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抗癌医家辈出，名著叠见。外科当仁不让，专科专著新人耳目；内科博大精深，新说纷呈。有以理论创新擅长，有以临床经验丰富见称；有耳熟能详的大家，也有耳目一新的专家。是我国古代肿瘤医学发展的高峰时期。

张介宾，明代医家，以《景岳全书》中在理论、方剂等方面的杰出贡献而驰名医坛。他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方面有许多新的论述，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介宾作为理论大家，在肿瘤方面也往往能在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情况下，驳倒诸家之说而出新意，且观点鲜明，提纲挈领，高度概括。如“反胃一证，本属火虚，盖食入于胃，使果胃暖脾强，则食无不化，何至复出？今诸家之论，有谓其有痰者，有谓其有热者，不知痰饮之留，正因胃虚而完谷复出，岂犹有热？”对于噎膈，不仅在病因病机上有独到见解：“噎膈一证，必以忧愁思虑，积劳积郁，或酒色过度，损伤而成。盖忧思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施化不行，酒色过度则伤阴，阴伤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而且提出了“凡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的鲜明观点，谓：“上焦之噎膈，其责在脾；下焦之闭结，其责在肾。治脾者，宜从温养，治肾者，宜从滋润，舍此二法，他无快捷方式矣”。

张介宾具有相当高的哲学水平，在积聚等治疗上善于把握时机，权衡缓急，举重若轻，说理透彻，颇堪回味。如：“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而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积聚未久而元气未损者，治不宜缓，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易及，胃气切近，先受其伤，愈攻愈虚，则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此其所重在命，不在乎病，所当察也。故凡治虚邪者，当从缓治，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或灸或膏，以疏其经，但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消。斯缓急之机，即万全之策也，不独治积，诸病皆然”。

将灸法作为治疗肿瘤的常规，与药物相提并论，《景岳全书》可谓无与伦比。在《景岳全书》中用灸很有规律，反胃、噎膈、积聚等相当于恶性肿瘤的疾病，灸法必备，如反胃灸上脘、中脘、下脘、天枢；噎膈灸膏肓、膻中、中脘、膈俞、心俞、天府、乳根、三里；积痞在上者，宜灸上脘、中脘、期门、章门之类；积块在下者，宜灸天枢、章门、肾俞、气海、关元、中极、水道之类。而有些疾病就没有提到灸法，如泄泻、痢疾、痞满、吞酸、恶心嗳气、呕吐、郁证不寐、怔忡惊恐等，究其原因，可能是张景岳作为温阳派的中坚，特别看重寒邪、阳虚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反胃一证，本属火虚”“风寒外感之邪，也能成积”以及他力批张子和谓“三阳结，谓之膈”是热结的观点，“愚按此说则大不为然。夫结之为义，《内经》原非言热，如本篇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与石水；又《举痛论》曰：思则气结。是岂以结为热耶？且热则流通，寒则凝结，此自阴阳之至理，故凡霜凝冰结，惟寒冽有之，而热则无也，此天道之显然可见者，人身阴阳之理，无非是耳”。再看书中心腹痛、胁痛、腰痛、头痛等痛证无一不用灸法，当是取寒主凝涩，因寒故痛也之意。另外，《景岳全书·外科钤·论灸法》中也道出了他重用灸法的原因：“凡大结大滞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藉火力不能速也，所以极宜用灸……若毒邪稍缓，邪深经远，而气有不达，灸之为良”。

张景岳并不是不用针，而是以灸为擅长罢了。《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针灸法》仅引用长桑君针积块癥瘕法：“先于块上针之，甚者，又于块首一针，”且接着就说“讫，以艾灸之，立应”。对于灸法在本节则大书特书，尽显特色：“凡灸之法，宜先上而后下，脐腹之壮用宜稍大，皆先灸七壮，或十四壮，以后渐次增加，愈多愈妙。以上诸穴皆能治痞，宜择而用之。然犹有不可按穴者，如痞之最坚处，或头、或尾、或突、或动处，但察其脉络所由者，皆当按其处而通灸之，火力所到，则其坚聚之气自然以渐解散，有神化之妙也。第灸痞之法，非一次便能必效，务须或彼或此，择其要者，至再至三，连次陆续灸之，无有不愈者”。

