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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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29

总体来看,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没有正人君子,也没有狡猾的骗子,没有羊羔,也没有恶狼;有的只是受到惩罚的人和没受到惩罚的人。

雅各布·瓦塞尔曼雅各布·瓦塞尔曼(Jacob Wassermann,1873—1934),犹太血统的德国作家。——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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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马塞尔·佩里顾的葬礼是一片混乱,甚至干脆就以一场闹剧收场的话,那么,话又说回来,它开始得倒是很准时。一大早,库尔塞勒林荫大道就封闭起来,施行交通管制。共和国卫队的军乐队聚集在庭院里,呜里哇啦地试着调音,一辆又一辆的小轿车开来,把一位位高官达人送上人行道,大使、议员、将军、外国使团,他们全都板着脸,彼此招呼致意。台阶上方高高悬挂着拖缀了银白穗饰的黑色华盖,上面标明了死者的名讳,两边的拖裾一直覆盖了宽阔的台阶。几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从华盖底下经过,他们遵循葬礼主持者的暗中吩咐,跟所有人一起静等着遗体的抬出。人们认出了不少社会名流的脸。如此重大的葬礼,好比公爵家的一场婚礼,或者吕西安·勒隆吕西安·勒隆(Lucien Lelong,1889—1958),法国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时装系列的一次展示。这种场合,凡有一定身份者,就该表现得有派头。

玛德莱娜虽因父亲的故去而悲痛万分,却强忍着悲哀,忙里忙外,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发出秘密指令,掌控细枝末节,远比共和国总统还要操劳。她早已告知众人,说是总统本人将亲临葬礼,在“他的朋友佩里顾”的遗体前寄托哀思。仅凭这一点,一切就顿时变得复杂百倍。共和国的整套礼仪规矩实在是太严格,就如在一个专制王朝中那样。佩里顾家的府邸顿时挤满了保障安全的便衣保镖和负责迎来送往的礼宾官,再也没有了片刻的安静。这还没有算上一大批闻风而来的各部重臣、四方要员、顾问幕僚。国家元首就是某种捕鱼船,身后永远紧随着大群大群以捕捞的鱼虾为食的鸟儿。

时间到了,玛德莱娜登上门前的台阶,戴着黑色手套的双手优雅地交错在身前。

汽车驶到,人群静下来,总统下车,举手致意,走上台阶,把玛德莱娜紧紧抱了一下,一言不发,大悲无言嘛。然后,他做了一个优雅的规定动作,为她让出通往灵堂的走道。

总统的到场不仅是他与刚刚去世的银行家情谊笃深的一大证明,而且还是一种象征。没错,此情此景,实在是异乎寻常。随着马塞尔·佩里顾的黯然离世,“法兰西经济的一盏明灯熄灭了”,那些善于拿腔拿调的报纸采用如此的措辞来做标题。其他的报纸则评论说:“继其爱子爱德华的自杀悲剧之后,他也没能活过七年……”随他们怎么说去吧。马塞尔·佩里顾曾是国家金融生活的一个中心人物,每个人都隐隐感觉到,他的逝世标志着一种时代的巨变;而这一改变,尤其因为三十年代展开的是相当黯淡的前景,更让人担忧不已。世界大战之后紧随而来的经济危机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法兰西的统治阶层,当初曾把手放在心口,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战败了的德国会赔偿它所毁坏的一切,直到赔出最后一个铜板,而现在,他们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食言了。国家,等待着有人来重建住宅,重修道路,安抚阵亡者家属,支付伤残者的抚恤金,为退伍兵安排工作。简言之,它得重新回到从前——甚至还更好,因为它赢得了战争——因此,国家听天由命:这一奇迹恐怕永远不会出现,法兰西将不得不胡乱穷对付了。

马塞尔·佩里顾恰恰是昔日法兰西的一个代表,那个法兰西曾如一个优秀的当家人一般,很好地掌控着国家经济。如今,人们实在不知道他们即将送往墓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重要的法国银行家,还是一个他所象征的往昔时代。

灵堂中,玛德莱娜久久凝视着她父亲的脸。几个月来,衰老已成了他的基本活动。“我得时时刻刻留着神,”他这么说过,“我担心我会散发一种老人味,会忘了想说的话;我害怕我会碍别人的事,被人发现在那里自言自语,我不得不监视我自己,这花费了我所有的时间,衰老,可真累人啊……”

