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录体与宋代印刷业

语录体的出现，可以追到《论语》，班固（32～92）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李二曲（1627～1705）《四书反身录》亦云：“《论语》即孔门之语录。”但《论语》文本还是雅言为主，究竟保存多少当时师徒对话时的“口语”，还是个问题。《旧唐书·经籍志》录有孔思尚《宋齐语录》书名，该书早已散佚，明朱荃宰（生卒年不详）在其《文通》（卷二）中曾指出该书系“琐言”，“嘲谑调笑之余，用资谈柄，可助笔端”，想其风格大致与《世说新语》相类似，但其面貌究竟如何已不得知。“王孔子”王通（580～617）有《中说》一书，该书不仅在形式上全然模仿《论语》，为对话体，亦为门人所记，而且书中语式亦仿《论语》。故该书虽可说是“语录”，但不是口语之录，在文体上更像扬雄的《法言》一书。

语录体的兴起一般都追溯到那些重视口传的禅宗大师们。John R. McRae指出，在8世纪书写的禅文本中，包括敦煌出土的文献（如神会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口语化的倾向。柳田圣山也指出，形成于马祖道一（709～788）之后的语录体，以机缘问答的形式，表现了禅宗特殊的口语教学风格，语录体是对传统佛教的“革命”，颠覆了六朝以来佛教注经的传统，强调了佛陀教学中口传的性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种种带有语录性质的文本并不是以“语录”命名的，记录师徒对话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即是例证。后来流行的唐代禅师的语录体著述如《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庞居士语录》等等，多是在宋以后加工形成的。10世纪中叶禅宗开始出现语录形式，如《祖堂集》（成书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即952年，比大名鼎鼎的《景德传灯录》还要早五十多年），该书完全用古式白话文写成，语多方言，字多简体。在北宋初期尚在流行。但其后便不复见于中国本土，亦未收入《大藏经》。

理学家的“语录”体不过是沿袭宗门，这在攻击理学的文人与汉学家眼里是共识，杨巍（1514～1605）《嘲儒》诗云：“尼父不言静，后儒何怪哉，纷纷诸语录，皆自五灯来。”（《存家诗稿》卷六）乾嘉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江藩（1760～1830）指出：“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又如，钱大昕（1728～1804）说：“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辞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兴，则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毫无疑问，理学家语录体的流行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实际上理学家本人往往都有出入佛氏的经历。但已有学者指出，禅宗的语录体流行乃是在理学家语录体流行开来之后发生的现象。

其实，以“语录”著述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时尚”。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993～1059）既有文言语录，又撰有大量“口义”的著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曾问学于胡瑗的徐积（1028～1103）亦有语录（《节孝语录》）传世。石介（1005～1045）撰有《易口义》等等。南宋晁公武（1105～1180）之《郡斋读书志》集列各种书目近一千五百种，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而著称。在这部中国目录学的大书之中，出现了很多以语录命名的书籍：如富弼（1004～1083）使虏时所录的《富公语录》（史部“实录类”），寇瑊（？～1032）记录其出使契丹贺辽主生辰往返所见闻的《生辰国信语录》（史部“地理类”），章谊（1078～1138）所录之《章忠恪奉使金国语录》（史部“地理类”），李畋（生卒年不详）记录张忠定公（咏）守蜀善政的《张忠定公语录》（史部“传记类”）等。自然大量的禅宗语录也见于“释书类”之中，如《宗镜录》（一百卷）、《庞居士语录》（十卷）、《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传灯玉英集》（十五卷）、《锦囊集》（一卷）等。

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这么多语录体著述，确实说明当时出现了一种“以俗语为书”的时代风气。近人谢无量说：“宋时多以俗语为书者，其论学记事者有语录，杂史琐闻有平话，而戏曲亦渊源于此时。”

时代风气的形成自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有宋一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此为史家所公认。谢和耐指出，11～13世纪的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相比，“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在科学文化领域，追溯经典传统，传播知识，科技飞跃发展（如印刷、火药、航海技术、摆钟，等等），新哲学与新世界观出现，这一系列现象可比拟于西方之文艺复兴。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制墨、雕版工艺均有突飞猛进之发展，苏、浙、蜀、闽书坊林立，书籍印刷与流通盛极一时。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1249～1333）《赠鬻书人杨良甫序》一文对此有生动描述：

古之书在方册，其编帙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师率口传，而学者以耳受，有终身止通一经者焉。噫！可谓难也已。然其得之也艰，故其学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学名其家。纸代方册以来，得书非如古之难，而亦不无传录之勤也，锓板肇于五季，笔功简省，而又免于字画之讹，不谓之有功于书者乎？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尝有与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而或不然，何哉？挟其可以检寻考证之且易，遂简于耽玩思绎之实，未必非书之多而易得者误之。噫！是岂锓者之罪哉！读者之过也。

生活在这样一个印刷业、书籍流通业空前繁荣的时代，宋代文人与经师自身亦有切身感受，苏东坡（1037～1101）在《李君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景德二年夏，宋真宗（968～1022）幸国子监，阅库书，问及经版情况，祭酒邢昺（932～1010）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国子监刻书、地方官刻、民间私刻、坊刻，刻书、印书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版权意识”也应运而生：“书籍翻板，宋以来即有禁例。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据说这是世界最早的版权记录。“版本”一词亦开始流行：“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赵宋被称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版刻的形态与制作，皆足以为后世的模范。从宋代起，刻书企业化”，今天意义上的“出版业”可以说是肇兴于宋。出版业的兴盛，为语录体流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