《外科正宗》系明代医家陈实功于1617年所著的外科专著，“论证最详，论证最精，” ^[1]对当今中医外科影响最大。书中涉及肿瘤的论述主要有瘿瘤、脏毒、失荣、翻花疮等。在目前肿瘤临床常用的外用方药中，不少是出自陈氏的《外科正宗》。如太乙膏、阳和解凝膏、生肌玉红膏、三品一条枪、如意金黄散、珍珠散、真君妙贴散等等。其中尤以三品一条枪治疗早期宫颈癌的临床应用最广，疗效很好 ^[2]。三品一条枪锥切治疗宫颈癌的科研成果，已获1986年国家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

《外科正宗》专设瘿瘤论，在总结前人薛立斋有关瘿瘤病因病机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40余年的临床经验，大胆创新，拟订了大量的专门方剂，全面论述了瘿瘤的证型治法及方药，确定了瘿瘤病的诊治规范。

对于瘿瘤的诊断，总体来看，“初起红色光亮，微热微痛，跟脚浮浅、不坚实者为易”，“初起肉色不变，寒热渐生，根脚散漫，时或阴痛者险。已成坚硬如石，举动牵强，咳嗽生痰，皮寒食少者逆。已溃无脓，惟流血水，肿不消，痛不止，脾气衰弱者逆。破后血水不止，肿硬更增，败腐不脱，菀气恶心者死”，已概括了炎性肿块与恶性肿瘤的鉴别及预后判断。

瘿瘤治法，基本原则是“初起自无表里之症相兼，但结成形者，宜行散气血。已成无痛无痒，或软或硬色白者，痰聚也，行痰顺气。已成色红坚硬，渐大微痒微疼者，补肾气、活血散坚。形如茄蒂，瘤大下垂者，用药点其蒂茄落，生肌收敛。已破流脓不止，瘤仍不消，宜健脾胃为主，佐以化坚。已溃出血不常，瘤口开泛者，宜养血凉血，佐以清肝。溃后瘤肿渐消，脾弱不能收敛者，补肾气、兼助脾胃”，体现了不同病程阶段的不同治法。

肝气郁结，怒动肝火，血燥筋挛。坚而色紫，垒垒青筋，盘曲甚者，结若蚯蚓，遇喜则安，遇怒则痛。治当清肝解郁，养血舒筋，方用清肝芦荟丸：川芎、当归、白芍、生地、青皮、芦荟、昆布、海粉、甘草节、牙皂、黄连，神曲糊为丸。

暴急太甚，火旺逼血沸腾，复被外邪所搏而肿。微紫微红，软硬间杂，皮肤隐隐，缠若红丝，擦破血流，禁之不住。治当养血凉血，抑火滋阴，安敛心神，调和血脉，方用芩连二母丸：黄芩、黄连、知母、贝母、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熟地、蒲黄、羚羊角、甘草、地骨皮、侧柏叶，灯心为引。

思虑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土气不行，逆于肉里。软若绵，硬似馒，皮色不变，不紧不宽，终年只是复肝然，或微痛，或不痛。治当理脾宽中，疏通戊土，开郁行痰，调理饮食，方用加味归脾丸：陈皮、贝母、香附、乌药、当归、白术、茯神、黄芪、酸枣仁、远志、人参、木香、甘草、合欢根皮。

忧郁伤肺，或劳伤元气，致气浊而不清，聚结为瘤，或腠理不密，外寒搏而为肿。软而不坚，皮色如故，随喜怒消长，无热无寒。治当清肺气，调经脉，理劳伤，和营卫，方用通气散坚丸：陈皮、半夏、茯苓、甘草、石菖蒲、枳实、人参、胆南星、天花粉、桔梗、川芎、当归、贝母、香附、海藻、黄芩、荷叶，灯心、生姜为引。

忧恐损肾，恣欲伤肾，肾火郁遏，骨无荣养而为肿。疙瘩高起，坚硬如石，形色或紫或不紫，推之不移，坚贴于骨，形体日渐衰瘦，气血不荣，皮肤枯槁。甚者寒热交作，饮食无味，举动艰辛，脚膝无力。治当补肾气，养血行瘀，散肿破坚，利窍调元，方用调元肾气丸：生地、山萸肉、山药、丹皮、白苓、人参、当归身、泽泻、麦门冬、龙骨、地骨皮、木香、砂仁、黄柏、知母、鹿角胶，酒、蜜为引。