在大衣柜的一排衣架上,她发现了他那件最新的上装,一件熨过的衬衣,还有他擦得锃亮的皮鞋。一切全都准备好了。

头一天,佩里顾先生跟她还有外孙保尔一起吃晚餐。保尔才七岁,有一张漂亮的小脸,面色苍白,性格腼腆,说话结巴。但是,跟往日的那些晚上不同,老人没有问他功课的进度,也没有问他白天的作息安排,更没有提议继续下方格跳棋。他始终若有所思,但并不忧虑,当然不,而是几乎陷于幻想,这远不是他惯常的样子:他没怎么动他餐盘中的饭菜,只是保持微笑,以表示他就在那里。由于觉得晚餐时间拖得过长,他早早叠起了餐巾,“我要上楼去了,”他说,“你们慢慢吃吧。”他紧紧地搂了一会儿保尔的脑袋,“好了,睡个好觉。”由于时常会感觉疼痛,他走向楼梯的脚步有些蹒跚,身子有些发虚。通常,他离开餐室时,会说上一句“都乖乖的”。那天晚上,他忘了说。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当灵车由两匹披了甲衣的马拉着,前行到公馆的庭院中时,殡仪馆主持人把这家的亲朋好友拢集到一起,按照礼仪规矩,安排各人的站位。玛德莱娜与共和国总统并肩站立,目光凝定于橡木棺材,那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银十字架在闪闪发亮。

玛德莱娜身子微微一颤。几个月前,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她单身,更确切地说,是离了婚,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那都是同一回事。她的前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在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之后蹲了监狱。而这种没了男人的女人的情境,对她那关注未来的父亲来说,实在是令人焦虑。“在这种年纪,女人是要再婚的!”他说,“经营一家与众多商贸企业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银行,那可不是一项女人能干的事业。”对此,玛德莱娜也同意了,但她有一个条件:找一个丈夫,这勉强可以,但别再来一个男人,跟着亨利,我算中了头奖,谢谢了,婚姻嘛,这还好说,但是,那玩意儿,就别指望我了。尽管她时常期望过相反的结果——她对她最初的那段被证明多灾多难的婚姻还曾抱有过不少的期望——而现在,很明确,一个配偶,说得过去,但到此为止,尤其是她根本就不想再生一个孩子了,一个保尔,已经足够让她得到幸福。那还是在上一年的秋天,那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马塞尔·佩里顾的生命之火延续不了多久了。看来还是得采取一些措施,凡事小心为妙嘛,因为还要经过很多年,他的外孙,说话结巴的保尔,才可能掌握得了家族事业的舵把。何况,人们很难想象这一接替,毕竟,这个小保尔说话也太费事了,也正因为词语从嘴里蹦出来难,他自己常常就放弃了表达,那可真叫一个费劲,而一个领导……

这时候,古斯塔夫·茹贝尔适时登场,显现出了本事。这个佩里顾银行的代理人,一个没有孩子的鳏夫,仿佛就是玛德莱娜的理想对象。他五十来岁,很懂经济,严肃认真,有条不紊,有自控力,颇有预见,人们只知道他对机械有一种热爱,他喜欢汽车——他憎恶伯努瓦罗贝尔·伯努瓦(Robert Benoist,1895—1944),法国赛车手,也是一位抵抗德国侵略者的战士。,但喜爱沙拉维尔路易·沙拉维尔(Louis Charavel,1890—?),法国赛车手。;他喜欢飞机——他厌恶布莱里奥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1872—1936),法国发明家、飞行家,1909年成功完成人类首次驾驶飞行器飞越英吉利海峡。,但尊敬多拉迪迪埃·多拉(Didier Daurat,1891—1969),法国航空的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后成为法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1919年开辟从法国图卢兹到摩洛哥拉巴特的航线。

佩里顾先生曾竭力为这一解决办法辩护。而玛德莱娜也曾接受了,但是她说:

“古斯塔夫,让我们说得明白一点吧,”她曾这样提醒过,“您是一个男人,我是不会跟您作对的,假如您……反正,您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但是,条件是必须保守秘密,我不想再一次成为笑柄。”

茹贝尔心里十分明白这一苛求,尤其因为玛德莱娜对他说了那些他很少会体验到的需要。

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她突然对她的父亲和古斯塔夫宣布说,这一桩婚事最终将不会成。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佩里顾先生对他女儿不只是火冒三丈,他认为她的说法太没道理了:她三十六岁,而茹贝尔五十一岁,她也不是才发现这一点的吧!而且,嫁一个年纪稍稍大一点儿的、有点儿判断力的男人,难道不是正好相反,是一件大好事吗?但是对她来说,当然不是,这桩婚事,玛德莱娜断然决定“不干了”。

就这样,就是不行。

她把大门关得死死的,没得商量。

换作别的时候,佩里顾先生说不定不会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回答,但现在,他实在太疲惫了。他摆了一下道理,坚持了一小会儿,然后就让步了,人们也正是通过这类放弃才意识到,今非昔比了,他早已不是以往的他了。

