 古今能有几人抛


这诗里的“冥鸿”,出自《庄子》的典故。所谓冥鸿南飞,又有“鸿飞冥冥”的成语,是说有一种高飞的巨鸟,经常展翅在白云上面,自由自在,任意飞翔,弓箭罗网都捕捉不到它,甚而它栖息在哪里,人们也不能确定。所以诗人把冥鸿比作不为功名富贵羁绊的高士,寄迹在天空轻云彩霞之上,偶尔能看见它的身影,忽然又飞得无影无踪了。而一般追名逐利的人,就和那些筑巢在大房子梁柱上的小燕子一样,一天到晚吱吱喳喳乱叫,都在自夸居住的房屋有多么伟大,梁柱雕刻得多么华丽,而事实上它们只是筑巢在那里栖身而已。这就等于一般世人,栖身托命于名利,而对自己的功名富贵自夸一样的可怜。

这首诗在前两句,以比兴做了隐喻,下面两句就点明了主旨,大有一吐为快的味道。“名利最为浮世重”,世界上的人都看重名利,“古今能有几人抛”,从古到今能够有几人把名利放弃不要的?你我都是燕雀者流,只怕一个大老板,多给我们几个钱,就在他那里栖身托命了。他这里还只是讲一般的名和利,如果像公孙丑所说那样的功成名就时,那就更严重了。

我们再举例来说,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年纪轻轻,逐鹿中原,征服群雄,登上西楚霸王的宝座时,才二十多岁,就“天下侯王一手封”了。后来的汉高祖,当时还是他手下所封的一名汉王哩!他在风云得志、意气飞扬的时候,有些老成、忠心的大臣建议他,不要回江东立都,而应该以咸阳作为号令天下的首都。结果这位霸王得意非凡地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到了万乘之尊的地位,不回故乡风光一番,就好比穿了漂亮衣服在夜里走路。我们现在的漂亮衣服大都是晚上穿,因为夜晚街上比白天还光彩明亮。但是几千年前穿了漂亮衣服走夜路,可没人看得见。

项羽这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就是大动心,志得意满,不知道居安思危。所以尽管他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高强武功,但却不能成大事,天下一手得之,又一手失之。其实富贵归故乡,充其量听那些老太婆、老头儿们指指点点地说,项羽啊!你这个小子真了不起!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看历史,批评别人容易,一旦自己身临其境,要做到富贵不动心,功盖天下而不动心,真是谈何容易!

像那位手拿羽扇的诸葛亮,就是了不起!他可说是临危受命,把刘备从流离困顿、几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辅佐起来,与强大的曹操、孙权,造成鼎足三分的局面,这是何等的功勋!而刘备死后,诸葛亮又绝无二心地辅助那个笨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他的临终遗言是,“成都有桑八百株”,他们家在成都有八百株桑树,每年靠桑树的收成,子孙们就够吃饭了。诸葛亮到底是千古人物,不像那位聪明的苏东坡,尽打如意算盘说:


人人都说聪明好 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蠢 无灾无难到公卿


还有伯夷、叔齐,他们薄帝王而不为,视天下如敝屣,所以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曾屡次在《论语》中赞叹他们。我们常听人说,叫我当皇帝,我才不干。当然你不干,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请你去当皇帝。我们只能说,如果有人送我西装,我还不要哩!像释迦牟尼那样放着王位不要,出了家,有了成就,这才是真本事。

前面所讨论的是就大事而言的“动心”问题,至于平常小节方面的“动心”,更是随处可见。小孩子们到了百货公司,看见饼干、玩具就吵着要,要不到就哭,这就是动心。朋友送了一条漂亮领带,好开心,这也是动心。学佛修道的人为了使自己不动心,不打妄想,于是闭起眼来,盘腿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奈脑子里却热闹地开着运动会。庄子说这是“坐驰”,外面看起来他是安静地坐着,但脑子里在开运动会,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开个没完。所有我们这些跑来跑去的念头,都叫做动心,所以说真正的“不动心”,实在也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古人有句名言:“志心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心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一个人如果立志于道德修养的话,不但后世的留名不放在心上,这辈子的功名利禄更是毫不考虑,这是第一等的人才。第二等的人是“志心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像那位桓温说的:“不流芳百世,即遗臭万年。”

我今天上午还跟年轻同学说笑话,像报纸刊登大抢案的主角那样,多出风头!国内外报纸都登他的消息,我们还做不到呢,当然这只是当笑话说说。这里“志心于功名”的“功名”,是流芳百世之名。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一旦“志心于功名”的话,什么黄金、美钞、汽车、洋房都不放在眼里了。古人除了这两句话,还有第三句话:“志心于富贵者,则亦无所不至矣。”这是第三等人。像现在大专联考,填志愿表时,先看准哪个科系出路好、赚的钱多,就往哪里钻。像这样立志为赚钱而学的,如果能够成为盖世的人才,那才是天大的奇迹呢!

和古人这句话很像的,便是宋朝陈仲微说的:“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禄就是薪水、待遇。古时候官员们每年领多少担米,这就是“禄”。唐太宗当年开科取士,那些英才到底还是被“禄饵”所钓,被“名航”所载。真正志心于道德的奇士、英豪,反而都隐居起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提起隐士,常常流露出对他们的敬意。而中国文化中,除了孔孟等救世救人的思想外,隐士思想也占了很重的分量。道家常有些隐士,连名字都不要了。像广成子、赤松子、黄石公等,到底叫什么名字都无从得知。唐代有一位得道的道人,一年四季披件麻衣,后世只好称他为麻衣道人。禅宗也有一位纸衣道者,他可比我们进步,一千多年前就穿起纸衣。在这些连名字都不要的人们眼里,“名航”算什么!他们不屑于上船。不上船怎么办?你开船好了,他游泳,慢慢来,要不然他干脆躲到山上去了。

其实,自宋儒倡研理学,讲究孔孟心法的动心忍性,见之于事功,用之于行事之间的,除了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王阳明、清朝中兴的名臣曾国藩之外,到了蒋公中正时,他的修养心得有两句名言:“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推开蒋公的功过等不谈,如果公平谈论儒家理学修养的心得,老实说,这两句名言的造诣,当世再也无人可及了。如果蒋公在世,我便不能如此说,因为会被人误会为谀辞。我相信将来学术文化史上,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