对于瘿，虽然薛立斋有筋骨呈露曰筋瘿，赤脉交结曰血瘿，皮色不变曰肉瘿，随忧喜消长曰气瘿，坚硬不可移曰石瘿之说，但陈实功根据实际经验，未循旧例，分门别类，而是提出了“通治瘿瘤初起，元气实者，海藻玉壶汤、六军丸；久而元气虚者，琥珀黑龙丹、十全流气饮”的大法。海藻玉壶汤偏重于理气化痰，由海藻、贝母、陈皮、昆布、青皮、川芎、当归、半夏、连翘、甘草节、独活、海带组成；六军丸偏重于攻毒化瘀，由蜈蚣、蝉蜕、全蝎、僵蚕、夜明砂、穿山甲组成；琥珀黑龙丹以血分为主，由琥珀、血衄、京墨、五灵脂、海带、海藻、南星、木香、麝香组成；十全流气饮以气分为主，由陈皮、赤茯苓、乌药、川芎、当归、白芍、香附、青皮、甘草、木香、姜、枣组成。用药面宽，各有侧重，君臣佐使，独具匠心。

脏毒基本上相当于直肠癌、肛门癌。《外科正宗》谓其病因病机：“醇酒浓味、勤劳辛苦，蕴毒流注肛门结成肿块”“又有生平情性暴急，纵食膏粱，或兼补术，蕴毒结于脏腑，火热流注肛门，结而为肿”。尤其是“发于内者，属阴虚湿热渗入肛门，五内结肿，刺痛如钟，小便淋沥，大便虚秘，咳嗽生痰，脉数虚细，寒热往来，遇夜尤甚，此为内发，属阴难治”一段，甚合笔者“燥湿相混致癌论” ^[3]之意。而且，结合后边“又有虚劳久嗽，痰火结肿肛门如栗者，破必成漏，沥尽气血必亡”之说，实质上已经观察到了直肠癌、肛门癌导致的肺转移现象；而“痛连小腹，肛门坠重，二便乖违，或泻或秘，肛门内蚀，串烂经络，污水流通大孔，无奈饮食不餐，作渴之甚，凡犯此未得见其有生”一段，则是对盆腔转移的描述。在距今400年以前，能有如此细致、系统的观察推断，实在难能可贵。

脏毒的证型及治疗方法，分为阴阳两大类型。“发于外者，多实多热，脉数有力，肛门突肿，大便秘结，肚腹不宽，小水不利，甚者肛门肉泛如箍，孔头紧闭，此为外发，属阳易治。宜四顺清凉饮、内消沃血汤通利大小二便；痛甚者，珍珠散、人中白散搽之；脓胀痛者针之”。发于内者，宜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天花粉、甘草，兼以六味地黄丸调治”。

唇茧基本上相当于唇癌。《外科正宗》首先明确了唇癌的归经“阳明胃经症”的新说。因为，脾开窍于唇，人所共知，也为临床实践证实。《外科正宗》之所以提出唇茧为阳明胃经症，既是唇癌疾病的特殊性表现，也是伤寒学派“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学说的发挥。对唇癌的病因病机，提出“因食煎炒，过餐炙爆，又兼思虑暴急，痰随火行，留注于唇”之说。虽然对其临床表现只有“初结似豆，渐大若蚕茧，突肿坚硬，甚则作痛；饮食妨碍，或破血流久则变为消渴、消中难治之症”短短一段，但“久则变为消渴、消中”一语却表现出了一个临床医家细致深邃的观察功夫。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首先指出了“肺痿之病何从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之说，而现今恶性肿瘤与消渴（糖尿病）相关已为文献及我们的临床实践所证实。 ^[4-5]《外科正宗》提出唇茧“久则变为消渴、消中”的见解，是我们发现古代文献中第二个表明了恶性肿瘤与消渴（糖尿病）相关的书籍，难能可贵。

《外科正宗》对于唇茧的治疗方法虽然简单但也颇有特点：“初起及已成无内症者，用麻子大艾炷灸三壮，贴蟾酥饼膏盖，日久渐消。内症作渴者，早服加减八味丸，午服清凉甘露饮，以滋化源”。热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常用方法。按中医寒者热之的观点，热疗应该属于寒证的治法，但西医临床并不区分寒热之证，也能取效。《外科正宗》用灸法治疗唇茧，也属于以热治热之法，配合“贴蟾酥饼膏盖，日久渐消”也说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看来对于恶性肿瘤来说，突破常规是必要的。当然，陈实功也知道这种局部疗法只是对于还未出现远处及内脏转移的“初起及已成无内症者，”“日久流血不止，形体瘦弱，虚热痰生，面色黧黑，腮颧红现，口干渴甚者，俱为不治之症也”。

[1]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568-571.

