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画像与民俗研究

汉画像包括汉画像石、砖、壁画、帛画等图像资料。对汉画像的著录始于宋代。民国以前，汉画像主要在金石学中得到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汉画像逐渐得到考古学界和美术史界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鲁迅曾广为搜集汉画拓片，容庚1936年出版有《汉武梁祠画像录》。新中国的汉画研究也形成了高潮，中国汉画学会已开十五届年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信立祥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顾森的《中国汉画图典》、李凇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张道一的《汉画故事》等著作数十种。国外学者也对汉画像进行了许多研究。在日本，就出版有10余种汉画像研究的著作。如林巳奈夫的《汉代的鬼神世界》（1974）、曾布川宽的《昆仑山与升仙图》（1979）、佐原康夫的《汉代祠堂画像考》（1991）等。中国学者巫鸿1989年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武梁祠研究——中国古代的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在美国引起对汉画像艺术的兴趣。

汉画像的研究有金石学的、美术学的、考古学的、艺术学的，这几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汉画像中所反映的汉代民俗文化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汉画像的研究总是与汉代的民俗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未有十分自觉的研究意识。我们应该着重对汉画像与汉代的民俗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汉画像中的图像、符号与汉代民俗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表征功能和意义世界。我们认为，作为刻画在祠堂、坟墓、石棺、石阙或帛上的图像，汉画像反映了汉代的民俗生活，系统地表现了汉代人对宇宙、时空、生死、人鬼、仙妖等的民俗观念和信仰。

在汉代的民俗信仰中，对天地的信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人总是生存于天地之间。在汉代，特别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天人关系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对象与政治信念的支撑。民俗中充满宇宙的象征主义信仰。

给宇宙一个固定的模式，并按这一模式的演变来生存，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化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性的，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理解宇宙象征主义的时候，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理论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认为民俗宗教的象征，是一种宇宙的象征论。列维-斯特劳斯和道格拉斯认为，古代人生活在一个活的宇宙中，人是活的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宇宙是一体的，不是分裂的、分化的和异化的，世界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体，是有生命的、有神性的存在物。作为表现死亡的艺术，画像石、画像砖则是那个时代人宇宙观的表现，不仅地上的祠堂画像是宇宙观的形象体现，地下的墓穴也是宇宙的象征的表现。天文图、祥瑞图、升仙图，无不是在一个宇宙象征的模式中加以图式化的。文化象征来源于极古老的文化传统，远古的巫术、神话、仪式、宗教、民俗、信仰，往往是文化象征的源头。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它的象征性，了解中国文化首先就是要从人类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去梳理出一条象征符号的线索，从知识考古学方面来确定其象征内涵。费迪南德·莱森（Ferdinand Lessing）曾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

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不仅是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古代哲学、美学探讨的主要课题，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经常要谈天说地。如屈原的《天问》等。这种对宇宙的追问，实际是对人自身的追问，不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李约瑟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这是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已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条连续的线索。”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总是相联系的，探讨天的问题，目的落在人事上。列维-布留尔就把《史记·天官书》的记载，看成是一种“原始思维”的表现。奥地利人纳特根据古代中国人把天文学家（占星家）“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而把中国人看作可怕的野蛮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与天文历法之间有多么重要的关系。现在的情况则有了很大的变化，法国的中国宗教史家施舟人（K·M·Schipper，1934—）认为，西方的控制论和宇宙论都与中国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如荣格的宇宙论，就通过威尔海姆（Richard Wilhelm）翻译的道家书籍与中国哲学有着直接的关联。他研究《老子中经》认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建立在人类自身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人体内存在一个内宇宙，并以此观察天地境界的对象”。他设想，通过一些图片可以了解宇宙的景象，并提出“汉墓中出土的神明图，都可与《老子中经》进行比较的研究”。汉画像中的天文图像，不是科学天文学的对象，而是民俗信仰中的有灵性的天，北斗帝星、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金乌玉兔、风伯雨师、日月合璧等天文图像，就是这种民俗信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