今天,玛德莱娜忐忑不安地自问,她当初做出的决定是不是正确。

当总统从灵堂中出来时,外面所有的活动都暂时搁置了。

院子里,来宾们开始读起秒数来,他们是赶来出席葬礼的,可不是来挨上一整天的,最难的事情还不是躲避寒冷,因为那根本就不可能,而是找到借口,来隐藏内心中的不耐烦。真的是毫无办法,尽管穿了厚厚的衣服,耳朵、手、鼻子还是冻得冷冰冰,人们悄悄地跺着脚,假如棺材还要推迟一会儿再出来的话,人们就要诅咒死者了。人们急切地盼望送葬队伍开始动身,至少,那样一来,众人还能走一走,暖暖身子。

有消息传来,说是棺材终于抬了下来。

院子里,身穿黑色与银色相间长袍的神父走在最前头,身后紧跟着唱诗班的孩子们,他们全都外披浅紫色的披风,内穿白色的宽袖法衣。

 

组织者偷偷看了一眼他的表,稳步走上正门前的台阶,好对现场情况能有一个更全局的视野,他举目寻找几分钟后就该引导整个送葬队伍的那些人了。

所有人都在,除了死者的小外孙。

然而,按照规矩,小保尔应该走在队伍最前列,紧挨着他的母亲,这两人要稍稍领先一步,让整个队伍跟随其后,一个走在灵车后面的孩子,就是一个总能让人感到欣慰的形象。尤其是,这个孩子面如满月,眼圈还稍稍有些发黑,看起来文文弱弱,这就给整个景象增添了十分感人的一笔。

蕾昂丝,玛德莱娜的女伴,走到保尔的家庭教师安德烈·戴尔库身边,请他去找一下他的那个学生,而安德烈正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狂热地写着什么,闻言颇有些不快地抬起头来,瞧了她一眼。

“可是,蕾昂丝……您不是都看到了吗,我正忙着呢!”

这两个人,彼此从来就不对付,实在是仆人中的一对死敌。

“安德烈,”她回嘴道,“毫无疑问,将来有一天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这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但眼下,您还只是个家庭教师。好啦,赶快去找一下保尔吧。”

安德烈很恼怒,啪的一下,就在腿上合起了笔记本,把铅笔往衣兜里猛地一塞,对周围的人连说了几声对不起,并赔上不无懊恼的微笑,从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直奔大门口而去。

 

玛德莱娜送总统上了车,车子随后穿越了庭院,人群纷纷闪开,让出通道,仿佛离去的就是死者本人。

伴随着共和国卫队的滚滚鼓声,马塞尔·佩里顾的棺木终于来到了门厅前。大门缓缓打开。

因为四处都找不到叔父,玛德莱娜就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由古斯塔夫·茹贝尔搀扶着,紧跟在她父亲的遗体之后走下了台阶。蕾昂丝偷偷四下里打量,看小保尔是不是在他母亲的身边,但他不在。安德烈返回来了,做出一个表示无能为力的动作。

棺材由一队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代表稳稳抬出,放到了敞篷的灵车上。人们往车上安放好花圈和花束。一名引导员走上前来,双手端着一个垫子,上面放有荣誉勋位团的大十字勋章。

 

突然,院子中央,那一大群官方人士被带入了一种颠簸摇荡的运动之中。人群中奇怪地形成了空洞,好像是马上就要散开,化整为零。

棺材和灵车不再是众人关注的中心。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楼房的正面墙上。所有人的叫喊生生地憋回到了喉咙口。

玛德莱娜也跟着抬起了眼睛,半张开了嘴巴:七岁的小保尔就在那上面,三层楼上,站立在窗框中,双臂展开,面朝空无。

他身穿黑色的礼服上装,但领带已被扯掉,白衬衣的领口大敞。

所有人都瞧着空中,仿佛在观望一艘飞艇的升天。

保尔微微弯曲起了膝盖。

还没等众人来得及跑上前来叫住他,他就纵身一跃,松开了窗扇,只听见玛德莱娜迸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尖叫。

坠落过程中,孩子的身体左右乱晃,像是一只小鸟被人一枪击中。一次飞速而又胡乱的坠落,最终,落在那片黑色的大华盖上,一瞬间不见了踪影。人们屏住了叹息,有些放松下来。

但是,绷紧了的呢绒又将他反弹而起,他的身子再次在空中显现了一下,就像一个魔鬼从盒子里跳出来。

人们又一次看到他在空中腾起,从幔帐上飞过。

然后,粉碎在了他外祖父的棺材上。

整个庭院突然安静下来。他的脑壳在橡木上的那一记撞击,伴随着一声闷响,在所有人的胸腔中激起了一阵震荡。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时间停住了。

当人们急匆匆地拥向他时,保尔早已仰面躺定,一动不动了。

鲜血从他的耳朵里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