[2]吴玉生，邱仕君.陈实功《外科正宗》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6（3）：169-172.

[3]王三虎.燥湿相混致癌论[J].山东中医杂志，2005，24（1）：3-5.

[4]张怡梅，刘斌.恶性肿瘤与胰岛素抵抗[N].中国中医药报，2003-10-9（8）.

[5]Yoshikawa T，Noguchi Y，Matsumoto A.Effects of tumor removal and dody weight loss on insulin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cancer[J].Surgery，1994，116（1）：62-66.

《疡科心得集》是清代外科学家高秉钧的代表作。高秉钧（1755——1827），字锦庭，江苏无锡人。学验俱丰，位居《中国历代名医名术》一书所精选的85位医家之列。 ^[1]博通经方，洞晓脉理，虽治外科必参究《内经》等，探其本而不袭其末。清乾隆、嘉庆年间，以疡医名数百里，求治者往来不绝于道。在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等理论与临床方面也能标新立异，多所发挥。

《疡科心得集》例言中将外科四绝症与内科四大绝症并列，谓：“大方中有四绝证，风、痨、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已对恶性肿瘤的预后有清醒的认识。失荣，又称失营，相当于发生于颈部的恶性淋巴瘤。而马刀则相当于颈淋巴结核。《疡科心得集》有《辨失营与马刀生死不同论》，因为“一为不可治，一为可治，以患处部位相同而形又相似，故并而论之。”在这里，重点论述了失营的病因病机、命名及临床表现：“失营者，由肝阳久郁，恼怒不发，营亏络枯，经道阻滞，如树木之失于荣华，枝枯皮焦故名也。生于耳前后及项间，初起形如栗子，顶突根收，如虚痰疬瘤之状，按之石硬无情，推之不肯移动，如钉着肌肉者是也。不寒热，不觉痛，渐渐加大；后遂隐隐疼痛，痛着肌骨，渐渐溃破，但流血水无脓，渐渐口大内腐，形似湖石，凹进凸出，斯时痛甚彻心，胸闷烦躁，是精神不收，气不摄纳也；随有疮头放血如喷壶状，超时而止。体怯者，实时而毙；如气强血能来复者，亦可复安。若再放血，则不能久矣（亦有放三、四次而毙者，余曾见过）。”从上述形象、具体、生动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医专家观察之详细、经验之丰富了。对于失营的治疗，也有全面的认识：“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其应用之方，如加味逍遥散、归脾汤、益气养营汤、补中益气汤、和营散坚丸等，酌而用之可也”。这种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方法，实在是久经临床的无奈之举，大拙藏巧。他何尝不知道古人用雄黄、腻粉、硇砂、水银等以毒攻毒之方法？对于我们现代中医来说，面临经过放、化疗仍不能逆转病情的患者，大有借鉴意义。

舌疳，相当于舌癌，而牙岩则是舌癌齿龈转移。高秉钧在《疡科心得集》中将舌疳牙岩相提并论，即“辨舌疳牙岩舌疔论”。先论生理及病因病机：“舌疳者，由心脾毒火所致。盖舌本属心，舌边属脾，因心绪烦扰则生火，思虑伤脾则气郁，郁甚而成斯疾，其证最恶”。恶性肿瘤之所以至今仍是缺乏非常有效治疗方法的疑难病症，关键是对其致病机制不甚了解。看到上述高见，我想，要有所突破，恐怕首先应该从心理、情绪等方面下工夫了。次论临床表现：“初如豆，后如菌，头大蒂小，又名舌菌，疼痛红烂无皮，朝轻暮重……若失于调治，以致焮肿，突如泛莲，或状如鸡冠，舌本短缩，不能伸舒言语，时漏臭涎，再因怒气上冲，忽然崩裂，血出不止，久久烂延牙龈，即名牙岩。甚则颔肿结核，坚硬时痛，皮色如常，顶软一点，色黯不红，破后时流臭水，腐如软绵，其证虽破，坚硬仍前不退，此为绵溃，甚至透舌穿腮，汤水漏出，是以又名翻花岩也。”足见其不仅已经清楚了舌疳与牙岩的关系，而且也清楚舌癌导致颈淋巴转移的表现。对于治疗，初期“宜用导赤散加黄连”“急用北庭丹点之，自然缩小而愈”。中晚期“因舌难转掉，饮食妨碍，故每食不能充足，致令胃中空虚，而怯证悉添，日渐衰惫……虚者，归脾汤；便溏者，归芍异功汤。然此证治法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既强调早期治疗，内服外用结合，也深切体会到该病预后的凶险。

乳岩，就是乳腺癌。《疡科心得集》对其病因病机和临床表现有具体、详细、全面、准确的描述，指出：“夫乳岩之起也，由于忧郁思虑，积想在心，所愿不遂，肝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结聚成核，初如豆大，渐若棋子，不红不肿，不痛不痒，或半年一年，或两载三载，渐长渐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如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并无脓水，其时五脏俱衰，遂成四大不救。”至于治疗，仍强调“清心静养，无挂无碍”，用药还是坚持扶正为主的治疗原则，“当以加味逍遥散、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在明代，中医能准确诊断的恶性肿瘤恐怕发病率最高的非乳腺癌莫属，观察详细，治疗经验也多，所以，这扶正为主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还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切忌草草读过。

肾岩翻花，就是阴茎癌。《疡科心得集》中不仅详细准确地论述了肾岩翻花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而且强调了早期治疗以及心理调节的重要性。谓：“此证初觉时，须用大补阴丸，或知柏八味，兼用八珍、十全补之属。其病者，再能怡养保摄，可以冀其久延岁月。若至成功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值得一提的是，照高秉钧老先生的处方来看，都在16味左右，这为我在肿瘤临床的大方、复方提供了文献学依据。由于病机的复杂性，治疗癌症，除危重且不耐药者、脾胃虚弱者外，往往需要标本兼顾、整体与局部统筹，味多量大在所难免。

就像肺癌既是肿瘤内科的疾病，也是肿瘤外科的疾病一样，《疡科心得集》在肺痿的病因病机、命名及临床表现的论述上也技高一筹。“盖肺为五脏华盖，处于胸中，主于气，候于皮毛。凡劳伤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内感于肺，则汗出恶风，咳嗽短气，鼻塞项强，胸胁胀满，久而不瘥，便成肺痿；又或汗下过多，重亡津液，亦能致之”，又谓“人有久嗽后肺受损伤，皮肤黄瘦，毛悴色焦，咽喉雌哑，寒热往来，自汗盗汗，气喘不得卧，小便数而不渴，口中有浊唾痰沫而无脓，寸口脉数而虚涩者，此为肺痿。”这些描述，既有生理基础，又提出了肺痿新的病因病机“劳伤血气”“痿为正气虚”。对临床表现的观察，不仅超出前代和同时代医家，至今也无出其右者。对于肺痿的治则及治疗方法，提出了“正气虚者，治之宜缓”，“虚则补中带清”，“治痿，宜清燥救肺汤”等新观点。笔者在《肺癌中医病证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肺癌可从肺痿论治” ^[2]的观点，并在古代医家治疗肺痿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8个证型及其代表方剂，尚未包括清燥救肺汤。今读《疡科心得集》于此，倍觉新奇贴切，而且竟与拙文“燥湿相混致癌论” ^[3]之意暗合，不能不感叹中医宝库之博大以及后学如我之渺小。

《疡科心得集》中既区分了瘿瘤之不同：“瘿者，阳也，色红而高突，或蒂小而下垂；瘤者，阴也，色白而漫肿，无痒无痛，人所不觉”，又明确概括出总的病机：“瘿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也”。而且创造性提出区分五脏相应肿瘤的具体方法：“若怒动肝火，血涸而筋挛者，自筋肿起，按之如筋，久而或有赤缕，名曰筋瘤。若劳役火动，阴血沸腾，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久而有赤缕，或皮俱赤者，名曰血瘤。若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按之石软，名曰肉瘤。若劳伤肺气，腠理不密，外邪所搏而壅肿者，自皮肤肿起，按之浮软，名曰气瘤。若劳伤肾水，不能荣骨而为肿者，自骨肿起，按之坚硬，名曰骨瘤。”同时，还拟订了相应的治疗方法：“当各求其所伤而治其本。大凡属肝胆二经结核，宜八珍加山栀、胆草，以养气血，清肝火，六味丸以养肺金、生肾水。若属肝火血燥，须生血凉血，用四物、二地、丹皮、酒炒黑胆草、山栀。若中气虚者，补中益气汤兼服之。”

《疡科心得集》中对于积聚的认识相当全面深刻，既能通观全局，又能区别对待，如在病机上强调七情所伤，“盖人之气血，营卫一身，上下周流，无时或间，苟得充实顺序，积聚何由而生？一有所伤，则气液水谷，失其运旋，以致稽迟而为积为聚也。”所以，“数证者俱从郁论，病本在于肝脾，而胃与八脉，亦与有责。”“治之之法，当从诸经，再究其气血之偏胜，气虚则补中以行气，气滞则开郁以宣通，血衰则养营以通络，血瘀则入络以攻痹。”在肿瘤临床上，单纯的气虚、气滞、血衰、血瘀并不多见，也不局限于一个脏腑，往往是夹杂繁复，变化多端。这一点，作为医家自然对应有方：“如或营伤气阻者，须于养营之中，通泄其气；如或络虚则胀，气阻则痛者，须以辛香苦温，和络通降；又如肝胃两病者，宜泄肝救胃；肝胃脾同病者，则扶土制木……病由冲任扰其肝胃而逆乱者，仍从肝胃两经主治，宜疏降温通。凡此皆施治之大要，贵在医者之生心化裁耳。”尤其是对积聚既提出了总治则，又强调随机应变，颇具辩证法思想。“总之用攻法，宜缓宜曲，不可太峻，太峻则正气受伤；用补法，忌涩忌呆，须当疏利，疏利则积滞可去”，这一肿瘤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现代中医攻补兼施治疗方法的运用和把握尺度、不偏不倚的抗癌思想影响深远。“至于古人调治之方，若金铃子散、疏肝导滞汤、益气养营汤、鳖甲煎丸、旋复葱绛汤等，俱可酌用，须随机应变，不执方而方始为我用矣”。

明清时期，中医在继承历代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分专科专病深入钻研，充分发挥，学科内涵已趋丰富成熟。笔者曾就有代表性的4本现代中医肿瘤书籍做过统计，高秉钧以81次的频率，成为明清时期被引用肿瘤文献最多的医家，再通过上述内容的展现，可以说，明清时期抗癌医家之冠，高秉钧当之无愧。《疡科心得集》是当今肿瘤科医生最应着力研读的古籍。

[1]刘祖贻，孙光荣.中国历代名医名术.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1236-1238.

[2]王三虎.肺癌可从肺痿论治[N].中国医药报，2005-2-21（7）.

[3]王三虎.燥湿相混致癌论[J].山东中医杂志，2005，24（1）：3-5.

就医家个人医案来说，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经验丰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我们依据潘华信、朱伟常主编《叶天士医案大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4）对其中的肿瘤医案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冀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叶天士医案大全》共有肿瘤医案149则。其中噎膈反胃73则，癥瘕51则，积聚24则，乳岩1则。复诊率：《叶天士医案大全·临证指南医案》中84则肿瘤医案，占《临证指南医案》3123则医案的2.68%，其中有16则复诊医案，复诊率为19.04%，与《临证指南医案》其他疾病16.96%的复诊率略高。复诊有效率：16则复诊医案中6则症状减轻，10则未表明变化，有效率为37.50%。与《临证指南医案》其他疾病535则复诊医案的23.55%有效率相比高出14%。肿瘤医案中最多复诊2次，而一般疾病最多复诊18次（中风），差别明显。既说明肿瘤的治疗难度高于一般疾病（需多次就诊），也可见叶天士减轻肿瘤症状的水平较高，受到患者信任。由于年龄记载不全，《临证指南医案》中积聚5人，14～ 37（平均26.4）岁，可见良性肿瘤多。噎膈反胃17人，年龄33～ 78岁，平均56.7岁。年龄明显偏大。癥瘕12人，16～ 50岁，平均34.5岁。

对于病因，积聚有嗔怒强食，积劳阳伤，骑射驰聚，寒暑劳形，食物不节等；噎膈反胃则特别强调劳力、郁怒、老年阳伤等，还多次指出酒客多发。而我们现在对食管癌、胃癌的病因看法中还缺乏对劳倦、阳虚重要性的认识。这种社会因素和体质在肿瘤发病学上的意义值得研究。癥瘕的病因有忧伤、悒郁、惊恐嗔怒、怒劳伤阳等。几乎均与心理因素有关，是妇女多郁的具体体现。就病机而言，积聚责气责血；噎膈反胃：“高年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胃阳衰微，开合之机已废”“胃汁渐枯……三阳，燔燥烁津所致”“气火上郁”“痰饮内阻，清阳失旷”。且病因上的渐次深入或病机上的互相交织，“忧思郁结、痰凝阻碍”“阳气渐衰，浊凝瘀阻”“气滞痰聚日拥，清阳莫展，脘管窄隘，不能食物，噎膈渐至矣”。这也正是辨证用药上难以丝丝入扣并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

治疗方法则多种多样，积聚有和胃、通泄、温通阳明、理气清热、分消湿热、养血通络、破血泻肝、通利二便等；噎膈反胃用得最多的治法是开痞通阳（12次），其次是温补胃阳（11次），此外，还有理气和肝调肺胃、活血化瘀，滋养肝胃、滋养肺胃、理气化痰、温阳化浊温肾阳等；癥瘕最常用的治法是理气通络（12次），其次是疏肝和胃（7次），另外还有宣通气血、苦辛通降、通阳泻浊等。现在看来，别开生面，辨证论治，圆机活法，没有被“抗癌”限定眼目。临床用方，除大半夏汤8次用于噎膈反胃外，零散引用的方剂有妙香丸（3次）、炒枯肾气丸、葱白丸、小温中丸、禹余粮丸、阿魏丸（均2次），还用过六味地黄丸等。从方剂的运用来看，以止吐止痛等对症治疗为多，迅速达到消除症状、减轻痛苦的效果，容易取得病人的信任与配合，对继续复诊，长期治疗有利。这可以说是门诊艺术，也是叶天士肿瘤医案中复诊率远高于普通疾病复诊率的原因之一。在临床用药方面，叶天士肿瘤医案中共用单味药物191个，均为内服，无外用和其他用法，对于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来说，多种方法并用，尚且不足，何况只有一种用药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的短处。用药次数依次为：茯苓67次，半夏51次，桃仁36次，人参34次，姜汁30次，当归28次，川楝子27次，黄连、元胡23次，干姜22次，枳实、香附、小茴香18次，吴萸17次，橘红16次，白芍15次，厚朴、陈皮、青皮14次，生姜13次，栝楼皮、附子、桂枝12次，白术、麝香、枇杷叶、肉桂11次，麦芽、柏子仁10次，杏仁、郁金、当归须、川芎、青葱管9次，苏子、莪术8次，泽泻、熟地7次，炙甘草、旋覆花、山楂、鳖甲、丹皮、葱白、新绛、香豉6次。用过5次的有栀子等10味，用过4次的8味，3次的32味，2次的33味，1次的61味。值得提出的是，与其在病因病机、治法中重视“阳虚”的论述相对应，在用药上，清热药较少，而温阳药较多且一药往往多用。如葱分青葱管9次、葱白6次、葱白汁1次。再以生姜为例，分姜汁30次，生姜13次，生姜渣4次，生姜皮1次，区别使用，确有深意。从每个处方的药物数量来分析，149则医案共用药物1022味次，平均每个处方6.85味，可谓用药精练，名不虚传。从疾病类别来看，药物的作用趋向和部位以及病种等也确有分别。噎膈反胃病属中焦，故茯苓、半夏、人参、姜汁、黄连、干姜等健脾和胃药物频率远大于积聚和癥瘕。厚朴、陈皮等理气化痰散结药物用于积聚的频率最高。当归、川楝子、延胡索、香附、小茴、青皮、莪术、熟地、鳖甲等理气活血、温阳散寒、软坚散结的药物则用于癥瘕的频率明显偏高。噎膈反胃73则医案中用姜52次（姜汁25次、干姜18次、生姜9次），达71.23%，反映了一定的规律性。习用瓜蒌皮、枇杷叶、杏仁、苏子、旋覆花之类和降肺胃之气的药物治疗噎膈反胃是叶天士独到经验。

叶天士有一定的社会医学思想，强调心理调节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常有“安静快活，可延年岁”“当怡情善调”“开怀怡养，斯为第一要策”等医嘱，足见高人一筹。且常能防患于未然，“以脉论之，日久恐有关格大患，未可不早为图之”等等。当然，他对恶性肿瘤的预后还是很清楚的，诸如：“累遭病反，老年难以恢复，自能潜心安养，望其悠久而已，药不能愈是病也”，“极难调治”，“仅可延年。”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才在对症治疗方面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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